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清华的电影【今天我们如何纪念清华】

　　清华百年，人们总会提起清华精神，或者总要把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联系起来，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清华与北大的历史地位太重要了。但谈论清华精神并比较北大传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先要问一句，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清华精神或者北大传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清华、北大在这历史中也随时时代变化而发生变化，清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如果单举个别事例或者就某些个人特殊的历史贡献来说明清华精神，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一般的知识逻辑，如果说清华精神的核心是自由主义，那么何以解释1966年“红卫兵”这个称呼产生在清华？何以解释清华在1966年一度成为中国混乱政治的中心？如果说清华为中国的科技贡献过重要的科学家，但同样清华也曾经把最有才华的物理教授徐璋本送进了监狱，还有著名的右派黄万里先生，一生在清华主流中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近年清华最为人称道的是出了许多政治家，但我们想到中国民主化进程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我们不禁要问：清华出身的政治家的治国理想和政治智慧有多少是得之于清华精神？它和出身于其它中国大学的政治家有什么不同？北大传统，也同样面临这样的诘问。如果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那么“文革”何以在北大发生？北大如何解释林昭个人悲惨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笼统谈论清华精神或者北大传统，而只能以清华在某一历史时期主要体现出的某些精神侧面，来大体分析当时何种风格或者何种做事的习惯在清华师生身上成为主导精神。清华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北大也有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曾经的辉煌，也有不可回避的耻辱。
　　如果说有一种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旧清华身上，而新清华就其主导的教学风格与学风而言，和其它同时代中国大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指当普遍的政治气候主导一切的时候，清华能够特立独行，而显示其个性和风格，在新清华时代，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气质在清华作为整体精神风貌呈现出来，相反，在新清华的蒋南翔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总能和现实政治达成平衡的清华，而不论这种政治是进步与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些曾经引为自豪的清华自由主义精神瞬间消失，“听话，出活”成了一种新校风，把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在大学里，这种新时代的创新，很难让人再想起清华的自由主义精神。
　　旧清华和新清华的分界线在1952年，即中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以后。我们来回忆一下清华的历史：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一个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是同步的。现代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起步时候必然要伴随的文化事件和体制变革。没有早期的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人才资源会很贫乏。清华正好在中国近代向现代转型中承担了重要职能，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件幸运的事情。
　　清华大学原来叫“清华学堂”。清华的历史通常要从1911年算起。实际上，她的历史还要往前推3年。清华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生是1909年，派了47个人去。第二次是1900年，派了70个人去。第二届学生里，有名的比较多，比如胡适、竺可桢、赵元任。1911年还派了一次，有63个人。没在清华读过书，但以“清华留美学务处”名义直接把学生放到美国去，在清华校史上只有这三届。
　　1911年建立清华学堂，后来又改称“清华学校”，到1928年建立国立清华大学前，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属学部和外务部联合管理。从一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从派出去留学到回来，基本要10年时间。胡适1910年到美国去，1917年回来就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新文化运动。1920年以后，清华放洋的学生就开始回国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1949年前，中国政界、企业界、银行、海关，还有文学、教育等行业，中国社会上层，基本以清华人为主。那时回来的清华教授待遇很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很重，不回来服务是说不过去的。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基本是在清华奠定的，自然科学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清华放洋有个比例，80%的人要学自然科学，大部分是工科，跟实用有关。20%学的是法律和政治。
