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办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有哪些 民办教育发展：政策与机遇
时间：2019-02-18 03:28:5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今天，由“假民办”支撑起来的民办教育数量上的繁荣，不能改变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基本现实：“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生存状况堪忧；生源不好，师资不稳，发展遭遇瓶颈；方向不明，政策不适，制度存在隐患。”但是，这个现状也催生着中国民办教育的转型，酝酿着民办教育品质提升的新机遇。
根源：认识不到位是民办教育政策摇摆的根本原因
虽然民办教育是应“解决政府教育发展经费不足问题”而生，但民办教育绝不是“政府财力不足时的过渡性产物”，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之一。民办教育对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价值，普遍没有被人们认识清楚，从而导致政策左摇右摆，欲扬又抑。
走向“多元化”、增加“选择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大势，任何领域都不例外，教育也是这样。走向“多元化”、增加“选择性”的社会发展大势需要民办学校，激活公办学校的办学活力需要民营机制，实现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需要民办教育。
和谐以满意为基础，满意以选择为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增加选择性就是增加满意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几乎都是以“选择性”的增加来体现的。但教育领域“强制性”、“威权化”、“行政化”的趋向，难以满足人们多元的选择需求。
为什么很多地区老百姓对教育的满意度低，其实，很多家长对教育的不满意，并不是简单地对收费高不满，而是对没有给他提供与这个费用相对应的教育服务不满意，对不能给他提供丰富的选择性不满意。垄断，导致供应不足，结果就可能“质次价高”；开放，增加供给，选择性增强，必然带来“价廉物美”。
扶持和发展民办教育，是从根本上疗治许多教育顽疾的良方。这恰好也给民办教育的生存与发展拓展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发展民办教育，走多元化、差异化路子，提供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社会选择，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人们的满意度自然会提高。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凡必须要做的事，民间能做也有积极性做的，政府制定规范交给民间去做，凡必须要做的事，民间能做却没有积极性做的，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励民间去做；凡必须要做的事，民间做不了的，政府才自己去做。教育，是民间能做又有积极性做的事，一定要多放手。
教育经费不足，从根本上讲是制度性不足：该包的没有包好，该放的没有放开或放足，有限的教育经费被庞大的教育体系分散。义务教育抱怨经费不足，非义务教育既抱怨经费不足更抱怨没有活力。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肯为教育花钱的老百姓，这是中国教育最丰厚的资源。在教育上，他们实际花的钱比我们统计的数字要多得多；愿意花钱选择优质教育的人比我们预想的数字要大得多。他们最期待的是：让孩子享受优质的教育服务。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减免学杂费，是一件好事，对于那些贫困的家庭确有必要；但大多数家庭更渴望的是更好的教育，他们愿意自己再多掏一点钱，选择优质的教育服务。
大力发展优质民办教育，让有条件的家庭出钱选择民办学校，政府则集中财力办好公办学校。这样，公平与效率兼顾，两方面的需求均获满足。
途径：克服“先乱后治”的政策怪圈
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多经历了“先乱后治”的试错探索。“摸着石头过河”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同领域的改革推进战略在政策安排上应相互借鉴，不能一再重复过去的错误。
与经济领域当初的改革格局一样，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也正走着“先乱后治”的老路，因教育的特殊性，其所付出的代价将更加高昂。当年，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把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根源归结为“投入不足”，而事实证明，没有体制的变革，投入再多也如泥牛入海。如今，几乎所有的人又都把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归结为“投入不足”。我想说：“中国教育缺钱，但最缺的不是钱。”体制的缺陷，单纯靠增加投入是难以有效地解决问题的。
未来，银行最大笔的烂账可能会来自教育。那些不顾自身偿还能力巨额借贷铺张发展的学校，到最后必定会把担子撂给国家。“想贷就不会还，想还就不会贷”――不对产权终极价值负责，就一定会走入“多贷款”、“乱花钱”、“撂挑子”的怪圈。这种体制必将导致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英国学者贝磊将这种趋势归纳为4种形式：(1)部分公立学校所有权的转移。(2)增加私立学校的比例。(3)增加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经费投入和支持。(4)增加对公立学校的私人投入，如家长支付学费。
多元办学，打破垄断，培育市场，适度竞争，应该是推进中国教育成长发展的根本途径。
方向：走出“假民办”的“迷思”
从资金利用效率和对产权终极价值负责的角度看，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假民办”学校依次排列，“假民办”最低。有“假民办”存在，“真民办”就缺少发展的空间。界定“假民办”，可以从3方面认定：“产权关系不清，公私界限不分，体制运营混乱”。走出“假民办”的“迷思”有一个途径，就是把“假民办”改造成真民办，去发展、壮大民办教育。这种改造应该是在产权层面上展开，而不是形式上的“翻牌”。“产权关系清晰，公私界限分明，治理结构合理”是衡量标准。
如果说，“假民办”是公办学校对民办教育政策“滥用”的产物，那么，把“假民办”改造成真民办，则是合理利用公办学校教育资源发展民办教育的难得机会。有这样一句话：“当你一直无法推开一扇门的时候，何妨拉一下试试。”今天，市场给民办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去并购“假民办”，改造“假民办”，这不仅是民办教育规模发展的一个机遇，更是民办学校品质提升的一个机遇。
