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女性\自然和少数族裔 假如自然不沉默
时间：2019-05-15 03:17:2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谭恩美的名作《喜福会》自1989年出版后好评如潮，当年就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排名9个月，共销出27万5千多册，先后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小说描写了四位性格、命运迥异的中国女性在动荡岁月里遭受封建社会压制产生的婚姻悲剧，以及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同样失败的婚姻经历。母女之间既有深沉的骨肉亲情，又有着无可奈何的误解与怨恨，然而超越一切的仍是共同的中华母亲，是血浓于水的母女深情。自从出版以来，大多数美国主流评论家都给予此书以极高的评价。美国《每周出版者》杂志(Publishers Week-ly)认为此书“(充满)强烈的诗意，动人的想象力和扣人心弦的故事……延续了汤亭亭的成功，更加耐人寻味，其中的东方元素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美国评论家Rhoda Koenig称赞说：“情不自禁地被(小说)吸引，谭恩美观察的敏锐度和小说主题的普遍性使其充满魅力。”(Koening，83)
国内对《喜福会》的主流评论也是肯定的。但也有一些评论家对谭恩美故事中的东方情调持否定态度，认为她在利用东方元素“吊白人的胃口”。《喜福会》被认为是“为适应美国人的口味而写的中国的故事”是“东方主义刻板化的重复、印证与深化”。(陆薇，2007：136)陈爱敏认为“(谭恩美)所要吸引的读者是那些对东方充满了好奇和幻想的白人”。(陈爱敏，2007：42)赵文书注意到了《喜福会》中中国女性受难的境遇“中国妇女无一不是受尽了苦难的受害者……小说中的母亲所经历的代表着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往事，毫无例外地标志着残酷、落后、愚昧”。(赵文书，2009：135)国内评论界已从东方主义、中国文化、母女关系等多重角度对《喜福会》进行了解读，然而近年来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在中国学术界“几近缺席”，对亚裔作品的生态批评“踪迹全无”。(石平萍，2009：100)鉴于生态批评的兴起及人们对现代生态危机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从而揭示作品对自然、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观照，以期加深、拓宽对小说的理解。
一、生态女权主义
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兴起于各种社会运动中，90年代达到高潮。它是西方社会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权主义这个名称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西斯娃·德奥博纳发表于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金莉，2006；57)德奥博纳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吁把女性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联系在一起，认为女性受压迫和自然受支配的地位具有极多相似性，要求解放妇女、反对压迫和积极应对生态危机。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Susan Griffen(Griffen，1978：37)认为：女性和自然具有相似性，都具有逆来顺受、哺育后代和消极被动的特点，这些特征使她们容易受到男人的控制和支配。她指出了女性身体和大地的相似性：“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223)生态女权主义者看到了人类只是“宇宙之链”的一部分，意识到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当代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建构了多组对立的关系，如男性/女性，人类/自然，西方/东方，理性/感性，前者总是优于后者，在二者关系中居于支配与统治的地位。父权制思想以及基于这种思想所建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是导致性别歧视及人类对自然统治与掠夺的根源。Gretchen T，Le-gler认为，“生态女权主义是一种文学和哲学学科的交融。它就像一面多棱镜，透过它，文学和文化批评家能够了解自然如何在文学中得到表征，以及自然被表征的方式如何与性别、种族、阶级的表征方式相联系”。(Legler Gretchen T，227)生态女权主义者不仅仅局限在对女性和自然的观照上，而是以更开放的视野关注一切被压迫的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等，呼吁建立男女平等的社会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整体观，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民族观，促进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
以生态女权主义的理论作为切入点对《喜福会》进行解读，笔者发现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在男权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压迫下，自然、女性和少数族裔成为沉默的失语者，丧失了抗争的地位。