　　拿清华钱出去的，我们称为“庚款”留学生，因为 1900年是庚子年。义和团事件后，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给八国联军的赔款是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美国人得到的大约是2400万两。1906年，美国外交部和知识界的人士，他们对庚子赔款的总体评价是这笔钱要多了。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外务大臣梁诚，他也在美国朝野活动，希望能把这笔钱用特殊的方法处理，这个看法也影响了美国政界的一些要人。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当时美国的总统老罗斯福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最早披露在一本名为《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的书里。这封信里，詹姆士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如果哪一个国家能够吸引正在变革的中国青年，那么这个国家以后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詹姆士观察到，在1900年前后，中国人大部分到日本或欧洲留学。詹姆士看到这点就向老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往美国派留学生。
　　1909年，中国外务部和美国就达成了协议，把美国应得的庚子赔款分39年时间退给中国，要求中国每年派100个学生到美国学习，然后再让他们回国服务。有了这笔钱，才有了后来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过去讲清华大学的历史时，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美国文化侵略的一个产物，学术界现在不使用这个说法了。不论退还庚款的动机如何，从结果上说，至少对中国有两大好处：第一，为中国现代化初期培养了大量人才；第二，传播了现代文明理念。
　　今天我们纪念清华百年，更多是关注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清华有趣的现象很多。比如从文学上来说，好像有一种“北大开花，清华结果”的现象。新文化运动发轫于北大，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清华是最出作家的，比如闻一多、汪曾祺、曹禺、钱钟书、王瑶、何其芳、李健吾等等，九叶诗派有七个是清华的。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学术上有一个清华传统，叫做“清华学派”，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观察清华近1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清华确实是比较好地融合了中西学术传统的典范。
　　我们已经纪念过北大的百年校庆，现在又要纪念清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清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想想，在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出过力的各种人士，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来，又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武有孙立人，文有梁思成，可见一斑。胡适是由清华出来最后落脚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经历有象征性，中西文化的最终融合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怎样的诚意来努力。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大学，在他们后半生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的，但清华没有，她的校名没有变来变去，没有因为政治和其它的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消失。特别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他们本来是一家。清华的路是不平坦的，她不仅有这边的清华和那边的清华之分，还有老清华和新清华之别，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用当年清华学生的概述：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老清华是综合大学，新清华是工科大学，清华为综合大学的历史短，为工科大学的历史长，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真正的清华人才品味得出来。
　　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如果非要用意识形态的逻辑去推断和分析，是很难有清晰、连续历史的，或者说一所大学后来的辉煌常常与他初期建立的历史是背反的，我们只能尊重历史。清华大学的建立是美国文化影响中国的一个典型事例，作为一个历史存在，它有曲折的命运，但无论我们怎么评价，美国在清华大学建立中起的作用，它的优点胜过缺点是一个基本判断，旧清华的这个底色是它的校风和学术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说旧清华有所谓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用通俗的说法说是当时清华师生中的一句流行语，这句话我是从已故作家钟道新那里听来的，钟道新是听他父亲说的。钟道新从小在清华长大，他的父亲钟士镆先生是清华教授，一度做过新清华的副校长。这句话是：要在清华混，你爬也得爬到美国去。这句俗语，可以理解为清华的美国化程度，也可以理解为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追求，用王浩描述当年在西南联的感受时的话，就是当时大家做人做事有一种暗合西方传统的习惯，即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用陈寅恪的话说，清华精神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清华精神体现在教授身上就是：1936年，当北平警察来清华抓学生的时候，学生姚依林愿意躲进教授冯友兰家，而冯友兰敢于保护自己的学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这样的回忆。
