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创作意识|半生缘女性主义
时间：2019-05-14 03:29:1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萧红是作为继鲁迅、蹇先艾、王鲁彦、彭家煌之后的乡土小说作家登上文坛的。由于没接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萧红作品完全发于内心、感于生活。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在创作中自然将这种性别意识融注进去：用“越轨的笔致”创造新形式；用“爱与痛的回忆”勾勒在呼兰河的乡村中跋涉生死场的人们；更用“反本质主义女性立场”对女性苦难作了深切关照，探索者妇女解放的道路。
关键词：萧红；女性主义；女性苦难；自我批判；
萧红并不是专门描写女性，但从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到最后一篇《小城三月》，妇女问题是她创作的中心题材。“始终立足于自己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表现，展示对女性生命的终极关怀和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1]
一、母亲形象
萧红是对“母性的质疑”的典型，与冰心柔情似水地歌颂“母爱”截然不同，萧红作品中塑造的母亲形象却无法给人一丝温存。《弃儿》中的主人公“芹”把孩子生下来就送人了，舍弃做母亲的权利而投身时代洪流，在这之中没有表现出对亲生骨肉的依恋与不舍，在得到爱人“蓓力”的称赞后更是觉得自己的做法理所当然。进一步，萧红笔下还有“冷血”的母亲。《生死场》中王婆讲述她过失害死女儿那一段，其冷漠简直令人汗颜“早晨，我把她坐在草堆上，我去喂牛；草堆是在房后。等我想起孩子来，我跑去抱她，我看见草堆上没有孩子；看见草堆下有铁犁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凶兆……”“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著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2]作为一个母亲，怎会人心看自己的女儿死去不施救而只是关心麦子的收成，这样的描写，让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传统的母亲形象联系在一起。金枝和成业私定终生有了孩子，受尽别人白眼，而母亲对金枝也并无关心“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甚至在金枝为了躲避日本人跑到哈尔滨，被男人抢占，羞涩拿着自己身体换来的钱回家时，母亲是满心的欢喜，在这样的“母亲”眼中，能糊口的金钱比女儿的贞操重要多了。在萧红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具传统“母爱”特征的母亲形象，短篇《桥》中的“黄良子”对自己孩子的挂念让人似乎找到了希望，但生活的困境最终吞噬孩子的生命，对孩子无法保护，给了孩子更大的伤害。似乎在萧红看来，母亲是做不到保护孩子的角色的。
“崇高”的母性在萧红这里完全坍塌，通过这些作品，她想表达的意思是：母性不是天生的，是男性们的鼓吹、设下的一个崇高的陷阱。她认为，母性是女性被父权制社会建构的本质性规定之一。对“母爱”的解构，是萧红以特有的方式向男权社会的挑战。正如庐隐所说“结婚、生子、做母亲……一切平淡地收束了，事业兴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这原来就是女人的天职。但谁能死心塌地地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呢？”
二、女性苦难
生育问题是萧红表现女性苦难的一个最常用的窗口，这和萧红自身经历相关。作为女人，萧红格外不幸。和萧军一起时，怀的是王恩甲的孩子，生下便送人了；和端木蕻良一起时，怀的是萧军的孩子，生下便死了。两次分娩的痛苦也没换来做母亲的体验。所以，生育问题一直是萧红关注妇女命运的焦点，而且，她笔下的妇女生育，总是那么残烈与不堪入目，力透纸背地展示了女性的苦难与绝望。王阿嫂、五姑姑的姐姐、麻面婆、李二婶子、金枝……她们的生育都是异常痛苦，从男人那里得到的不是温暖和安慰，而是辱骂和嫌弃。女人的生育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当一个妇女快要临盆之时，萧红插入了这段描写：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著。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
暖和的季节，全村忙著生产。大猪带著成群的小猪喳喳的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著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
继而再写了妇女艰难的生产。其用意显而易见：“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
