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的广东弹性】广东维稳事件
时间：2019-05-08 03:22:3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曾率工作组解决乌坎事件的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2012年5月30日被委以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一职。任职伊始，在5月30日当天举行的广东省政法系统领导大会上，朱明国明确提出广东维稳工作的“四个转变”：
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维稳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主动创稳转变；由注重“事后控制”的静态维稳向注重“源头治理”的动态维稳转变；由“管控打压”为主的刚性维稳向“服务管理”为主的韧性维稳转变；由“扬汤止沸”的运动式维稳向“釜底抽薪”的制度性维稳转变。
广东这“四个转变”背后，是近年来每年高达数千起的群体性事件。处于社会矛盾的火山口上，政府维稳手段捉襟见肘，政策调整顺理成章。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分析称，广东的“四个转变”，致力改变传统的以管控打压为主的模式，值得肯定；他同时认为，广东的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大一点，更应该强调法治的作用。
维稳转向
对于广东维稳思路的“四个转变”，广东省委政法委新闻发言人助理对财新记者表示，这个提法“只是总结了一下维稳的方向”。此前的2012年4月18日，广东省委政法委秘书长陈少波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广东目前的群体性事件主要包括四大类——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环保纠纷和山林土地纠纷。
其中劳资纠纷占一半以上，多发生于珠三角地区；其次是征地拆迁纠纷，发生在各个大中城市、一些重大工程项目所在地；环保方面的问题日益增多。
压力之下，在维稳举措上，广东近年来的确发生了不少微妙的变化。
比如劳资纠纷，一个特别的例子是，2011年11月18日，广州花都建设北路有数百民工喊着口号游行示威，打着大大的横幅：“还我血汗钱”“我要吃饭”。现场没有受到阻挠，却有警察沿途开路护航、疏导交通。2011年末，深圳西铁城代工厂、海量存储等企业发生罢工，虽有大量警察守在厂区警戒线附近，但无一上前干涉。
另在环保纠纷上，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爆发于2009年底的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运动，官民逐渐从冲突走向对话。此后广州市政府顺应民意，在城管委下设“垃圾分类处”。作为中国惟一一个“垃圾分类处”处长的余尚风，常以“个人身份”出席各类民间环保组织的研讨会，与民众直接对话。在广州，尽管关于垃圾处理的争论从未间断，但官民直接对抗目前已少出现。
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11年的乌坎事件。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上访，随后发生了打砸警员、警车事件。此后官民对立，事件僵持，村民自发堵住进村道路，直到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率工作组进驻陆丰，倾听民众诉求，转而称“群众主要诉求合理”“坚持以民意为重”，事情才最终基本平息。
维稳手段逐渐柔化的同时，政府亦在探索“源头治理”。2011年，广东正式启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陈少波披露，2011年共有766个重大决策或重大工程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其中90个因为有一定社会风险，被评为暂缓实施（包括化解问题后准予实施），而有15个因有重大社会稳定风险而不准实施。类似的种种探索，最终在2012年被明确总结成广东维稳思路的“四个转变”。
转型不易
广东群体性事件多发。据陈少波介绍，高峰时期，广东省每年有4000余起群体性事件，尽管最近三年逐渐下降，但目前每年仍有1800起左右。
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看来，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也是中国过去发展模式弊端最突出的地方，社会问题也就会最早最集中地暴露出来；二是广东的民间社会的根基相比而言较为深厚，包括家族力量根深蒂固，强烈的权利意识加上有凝聚力量的社会基础，民众表达自己利益要求的事件自然多发。
多发的社会冲突使得传统的维稳手段捉襟见肘。朱明国曾亲自到现场领导处置2011年广州增城新塘镇的群体性事件，后来他公开表示，此事由摆摊外来人员跟村里的治安员发生纠纷引起，“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酿不成这么大的事，最后抓了308人啊！后来调了多少警察去！武警、警察前后2000多人！”而就在此事前一周，广东省潮州市古巷镇亦发生了性质类似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最终亦依靠大量警察平息。
两件事均与2008年奥运前半月在广东惠州发生的数百人骚乱事件类似。该事由湖南籍出租摩托车车主与治安员发生纠纷引起，亦由大量警察全副武装制止。三年之间，有关外来人员与本地人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在被视为广东维稳转型标志的乌坎事件之前，2005年广州市番禺区太石村发生类似的事件。当时，太石村发生严重的财务问题，村委会被质疑贪污腐败，村民们提请罢免村干部，引发群体性事件。当时政府动用上千警力，拘捕了几十名村民，村民自发组织的选举和罢免运动也因政府打压而失败。在乌坎事件前期，政府亦采取同样手段，矛盾激化。后期省工作组介入之后，组织当地重新选举村干部，事态才逐渐平息。然而就在乌坎事件发生的同时，其周边的神冲、崎砂、龙光、大旁、后砍等村均有村民上访，反映类似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同样的解决。广东省有领导曾明确向财新记者表示，省里派工作组进驻的模式，“绝无复制的可能”。