将一部分具备条件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转制民营，也是发展民办教育的一个途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办学成本主要由家长承担。有些地区的学校实际收费已经足够支撑民营。一些地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人头费早就停了，有的甚至还从学校平调资金。如果把这类学校转制民营，学校责任不减，收费不增，释放体制活力，提高教育质量，提升服务品质，未为不可。至于那些择校生比例已经很大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性质早已与民办学校无异，改造成真民办，是一条出路；或者，彻底取消择校生，回归真正的公办。
实践：为“民办教育优质化”探路
江苏翔宇教育集团(以下简称翔宇)在江苏宝应和湖北监利从产权层面上做公办学校民营化探索。翔宇本着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变革学校体制，精心设计制度安排，稳妥落实政策措施。改革以“扩大教育资源”、“保 证产权清晰”、“体现教育公平”、“保障大局稳定”为出发点，做到5个“力保”：
1、力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着眼增量”，而不仅是“盘活存量”；“但求所在”，而不是“永求所有”；“招人引智”，而不仅是“招商引资”。翔宇在两地均独资异地建设新校园，老校或归还政府，或协议付费租用，限期归还，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如在江苏宝应，政府未花一分钱，仅用名牌公办学校的校牌，吸引投资逾两亿元，新增三所高品位的学校(共净增加教学班150多个)。原有旧校址用于城区教育布局调整。新建学校是城区最具特色的建筑群，成为宝应城市建设的一个亮点和看点。
2、力保教师权益不受损。“把学校推向市场”，而不是“把教师推向市场”；“增加学校的危机感”，而不是“削弱教师的保障性”；“所有教师都要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而不是“只有民办学校的教师才要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用改革解决主要问题”，而不是“用改革解决所有问题”。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教师身份不应该有差别，法律地位应完全平等。
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宏观政策的改善，更需要民办学校自身在微观领域里去争取。翔宇当年在江苏投资办第一所学校时，就向当地政府提出：学校所有的教师和公办学校的教师身份一样，如果不能实现这一条，宁愿到其他地方去投资。所以，在翔宇的所有学校里，教师身份和保障都与当地公办学校的教师一样，只是所需费用由学校承担。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教师流动的壁垒也因此被彻底打破。
3、力保群众负担不增加。“转换体制”，而不是“转嫁负担”；“用改革促发展”，而不是“靠改革甩包袱”；“政府经费对学校停止”，而不是“政府经费对教育停止”，“挤学校提高资金效率”，而不是“挤老百姓多掏腰包”。转制后，翔宇没有一所学校提高收费标准。同时，政府对教育的总体投入也没有因此减少，省下来的教育经费让许多薄弱学校得益。
4、力保办学自主权不打折。“学校办学自主权是自身应有的”，而不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领导赏给的”；“学校地位应该由学校赢得”，而不是“学校地位由领导安排”；“政府保障群众能享受到优质教育服务”，而不是“只能由政府向群众提供教育服务”，“校长的地位跟学校的品牌走”，而不是“校长的地位由学校的级别决定”；学校能不能发挥龙头示范作用“由学校的品质决定”，而不是“由学校的所有制性质决定”。转制后，学校取消所有的行政级别，干部和教师均要靠业绩赢得地位。学校拥有足够的财权和人权，干扰少了，效率高了。
5、力保转制过程不动荡。转制是为了“让教师们安心工作、潜心研究”，而不是“让教师们心神不宁、人人自危”；是“民办学校稳定和发展需要加强党群组织建设”，而不是“转成民办学校首先要削弱党群组织”；经营学校，本质上是“经营人心”、“经营质量”、“经营品牌”，而不是“经营账房”、“经营校舍”、“经营土地”。
学校体制转换后，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投入增加，活力增强，师资稳定，质量提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政府、百姓、教师、投资者多赢的格局。
出路：突破政策“悖论”
悖论一：一方面政策设计有可能限制高素质者的进入，另一方面又抱怨进入者素质不高。
禁止优质公办学校转制民营，有可能限制高素质者进入民办教育领域，而低端的民办教育又几乎没有任何进入门槛。这就导致民办教育的初期进入者品质不高。一些尚未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人低投入进入教育，违规成本极低，很容易走向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甚至遇到困难一走了之，带来一系列问题。最后导致政策更不敢放开。
其实，中国的民办教育，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配套政策，鼓励大的投资者进入。这些投资者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注重事业和品牌，责任意识更强，违规、违法成本很高，容易把事情办好。按WTO规则，中国必须开放教育服务贸易。等国外大的投资者进来，我们本土的教育品牌将不堪一击。培育本土的民办教育品牌既任重道远，又迫在眉睫。国有教育品牌受制于体制，做大做强很难，本土民办教育品牌又成长不起来。等洋品牌大举进入，将追悔莫及。其实两者的结合，是最佳的选择。这需要政策上的突破。
悖论二：怕“不稳定”是政策不允许的理由之一，而实际上。政策的不允许有可能成为“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现在，公办学校的民营改革，在政策方面亮着“红灯”。其中，怕“不稳定”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实际上，改革总要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重新调整利益关系，本身就是高难度、高风险的动作，更需要宏观政策环境的支持。政策上一律不允许，使一些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正好揪住理由闹事。政策上完全放开当然不行，改革需要稳妥、渐进，但可以留下一点空间，提高审批门槛，给改革一个“合法的身份”。
在对待学校体制改革的态度上，有两种倾向值得关注。一是“盲目冒进”：政府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为由“大卸包袱”，不管该转不该转，能转不能转，强制推行，留下发展隐患，引发社会矛盾；二是“无所作为”：宁损事业，不越雷池，“怕”字当头，消极等待，拆东补西将就着过日子，错失改革良机。
评价民营教育的关键，还是要看它是否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有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否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编辑：孙金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