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思想家李贽:明代思想家李贽

　　我与李贽结缘纯属偶然。 　　那是1995年的事了，某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荆楚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所写全为湖北历代文化名人，丛书共十本，有一本是介绍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要数老二袁宏道的成就最大，因他们是湖北荆州公安人，所以称为“公安派”。丛书编者通过有关渠道找到了我，希望我将袁宏道传记的创作任务接受下来。作为一名与“公安派”同乡的学人，我义不容辞地应承了这一任务。在翻阅、研究袁氏三兄弟特别是袁宏道的存世文集及相关资料时，我发现，他们的文学主张“性灵说”受到了同代哲学家、思想家李贽“童心说”的启发与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李贽独树一帜的“童心说”，也就不会有“公安三袁”“性灵说”的问世，更不会有三百多年后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重提“公安派”，大力倡导“性灵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有力的推动作用了。
　　由此可见，李贽是一个何等了得的人物！
　　李贽，号卓吾，又号宏甫，自称温陵居士，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农历十月廿六日生于福建泉州城南门万寿路123号。泉州是中国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论资历，比广州还要早好几百年。宋元时期，泉州港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它的开放与包容曾使得世界上几乎所有宗教在这里传道、交流、融汇，并留下了各种风格兼备的寺院建筑……古老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使得泉州于20世纪80年代初便跻身于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列。
　　李贽所生活的明代晚期，整个中华帝国已变得内敛而封闭，泉州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其博大与开放的深厚传统不可能转瞬即逝。正是故乡泉州的环境与氛围，铸造了李贽自由、灵动、洒脱、特异、叛逆的思想特征与鲜明个性。
　　李贽自29岁那年离开故土，仅回来过两次。一次是35岁时父亲病逝，自南京奔丧守制。丁忧期间，适逢倭寇进犯泉州，李贽不得不身穿孝服，率弟、侄辈抗倭御敌；另一次是38岁那年祖父去世时从北京返乡赴丧。曾祖父母、祖母及父母逝世，因家贫无钱购买茔地，只得临时厝置。此次归家，李贽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将三代老人一并归葬入土。
　　从此以后，直到李贽去世的近40年漫长时光中，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并且只要一提起泉州，心中就生出一种复杂的情愫，他说平生有三怕，其中之一就是怕返家。
　　对于给了他生命之源的故乡泉州，李贽何故至如此反应？
　　这与他此后的人生阅历、思想认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李贽自26岁考中举人跻身官场，当过校官、县学教谕、国子监博士、刑部员外郎、刑部主事、礼部司务等职，辗转于河南、南京、北京等地任职。直到万历五年（1577年），年届51岁的李贽终于升任云南姚安知府，成了朝廷的一名四品官员。
　　在25年的官场生涯中，李贽性格倔犟，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好不容易升了一名知府，总该扬眉吐气一番了。然而，李贽的心中，却又萌生退意了。如果不是顾及退职后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哪怕是知府一职，他也不想赴任。在众多友人的劝说之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勉强成行。
　　以传统思维与价值观念来衡量李贽所为，他的举止实难为一般人接受与理解。四品知府，也算一个不小的官职了，当时的明朝，全国约有政府官员两万名，而四品以上的不会超过五千。不知有多少人丢弃人格、削尖脑袋、苦心钻营，也难以达到这一级别。在知府位上好好干上一番，再升上那么一级半级，博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该是何等地风光啊！
　　然而，李贽所看重的，不在官职大小，而是精神，是学识，是思想！若按惯常的人生轨道前行，李贽肯定早就湮没在无数没有个性的庸常之辈中，消逝在历史的云烟深处难觅其踪了。李贽之所以成其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李贽，就在于那迥异于他人的价值追求，那不按常规“出牌”的特立独行，那敢于挑战传统的卓越识见。