　　清华有自己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并不是每个时期的清华都体现出了“厚德载物”的气质，我们说清华精神，在旧清华似乎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体现，在西南联大时期，这种精神也得到了延续。比如教育部规定用统一教材，西南联大的教授就上书教育部反抗，认为学校长期积累，自有传统，不易轻易改变。教育部要求担任院长以上的教授都加入国民党，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敢说，如果非要入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什么是清华精神？此之谓也。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成了一所工科类大学。1949年前，清华大学是严格按照西方大学标准建立的。为什么1952年院系调整要把清华大学拆开，完全搞成工科大学？现在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可以找到史料，有一种是推测。可以找到史料的说法是，院系调整主要的动机是向苏联学习，所以学制上要向苏联靠近，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要快速启动，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才，所以要把清华大学的一些系分出去办大学，速成人才。后来还有一种推测，把清华拆开的动议，可能是考虑到清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清华受美国影响很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和美国交恶，清华是中国知识分子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的稳固不利。这个推测在逻辑上说不无道理，但现在还找不到文献来支持这个判断，但把完整的综合性大学变成工科大学，无疑是一个退步。
　　1952年以后，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消失了。如果说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更有中国本土特色，是一种混合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气质，那么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则更多美国色彩，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自由主义。不论清华还是北大，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实都已远去，今天稍有一点余绪，大概也只在民间了。
　　怎样理解舒芜
　　舒芜先生去世了，他的一生算是划上了句号。怎样理解舒芜？在他生前是一个问题，在他死后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纠缠，在理想和事实冲突中选择，给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悬念。
　　怎样理解舒芜？其实有一个困境。如果理解和宽恕舒芜？我们如何面对胡风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如果不原谅舒芜，把胡风事件的原始推动力归结到舒芜这里，对中国当代历史似乎又缺少“了解之同情”。用林贤治的话说，胡风事件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这个概括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胡风事件中，的确映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个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冲突何以会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悲剧，我们可能还是要向历史深处去追索。
　　在舒芜个人，面临的是如何真实还原当时历史处境中的现实选择动力？直面精神世界与当时现实选择的高度认同。因为自己是历史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和盘托出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敞开自己当时的内心世界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舒芜生前做过极大努力，他在《回归五四》的后序中，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相当的剖析，人们理解不理解是一回事，舒芜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又是一回事，在真实的历史悲剧中，有些历史责任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误所能承担的，舒芜对历史的责任是要讲出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选择，其它就只有等待历史的评判了。
　　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一面，他们对舒芜当年的选择怎样愤怒都有道理，对舒芜个人品格做什么样的分析都不过分，他们有不宽恕的理由，受害者在这方面不受谴责。事实上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中，真正原谅舒芜的人极少。
　　胡风事件的发生，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看到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虽然历史研究者在努力追索历史真相，但史料的局限使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判断力受到影响。舒芜个人的回忆，其它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完整呈现真实历史。由于胡风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一般存在完整的决策过程和文献状态，所以只有当历史档案完全解密后，人们对胡风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才会更为深刻，这可能是未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了。
