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萧红对抗战题材小说的独特书写]
时间：2019-05-14 03:18:3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萧红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面对特殊的历史形式与社会现实，她本着文学本为的精神，用自己的感触去触摸真实的现实。她避开战争的宏大背景，去描写生活在战争下的普通民众。在抗战的背景下，面对知识分子，这历来被讴歌的对象，萧红却看出他们不同的一面：知识分子的痼疾需要清醒面对。
关键词：战争 个人化书写 萧红 独特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形势下，民族的灾难凸显在首要的地位，因此，呼吁抗战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秩序和生存状态、改变了政治形式，文学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战争的局势下，文学不可避免地与其发生密切的联系。为此，表现战争、书写战争，文学为战争服务、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服务成为作家们创作追寻的宗旨。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些有识之士重新思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政治上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不同阶层的文学家在民族利益这一层次上有了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和价值尺度。”①通俗化和民族化也成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必由路径，这些作家的创作一度成为文坛创作的主流，甚至也有人把其当做写入文学史的标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判断离文学史的本来面目似乎愈发遥远，因为它只看到时代的政治而忽略了文学和作家本身，因而就剥夺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真正地位和客观评价。萧红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
家乡的沦陷和时代的呼唤，使得作家把文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武器。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自动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立场，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去理解战争、叙述战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救亡压倒启蒙”。对于时代精神、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丹纳曾经说过：“时代的趋向始终占据着统治的地位。企图向别方向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②
然而萧红就是一位在时代的趋向中也不肯改弦易辙的作家。在抗日战争的宏大叙事下，她坚持了自己个性化的艺术体验方式，创作了一些作品，有的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首先，萧红不是直接去描写战争、表现战争的惨烈，她自觉地避开宏大叙事的主流模式，将战争作为被拉远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平静安稳的生活秩序被打破；是战争毁灭了现实中美好的一切，致使人们流离失所，困顿艰辛。不论战争的性质究竟如何，其本身就是流血和牺牲。在抗战的背景下，为祖国民族利益和未来千百万大众幸福而战的豪情所鼓舞，参与其中的人们是时代要展现的主题，很多作品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但对于他们的家人——他们担惊受怕，一日不得安宁——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却很少有人关注，也是被这个时代的主题所忽略的。萧红即以她特有的敏感又细腻的笔触，深入到被时代洪流所忽视的真实生活中。
《北中国》中家境殷实的耿家，大少爷外出抗日，三年未归。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讲到什么事情，都会流泪，她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变得特别多。耿先生则不然，他一声不响，关于儿子，他只字不提，每天晚上静静地坐着，点上蜡烛，旁边放着永远都不打开的书；听说儿子牺牲的消息后，几近于成病成疯，见到谁都要人捎去一封不知道寄向何方的信件。《汾河的圆月》《旷野的呼喊》和《北中国》一样都是描写关于抗战的作品：儿子离家抗日，父母焦灼等待。《汾河的圆月》借着圆月照着母亲孤单的身影，反衬现实的孤寂与凄凉；《旷野的呼喊》既是风的怒吼声，也是父亲寻找儿子发自心底深切的呼唤。儿子的抗日救国留给父母的是无穷无尽的等待与煎熬。