　　早在写《老农老圃论》时，李贽在文中就赞扬关心农事的樊迟，讽刺了轻视农民的孔子，露出了一股“异端”色彩。而后对朱熹的传注，便读不进去，“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在河南辉县任教谕时，李贽除拜揖公堂外，将主要精力花费在探索道学真谛之上。闭门苦读五年有余，结果以“落落不闻道”而告终。
　　隆庆元年（1567年），41岁的李贽赴北京任礼部司务，开始接触泰州学派，并对王阳明著作“不得不信之”。对此，李贽在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中写道：“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在北京任职期间，李贽的学问取得了显著收获。
　　五年后，李贽调往南京刑部任职。当时的南京，讲学十分盛行，李贽常常参与其中，结识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并拜他为师。与此同时，李贽还受到王学左派著名学者王畿、罗汝芳的直接教诲。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师承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虽属儒家一脉，但对儒学教条特别是程朱理学是一种淡化与反驳。王学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倡导“良知”说，主张“良知”是衡量一切事理的标准。而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则更进一步，他们标举自然人性旗帜，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锋芒直指朱熹内圣之学的绝对伦理主义。在南京刑部又是五年，李贽的学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深孚众望的学界名流。李贽对王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并非一味地认可与接受，著名的“童心说”便是加以扬弃改造的结果。
　　由学习钻研，到参考借鉴，再至自我创新，李贽走过了一条不断求索、刻苦精进的艰难漫长之路。
　　在辗转南北的任职期间，李贽结识了许多以心相许的朋友，而对他人生起着举足轻重作用与影响的，当属耿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号楚倥，黄安（今湖北红安）人，不求功名利达，只重潜心问学。耿定理有一声名显赫的兄长耿定向，号天台，任过刑部右侍郎、户部尚书，著有《耿天台先生全集》，是明朝有名的理学家。耿定理与耿定向虽为兄弟，一段时间，耿定理还以兄长为师，但两人思想却有着严重分歧：哥哥耿定向严守封建礼教，将其作为行事准则；弟弟耿定理呢，则追求自我心性的自得与完善。于是，耿定理与兄长耿定向越来越疏远，而与李贽则越走越近，最后成为生死之交。
　　李贽由南京走水路赶赴姚安，途经耿定理老家黄安，自然要舍舟上岸与好友一聚。逗留期间，李贽想将家属留在黄安，并与耿定理相约，待三年任期一满，便来此定居，专心访友求道。妻子黄氏坚决要求同行，李贽没有办法，只得携妻前往云南姚安就职，但还是将女儿和女婿庄纯夫留在了湖北黄安耿家，为此后的隐居埋下了“伏笔”。
　　李贽不愿做官，并不等于他在任上无所作为。三年姚安知府，李贽可谓兢兢业业，勤勉有加。他宽以待人，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关心民间疾苦，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兴修水利，建盖书院，开办公学，一时间深得民心。而三年任期一满，李贽便撂下挑子，封印闭门停办公务，坚持不干了。经过七次上疏，又面请前来云南考察地方官员的巡按御史批准，这才获准。李贽辞官消息传出，当地“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为纪念李贽，姚安百姓还特地为他建了一座生祠。
　　摆脱官场的名缰利锁，李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自由，他与妻子黄宜人取道三峡，由云南姚南赶返湖北黄安。如果不是耿定理，李贽辞官之意不会如此坚决，也不会选择黄安隐居。李贽奔好友耿定理而来，正值耿家老太爷去世不久，在朝廷任职的耿定向也回到了老家守丧。兄弟二人对李贽礼遇有加，并在耿家别业“天窝”为李贽一家专门建室筑居，使他大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