　　我们现在理解舒芜，其实主要是在精神层面。1997年，我在当时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曾写过一篇《舒芜，回到起点》的短文，因为舒芜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五四情结”，追求个人自由和科学民主是那一代人的基本气质，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我在那篇短文中曾说：“如果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考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
　　我把这篇短文曾寄给舒芜先生，他表示认同。1997年12月2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曾对自己早年的道路有这样的说明：
　　关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序》中曾说了始于姚一圻表兄，其实更强大的影响是，我们方家也有一束火种，这时掷到我们当中，立刻发了燃烧。我的堂兄方琦德、方坷德，他们是双胞兄弟，抗战前琦德就读于清华大学英文系，坷德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成员，是“一二九”运动领导骨干。抗战发生时，他们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安庆。他们的同胞几个弟弟，也早就受了他们的影响，成为南京的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抗战发生，他们这一束火种回到安徽，首先影响了我们几个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乃至整个安徽省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展开，方琦德、方坷德都起了很大作用。更进而影响到上一辈，我的九姑方令孺，原是新月派女诗人，也受了我们的推动，方琦德后来成了她的女婿，更给她以影响，宗族中有这一束火种，影响是巨大的。方令孺以早期留美学生，新月派女诗人，解放后不久（约在五十年代中期）入党，毛泽东到上海点名接见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周恩来更多是“方大姐”之称不去口，社会上或者不解其故，我们家族中是了解的。方琦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方珂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昆明师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其弟方璞德，改名杨永直，文革后病逝，离休前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其弟方和璧，改为何均，文革前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文革后为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现尚在北京。大弟方绾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演员，已逝（他们是一母所生兄弟，故可称为一束火种）。这些《后序》中当然不能详说，这里只是为了补充说明我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过……
　　我当时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比较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早期的教育背景。我的理解是年龄与接受某种思想有关，而早期教育背景是获得知识和形成稳定思想基础的主要来源。我对舒芜经历的分析，注意到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进入中国当时的名牌大学，所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没有建立起来，我曾把他和殷海光做过一个简单比较。但舒芜先生不同意我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什么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对我们后来推崇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做出了批评，他在信中说：
　　假设我进了名牌大学，会受自由主义影响，似乎不一定。证据就在方琦德，方琦德就是抗战前清华大学毕业生，方璞德（杨永直）抗战期间读复旦大学。方和璧（何均）读重庆大学，是马寅初的学生。我的表姐，方令孺的长女陈庆纹，后改名李伯悌，西南联大毕业，地下党员，精通英文，解放后长期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主编，已故。我的另一个堂弟方复，抗战期间入西南联大，抗战后读清华大学建筑系，地下党，沈崇事件时发起推动北京学生抗暴大游行的几个决策人之一，古建筑专家，现尚在北京，此外，曾卓、绿原、冀坊、邹荻帆、方重、抗战期间都是名牌大学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地下党影响甚大，太精确的统计当然没有，大概可以说，凡是品学兼优而又比较关心现实的学生，都易于左倾，都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监视的对象，有一份报导特务学生如何发现可疑对象的小册子上就列有这么一条。有些后来被说成（也自己说成）超然物外的人，其实未必是。
　　舒芜先生在信中，主要批评了汪曾祺先生、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顾颉刚先生，认为他们当时并不超然物外。他说：
　　冯友兰先生抗战期间也并不超然，他讲“应帝王”，学术界皆知其意之所向，蒋介石对之优礼有加，常请吃饭。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学，那可不是一般学者有资格去讲的，因为学员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将。贺麟先生更不超然，蒋介石提倡什么“力行哲学”，很浅陋的一种法西斯哲学，学术界只有贺麟先生一人为之叫好，乃为蒋介石所赏，请他到中央政校讲“三民主义辩证法”，此为我所亲见亲知。重庆民主呼声正高之时，钱穆先生出来，大讲什么中国的宰相制才是最民主制度。当时我们眼中所见，并没有什么完整的自由主义阵容，只见一些一向“自由”的先生们纷纷向蒋政权靠拢而已……
　　舒芜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他早年的一篇杂文《“学术良心”》中的一段话，他说：“今天的‘学者’群中，一片都是崩溃倾颓的丑态：‘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于是，或上万言书，或上‘美新’之歌颂，或奔走于权门，或钻营于狗洞；或见‘某某’‘某公’而屈节卑躬，或闻‘礼贤下士’而勃然心动；或以成就之类为桥梁而过河拆桥，或视‘遗稿’之类如财产而谋财害命：凡此岂皆其天性之所使然？亦自有感于那些‘学术’在现实中之无用，而失去了自信而已。”