另一点，女性在人格上的不独立，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也让萧红痛心。在众多作品中，塑造了无数个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她们是丈夫发泄的工具和本能欲望的对象，面对打骂和侮辱，不敢有任何抱怨、叹息。“二里半”是《生死场》中最懦弱、最无能的男人之一，在众人面前都不敢展示大丈夫乞丐，但面对老婆“麻面婆”却颐指气使，麻面婆“她的心像永远贮藏这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月英生病以后，丈夫就认为她失去了价值，弃之不顾，导致她臀下生蛆，牙齿变绿，最后悲惨地死去；金枝临产，丈夫却只顾自己的快活，全然不顾孕妇大肚的危险，而金枝的顺从态度更是让人绝望……数千年来的集体无意识造成了中国农村女性对“从父”、“从夫”的绝对认同，决计不会想到要争取人格的独立，这正是几千年来“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贞操观”等男权道德文化驯服、奴化的结果,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心理积淀，深深地潜藏于女性的意识深处,毒害、麻木着女性的精神。
最后也是最具高度的一点，萧红认为女性的苦难来源于女性自身。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充当了男人们的帮凶，经受着“他虐”和“自虐”的双重痛苦，萧红对此作了深刻批判。被男权文化教化后的女性的长者们不但以此律己,而且还利用手中“家长”的权力意志去“调教”和“塑造”着后代女性,亲手制造女性的悲剧,杀死自己的同类。《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正是在一群女人们“献计献策”之下用开水将小团圆媳妇烫死，还愚昧地认为“这是为她好”。而《王阿嫂的死》中对于剥削弄懂人民、杀害王阿嫂丈夫的张地主，妇人们还说着“总是张老爷子，有多么慈心；什么事情，张老爷子总是帮忙的。”[3]在遭受男性的践踏与摧残同时，女性还承受着来自同性的迫害，同时自己也无意识而习惯地对另外的同性进行伤害。
师承鲁迅的萧红将鲁迅塑造的“吃人者”形象独特运用于女性互相的残害方面。女性群体无疑扮演了不可饶恕的凶残角色，充当了“无意识杀人团”的成员。“将来是兴家立业好手”的王大姑娘在没经过媒妁之言就和穷磨倌冯歪嘴子同居后，“妇人团”对王大姑娘的评价立马就变了样，“说话的声音那么大，一定不是好东西，哪有姑娘家家的，大说大讲的……”、“我就说，那姑娘将来好不了。”对于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惨死，她们丝毫没有心理不安于道德上的负罪感，认为自己只是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在男权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已经完全认同了男权社会伦理规范，并以此规制、苛求同性的生活，她们是一群封建论理道德的坚决捍卫者。萧红从女性自身“吃人”的角度揭示了女性最深刻的悲剧。
三、女性的爱情
作为一个集中在20—30岁创作的女性作家来说，爱情本应成为当仁不让的第一主题。然而萧红似乎是爱情的“失语者”，一方面回避了让她吃尽苦头的爱情婚姻题材，另一方面，视觉并没滞留在对这种不幸的诠释中，没在作品中沉溺于个人情感和精力，更没随意放纵和自我宣泄。但在其为数不多的描写男女感情的篇章中，我们仍能窥探萧红对于爱情的态度。《朦胧的期待》中女仆李妈爱上一个要去前线抗日的特务连兵士——金之立，金之立短暂回家，李妈一系列反常举动只是为吸引金之立的注意。顶着高烧去给他买香烟，并决定把仅有的一元钱给他，然而当李妈回家时，金之立已经走了。李妈只能进行“朦胧的期待”。和此类似，《小城三月》作为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样塑造了一个暗恋男子，忍受生命的逐渐消逝却始终未进行表白的女性形象——翠姨。翠姨是再嫁的寡妇的女儿，她在心底爱上地主家才学出众的公子——“我”的堂哥。这种感情，在被数千年传统规范约束着的愚昧偏僻小镇，只能被不可理喻地冷寂扼杀。几乎没人能意识到她心底的爱情，包括“堂哥”。大家的生活中只有结婚、闲聊或是忙于其他的礼仪琐事，而没有“爱”的衷曲。结果，当人们准备给翠姨和一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结婚之际，翠姨却日渐消瘦，悄然病逝在家中。更可悲的是，“堂哥”此后“虽常常落泪”，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在心中纳闷。”这就是中国女性的东方恋情，一切都窒息于心底，一切都随生命之火的泯息而荡然无存。被爱者对爱情是软弱的也是冷漠的，爱者对爱情充满了无助与凄凉。究其原因，萧红选择的人物都生活在闭塞穷困的农村，地位低下，长期处于受迫害、受支配的附属地位，丧失了追求爱情的主动权，也早失去了追求爱情的主观意愿。实际上，女人成为自身爱情的葬送者。从这里也可看出萧红作品中一直想表现的“女性的自我批判”。从萧红的经历来看，她一生都在做着“媒妁之言”的反叛者，践行着对爱情的追求。
终上，萧红的女性主义视角意义在于：不仅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批判了父权、夫权社会对女性的摧残，表现对时代压迫的愤慨，而且更深层地进行了女性自我批判：女性自己的堕落、不觉醒，成为男人的附属。更批判了那些在男权社会中充当男人们帮凶的女性。女性的悲剧是群体自身造成的，她们进行的是把自己变为男性对象化的献祭活动。妇女真正解放得从“社会意识”中解放出来，不但要有女性自身的自强不息，还要有男性思想意识以及潜意识中男女平等观念的真正形成，并在社会现实中付诸行动。这些探索，是萧红通过负面鞭挞所呈现出来的积极态度，也是对生命价值的一种形而上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