　　在“天窝”隐居之初，李贽与耿定向思想不合，虽常有龃龉，但有耿定理从中调和，倒也相安无事。然而，三年后，年仅51岁的挚友耿定理突然病逝。李贽辞官千里迢迢赶赴黄安，就是奔耿定理而来，没想到这位至交却先行撒手而去，不仅给李贽心灵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对他以后的生活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因思想不同，尽管耿定向守丧期满又赴南京任职，但两人书信往返中，矛盾已日趋尖锐且公开化。耿定向担心李贽留在黄安“天窝”带坏耿家子弟，不禁生出赶走李贽之意，而又不便公开撕破脸皮，只好委婉行事，或信中一个劲地旁敲侧击，或托朋嘱友暗示李贽。李贽自然不想被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长留黄安，适逢邻县麻城四大望族之一周柳塘及女婿曾中野盛情相邀，并在县城买下一间大屋供他居住，正置身尴尬境地、另寻别居的李贽，自然爽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举家移居麻城，没想到夫人黄氏节外生枝，坚决不从。快60岁的人了，黄宜人不想再东来西去地颠沛流离，四处漂泊；女儿女婿也劝李贽回乡定居，以求落叶归根。而李贽却是坚决不肯迁回福建泉州，双方追求不同，想法不一，意见不合，难于统一，最后只得各奔东西。李贽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让女儿女婿陪夫人黄宜人归返故乡；而自己，则毅然离开生活了五年的“天窝”，孤身一人前往麻城。
　　李贽将位于麻城县城的居所取名为维摩庵，标志着他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年后，李贽剃度出家，从维摩庵搬到离县城约30里外的龙潭芝佛院，索性做了一名和尚，自号“龙湖叟”，并写诗明志道：“空潭一老叟，剃发便为僧，愿度恒沙众，长明日月灯。”
　　一旦离开黄安，李贽与耿定向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尖锐化、公开化。一个在麻城隐居，一个在南京做官，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虽然远隔千里，却不影响两人相互间的指责与攻诘。他们通过书信，将个人主张洋洋洒洒、淋漓尽致地诉诸笔端。你挑战，我回应；你阐述，我批驳；你攻击，我指斥……就在书信一去一返的“礼尚往来”中，一对论敌“捉对儿”搅在一起厮杀。没想到这场特殊的论战竟持续了十年之久，“刀光剑影”难解难分，杀声震天惊动朝野。李贽反孔，耿定向尊孔；李贽向“名教”挑战，主张“拆篱放犬”，倡导心性，追求思想解放，耿定向“重名教”，竭尽全力维护旧的伦理纲常，不可越雷池一步；李贽认为不必以孔子来衡量一切，“人人皆可以为圣人”，耿定向视孔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并以“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加以反驳……其实，李贽反对的，是经由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孔子；他指斥的，是将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学僵化了的反动儒教；他抨击的，是那些借孔子之名扼杀人性的伪道学家。而对孔子本人，李贽并不反对，他出家礼佛的芝佛院内供奉着两幅巨大画像，一幅是释迦牟尼画像，另一幅，就是他专门请人定做的孔子画像。
　　论争的结果，就是《焚书》的问世――李贽将写给耿定向的论战书信、函件尽数收入其中。这不仅激怒了耿定向本人，更惹怒了他的那些故旧门生；他们不仅口诛笔伐，还利用手中权力或可控资源，对李贽直接施暴迫害。由昔日的友人一变而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虽令李贽伤心、寒心，然而，为了思想，为了真理，他什么也顾不得了，大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之气概。
　　李贽在龙潭芝佛院一住就是十年有余，他的第一部著作《初潭记》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在此编纂而成，而后又创作、编辑了《焚书》、《说书》、《因果录》、《史纲评要》、《读升庵集》、《孙武子十三篇》及《藏书》的主要章节，还批点过《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小说戏剧著作。概而言之，李贽一生中的主要著述，大多是在龙潭完成的。龙潭风景幽美，有着一股灵动的气韵，不仅适合隐居，更能激发创作灵感，李贽还在这里为自己建了一座藏骨塔，拟作为安息长眠与永恒的归宿之地。
　　李贽出家后，好友焦�担心他独自一人孤寂，便托新科进士袁宏道出差返回故乡荆州时，顺道前往麻城探望。袁宏道或独自一人，或与小弟袁中道，或兄弟三人一同，曾先后三次来到龙潭拜会李贽，一住就是一月或数月。正是与袁氏兄弟切磋求道的过程中，李贽的“童心说”逐渐成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写下了《童心说》一文，指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而人们行事作文，大多属“假言”、“假事”、“假文”，这样的人，自然也是“假人”。欲现童心，必须剥去遮蔽其上的雾瘴，使其露出无瑕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只有那些未曾失却童心之人，才是真正的大圣人。受李贽思想启发与影响，“公安三袁”针对当时文坛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树起了一面文学改革的大旗，创立了“性灵说”，主张文学作品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影响并扭转了一代文风。