　　可见舒芜早年对中国知识界的评价，他在精神世界里，还正在成长，“反抗”是青年在成长时期的主要特征，单纯的“反抗”是青年的优秀品质，但短处是不能看到事物的复杂性，或者说在同一件事情上，只被“反抗”所吸引。舒芜在信中还讲了一段台静农的故事：
　　我虽未进大学，却早早混入大学教师之中，乃能多知其内幕，多知其隐事，为或者比当学生的身份所见者更多。我虽未教过名牌大学，但接触过一些也非不知名的学者，例如台静农先生，他是反国民党的，但思想上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对于一切一向标榜“自由”而实际上向蒋政权靠拢的学者，就极其鄙视，他告诉我，胡适如何与亲日派政客一起搞“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战。重庆时期有一大丑事：有一群党棍子向蒋政权献九鼎，鼎式设计出于著名学者马衡，铭文则是顾颉刚所撰（顾命其一个学生代撰），其中有“允文治武，乃神乃圣”等肉麻的颂皇帝之语。台先生一向温文雅静，恶言不出于口，却气得写道：什么乃神乃圣，妈的x哟！“台先生一例，可见当时若真正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者，大抵左倾，他们对于标榜”自由“的学者堕落，是极其鄙视的，羞于为伍的。
　　舒芜信中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来源，还属他的早年记忆，在事实来源的准确程度上并不完全准确，在判断上也多受制于当时的主要宣传，而青年舒芜的这个历史记忆伴随了他一生。1949年后，舒芜还不到30岁，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有陈见，而且从年龄判断，还没有完全度过“反抗”期，他坦言：
　　正由于多数”自由“学者的堕落颓唐，他们解放后，就经不起思想改造的压力。顾颉刚先生思想改造中自称”一向抗上“，批评者问道：“请问顾先生，为九鼎作铭文献蒋介石，是怎样的抗上？”这一问就镇住了他。其它名牌学者，历史上多有这类经不起一问的事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现在大家艳称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那是极少的特例，不足以构成自由主义的阵容，而且闻、朱也日益左倾了。
　　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在“反抗”期的舒芜并不能接受，他说：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先天不足的自由主义为何站不稳，吸不住人。我早就读过《胡适文存》，读过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但是眼看着胡适为侯门上宾，安富尊荣，而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被禁、被囚、被杀的地位，谁能不坚信后者处于道义上的优势地位呢？这种道义上的优势，在一个民穷财尽的社会中（其体系的完整、系统工程、又有理论上的大吸引力），生死存亡的国运中，有极大的吸引力。布尔什维克是在“茫茫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受难者的坟”的光圈背景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吸引力，是雨花台、龙华、白公馆、渣滓洞所折射出来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好背景，当时我们即使倾服胡适，可是一想到“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喜”的背景，也只有委而去之了……
　　胡风事件发生时，舒芜37岁，已开始进入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主流学者行列中，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自觉意识到早年思想中的“反抗”精神何以会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另外一种投向权贵的选择。这种精神深处的矛盾，舒芜自己没有解决，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解决，早年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行为的极端鄙视，何以很快也会成为自己的行为？
　　文坛学界还是要有点掌故
　　中国当代文学界、学术界为什么给人了无趣味的感觉？一个简单的判断是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界有生活，却没有掌故。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接触中国当代文坛，所知中国当代文坛、学界趣事相当多，但中国当代文坛没有掌故，我们不敢触及一点个人生活。比如一个著名女作家和一个知名男作家间的婚外情，文坛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个掌故不进入文字，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短处，古典文学不是这样，我们只要看看大量的笔记和诗话就可以明白，中国现代文学也不是这样，我们只要举出徐志摩、林徽因以及张爱玲的例子即可。文坛、学界有它自己的生活趣味和情调，一本正经是1949年后的状态，连延安时期都不是这样。今天的中国文坛、学界为什么不好玩？因为我们没有面对真实生活的勇气，不要说老百姓的生活了，就是作家学者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不敢面对，文坛学界没有掌故，就是一个死的文坛，一点活气没有。晚清民国间，笔记掌故极盛，其实是社会生活丰富的表现，也是自由开放心态的结果。今天中国文学、学术水平都很低，有个人的原因，但关键是整个社会没有生气，没有自由蓬勃的活力。
　　最近读《安持人物琐忆》，感觉非常有兴趣，这些文章，我在陆灏时代的《万象》杂志上多数看过，但集中再读一次，还是感觉生气盎然，这就是掌故的好处。这本书，我看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掌故的经典，它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因为它写出了一个时代真实的文人生活，远比我们读文学史要丰富得多，学习文学，可以不读文学史，但不能不读文坛掌故，不能不熟悉文坛掌故。