二、自然、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认同
《喜福会》的故事叙述像一场麻将聚会，四对母女(八位女性)轮番上场叙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根据母女的叙述，喜福会最初是一个四位中国母亲在美国组织起来的麻将会。母亲们各自准备自己的拿手小吃，在聚会上与朋友们分享美食、回忆过去移民前的生活、表达对未来生活和各自女儿的无限期望。《喜福会》上叙述的母女经历成为小说的主线，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女性和自然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使《喜福会》中的女性人物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自然环境等同起来。小说开篇的章节讲述母亲吴素云的故事。在吴素云的梦想中桂林是个世外桃源，有着迤逦的风光，宛如一幅动人的画卷，“青山绿水，翠微烟波，层层叠叠的山峰，白云缭绕。”(谭恩美，2006：7)沉浸在自然美景中的素云，仿佛体会到了古人提倡的“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然而当素云作为国民党军官的家属带着两个尚在襁褓的女儿辗转来到桂林躲避战乱时，战争、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在她的心头。紧张的精神使她无暇去留恋美景，惶惶不可终日地等着“只要空袭警报一响，我便像野兔般弹起直奔防空洞”。(8)在她的眼中，桂林这座名扬天下的秀丽之都已经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战争和生存危机导致人的精神异化，身心崩溃，使素云不得不抛弃两个女儿独自逃难。素云移民美国后仍对这对女儿念念不忘，多次回国寻找未果，带着巨大的遗憾和深深的自责死去。
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承认女性与自然受男性压制处于相似的“他者”地位，还把这种境遇与少数族裔在主流社会遭受的压迫和支配结合起来，凸显其深刻的人文关怀。作为处在白人强势文化和民族中心主义双重俯视下的华人母亲以及她们的女儿，移民、离散和同化的经历给她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伤痛。映映·圣克莱尔给女儿露丝讲述了自己的移民故事。映映是一位无锡的富家千金，在遭受了丈夫的背叛与抛弃后，她随第二任丈夫移民美国。为了成为合法公民，她被迫改名换姓，甚至自己的生肖也由虎变成了龙，“穿着大号的美国衣服，做一切原该是保姆干的活……笨拙地卷着舌头讲外国话，学习过西方的生活”。这种痛苦的移民经历给母亲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这使她们把这种家族创伤传递给自己的女儿。作为华裔移民的女儿，这些生在美国的华裔第二代仍然不能摆脱白人文化中“他者”的地位，成为婚姻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喜福会》的四个女儿中，薇弗莱与丈夫离婚，孤单 地带着女儿生活，丽娜与丈夫的关系像一个脆弱的花瓶，随时有倾覆的危险，露丝遭到丈夫的抛弃，精美36岁还未结婚。她们都是这个白人中心主义国家的弱势群体，婚姻的受害者。
三、男权社会对女性、自然和
少数族裔的征服与统治
作为生长于美国的《喜福会》的女儿们，她们每个人都取得了母亲难以企及的成就，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不菲的收入，嫁给白人丈夫，成为中产阶级。然而作为少数族裔女性，她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在主流社会处于失语地位。露丝选择了特德而不是其他的中国男孩作为自己的丈夫，因为“他的鲁莽，他的执著，他的自信与固执己见……还有，他的父母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特德的母亲乔顿太太第一次见到露丝就跟她谈到了儿子的前程。“他向我保证，他对少数民族，一丁点都没有任何偏见……但是特德将来所持的专业，注定有其特定的局限和准则。他的活动范围将是病人和其他医生们。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乔顿家那般通情达理”。露丝婚后的生活一直是由丈夫占据主导权。在他们的婚姻中，露丝与丈夫的角色一直是拯救与被拯救、决策与听从的关系。露丝对婚姻一味妥协的态度被丈夫视为懦弱和无能。特德最终以一万美金作为补偿向她提出离婚。甚至在丈夫提出离婚时，她依然摆脱不了她所扮演的弱者形象。她所做的只有哭诉，向朋友、向心理医生倾诉，希望丈夫能够回心转意。遭到男人抛弃的女人和自然有着同等可悲的命运。特德以前总是精心地照料花园里的每一棵花卉，就像美容师为客户修剪指甲一样认真小心。如今，没有丈夫呵护的花园已经变成一片荒芜。“大片的百合花，已变得枯萎不振了，沉甸甸的雏菊，因为没有东西支撑住，几乎把花秆给压断了。石板小道的夹缝中，杂草丛生，不过那么几个月，这曾是那样美好的花园，一下子变成一片荒地了”。相对于女儿的软弱，母亲则表现得更加坚定和自强。露丝的母亲鼓励她说：“女孩子就像一棵树……你必须挺起身子做人”。母亲的鼓励使露丝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她决心摆脱婚姻中被动的地位，不能让丈夫将自己像一件物品一样任意处置，勇敢地和丈夫争夺对房屋的拥有权。
