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本不说到一定要说】谁说一定要走别人的路
时间：2019-03-31 03:24:3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为什么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总唤不醒局中人？信息公开在我们的国度里为何如此举步维艰？我们为什么总在“基本不说”这个怪圈中徘徊而不能自拔？有些地方官员甚至不惜借稳定的名义掩盖真相、封锁信息，甚至编织谎言，愚弄群众。
知情权决定参与权，透明度决定公信度
2003年，在中国信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因“非典”来袭，叩开了中国突发事件新闻开放的大门。尽管这扇大门开敞的过程经历了痛苦的抉择，但它却轰然洞开，且从此不复关闭。
全世界首例“非典“现身的确切时间，是在2002年11月16日晚。身居广东佛山的庞先生染病，他住院的时间是11月20日，病愈出院是2003年1月8日。此间”非典“这个幽灵已向广大地区扩散。2月8日，春节上班第一天开始风传不明传染病，搅得人心惶惶。9日，新华社发出参考报道，中央领导第一次获得“非典”信息。13日，据传此病的克星是醋，于是广州城此物身价飞涨以致彻底脱销。3月18日，国家疾控中心宣布病因为衣原体，医学界钟南山院士率先发出报警，提出强烈质疑。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时，广州“非典”的治疗已有明显成效，并度过恐慌期。可病菌却没有止步，一路不管不顾大举北上，终使京畿震恐。4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信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自此，“非典”信息终于全面公开，且一发不可收。随着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等一批官员被免职，每日下午4时由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向全世界高透明度地公布疫情，举国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打响了，一系列应急收治措施频频出台。
此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还主要是手机、网络和口口相传，现在一下子变成了报纸、电视和各类主流媒体闪亮登场，谣言和猜测顿时不攻自破，惶恐顷刻烟消云散。政府开口说话，真相大白，天不仅没有塌下来，反而使国人众志成城，疫情得到了出乎意料的迅速控制。
一场危机，成为变革的机遇。当年5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当年的8月24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立法形式结束了近半个世纪对各类突发事件“基本不说”的时代，实施了“一定要说”的新政。
长久以来，对突发灾难和社会负面事件，往往是“多做少说”，有时还“只做不说”，时常“开门讲成绩，关门说问题”，原因之一盖脱胎于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为力避“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出于政策和谋略的需要，从不示弱于敌。
在炮火纷飞的岁月，作为一位既指挥决战、又深通宣传战略的领袖毛泽东，常化笔为刀剑，仅在解放战争期间就为新华社撰文百余篇，其中脍炙人口的电讯《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堪称经典。我曾在江西瑞金博物馆看到一本当年红军关于“打扫战场”的油印小册子，上面这样写道：
一要赶紧把红军的尸体整理掩埋好；
二要把敌军尸体暴露于野；
三要让路过的部队看到这些，鼓舞士气。
再往后，深谙斗争哲学的毛泽东还讲过有名的“新闻、旧闻、不闻”三法：新闻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好消息，资本主义的坏消息”；旧闻就是“未将事情来龙去脉搞清楚前，为不引起社会的恐慌和混乱，不能随便发布消息，宁可等待事情处理完了再报”；不闻就是对负面情况永远不做报道。以此证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在此理念指导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火灾、交通事故、刑事案件死伤人数很少报道，连伤寒、霍乱也以一号、二号病代称，大的天灾人祸更是讳莫如深。为证实我社会制度之优越与国家的海晏河清，对早在70年代末就发现云南边境附近的贩毒活动，没有披露承认；当卖淫嫖娼已成蔓延之势，有关部门还坚称：中国妇女姐妹决无此种丑陋行为。
与此同时，对来自境外的报道，除编发为《内参》外，一律拒之于国门之外，同时将“偷听敌台”列为犯罪行为予以严惩。为防止“谬误出于口，则乱及千里之外”，对突发事件，有关文件还做了一般不公开报道的严格规定，除通过参考报道反映情况外，对确需报道的，须地方党委政府报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视情况做简要公开报道，以引导舆论，以正视听。
上述种种限制，完全符合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需要。该让人民知道的则告之，不该知道的则封锁之。因为党是英明正确的，人民是被领导的，只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同时，人民又分左、中、右，是良莠不齐的，易受蛊惑，只能进行灌输和教导。因此，该让人民知道的则告之，不该知道的则从保护的角度屏蔽之。包括党内，也须按等级和层次获取经慎重筛选的信息，以防止立场不坚者误入歧途，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抗击“非典”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其成功胜利的本身，因为它悄然引发了一场脱胎换骨的革命，实现了突发事件信息从“基本不说”到“一定要说”的历史性跨越。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感谢“非典”这个病菌，是它“倒逼”所产生的强大反作用力，催生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大地呱呱降生。
对此最感欢欣鼓舞的应当是我们新闻发言人的主管部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长期以来，他们常为突发事件信息是否发布备感头痛，因为地方政府对此一向消极。打电话询问，开始会很客气地说“很快报”，再催则会回答“你们不要急，领导正和我们研究口径”，若再问则泥牛入海无消息。为此早在2002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试图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当年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写进了“建立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领导讲完则又无声无息。不料“非典”从天而降，一场劫难反倒成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产婆。各部门、各地区新闻发言人应运而生，且高调推出，成为颇受公众关注的新事物。
