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花的自我修养书包网_自我思想的出逃与反叛
时间：2019-01-26 03:33:4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亮程是当代颇具盛名的中年散文家。1962年出生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沙湾县的一个小村庄里，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人生。成长之后，在自己的家乡种地、牧羊，还当过10余年的农机管理员。他没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只是在劳动之余学习写作，题材多是出自生于此、长于此、歌哭于此的那个邻靠沙漠的村落。1998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的散文集，是其成名作。此著出版后颇有一鸣惊人的传奇色彩，《天涯》杂志于次年推出“刘亮程散文专辑”时，配发了李锐、李陀、方方、南帆、蒋子丹等著名评论家、作家的推荐文章。此后，湖北的《今日名流》杂志对刘亮程做了长篇专访；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以“刘亮程和他的村庄”为题举办了专访节目；《书评周刊》《作家文摘》《新华文摘》《江南》等报刊也纷纷转载刘亮程的散文及相关的评论。一时间，刘亮程由乡下农人华丽转身，俨然成了文坛上一颗最耀眼的明星，而且还被誉为“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林贤治《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2001年第3期《书屋》杂志）和“乡村哲学家”（贺雄飞《乡村“哲学家”刘亮程》，2001年第5期《书屋》杂志）。
《寒风吹彻》选自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解读这篇散文，可以管窥刘亮程散文大致的个性与风采。
这篇作叙说了人与冬天的纠结。作者――当时是“三十岁的我”，分别回忆与见证了在家乡那片土地上“我”、路人、姑妈、母亲与“冬天”的故事，“我”与他们都无可规避地被“寒风吹彻”。冬天早早伤害了“我”肢体。“我”在14岁时，赶着牛车去远处沙漠里拉柴火，冬夜的寒冷让自己的一条腿永远地“冻坏”，并且永远延续着这冬天的“疼感”。冬天给路人以生命的终结。那位上了年纪的路人在一个“结满冰霜”的早晨，虽被“我”引进家门、给予其些许的温热，但最后还是冻死在路边的雪地里。冬天绝杀了姑妈的期盼。姑妈老期盼着“春天来临”、期盼着“天热了让你妈过来暄暄”，她没等到“天热”，还没等到和“妈妈”一起“暄暄”，终于在孤独中被无情的冬天留住。最后写冬天已经驻进妈妈倒计时的生命。作者希望妈妈健康长寿，但“母亲斑白的双鬓分明让我感到她一个人的冬天已经来临”，每当她的儿女们回到家里，给她以安慰和“热闹的气氛”，但“感觉着母亲在冬天的透心寒冷”，而做儿女的感到“无能为力”。这里，作者从自然界的冬天联想到人的生命的冬天，进而进行了关于人的生存与环境对立的哲理思考。
作品描述冬天的寒冷和对人生存的严厉威胁。“我”腿的伤残、路人的冻死、姑妈的辞世、母亲的余生，这都与自然界的冬天密切相关，更是人生命运中那个“冬天”的魔咒使然。说白了，每个人都有一个被“寒风吹彻”的坎儿，而且难以规避，这是人生必然的悲剧性。所谓长生不老，所谓上苍护佑，所谓人定胜天，都是美丽善良的童话。惟其如此，人生正确的选择就是“向死存在”。――去面对，去抗击，去前行，明知难以逃脱，但还是应该为抗拒魔咒而生存。这就是刘亮程的“草根哲学”。他在不少作品里演绎、说明出逃魔咒的哲学思想。在《城市牛哞》里写道，牛群被运到城里，不但不能逃跑，连求得平静的老死也不可得。它们并排站在卡车上，带着天真而好奇的目光穿过市街，直至屠宰场。作者站在同情“牛”的立场说：“城市的所有工作被一种叫市民的承揽了，他们不需要牲畜。牛只是作为肉和皮子被运到城市。”而牛知不知道它们的下场呢？牛会不会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时还做着各种美梦呢？于是，作者联想到自己：“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跳出来的那一个。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在《逃跑的马》里写到一匹逃跑的马，说“马既然要逃跑，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追它。那是我们看不到的、马命中的死敌”。刘亮程用“牛”“马”联想自己，阐释着只有逃脱、反叛，以此和命运抗争，才能逃脱“寒风吹彻”的魔咒与宿命。在这篇散文里，作者则明确地说：“我……肯定能走过冬天”。显然，作者表达的思想，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言说的“向死存在”理念。海德格尔认为，人在灾难恶劣的环境中自然会产生畏惧，但畏惧可以唤来让人挣扎抗拒的自由。他说：向死存在，“不意味着遁世的决绝，它毋宁意味着无所欺幻地（把自身）带入‘行动’……清醒的畏（把自身）带到个别化的能在面前，而坦荡乐乎这种可能性与清醒的畏是并行不悖的。在这坦荡之乐中，此在摆脱了求乐的种种‘偶然性’。”（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0页》）笔者感到，在《寒风吹彻》中，刘亮程具体阐释着这样积极的、具有普泛意义的哲学思想。
