【希望理想主义精神薪火相传】理想主义者女生的性格
时间：2019-04-26 03:30:0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民主与科学杂志社这次主办“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研讨会，这么多科学家、学者到会，几位80多岁高龄的院士、学者都坚持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对我们的工作是鼓励，也是鞭策。
1986年科技日报文化副刊创办时曾提出三句话作为办刊宗旨：“以科学为准绳，用科学来审视过去的文化；用科学来武装现在的文化；用科学来探索未来的文化。” 并举办了“将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讨论会，这是钱学森、袁翰青等老一辈科学家和龚育之、孙小礼等学者倡导和大力支持的。26年过去了，我们对科学和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入，所以，这次会议我们提出“将科学精神注入（融入）我们的文化”，应该更准确些。
20世纪80年代，学界还有着真诚的理想主义情怀，开过数次倡导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联盟的会议，进行了多次讨论。20多年前提出的诸多问题，到今天再来看，仍是我们现实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社会问题更尖锐更突出。20多年过去了，我们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都不年轻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当时做的很多工作为什么会停顿？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科学发展需要什么社会文化土壤？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文化建设需要注重什么?这里面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非常多。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仍要将科学精神（理性，求实，分析，实证，质疑，批判，创新等）注入我们的社会文化土壤。
我们注意到，在最近的社会文化构建的讨论中，一些人文学者在强调科学精神。学者王蒙在回答记者“文化强国，我们靠什么，我们差什么”的提问时说：“靠的是我们长久的历史传统与阔大的多民族文化成果的丰富性；缺少的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与实证主义的根基与民主法治操作的明晰性、熟练性、严密性。自信的文化必然是敢于也善于有所自省、有所反思、有所创造也有所发展转化的文化。” 学者易中天谈道：“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以为，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是这四种精神之总和。不能怀疑，不准批判，不会分析，也想不到要去实证，当然不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不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结果是，文科生变成字纸篓，理科生变成机器人。”学者陶东风也谈道：“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双重缺失的时代，科学是求真的，但是今天有多少求真精神呢？作为一种‘精神’的科学，不但适合于自然科学领域，也适合于社会科学领域，比如在历史研究领域要讲真话。我们的科学精神很不够。这也表明科学精神不能孤立存在，其实它需要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支撑。”
作为当年“将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讨论的亲历者，我也深有感触。中国正处在高速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的阶段，社会文化问题凸现，其核心问题指向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应该认识到，随着社会生活的转型和巨大变化，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正在解构，而能使广大群众可以信服，能解释现实，认识发展方向的价值体系尚未真正建立。中国革命队伍从战争年代以革命为目标建立的基本价值观，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面对眼花缭乱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现实，这一代的价值观第一次受到剧烈冲击。凡是有思想，在思考的人，都经历过精神炼狱。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之后，那个时候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很多，在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很多人会有那么大的希望，是因为大家对恢复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对公平正义的信念，都抱有很大的希望，理想主义的火焰仍在燃烧。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有追求的青年中又呈现了生机勃勃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朝气。我给年轻同志看了一张20世纪80年代初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当时的年轻人，因为那时候家中条件不好，晚上就在天安门广场的灯光底下，坐在地上读书，旁边支着自行车，非常感人。这种崇尚科学和文化的社会风气是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的？我们深入思考过吗？
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非常重要。“文革”结束后我们面临那么多积重难返的社会难题，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看到了明天的希望和方向。上世纪90年代后，我们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但我们没有将民族的精神价值进行深入的梳理，对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文革” 的教训未进行深入反思，法制建设和普及也未就绪，人们在价值观和精神寄托上没有很好的准备，十几亿人匆忙地进入一个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轨道。我们的经济应该说发展得很快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文化建设的硬件设施也是今非昔比，但是我们的精神价值体系在一个时期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明显滞后了。社会生活中很多人从“文革”时代的政治狂热和领袖的个人崇拜，迅速转化为对金钱至上，对财富、权力的迷恋和崇拜。现在精神价值缺失，我觉得不只是年轻人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中的众多人们普遍地找不着北的状态，包括很多干部在内。改革的推进已进入深水区，如果说当年我们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现在就不仅仅是观念问题了，而是利益问题。有位学人讲过，你看我们以前的很多干部，虽然水平有限，也犯了很多错误，但你看他们的眼睛，他们大多数是真信。而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做官样文章，说官话，你看他们的眼睛，自己也不信，心里是另一套生存、谋官之术。现在不少人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心里都有自己的算盘。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人们按照双重标准生活，将功利主义奉为“社会硬道理”，社会所赖以进步的那些核心价值就会被虚无化，重建价值的努力会非常艰难。虽然自“五四”以来科学和民主是我们民族志士仁人大力追求的目标，但这种追求的道路异常慢长曲折，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始终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不论是在先驱们将“科学、民主”的号角吹响的昨天，还是在已把“科教兴国”作为国策的今天。
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谈科学精神时曾精辟地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试问今天就是科学界、教育界又有几人能把“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真正作为工作生活的准则？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算计利害”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当今社会生活的特征，这正是我们社会缺乏科学精神的深层原因。老百姓在社会生活中“算计利害”是必要的，高尚文化需要培育引导，需要制度和物质的保障，但我们的各级政府及文化、教育部门在算计什么利害，是自己的，还是国家民族的，是短期的，还是长远的，就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的社会土壤有精华养分也有糟粕，王蒙先生说，中国文化有独特的连续性、抗逆能力、自省能力与应变能力。但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中也有实用化、功利化、平庸化的深层卧底，每当气候适宜，低俗文化甚至恶俗陋习也会滋生蔓延。对此，我们必须警钟长鸣。要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抗逆能力、自省能力，增强具有方向感和自觉性的应变能力。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根本和灵魂，也是一种精神品质，科学精神应成为现代人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的一部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人的情感世界自有独特性和复杂性需要人文精神，而科学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生互补中，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走向进展的良胜循环。
人们需要一种信念和精神寄托。一个社会越是快速发展的时候越是需要信念和精神寄托。一般来说，信念的建构需三个条件：一是所信奉理论的科学性；二是一个群体对价值的共识和认同；三是感情的融入。这才能形成贯穿在人的世界观之中的一种意识规范。
目前的意识形态领域空前复杂化，这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局面，错综复杂。我们的民族面临着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重建的历史性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一批人坚守基本价值和我们的文化真脉，不以物移，不为己虑，坚持在社会实践中真诚探索，身体力行，坚持做科学与文化相结合的传播、普及工作。
培育适应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土壤，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要关注的社会文化，是那些渗透在千百万国民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化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是一种能够推动或阻碍民族进步的现实文化。对此，需要足够的估计、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坚韧。
科技日报记者感慨26年后这个主题会议转到九三学社，我回答：人在，阵地在；人在哪儿，阵地在哪儿。九三学社老同志倪正茂在参加此次会议离京时话语掷地有声：石在，火种在，共同坚持努力。
一位教育家说过：“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我们要多吸引一些年轻人，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土壤中扎根，让理想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