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暖暖攻略姚洋:“中国奇迹”的动力来自体制创新

时间：2019-05-13 03:29:13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本期客座总编辑：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 一位宏观经济、制度创新领域的引航者，一位秉持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经济学家，一位直言不讳自己为“中左”政治倾向的经济学者……近日，姚洋对从“泛利性政府”过渡到“中性政府”的相关言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不少争议。那么，姚洋究竟怎样解释“中性政府”的概念？他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改革奇迹的？
　　
　　检察风云：您怎样评价中国经济改革30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姚洋：我认为中国过去30年大部分时间做得相当好。自1978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每年增长9%以上。在世界范围内，一个人口大国能够维持如此长期的高速增长，绝无仅有，被称为“中国奇迹”当不过分。一句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体制变革的新动力。
　　与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振荡疗法”不同的是，中国的体制转型变革几乎都是“自下而上”的，先在少数地方试行，成功之后，在全国推广。
　　如果说有不足，我觉得应该分阶段来看。这30年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头十年是理论准备期，198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1990年代是改革期，重要的改革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进入第三个十年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回过头来把社保重新捡起来，开始注重一些民生问题。而当我们进入下一个十年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觉得要做的就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更多地关注民生。如果到2022年，政府能基本退出经济领域，集中力量搞民生，那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基本上就有希望了。
　　
　　检察风云：近来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那么，中国目前究竟存不存在这种危险，未来中国式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姚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时，因快速发展过程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导致经济回落或停滞。
　　我认为，中国还没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收入分配不均确实是潜在威胁。导致“陷阱”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技术进步跟不上。在这方面，“十二五”规划出台以来，我国政府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很大。预计到“十二五”期末，研发投入将占GDP的2%以上。所以技术这方面我们肯定不会落入陷阱。但是收入分配却越来越不平均，这一点可能会成为“陷阱”的潜在威胁。
　　
　　检察风云：在《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一书中您提到，中国奇迹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个中性政府。那么，什么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的？
　　姚洋：所谓中性政府，就是不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挟持的政府。所谓中性，指的是相对于社会集团之间利益争夺的中性，即政府不在社会集团利益争斗中采纳任何立场，不倾向于任何一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相对于整个社会持中性的态度，相反，政府可以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而且，也不排除政府对社会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
　　我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这种状态提出的“中性政府”概念。之所以认为中国奇迹的关键是中国有一个中性政府，是因为中国已经通过革命建立了相对比较平等的社会。
　　但中性政府是政府相对于社会集团之间的争斗而言的，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但由于这种利益不受社会集团左右，所以经常和全社会的利益挂钩，产生一致性，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从中国经济改革走过的30年历程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一方面，改革是国家放权于民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精英的革命；另一方面，改革也没有迁就部分民众的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主要以国家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回顾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但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是因为它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这样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的经济政策。
　　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利益集团，如果这些利益集团比较平均，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比较容易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其实不光是中国，在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些东亚经济体的社会结构其实基本上都比较平均，没有某个强势的主导阶级足以主导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容易形成一个中性政府。
　　
　　检察风云：“结构失衡”是近来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对此您怎么看？
　　姚洋：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的改革议程基本完成，如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中国经济增长趋于常规化。如同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延扩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出口的增长。但是这种外延增长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以及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这些问题的产生和中国的人口结构及城乡关系有关，但是体制的弊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其起到了放大作用。
　　首先，结构失衡和中国国情有关。我国当前国情有两大最显著特点：一是处于人口红利最高峰时期，二是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衡量人口红利的最重要指标是劳动人口（16～65岁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低于16岁和65岁以上人口）之间的比例，我国的这一指标是2.5：1，即2.5个劳动人口只负担一个被抚养人口，是世界上最低的。同时，尽管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但我国仍有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产出只占GDP的11%，这意味着中国尚未脱离剩余劳动力的阶段。
　　其次，结构失衡还有体制原因。虽然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但一些要素价格仍被政府控制，或受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市场价格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政府的定价严重偏离要素的稀缺程度，就会出现大问题。
　　再次，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比较落后，且结构不合理。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而银行业的集中度非常高，主要被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四大银行控制。在四大行之外，商业银行数量有限，全国只有300余家。缺少小银行，是除利率管制之外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重要原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以及公共财政的缺失。20世纪后20年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年中，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大量经济刺激投资由政府完成，这样就带来很多问题：一是挤出民间投资；二是增加了坏账风险。
　　
　　检察风云：该从哪些方面重启改革历程呢？
　　姚洋：结构调整需要体制改革，结构失衡是重启改革议程的契机，给我们指明了改革方向。
　　第一，政府要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不仅仅包括竞争性领域，而且包括非竞争性领域，一句话，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去国家化”。当前我国政府深入参与的经济活动，多数可以由民间完成。杭州湾大桥和北京地铁四号线的成功表明，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是完全可行的，关键是成本和收益安排要适当。
　　第二，要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强化政府的公共性质。当前，预算公开正在全国展开，但这远远不够，因为目前公开的预算还是粗线条的，即使民众知道了预算内容，也没有对预算的修改和决策权，而有决策权的人大代表又没有充分的时间和专业知识对详细预算发表意见。
　　第三，改革金融体系，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金融市场，鼓励地方性中小银行的发展，积极探索地方性资本市场的可行性。为了防止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发生关联交易的潜在风险，要采取限制民间资本设立的银行接受储蓄。这个方案中的银行实际上是借贷公司，没有信贷扩张功能。
　　第四，积极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这两项改革已经启动，但速度和深度还不够。要素价格，特别是能源价格改革，牵动老百姓的生活，因此要特别小心。谈到要素改革，就绕不开人民币汇率，汇率的实质是调节出口品和进口品以及不可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本币低估相当于提高出口品的价格，降低进口品和不可贸易品的价格。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城镇化步伐，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政策，如果得到实施，不仅将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城乡隔离，而且将加快我国的结构调整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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