刘亮程是乡土作家中的一个异类，是贴着家乡那块寒冷与贫苦土地思考得很另类、很痛苦、很深沉的一位哲学家。他的草根哲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第一，强调自己是“一个人的村庄”里的草民，以这个村庄为根基看取整个世界。第二，强调这个村庄里万物都有生命和灵性，以“野性”方可存活；做一条小虫，一条狗，或是一棵树，长在村前村后都没关系，“只要不开花，长得不直，便不会挨斧头”。第三，强调面对“寒风吹彻”的魔咒，就要做一头“冲断缰绳跑掉”的“牛”，应取一种思想出逃与反叛的“行为”哲学。《寒风吹彻》表现的出逃反叛的思想与精神，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作者呼唤着人性的关爱。――这是精神出逃反叛的思想基础。作品中寒冷的“冬天”，是家乡贫穷、饥馑、寒冷、孤独的象征。贫穷、饥馑、寒冷、孤独等等这些人生的苦难，把土生土长的家乡人的精神折磨得愚昧和麻木不仁，可以说变成了精神的侏儒。作者以自己的父母说事。自己冻伤了一条腿，还坚持着从风雪中把柴火拉回家；可父亲看柴火拉得太少，只责备柴火“不够两天烧的”，对儿子一瘸一拐的伤腿却漠不关心。贫穷和寒冷使其人性异变。做父亲的理应关心儿子是否很累、是否很饿、是否受伤等等，可他仅仅关心是柴火的多少，可见其亲情淡薄，以至丧失殆尽。母亲也同样在苦难境遇中改变了善良的人性。自己一次次帮姑妈带口信给母亲去姑妈家“暄暄”，可母亲因为要照顾“五六个没长大的孩子”，直到姑妈在孤独中离开人世，一次也没去过；说到姑妈去世的消息，母亲也同样表情“平淡”，“像是说一件跟死亡无关的事情”。可见苦难让母亲变得自私，麻木以至不近人情。作者有意识地批判父母亲被异化被扭曲的人性，其实就是批判家乡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在批判的背后，是作者揪心地疼痛。他热烈地呼唤着温热温馨温柔的人性，期盼着在乡亲父老在精神麻木中复苏过来。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两点，第一，作者以批判的方式并且拿父母“开刀”，来强调他对人性的呼唤，通过批判双亲的疼痛，让当下中国人振聋发聩，以引起读者对被异化人性进行疗救的严重注意。第二，因市场经济与人文价值观念的急剧嬗变，在新时期至今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作品中，常常表现乡村受“商品化”“市场化”冲击之后“后工业社会”的人性异化；而刘亮程却表现了与之不同的另类思考：“前农业社会”的贫穷落后，使乡村原本自然古朴的人性变异，出现了侏儒化的畸形现象。显而易见，作者是告诉读者，尽管全国农村在奔小康的路途中与日俱进，但还有占据相当比例的如西部地区等等边远穷困的农村，须要格外地予以关注、扶持与开发；尤其应该关注这些穷苦地区传统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建。
其次，作者坚守自我善良道德的人性。――这是思想出逃反叛的行动关键。刘亮程仿佛是那般“众人皆醉，惟我独醒”，不仅清醒地认识到家乡穷困土地上自然古朴人性的丧失，而且认识到必须让自然古朴的人性传统重新复归，尤其是人性中对他人、亲人的关爱，应该重新回归人性的伊甸园。作品以“我”说事。写“我”关心不相识的路人，布施温热，这是写作者对他人的善良之举；写“我”常去看望姑妈，为她给母亲带话等等，这是表现自己对亲族之情的注重；写到母亲日渐衰老的时候，则真诚表示作为儿女，“不管天冷天热……都要常过来和母亲坐坐”，让母亲感到“高兴”“热闹”。作者把自己的种种“关爱”，以修辞的隐喻比作“温暖”。他写道：“从那个夜晚我懂得了隐藏温暖――在凛冽的寒风中，身体中那点温暖正一步步退守到一个隐秘得有时连我自己都难以找到的深远处――我把这点隐深的温暖节俭地用于此后多年的爱情生活。我的亲人们说我是个很冷的人，不是的，我把仅有的温暖全给了你们。”这段看似很寻常的话，却是全篇表达思想的泉眼。第一，要使家乡土地上冷漠的人性重新温热起来，必须从“我”做起，从每个人做起；人人有了“温暖”他人的向善之心，才能让人间充满爱和温馨。第二，家庭是人性和谐社会构成的最基本的细胞，要使家乡的人性普泛的复归，必须从每个家庭做起，而作者则是从“我”的家庭做起。――把“温暖”用于“爱情生活”（这里可以在广义上理解“爱情生活”，可以理解为大写的“爱情”），把“仅有的温暖”，“全给了”自己的家族亲人，之于父母双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自我可谓是“爱情达人”。作者还有意识地用父母的冷漠，反衬着“我”对他人和亲戚弘扬关爱的重要，以强调每个家庭成员的“爱心”对建立和谐家庭的责任和意义。第三，作者强调了爱是慷慨的给予，虽是“仅有的”，却是“全给了”，这是爱付出的最高境界：爱的无私、爱的真诚、爱的彻底与爱的磊落。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强调了爱的绝对性，是一种绝对付出、不用回报的亲情之爱。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宝贵的、应该予以大力继承和弘扬的伦理道德传统。