与露丝的遭遇十分相似，丽娜·圣克莱尔也是一位优秀的美国华裔女儿。她受过良好的教育，28岁成为公司的企划经理，是一个标准的白领女性。然而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她在与白人男友交往时仍然非常缺乏自信。在与男友哈罗德交往时，丽娜总有一种不踏实感和惧怕，担心有一天会被男友抛弃。丽娜对自己的评价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上，而是认为自己独特的“异国情调的气质，很醒目”足以吸引男友。作为少数族裔的露丝已将自己内化为西方男人的性感尤物，丧失了在家庭和婚姻中与男性抗争的平等地位。丽娜婚后帮助丈夫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她和丈夫一样努力地工作，然而丈夫的工资却是自己的7倍。丽娜与丈夫的婚姻是建立在账单基础上的。无论多少，在家庭生活中，丽娜必须与丈夫平分家里所有的开销。丽娜的内心发出了无声的抗议，因为在她看来，婚姻是两个人的爱情奉献，绝不是钱财上的“井水不犯河水”，分得一清二楚。而在他们的情感生活中，丽娜也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每次和丈夫做爱时，丽娜只是“任凭他恣意地、放纵地在我身上寻觅欢快，却一点不计较，他从来不过问一下，我的感觉如何”。丽娜对婚姻的失望使她意识到丈夫给予她的“太不够了”。
四、少数族裔、女性在与自然的
融合中获得信心和勇气
自古以来女性与自然就有着天然的认同感。许多文人作家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赋予自然以女性的形象，如大诗人庞德曾在一首题为《少女》的诗中，想象着一个少女变成了一棵树，“树进入我的双手/树液升入我的双臂/树在我的乳房中倒长/树枝像手臂一样从我身上冒出”。
而《哈姆雷特》里的奥菲利娅之死写得美轮美奂，美就美在莎士比亚突出了那个美丽少女的融入自然。在失去父亲和恋人的双重打击下，奥菲利娅疯了，不是蓬头垢面而是满身鲜花。她跌人小溪，衣裙四散，花落纷纷，这个纯洁的自然之女，好像本来就是生活在水中的美人鱼，神情安详宁静，唱着歌顺着清澈的溪水缓缓飘去。(王诺，2003：226-227)《喜福会》中，露丝在经历了离婚之痛后也最终从自然中获得了争取自我权利的力量，勇敢地同丈夫提出要共享房屋和花园。露丝故事的结尾处她梦见自己早晨在花园里游荡，听见在园中照料花草的母亲对她说：“看，我早上刚刚把它们种下，为了我，也为了你!”(谭恩美，2006：179)母亲在园中埋下的种子为露丝和母亲带来了生活的希望。种子寓意着女性独立的思想在露丝身上萌芽，也寓意着露丝决意和母亲摆脱男权社会的压抑挺胸做人的决心。吴精美在母亲去世后也决定完成母亲遗愿，去中国探望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精美的中国之行也可以诠释为找寻中华文化之根。通过“中国寻根”，华裔女儿可以确立自己真实的文化身份，为自己找回同西方父权制抗击的人生力量。
David Jears认为生态批评者构建的环境文本不仅包括显性环境文本，还包括隐形环境文本。前者具有鲜明的环境趋向，体现积极的环境意识，这类文本多以自然环境为主题进行描绘，体现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隐性环境文本关注的不是环境本身如何，而是人类如何感知自然，即通过文化的过滤镜，重新建构一种可感知的环境。(Jeans David，1974：97)《喜福会》中除了对自然环境的观照，还有许多关于风水、阴阳等中国元素的应用，体现了作者积极的隐性环境意识。《喜福会》的母亲们都很注意运用阴阳平衡和风水来为自己和家庭趋利避害。精美的母亲打麻将时一定要坐在东方，因为她认为万物起于东方，“日从东方起，风从东方来”。(谭恩美，2006：19)丽娜的母亲在全家乔迁新居后，对新居很不满意。她认为房屋地势不好，房屋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强风将人固有的力量都吹散了，因此住这样的房屋很难发达。新居气流不畅，厨房正对卫生间“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切，正好被马桶水箱冲走”，因此她忙着给墙上挂画，安置家具，又将一面大圆镜从面对前门的墙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这一切都体现了华裔母亲希望通过“阴阳平衡”、与自然融和来汲取力量，获得生存的信心和勇气。
五、结语
生态女权主义倡导一种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喜福会》通过对四对母女间的矛盾恩怨，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华裔女性痛苦的生活经历以及她们与自然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怀。表达了作者建立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和相互依存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强烈人文关怀，以及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共处的民族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喜福会》展现了作者强烈的生态女权主义关怀，体现了作者积极向上的生态女权主义意识。
注释：
①Pubishers Weekly：“Publishers Weekly”，V01，239，32-33(20julyl992)。《出版者周刊》杂志是一本集图书出版、销售、商业化运作为一体的杂志，它定期刊登作者访谈、人物专栏、介绍畅销书，介绍图书交易信息和出版界的精英人物，并提供有价值的书评，被誉为美国出版界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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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严映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26-228.
[12]赵文书，和声与变奏：华美文学文化取向的历史嬗变[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作者简介]
云玲(1977)，女，甘肃天水人，硕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美国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