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构建中高校党委执政能力的提高] 执政能力水平差

　　摘 要：我国《高等教育法》已经规定国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领导权的竞争客观上依然存在。在高校，执政党领导权威的主要来源是威信而不是权力；唯有改进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高校党委必须以规定性领导为基础，实现向示范性领导转变。高校党组织的凝聚力包括内部凝聚力与外部凝聚力，高校党委必须以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带动外部凝聚力的强化。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表率作用是执政党获得人才认同的重要因素。党管人才的本质是通过为人才服务使得人才认同其政治主张。高校党委必须正确处理好“双肩挑”与权力制约的关系。
　　关键词： 高校党委；和谐社会; 执政能力；规定性领导；示范性领导；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DF 26
　　文献标识码：A��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高校党委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党组织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基本方法和具体途径有多种，核心是高校党委自身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改进。从根本上说，执政党与民争利则人心散，执政党为民谋利则人心齐。当前，影响高校稳定的因素很多，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策略确实值得认真研究，但是，我们更应当从“源头”上思考高校党组织执政能力的提高，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术讨论，我们已经比较充分，相对薄弱的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战略研究。中国有句古训：“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如果我们不把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抓好，把为民谋利落到实处，以先进性的充分展示赢得人心，再好的战术安排也会“鞭长莫及”。本文讨论高校党委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提高执政能力。�
　　
　　一、高校党委必须以规定性领导为基础向注重示范性领导的转变
　　
　　我国《宪法》在2004年3月修改时明确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9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一）惟有改进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
　　
　　可以肯定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宪法义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国办高校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国家举办的高校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维护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但是，领导的原意是指“率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1］。接受领导的含义不仅是服从，更重要的是认同前导者所指引的方向。当我们充分肯定国办高校基层党组织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校党组织在执政能力方面还有不少欠缺。党的领导必须坚持，我们所要坚持的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领导，而不是“我说了算”的称王称霸。正因为我们的执政能力还有欠缺，所以，惟有改进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无疑是以高度的先进性博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支持。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表现得是否充分，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持续地得到人民的信任，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个代表”，还有待人民的检验。�
　　
　　（二）执政党领导权威的主要来源是威信而不是权力�
　　
　　从全国看，中国共产党绝不能陶醉于《宪法》规定了其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必须真心诚意地抓好自身的建设，尽快地实现由主要地依赖规定性领导向示范性领导的转变。从国办高校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更在呼唤党委执政能力的提高。所谓规定性领导，是指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由宪法和法律所规定，执政党在实际上执掌着政权。所谓示范性领导，是指执政党以自己的先锋模范行为，引领全国人民珍爱稳定的社会环境，按照法治原则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规定性领导主要依靠既定的领导地位，示范性领导主要依靠自身的行为表率，两者的“难度系数”是不一致的。作为国办高校的基层党委，首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即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同时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师生员工做出表率。