　　面对李贽出家的麻城龙潭自然风光，袁氏老大袁宗道大为惊叹，没想到“泉石幽奇如此”，不由得舞动一支生花妙笔写道：“龙湖，一云龙潭，去麻城三十里。万山瀑流，雷奔而下，与溪中石骨相触，水力不胜石，激而为潭，潭深十余丈，望之深青，如有龙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缘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树红阁，隐见其上，亦奇观也……”
　　李贽隐居龙潭之时，是他硕果累累、声名远播之日，也是他大起大落、饱受折磨之际。
　　他剃头出家，却有意留下胡须；进了佛堂，又不认祖师；做了僧人，还大口吃肉……这些，都被时人视为异端。他广收门徒，即使女子也不避讳，信函往返不说，还亲往女徒家授课，被道学家们视为大逆不道。他的第一部著作《初潭集》在麻城第一次刻印，就轰动一时，当即抢购一空，此后的《焚书》、《藏书》更是声名远播，传遍中华大地。正是这些振聋发聩之作，却被封建卫道士蔑称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谤书”。他与袁宏道在武昌一同游览黄鹤楼时，遭到一伙受假道学家们指使的泼皮围攻、辱骂与殴打。他受到耿定向门生、湖广按察司佥事史旌贤的威胁，要以“大坏风化”的罪名将其驱逐，李贽针锋相对：“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李贽已是74岁的年迈老人了，当权者仍不肯放过他，地方官员冯应京雇用一帮打手前往芝佛院迫害李贽。李贽在友人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可暴徒们却不肯善罢甘休，又一把大火烧掉了龙潭芝佛院，还将李贽为自己准备的永恒归宿之所――藏骨塔捣毁清除……
　　黄安留不下他，麻城容不得他，那么，其他地方又如何呢？
　　年迈苍老的李贽举目四顾，不由得悲从中来，大地茫茫，哪里才是他的归宿之地啊？
　　正当李贽出走麻城，辗转河南商城黄蘖山中避祸时，曾任过知县、御史的马经伦闻讯，不顾数千里之遥，冒雪从北京通州（今北京通县）赶到黄蘖山中陪侍。
　　马经伦为人正直，常仗义执言，好打抱不平，任御史时因胆敢抗疏当朝皇帝神宗而被贬为一介平民。李贽的悲惨遭遇使他感到愤怒与同情，不由得主动南下黄蘖山，与李贽一同研习《周易》，还写了一篇文锋犀利的《与当道书》为李贽辩护。
　　等到来年二月春暖，马经伦索性将李贽接到北京通州自己家中居住。
　　尽管封建统治黑暗，尽管专制思想麻痹并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尽管道学家为维护所谓的正统理学不择手段大打出手，却总有一群真知灼见者、不畏强权者、公正无私者，以一己微薄之力与当权者、当道者拼力抗衡。一方面是虚伪，是攻诘，是迫害；另一方面则是真诚，是推崇，是保护，两相比较，后者的良知、识见与高尚更其凸显。李贽的价值在当时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推崇，视李贽为“真人”，并予以实质性帮助，除马经伦外，重要的人物还有湖广布政使刘东星、大同巡抚梅国桢等。
　　李贽寓居通州时，年已七十五六，身体日衰，预感来日不多，不由得写了一篇《遗言》，详述死后安葬之事，并流露出自己一生坎坷，受尽诽谤与迫害，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地了此一生。
　　然而，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他在马经伦家安居写作，自以为平安无事，没想到统治者却放不下他，主动找上“门”来了。
　　李贽一到通州，就在北京城的道学家中引起了一阵恐慌。他们担心李贽思想广泛流布，担心他的新作又将“妖言惑众”，担心他闯入京城“扰乱治安”。一时间，关于李贽的流言“狼烟四起”，闹得京城人心惶惶。不久，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终于走上“前台”，上疏劾奏李贽，说他“狂诞悖逆”、“惑乱人心”，将“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勾引士人妻女”等不实之词一股脑儿地堆在他的头上，其落脚点就在于要对李贽严惩不贷。
　　已有20年不理朝政的神宗皇帝朱翊钧见到奏折，竟异乎寻常地来了精神，以前所未有的“工作效率”当即作出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
　　一声令下，李贽被打入牢狱，所有著作悉数烧毁。李贽取《焚书》、《藏书》作为书名，便有“焚烧之书”、“藏匿之书”之意，对封建统治者，他没有过多幻想；对自己著作的命运，似乎早有预见。然而，只要是传播真理的好书，是焚烧不尽、难以深藏的。李贽所有已刊未刊之书虽一时遭受焚烧、销毁之厄运，其后反而越刻越多，越传越广，流布海外，便是有力的明证。
　　李贽入狱后，除走过场式的审讯一次外，便将他长期羁押狱中，不管不问了。
　　李贽捕前已卧病三月，入狱后仍处于昏迷状态，此后更是百病缠身。就在这样的处境中，他还不忘赋诗，写下《系中八绝》。一位70多岁的老人，尚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精力与斗志，确属不易。其实，李贽真正人生之始，他的最辉煌时期，正是隐居麻城龙潭之时，而此时，他已是60花甲之人了。一般来说，年纪一大，就意志衰退，思想保守，免不了抱着颐养天年的心态打发残日。而李贽却老当益壮，老来弥坚，越老越有风采，仅凭此点，就可见出李贽对庸常之辈的超越。有人说李贽的悲剧就在于他活得太长，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曲折磨难与攻诘诽谤了。当然，他的成功与贡献也在于活得太久，如果早逝，中华民族古老历史的灿烂星空，当失却一颗极其耀眼的星辰。