美国的社会学家埃・弗罗姆说过：“人与人之间结合在一起的愿望是人类进步的最强大的驱动力。它是最基本的情感，是把人类、种族、社会、家庭维系在一起的力量。如果达不到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意味着愚昧和毁灭――毁灭自己与毁灭他人。没有爱，人类一天也不能生存。”（埃・弗罗姆《爱的艺术》，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正是在人类和谐生存的意义上，刘亮程在《寒风吹彻》中所表现来的思想出逃与反叛的思想，不仅是为了摆脱“寒风吹彻”的魔咒与宿命，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道德意义上人类普泛的关爱。“一个人的村庄”里人性的冷漠和泯灭，最终会导致自己和他人的“愚昧和毁灭”。惟其如此，刘亮程警醒地认为，呼喊人性的关爱、坚守道德的自我完善，才是改变家乡人文面貌，以至改变整个“后工业社会”的中国善良人性式微的状况；而实行思想的出逃与反叛，或者谓之绝对的精神反抗，则是唯一和正确的路径。
从网上看，一些《寒风吹彻》的教案与一些评论文章，都是从如何面对人生磨难的视角、进行如何走出人生“冬天”的分析，无疑是不错的。如此分析也许更方便于学生和读者的接受。不过，这样分析不免有些皮相和肤浅。假如笔者上述的论析的确实切近了作者哲理思考的境界――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存在”，那么，我们对这篇散文的理解与认识，自然就走向了“陌生”的深入。因为这种“陌生”，正是源于刘亮程哲学“草根”性的属性。
这篇散文在艺术表现上颇见特色，而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是抒情氛围、抒情性构思的创造，与象征性情韵溶解全篇的抒情张力。
任何一篇有品位的抒情散文，都要创造文本的抒情氛围及抒情性构思，舍此就不可能成为抒情性质的佳作，而是叙事、议论、说明等别的体式了。《寒风吹彻》一开始就创造了“围炉夜话”的氛围：下雪、倾听雪声，“静坐在屋子里，火炉上烤着几片馍馍”，这些场景的描述，就铺垫了“夜话”的情境和情愫，就是英式随笔（Essay）所创建的个人笔调。正如厨川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所说的那种情景：“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谈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到纸上的东西，便是‘Essay’。”（鲁迅译《苦闷的象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4页。）对这种情调，林语堂把它称做“娓语”，或“闲谈体”，朱自清称之为“谈话风”。对此，刘亮程应该是有意为之。他直接采用了“围炉夜话”的场景，不过不是厨川白村说的那般优雅闲适。而用“烤着几片馍馍”、“吃咸菜啃馍”暗示生活的贫苦与心底里的悲凉，如此为全文定下感伤和抑郁的基调。基调是作品抒情性构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作为抒情性构思的主要策略，是“三十岁的我” 在“围炉”时独思独语，用悲凉感伤抑郁的情愫，融入自己的浮想联翩，即把30岁之前的往事和当下的事情，浑成一体地把个人的体验、感觉、感受抒写出来；于是构成一个完整的叙述链情境，娓娓地进行着人生魔咒的苦难叙事；最终把作者思想出逃和反叛的哲理性感悟，很含蓄地表现出来。正是这种个人的娓娓笔调和独语构思，使整个“夜话”叙事充满了浓郁抒情的气息。
作品以雪、寒风、寒冷以及冬天作为意象，象征着魔咒的苦难。“雪”“寒风”“寒冷”是描述“冬天”的一些具体概念。这些概念连同“冬天”反反复复地在文章中出现，一方面出于冬天叙事情境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带着时是隐喻、时是象征的双重含义，使这篇散文倍生“象征性”抒情的磁性与张力。诸如“寒风还是进来了。它比我更熟悉墙上的每一道细微裂缝”、“纷纷扬扬的雪，都会落在我正经历的一段岁月里”“冬天，有多少人放下一年的事情，像我一样用自己那只冰手，从头到尾地抚摸自己的一生”“冬天总是一年一年地弄冷一个人，先是一条腿、一块骨头、一副表情、一种心情……而后整个人生”“生命本身有一个冬天，它已经来临”等等，这些看似描写、叙述、议论的语言里面，都与全文抗拒灾难、实施思想出逃与反叛的题旨，有着象征情韵的溶解关联。因为作者的思维颇有些反哲学的意味（如隐写前农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间的悖论、写“一个人的村庄”人性传统的式微、对父母人性冷漠的批判等），所以他的自我抒情也随之具有了哲理性；而且贯穿全篇的字里行间，于是形成了哲理与诗情的交融。
――这便是刘亮程式的、草根的、反哲学的抒情个性。
――刘亮程散文的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扬州大学文学院；22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