《朦胧的期待》写于1938年10月，也可以说是萧红极少的关于爱情题材的短篇小说。爱情这个被千百年来歌颂的主题，在抗日的背景下，留给主人公李妈的也许是永远没有结果的等待。可是，萧红却没有表现两个人的相思和离愁别绪，而是以李妈的视角展现意中人要离开之前的心绪变化。李妈因为心上人要去参加抗日，她的举动变得不合常理。“离开了院心，经过有灯光的地方她感觉到自己是变了，变得像和院子一般大，她觉得她自己已经赤裸裸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又仿佛自己偷了什么东西被人发现了一样，她慌忙地躲到了暗处。”这种情感的真挚浓烈却又怕被人发现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样的描写，文中随处可见。这看似简单的故事内容，经由作者的处理，却栩栩如生，生动感人。但小说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李妈心上人金立之的反应，恋人之间即将分开，并没有执手相看泪眼的无语凝咽，也没有依依惜别的留恋；金立之完全被抗战的激情所占据，对太太表着决心，说着为了国家宁做战死鬼、勿做亡国奴的豪言壮语，对李妈情感的热切无动于衷。对于农村普通的底层妇女，也许生活的安慰比壮志豪情更为重要。
这几篇作品有个大致相同的模式，即在抗战的背景下，作品构成了一个离开——等待的模式。萧红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展现这个模式和主题，其实是要展现抗战对于普通人的实质意义，看似因为救国的需要，有人离开或者死去，留给活着的人——等待者是何等的凄苦，他们失去了爱人、儿子，完整的家庭支离破碎。萧红对战争的描写，没有选择简单或者直接的方式去暴露或者歌颂，而是着力去展现生活在其中的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萧红对抗战是关注的也是支持的，《黄河》中乘渡船上前线的军人阎胡子一直期待的是抗日的胜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只不过选择表现的角度不同，萧红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战争、批判战争，这其中所包含的共时意义和文化价值与救亡图存文学的政治功利意义和价值意义一致。
二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时忧国、心怀天下的传统。中国的现代文学更是从鲁迅起即赋予了现代知识分子以改造国民灵魂的重大使命。抗日战争中，知识分子凭借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和条件肩负起神圣的责任，成为抗日运动中的先锋人物，也是作家们歌颂的人物。面对知识分子，萧红再一次发出与抗战旋律不一样的音符，她揭露了抗战时期小知识分子的无能懦弱、自私自利。例如《逃难》中的何南生、《马伯乐》中的马伯乐，萧红借助他们的形象塑造、审视、鞭挞了战争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灵魂，同时也向主流文学叙事中高扬的民族士气，乃至于整个抗战文学表示了质疑。东北作家群中多数作家以野旷雄奇的景、坚忍强悍的人、原始神秘的民俗构筑了正面价值占据主导成分的东北形象，以东北精神中生命的元气和活力的张扬来呼唤民族自救的力、振兴的力。但萧红却不合时宜地坚守着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创作立场，客观冷静地将东北形象中愚昧麻木、冷硬荒寒、原始落后等负面因子揭示出来，从深层对病态国民灵魂进行历史文化的剖析与批判。其创作在当时成为异类招致“越来越走向下坡路”的批判，但却因之超越了群体、超越了时空、赢得了共时的意义和价值。
在对家乡的苦恋情怀中，在对创作的救亡功利赋予下，萧军等东北作家群作家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极力张扬“东北精神”，为乡土人物世界树立起一批敢爱敢恨、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力量、于民族危难中凛然崛起的顶天立地的东北汉子形象。他们要用自己的文字写出东北精神中生命的元气和活力，以此来张扬呼唤民族自救力。但“对着人类的愚昧进行创作”的自觉意识，使得萧红的作品集中在庸常卑微的小人物身上， 东北精神的内涵实质发生了变化，替代原始强力的是原始的蒙昧，替代雄强刚健的是猥琐苟活，替代向上进取的是狭隘落后！偏僻的区域、严寒的气候、历史的冷落等诸多东北区域的负面影响在萧红的笔下几乎得到了全部的表现。萧红将思考的触角伸向国家民族问题的深层：从地域文化的最自然层面来考察东北沉滞古寂的民生状态，并由此生发开去，揭示国民生命委顿的一个个因素。
马伯乐是萧红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饱含着泪与笑塑造出的一个成功典型，又一次审视国民性、凝视战乱中的人生。小说对战争的描写再一次转化成了对战争中生存世相的关注。马伯乐身逢乱世，在日本侵略者的枪林弹雨之中东逃西窜，他极其自私、虚伪、卑琐、幸灾乐祸，在一切困难面前，以逃跑主义为上策，奉阿Q精神为挡箭牌。牢骚满腹、优柔寡断，空有抗日报国之志而实则一事无成。萧红借马伯乐这个形象，一方面对战争中自私自利、虚伪卑劣的文化人进行嘲讽，唯其身处战乱，才使国民的劣根性与人性的弱点暴露得更加触目惊心，才显得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精神而走向理想化生活的启蒙任务更加艰难与紧迫；另一方面，萧红回避了直面书写战争而展示战乱中一种无奈而悲哀的人生，马伯乐无止境地逃、无休止地抱怨“到那时可怎么办”，却始终无处逃遁。他不能说不善良、敏锐，却不幸生在一个势利虚伪的家庭里；他追求高雅，却处处不得意；他渴望理解，却无人理睬他，他始终生活在各种怪圈之中。马伯乐这种无奈悲哀的人生状态显然又超越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而凝聚着作家对人类某种生存本相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使萧红的小说虽然逃离了抗战主题却获得了思想的深度与哲理的高度。
① 程金城：《中国２０世纪文学价值论》，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４页。
②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５页。
作 者：邵丽坤，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在读博士。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