诚然，“基本不说”终由“一定要说”所取代，其意义善莫大焉。此举极大改善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成了政府信息的权利人，政府则是公众信息的责任人，且须无条件地满足人们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政府给予人民以坦诚的信任，“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政府的决策也开始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公民的基本权利获得进一步扩大，这无疑是中国政治文明史上的重要一页。 但是，从“基本不说”的理念到“一定要说”的践行却绝非易事，其间遭遇的阻力难以想象，利益的博弈空前激烈。也就是在这个期间，我有幸成为共和国一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亲历和见证了“说”还是“不说”的种种交锋，目睹了政务公开的大门如何在吱呀开敞中，一步步迎来了曙色。
2005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法是一个平年，但这一年的事件新闻并不见少。盛夏的某日下午，我坐在公安部院内那幢浅咖啡色的大楼内，窗外就是天安门，一束阳光正倾泻在我对面一位部领导的银发上，他习惯性地眯眼看着我，突然问道：发言人先生，你认为公安部的信息对外可以讲几分？二八开吧，我几乎不假思索。噢。他略显惊讶，倾了一下身子：比例倒还清楚，哪二哪八呢？作为有30多年警龄的老警察，我再次脱口而出：当然是说二保八，该保密的打死也不能说——当年我的老侦查局长保密课的内容还言犹在耳：保密乃公安工作的生命，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把秘密埋在肚里，一直走完人生，化为一缕青烟带走。
要是这样，看来这发言人还得另选高明！这位部领导陡然打断了我：我告诉你，公安部包括全国公安机关，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要向公众公开，现在要你来当发言人，就是要解决警察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的问题。若问说什么？可以说的太多了，中国警察不同于外国警察，承担了为公众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功能：孩子出生报户口、上学迁户口、开车办驾照、出国办护照、遇火拨119、遇危难打110、出行看红绿灯，直到生命终结注销户口，哪一项能离开警察的服务？我们整天喊着要走群众路线，事到临头为啥缩回来？从明天起，你就大胆给我说，说错了也不用怕，我来给你当后台！
一场谈话，决定了公安部发言人的基调。一个领导干部的认知水准，决定了一项制度在一个系统能走多远。公安部的发言人就此频频亮相。由有大事偶然发布变为经常发布，由不定期发布到次年被国务院新闻办确定为每月一次例行发布（同时被列入的还有卫生部、教育部，故我与毛群安、王旭明二位合称为“三剑客”），按此精神，我索性将每月的例行发布增加为每周一次，变为“每周一说”，大幅度地向公众提供社会安全信息。此举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公安新闻资源对媒体需求不对称的问题，而且还可通过媒体设置议程，传播警察的执法理念与治安方略，增强了公众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认知度，从而主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证明，特别是在社会安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发出声音，会大大减少公众的误读，降低社会风险。
空椅子你不坐别人坐，麦克风你不抓别人就会替你抓
就像久闭的大门开启需有一个过程，而大大小小的门户皆开更需时日。当时像公安部、教育部、卫生部这样高歌猛进的单位还为数不多，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仍沿袭巨大的惯性，奉行着“以少公开为惯例，以全公开为特例”的原则，遇事咬紧牙关，三缄其口。殊不知春江水暖，国人渐醒，民智已开，政令已通。于是“说”与“不说”二者犹如冷暖气流相交，舆论风暴挟着雷电，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骤然炸响。
广东省汕尾发电厂突发群体性事件，当地使用的是信息“封堵”之策
2005年12月5日，广东省汕尾市东洲坑村黄某、林某等人以当地火力发电厂破坏该村风水为由，煽动村民非法包围并冲击打砸风电厂（风电厂已投产，火电厂尚在建设中），迫使该厂停止发电7小时。次日下午，黄某等人又纠集170多名村民，手持大刀、钢叉、木棍、炸药、汽油燃烧瓶、鱼炮等凶器袭击发电厂主控楼，导致变压器被炸坏，厂内多处起火。为迅速控制事态，当地公安机关施放了催泪弹，并对2名挑头闹事人员依法采取强制措施。16时许，黄某等人煽动村民向民警投掷鱼炮（后在现场缴获63个鱼炮），民警被迫鸣枪警告并再次施放催泪弹，事态得到控制。冲突共造成3名村民死亡，8名村民受伤。事发后采取信息封堵，直到4天后，媒体才对外刊发简要消息，称“公安机关现场处置失当，造成群众误死误伤”，由于内容语焉不详，且我方舆论已失先机，导致境内外媒体网站大举炒作，使国家形象蒙上阴影。仅12月11日至15日，就有60家境外媒体做出如下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数千名武警至少枪杀20名村民，至今仍有50人下落不明，汕尾镇压事件预示中国动乱升级……
法新社称：死亡人数多达70余人……
日本《读卖新闻》：中国武力镇压电厂建设反对派，有开枪造成70人死亡的说法。
俄罗斯《看中国》：一名俄罗斯情报研究所专家透露，据俄罗斯定位卫星监视，汕尾事件中出动了坦克，武警部队开枪杀人，村民好似打猎的猎物，随便被枪杀和侮辱。
上述报道实属严重歪曲事实，其中不乏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但缘于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说话，而是把“空椅子”拱手让出。在信息高度透明的社会，出了事你不说别人会说，报纸不说网络说，国内不说国外说，“话语权决定引导权”。诚然，站在当地局部利益角度看，发生了三人死亡的悲剧，不说为佳，但却为谣言提供了空间。这种不愿说又造成了“地方出事，无人问责，国家埋单”的严重后果。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将失误和灾难当做负面新闻而有意遮掩，不懂得敢于说出真相，并且全力善后是具有自信的表现，“空椅子任人坐，麦克风任人抓”的做法实为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