在知识分子群集的条件下，权力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人格魅力、学术能力、人际亲和力等无形的力量更具渗透力，执政党领导的权威性主要来源是威信而不是权力。规定性领导与示范性领导不是截然分开的，规定之中有示范的要求，正确的示范体现规定的实质。规定性领导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基础性的条件，示范性领导为我们改进党的领导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高等院校是知识分子聚集的高地，各类人才思维活跃，对党的领导的要求更高。高校基层党委的一言一行都要接受师生员工的评议和检验，稍有偏差比在社会其他领域的反映更为敏感和强烈。“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的示范效应在高校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容怀疑，但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资源流失也确实存在。在高校，基层党委的决策能否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同，大体上决定了该决策的命运。虽然《高等教育法》已经规定国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领导权的竞争客观上依然存在。对任何执政党而言，昨日的辉煌不可能作为今日在竞争中取胜的“护身符”。宪法和高等教育法对高校党的领导的明文规定，并不能保证党的具体领导实际上能在该校得到实现。整体而言，国办高校坚持党的领导大体上做得比较好，但是，也有党的领导被“虚化”的倾向；突出的问题是，亟待改进党的领导中某些被动、滞后的状况。�
　　
　　（三）必须实现依赖规定性领导向依靠示范性领导的转变�
　　
　　近年来，执政我党转变的观念已经为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所接受；作为第二步，必须尽快明确执政党究竟应当怎么执政。执政既是表明权力归属的状态（即政权在谁手里），也是表明权力行使的过程（即如何行使权力）。在和平建设环境下，执掌政权离不开强制力的保证，但更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要“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显而易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不能被强制实施，必须取得被领导者的认同，否则就会出现“总而难揽、协而不调”的局面。和谐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友好相依、真诚相待的状态，显然是不能依靠强制实现的。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每一个共产党员而言是进一步昭示“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宪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确定之后，必须实行由主要依赖规定性领导向主要地依靠示范性领导的转变。对于示范性不强的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最明显、最直接、最有效的应对策略就是“用脚投票”。改革开放以来，某些国办高校一流人才的大量流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和高校党委示范性领导能力偏弱有关的。�
　　胡锦涛同志说：“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我们党总是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总是首先动员和组织党自身的力量，进而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历史表明，只有紧密结合实际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我们党才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立严密稳固的组织体系和科学有效的领导制度，形成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最广大的载体和最可靠的制度保障。”［2］当前，高校基层党委绝不能陶醉于法律规定了其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必须真心诚意地抓好自身的建设，尽快地实现由主要地依赖规定性领导向实现示范性领导的转变。具体步骤：一是，珍惜规定性领导，学习示范性领导；二是，用足规定性领导，探索示范性领导；三是，提升规定性领导，实现示范性领导。�
　　
　　二、高校党委必须以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带动外部凝聚力的强化
　　
　　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科学的理念，更是脚踏实地的构建过程。高校党委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以党组织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带动党组织外部凝聚力的强化，形成一支多层次、全方位的和谐社会建设力量。通常，凝聚力是指团队对成员的吸引力，成员对团队的向心力，以及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一个组织高度严密化的团队，长期处于一党执政的地位，其凝聚力的内涵也更为丰富。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的凝聚力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党组织内部的团结、协调所产生的驱动力，似可称之为内部凝聚力；二是指党组织对其周围力量的辐射、吸引，直至吸纳的力量，似可称之为外部凝聚力。对于高校党组织而言，其依靠的力量不仅是党员，还要团结来自各方面的人才。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十分重要，同时更应当注意外部凝聚力的形成和提高。�
　　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凝聚是一种现象，即气体由稀薄变浓重或者变成液体。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凝聚是一种受力过程，即某一种政治力量或者目标认同所产生的向心动作的过程。政党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凝聚力都来源于政党的先进性。政党的外部凝聚力在表面上是像磁铁一样把含铁的物质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并影响被吸引的物质随着自己的运动而运动。从本质上说，政党外部凝聚力是一种由内向外的力。这是因为，政党的先进性是内在的，是通过其执政行为、执政能力和对民众的态度表现出来的。如果执政党本身已经失去先进性，只是用“贴标签”的办法进行了“外部装修”，其组织之外的力量只能表示顺从，至多只是违心地说一些“奉承话”。可以说，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是党组织凝聚力的核心所在，党组织内部凝聚力的提升是外部凝聚力强化的基础性条件。惟有执政党内部具有足够强大的先进性，才可能对党内外的优秀人才构成吸引和凝聚。和谐是不可能用强制的方法实现的，高校党组织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和外部凝聚力的强化是提高和谐社会构建能力的途径之一。�
　　一般而言，一个组织内部能够使之实现团结一致的非行政性力量就是凝聚力。一个在形势严峻的外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必须用共同的政治信仰、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包括人格魅力在内的无形力量来团结全体成员，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形成合力。内部凝聚力不同于下级服从上级，服从是行政运行的结果，服从不一定表示认可。内部凝聚力是对共同目标的一致认识，并由此所产生的挚爱感情。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具有把潜在的才智变成现实的力量，把分散的单体整合为攻坚力量的倍增效应。在凝聚力强的组织内，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其成员都能够与组织共荣辱、同命运。�
　　高校是人才汇聚之地。高校教师和学者从事的学科门类各异，脾气秉性也会有诸多差别，某些人甚至会声明自己是“不问政治”的。从社会的运转角度分析，由于人才具有突出的创造能力，比社会的一般成员贡献更多，所以，人才是一种建设力量，而且是备受不同政党关注、吸引、争取的政治力量。人才被某一个政党吸引一是因为同类相聚，即双方在政治主张上有一定的耦合性；二是因为人才对某一个政党寄予希望，并相信追随该政党能够实现自身的利益。由此可见，执政党外周凝聚力的提高不能采用指挥调度的方式，只能用实际行动展现自身的先进性，去争取党外人才的政治认同。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执政党的内部凝聚力与外部凝聚力在基本内容一致的前提下，也有一些差别。两者的差别除了“内外有别”之外，主要是：�
　　
　　（一）内部凝聚力依据共同政治信仰，外部凝聚力依靠政治认同�
　　
　　内部凝聚力作用于执政党的党员，其基础是全体党员具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共同承认《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自愿接受党章的约束；外部凝聚力作用于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各类人才和一切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以下简称“非党人才”）。执政党对非党人才不存在内部纪律约束的可能，实现外部凝聚的基础是非党人才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知识无国界，人才求归属。越是优秀的人才，对精神上的归属需求就越强烈。高校是人才聚集的高地，高校党委更有责任为人才全面的发展创造机会，提供服务。就一所高校而言，人才资源的拥有量（即“为其所有”）十分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人才对该校党政领导集体的认同和支持程度（即“为其所用”）。因此，党管人才的本质是执政党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心诚意地为人才服务，通过为人才服务使得人才认同其政治主张。高校党组织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才，人才就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回应党组织。“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对高校党组织和谐社会构建能力的提高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按照通说，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3］政治认同的对象有多种，比如国家、政治制度、阶级、政党、政治理想、政策等等。简单地说，认同是在知晓的基础上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好感和赞同，认同会带来内心共鸣和行动上的一致。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应当成为先进性的身体力行者，通过先进性的充分展示，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政治认同。如果说，事业、感情、待遇或环境都是凝聚人才的重要因素的话，高校各级领导班子的表率作用更是凝聚人才的首要因素。领导班子就是服务班子、示范班子，各级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都要成为人才的服务员、示范员。�
　　
　　（二）内部凝聚力由上而下，外部凝聚力由内而外�
　　
　　研究与实践都已经证明，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能自发地产生，必须依靠严格的教育和持续不断的学习和磨练。内部凝聚力的提高还包括整肃纪律，处理违反党章的组织和党员，清除党内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利用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开展重温党章的活动，就是自上而下地提高内部的凝聚力。外部凝聚力是在没有组织规章、没有行政指令的情况下，依靠执政党实践先进性的示范行为和人格魅力的作用，影响、感染、吸引非党人才认同执政党的主张和奋斗目标。在外周凝聚力向外辐射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非党人才对执政党的认同，也在客观上使得人心思齐、步调一致，把多元的力量聚合到一致目标上来。人才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人才工作的优劣关系到执政基础稳固与否，做好人才工作是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重要环节。执政党如果不能吸引人才、凝聚人才、用好人才，就不可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至多只是政治宣言。�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实现党的领导十分重要。这首先是因为，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人才拥戴的。人才不只是顺从党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从他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党员的具体言行来决定是否相信党的执政能力、是否认同党的领导，因此，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是执政党获得人才认同的重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执政党与人才的关系是“带头”与“带队伍”的关系。执政党的全体成员是带头人，必须身先士卒体现党的先进性；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队伍，必须通过带头人的核心骨干作用实现凝聚。高校的职称评审往往是利益配置的最大焦点，高校党组织的成员是“抢职称”还是“让职称”，几乎决定了一定范围的人心所向。个别党组织成员与群众“抢职称”是造成人心思散，甚至持续不断内部纷争的“源头”。�
　　
　　（三）内部凝聚力的制度支撑强劲，外部凝聚力必须主动而为�
　　
　　内部凝聚力具有联结与聚合政党内部的各种力量的作用，其本身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党的奋斗目标对党员的吸引力，二是党员的入党动机。我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原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这些规定是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对党员而言是不可懈怠的“硬条件”，必须在行动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外周凝聚力主要表现为对非党的、多元人才的吸引和带领，并不要求目标和理想的一致性。特别是执政地位并不能直接构成对人才的吸引，如果具体分层，至少可以把执政党周围的非党人才分为同心层、协力层、观望层等。处于同心层的人才是执政党依靠的中坚力量，其对执政党的宗旨、主张、目标认同度最高，和执政党的关系也最密切；处于协力层的人才与执政党的关系基本上保持着“虽不同心、但可协力”的状态，是执政党的朋友；处于观望层的人才则是执政党重点争取的对象。为此，执政党对非党人才的凝聚工作必须主动出击，过细操作，人性化地实施。�
　　现代人才是不能以参加何种政党作为划分标准的。人才构成多元、多层次的特征与人才的多方可用、多处可留特性的交织，使得人才的争夺日趋白热化。而且，越是高层次的人才，其跨领域开拓的能力越强，活动的空间越大，各方面对他的“争夺力”也越大。对高校而言，高学历、高职称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一批又一批博士、硕士加入高校行列正在不断壮大高校人才队伍，自由职业者中也有高校可以吸纳或者利用的力量。党内人才和党外人才都是党执政中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而摆在执政党面前的历史任务是如何把党内的人才管好用好，并把非党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成为同一方向的力量，构成和谐相处、友好相依、真诚相待的同心格局。�
　　
　　三、高校党委必须正确处理好“双肩挑”与权力制约的关系
　　
　　近年来高校学术造假等方面的丑闻屡屡曝光，甚至有人断言：“国内（全部）1 300余所高校几乎都存在学术腐败问题。”［4］应当承认，学术腐败的产生既有个人道德品质方面的主观原因，也有体制、机制等客观方面的因素。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高校校园的商业气息渐浓，学术“潜规则”暗中盛行，高校的有些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已经被称呼为“老板”，凭藉自己的力量得不到科研经费的教师和研究生被迫为“老板”打工，无奈地等待着“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天。随着国家科研投入的逐年增多，科研课题的垄断日趋严重，“圈钱”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拔尖的创新人才受到压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严重不足，高校的学术腐败趋于“劣币驱逐良币”“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的一个原理，是指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以后，人们往往会先用劣币，而将那些良币收藏起来，久而久之，良币便会退出市场。的恶性循环。�
　　在国办高校，由于党的建设已经达到全覆盖的程度，从校长、院长到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几乎都是学术骨干与党政职务“双肩挑”，这就形成了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学术领导“三权合一”的局面。特别令人关注的是，越是围绕稀缺资源的争夺，学术腐败的表现就越强烈、越具有“合理化”的色彩。对高校教师而言，科研压力日渐增长，教师对学术腐败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大。虽然在多数情况下，学术腐败利益链的顶端人物和关键节点的人物顾及到“平衡”的需要，使用“摆平”策略，使得每一个人都在盘根错节的利益“瓜分”中有所得失，但是，这种“平衡”极其脆弱，只要有人“捅破窗户纸”就会有人落马。特别是“著名学者”的学术造假等事件被媒体揭露之后，在高校内外的反映都十分强烈。近年来，高校的学术腐败已经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师生关系的深度紧张，而且，具有过错的一方大多数是党政、学术“双肩挑”的干部，因披露学术腐败引起的轰动已经成为高校维护社会稳定的敏感点之一。�
　　有人提出，高校领导人应当在当“运动员”（做学问）与当“裁判员”（做官）之间作出抉择，以免公权私用。没有学问的领导难以服众，又红又专才能有权又有威。高校党委成员和各级党政干部队伍不能没有学术带头人，而且从长远来看，学术带头人承担一定党政领导责任的比重还会继续增加。至少在目前，简单地要求高校的各级领导干部“纯党务化”、“纯行政化”或者“纯学术化”都是不现实的。既然在高校学术和权力难以截然分开，关键就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配置高校学术资源，促进学术创新人才和成果脱颖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使高校党委成员和党政领导干部退出学术领域或者离开领导岗位，而是如何身先士卒，以机制上的制约监督、制度上的高透明度和人格上的光明磊落增强凝聚力。在学术界，一流学者当主编的刊物往往会在学术创新和学术勇气上有上乘的表现，导演兼主演也可以创造成功之作，学者兼任党政管理职责并不一定导致学术权力的滥用。把以个人智力劳动为主的“做学问”与为公共利益行使权力的“做决策”区分开来，既是关键所在，也是最大的难点。党政公权力与学术私权利边界的理论划分并不难，难能之处和可贵之处都在于学校的公权力和个人的私权利集于一人之身时的角色区分。一般而言，学术活动比较多地表现为个体智力劳动和团队的合作攻关，行政职责更多地表现为筹划、决策、组织、指挥和协调。在角色复合的状态下，高校的各级党政领导都会遇到如何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学问，如何出于公心用好手中权力的双重挑战。�
　　
　　（一）高校党委成员要洁身自好，严谨治学�
　　
　　学问必须实实在在由自己来做，学术规范必须老老实实遵守。身处党政领导地位的高校学者，如果在这一点上有丝毫“松动”，自然就会有人拿自己的或者剽窃来的成果为你“上贡”。 管别人，首先要管好自己。“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在学术领域更是如此。高校党委成员必须正确区分公务行为与学术行为、指导职责与创作活动、职务成果与个人成果，洁身自好，不犯“挂名”、抄袭剽窃之类的低级错误。�
　　
　　（二）高校党委成员的全部学术成果都要公开化�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暗箱操作是学术腐败的根源。只要高校党委成员带头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一一复印公布于众（涉及国家机密和商业秘密的部分不在此列），至少学术腐败在这所高校就会失去市场。学术成果有特定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学术造假还是在他人成果上“挂名”，只要在制度上严格执行公开化法则，一定会使得“双肩挑”人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愿腐败。由此而及，如果高校党委成员能够在经济收入、出国访问、兼职等方面真正实现高透明度，其威信一定能大大提高。�
　　
　　（三）高校党委成员要身体力行匿名评审和回避制度�
　　
　　依照法理，任何人都不能“为自己当裁判”。凡是涉及高校党委成员为第一负责人的项目评审都应当实行回避制度，由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进行“盲评”，有条件的应当实行“双盲评审”。依照程序法，回避制度涉及到申请回避与指定回避，在高校可以实行当事人申请回避与党委建议回避的双重制约制度。凡是与自身利益有关的学术评审，作为党委成员应当自行申请回避；如果个人未能申请回避，党委会应当承担建议回避的责任。�
　　
　　（四）对惩治学术腐败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
　　
　　我国知名高校、知名学者在获得科研信息、人力、财力资源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在接受监督方面也应当与其资源的获取相对称。考虑
　　到学术腐败案件的披露可能引发“震动”是必要的，遮丑护短躲避了表面上的“震动”，带来的是群起而为之的效仿。在学术腐败的惩治策略上要“杀猴给鸡看”，而不能“杀鸡给猴看”。对“小人物”的学术腐败要披露，对“大人物”学术腐败的处理更要毫不留情地“动真格”。
　　
　　参考文献：�
　　［1］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小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３４４��
　　［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５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07-01��
　　［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1��
　　［4］ 白潮�学术界更要树立荣辱观［M］�2006-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