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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勒捐亲贵的政治目的　　期刊｜《清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文章｜爱国与保身: 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　　作者｜王春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的地方财源断绝，内阁运转困难。11 月初，度支部倡导举办“爱国公债”，不久在资政院获得通过，以官吏为募集对象。公债施行后，亲贵王公们自然地被认为具有为官员们垂范的义务。社会舆论所瞩目者惟有亲贵，该项公债逐渐转化为勒捐亲贵。
　　《盛京时报》详细地报道了亲贵们对市民劝募公债的反应，并以小标题做了简评，曰“醇王之苦、庆王之吝、泽公之穷”。“醇王”是指载沣，他表示愿对此事全力支持，请市民切实调查其私有，如能指出，情愿充公。还说自己摄政三年收入实不如载洵、载涛多，这赢得了市民的同情。其他亲贵各自施展伎俩，或推或拖，大多口惠而实不至。“庆王”是奕劻，他派人回复说：“前已捐助军费十万两，刻购买债票十五万两，此后仍当尽力购买，并愿联络各亲贵毁家纾难。”但由于他富可敌国，出这些钱老百姓还认为他吝啬。“泽公”是载泽，他用的办法是“哭穷”，说自己为政数年，极为清苦，实在积蓄不多，此前捐银五千两，已经尽了全力，现在只有再想方设法购买一点。《盛京时报》评论说：“呜呼，泽公之私蓄，孰不知之。”
　　其后，该报又记述了“那桐之圆熟、良揆之吝啬、桂春之无耻”。那桐说：“我言无钱，诸君必不肯信，惟所有款项均存于外国银行，一时不能提取，家中衣物，虽欲变卖，一时亦来不及，然必极力设法。”良揆答复：“拟将副都统全俸捐输”，民众不满：国难当头应当毁家纾难，区区副都统俸禄实在没几个钱。桂春则说自己有三千金存在交通银行，但是取不出来，民众们要能取出可以拿去买公债，又说京城居民妇女的首饰拿出来变卖就能凑够百余万巨款。这种近似于无赖的做法遭到报纸的谩骂。
　　一些外国公使对亲贵的做法亦表示了蔑视。亲贵敛财举国皆知，是时革命党人竟也要求亲贵捐输，以赔偿革命党军费。此时南北双方在打压亲贵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京内外的大员亦加入到讨伐亲贵的阵营，如冯国璋、赵尔巽等都有胁迫亲贵捐输的意思。
　　实际上，当时虽多以亲贵悭吝而对其大加挞伐，但隆裕太后以下亲贵之捐输亦有据可查。隆裕太后发内帑共计折合银元10162910元，清室在捐输中实已尽出所有，因而，在民初为维持花销不得不以大量文物向银行抵押借款。醇亲王等亲贵的捐输亦为数不少，像那桐就捐了十几万，不可谓“不爱国”，但仍受到舆论的责难。这表明亲贵的民望较弱，民众必欲其“毁家纾难”方可接受。
　　诚然，相当一部分亲贵确实对捐输不甚积极。然而，当战和未定之际，以曾经罢黜且被认为怀有异心的袁世凯主持平叛、议和、捐输等活动，对亲贵们而言，实为无奈之举。并且，是时袁氏当权而亲贵无权，近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态势，因而亲贵们自然要有预留后路之设想。
　　这些钱让清政府的财政其实有一定保障，然而袁世凯对内始终宣扬财政窘迫，他的“勒捐亲贵”挤出了皇室亲贵的大量积蓄，使得他们不得不转而依赖袁氏，从而堕入袁氏的逼宫阴谋中。亲贵们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冷眼旁观绝无可能，以微薄之数相敷衍亦难靥众望。无奈之下，只好在舆论的挞伐声中勉力捐输。勒捐之后，名利俱损，危局之下，复加之以清室优待条件，一般亲贵惟有接受一途。隆裕太后在御前会议上即表示：“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解放战争是4年而不是3年或3年多
　　期刊｜《中共党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文章｜解放战争究竟是三年还是四年
　　作者｜岳思平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由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著、198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写到全国解放战争是4年。但长期以来，有的新闻媒体，甚至党史军史界不少权威专家和研究部门人士仍坚持认为解放战争是3年或3年多。解决以上问题的前提是对解放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概念要区别清楚。解放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相衔接。1945年9月2日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同时结束后，9月3日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但解放战争并没有开始。直到1946年6月下旬，以蒋介石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由此国民党军发动的全面内战开始。同时，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标志着全国解放战争揭开帷幕。解放战争时期结束于1949年9月30日，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解放战争并没有结束。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至6月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结束，从而成为解放战争的下限。综上所述，解放战争时期从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而解放战争从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均是4年。
　　
　　宋朝到底杀没杀过“大臣”？
　　期刊｜《文史哲》
　　2012年第2期
　　文章｜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
　　作者｜张希清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史籍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经订立过一个著名的誓约：“不诛大臣、言官。”这一誓约不但被宋人奉为“祖宗家法”，而且历来受到世人的称赞。那么事实如何呢？所谓“大臣”，顾名思义，应该是高级文武臣僚，在宋朝则是指“两府大臣”、“宰辅大臣”、“宰执大臣”，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及“平章军国事”、“平章军国重事”；“参知政事”和“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枢密院的“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所谓“言官”，亦可称为“言事官”，即其职责为上书言事的官员，在宋朝指“御史台”和“谏院”官员。宋太祖在位十几年总共诛杀臣子88人，无一人为“大臣”。另据《宋史》本纪统计，从太宗到徽宗七朝，共诛杀臣僚24人，均为中下级臣僚，其中也没有一人可以称作“大臣”或属“言官”。北宋曾经诛杀大臣者，只有钦宗朝诛领枢密院事童贯并枭首于都市，领枢密院事蔡攸赐死。在南宋，只有宋高宗朝诛杀过宰相张邦昌、枢密副使岳飞。宁宗朝曾刺杀平章军国事韩侂胄。此外，直至南宋末年，再也未见朝廷诛杀大臣、言官的记载。
　　
　　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东的心理战
　　期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文章｜冷战初期美国对中东的心理战行动——以PSB D－22 心理战略计划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史澎海
　　（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20世纪50年代初期，杜鲁门政府责成新成立的心理战略委员会制定了针对中东的PSB D－22心理战略计划，提出通过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手段培养阿拉伯民众的亲美反共倾向，进而控制整个中东。美国国务院通过美国新闻处与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亲美政府合作先后在他们的首都建立了“美国之音转播站”，以工人、专业人士和管理层、知识分子，特别是记者和教师为目标，每天24小时用阿拉伯语、英语把共产主义污蔑为中东地区动荡不安、贫穷落后的根源。美国新闻处在美国大使馆的配合下资助创建了“德黑兰电台”、“巴格达电台”、“阿拉伯之声”等电台来进行亲美反共宣传。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国内印制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出版阿拉伯语杂志，制作阿拉伯语海报。同时还资助中东各国与美国开展文化与教育交流，如在巴格达、德黑兰、开罗、利雅得、贝鲁特、大马士革等地建立国际事务研究学院，开展对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的亲美反共教育等。但是，由于美国坚持奉行亲英、以政策以及与中东国家在国家利益方面缺乏一致性，美国对中东的心理战行动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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