　　最近见到几位老朋友，都说起这本书，感觉都好，后来看陈丹青在广州的一个演讲，也提到这本书，认为极好。但也有一些朋友，怀疑本书的真实性。我和他们说，不准确处难免，但绝对是真实的，以我个人对中国现代文史掌故的粗浅了解，陈巨来提到的多数掌故，我还可以从另外渠道再寻出来，可见至少是一种真实的传说，由此也可以见出本书绝不是信口开河，我举一个潘伯鹰的例子说明。
　　陈巨来记当时上海十大狂人，其中有潘伯鹰。当然，文坛掌故，要找一些有趣的事来说。陈巨来道及潘伯鹰新婚妻子：“见其妻张夫人，貌亦楚楚，而风骚特甚。余领会潘得病所在矣……”另外还说到潘伯鹰签名的方式等等。潘伯鹰1957年出版《黄庭坚诗选》，曾送给厦门大学李拓之一本，我在旧书摊购得，有潘伯鹰的签名，确实如陈巨来所说，题名的风格非常独特，其中还有几处校改，都是同行专家才看得出的错讹处，以后如果再版，我愿意将此书送给出版社参校。这个黄庭坚诗集的选注，可以和钱锺书《宋诗选注》相比，文字生动有趣，又有见识。陈巨来提到潘伯鹰的再婚妻子，我们可以看吴宓的日记，也可以看《吴宓诗集》，再与陈声聪《兼于阁杂著》中对潘伯鹰的回忆对读，足证陈巨来记忆之好。
　　《吴宓诗集》中有一首《贺潘伯鹰张荷君女士新婚》：“十年相望后先行，人海文林共此生。怜我滋兰终玉碎，喜君织芰订鸥盟。同心伉俪绸缪乐，两戒河山去住情。书法诗篇名世久，虞初鸿著盼完成。”（见该书第50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诗写在1958年12月5日。吴宓早年和潘伯鹰交往很密，他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曾盛赞潘伯鹰的一部小说《人海微澜》。《吴宓诗话》中对潘伯鹰更是推崇，可惜中国现代文学界对潘伯鹰早年的小说创作还少有深入研究，倒是旧书界对他早年的几本小说极为重视，网上一本线装的《蹇安五记》要卖到几千块一本。
　　好文学史不如坏掌故书，虽然此言不可完全当真，但掌故的生命力一般比文学史长，却是事实。晚清民国，中国文学史著作不可胜数，但再版的极少，而晚清民国掌故笔记，稍有名声的，基本都重印过，而且是过几年就再版，我常常想，与其写大而无当的所谓学术著作，还不如留心文坛学界的掌故呢！
　　钱锺书与郭沫若
　　研究钱锺书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一是因为直接的材料极难见到，二是间接的材料需要解释，在事实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凡解释出的事实，必有解释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其中，而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关于钱锺书和郭沫若的关系，我有自己的一点理解。我曾注意过钱锺书和鲁迅的关系，也是取这种间接理解方式，不一定处处坐实，但在整体判断上，对于理解他们的关系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我过去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压力下为寻求自保，写文章批判别人极为常见，在知名知识分子中，陈寅恪和钱锺书是我常提到的反例。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材料，是绿原有一个回忆，说在批判胡风运动中，钱锺书也写了文章，还是在《人民日报》上，但绿原因为记忆原因，没有给出原文出处，提示这个材料的人也没有给出。现在《人民日报》有电子版，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来不是太难，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版的《人民日报》，不知绿原的回忆是否有误？但在一般批判胡风的材料中，我确实没有看到过钱锺书的文章，这方面的材料我有相当的搜集，包括一些当时地方上编辑的批判胡风的材料。
　　我曾引过傅璇宗先生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的事实。1984年，傅璇宗先生出版《李德裕年谱》后，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宗先生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王培元等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第81页，人民文学出版，1999），钱锺书在新版《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可以理解为是他对中国当代学者的一个态度，后来有人指出钱锺书提到的“时贤”，事实上并不止这两处，但再多出来，也不影响我们理解钱锺书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基本判断。《容安馆札记》中有没有提到过郭沫若？我没有细查，因为原书是手迹影印，一般的查阅很难发现，大连范旭仑先生专研此书，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或者他已有发现而我还没有见到。
　　钱锺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锺书是科学院属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钱锺书研究》第2辑第31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后来虽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别人所好，但这个判断即使成立，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产生的。
　　我们来看《《围城》第七章中的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围城》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这段文字最见钱锺书讽刺风格，如果说其它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索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成说，钱锺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妄断钱锺书的心理，这个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曾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此文在延安和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大量发行。《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不知这个理解有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