　　关于李贽的惩罚，张问达在疏劾中希望将他解发原籍治罪，而这时，又传出朝廷将李贽递解回泉州的消息。李贽曾多次表示怕回老家，听到这样的传言，不由得说道：“我年七十有六，作客平生，死耳，何以归为？”
　　泉州，是李贽的养育之地，是他生命的血脉所在，落叶归根，乃人之常情也，为何只要一提回家，李贽就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恐悚与惧怕呢？
　　其实，李贽对故乡泉州有着一种内在而深沉的感情，他之所以怕回泉州，缘由主要有三：一是对故乡浓厚而窒息的理学氛围大为反感。当时的泉州，已成为封建理学重镇，对儒教宣传尤其得力，对道学家朱熹顶礼膜拜，对孔庙不断维修扩建，李贽所处时代，是泉州府历史上修建孔庙最为频繁的时期；二是不愿受到管束。回到家乡，会受到多重有形无形的束缚，有官府管治，有乡法约束，有族规限制，还有一大堆所谓的责任与义务不请自来缠绕于身。想想看，如果待在泉州，李贽能像隐居麻城那样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安心著述吗？三是拼力抗争。如果说此前不愿回泉州是出于上述两种因素，那么，后来当道者将回乡作为对他的一种驱逐与惩罚，就更令他产生逆反心理，竭力抗争，宁死不归了。
　　陷于两难境地且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李贽，觉得唯有自己了断，才会得到一个体面的结局。
　　他在等待、寻找可乘之机。
　　机会终于来了，结局却是那样的悲惨。万历三十年（1602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李贽趁侍者为他剃发的机会，一把夺过剃刀，奋力割向自己的咽喉。喉管顿时断裂，血如泉涌，而气息尚存。侍者问他：“痛否？”李贽喉咙嘎嘎作响，话不成声，便以手蘸血，书写作答：“不痛。”侍者再问：“为何要自杀？”李贽颤颤抖抖、一笔一画地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又拖了一天多时间，直到三月十六日夜半，李贽才在狱中最后合上了痛苦的双眼。
　　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李贽就这样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学术而获罪致死的独一无二的伟大思想家。
　　李贽不断求索，大胆怀疑，快意恩仇，诚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余自幼倔犟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封建统治者以孔子的儒学为正统，其余皆为旁门左道，他们只希望天地间存在一个头脑、一种声音，更希望满天下都是愚民，容不得半点其他主张与学说。而李贽作为封建社会难得的“千古绝唱”，偏偏什么也不信，为了科举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却不信孔孟朱熹之说；出家当和尚，却不信佛教；对老庄学说素有研究，却不信神仙道教……不盲从，不迷狂，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一颗难得的童心，保持本真个体及与生俱来应有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人格。也正因为如此，李贽被封建统治者、卫道士视为异端，无论哪里都容不下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李贽虽死，却成为中国启蒙思潮的一面旗帜。他的思想不胫而走，不仅影响了后来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曹雪芹、谭嗣同、严复、章炳麟等人，还传至日本，受到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先驱吉田松阴等人的推崇与喜爱，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有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与启发。
　　如果我们将李贽放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中，当会发现，李贽的学说有两个特征，一是惊世骇俗，二是进步卓越，其识见远远超出前人与他人。
　　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无疑是一具行尸走肉，同理，一个缺少哲学与思想的民族也是平庸而可悲的民族。中华民族要崛起，要有所创造，要跻身于世界民族强林，非得有一流的、真正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为先导不可。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李贽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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