勉强算有“制度性维稳”色彩的劳资纠纷处理，除了劳动部门对单个劳动纠纷按程序处理，对待罢工等群体运动，传统上还是使用强力维稳。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段毅称，群体性劳资纠纷发生，政府一方面出动警力封锁工人游行经过的道路，驱赶聚集的民众，甚至逮捕工人代表；另一方面会采取种种安抚的措施，满足工人的部分要求。
“但罢工越来越多，一边是警力不够，另一边是政府也没那么多钱来摆平这些事情，所以传统的维稳手段已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段毅说。
广东资深媒体人笑蜀曾撰写评论称，随着利益博弈之水涨船高，民间维权、民间抗争在公众心理层面，早已经脱敏并常态化。“公众早已经过了河，地方政府却往往还在摸石头。”
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完成一份名为《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维稳新思路》的报告明确提出，维权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应当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扮演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使法治成为解决冲突的长效手段；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冲突的社会机制。
于建嵘称，与中国其他省份相比，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在传统维稳模式遇到困境的情况之下，能够比别的省份更快地接受新理念。
更需法治
2011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此后又颁布了七个加强社会建设的配套文件，构成广东加强社会建设的政策体系。
朱明国如是解释：广东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第一人口大省，社会管理任务重、压力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早发多发，“触点多、燃点低”，“社会上随便一件小事都可能会蹦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各种矛盾和问题倒逼，“不抓社会建设不行”。
当年，广东首创的社会管理创新机构——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挂牌成立，朱明国兼任委员会主任。相比已经存在的政法委、综治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2011年后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等维稳系统，社工委多了不少“柔性”色彩。截至今年3月，广东已经在省、市、县三级全面设立社会工作机构。
而此轮地方党委换届，广东省维稳系统的变化也耐人寻味。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而全省21个地市的政法委书记，均不再由公安局局长兼任，其中广州、深圳、佛山、中山、江门、湛江、河源七市出现政法委、社工委“一把手”由同一人兼任的情况。此外，广东省各级社工委和政法委，多为合署办公。对于广东的维稳新思路，诸多受访学者均对财新记者表示乐见其成，不过具体实践尚待观察。
于建嵘强调，广东这次的提法还有可以完善的地方，“那就是应该突出强调依靠法律来实现制度性稳定”。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肖滨亦认为，广东要实现“四个转变”，必须立足于法治，还需有相应的制度配套，比如调整干部考核制度。
和很多地方一样，目前广东依然对官员实行维稳“一票否决制”。“如果维稳在干部考核上还是一票否决，官员为了不丢乌纱帽，很可能还是继续采用刚性维稳方式。”肖滨说。
于建嵘还称，“对维稳的范畴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不应该随意扩大维稳的范围。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应星的研究，民众的社会抗争一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组织程度很低、带有一定暴力性和违法性的，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群体性事件；另一种则是依法抗争，指的是以较为理性、合法的手段去表达诉求，包括上访、诉讼，甚至是法律允许的游行示威等。如果依法抗争的渠道比较畅通，政府的反应比较积极而宽和，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于建嵘说：“如果维稳的目的不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而仅仅是为了稳定而维稳，那依然会留下许多后遗症。”
比如乌坎事件，据财新记者了解，在广东省委调查组介入后，为了收回土地以及时安抚民心，陆丰市国土局注销了一些工厂的土地使用证，工作组亦要求其补缴2008年金融危机时许诺免交的房租，后被这些工厂指责“政府毫无诚信”，由此引发新的纠纷。
乌坎富荣纺织厂的老板薛哥里面临的问题即是典型。他出生于乌坎村，年幼时移民香港，12年前回乡投资。除了租用乌坎村委工厂的综合楼，还向乌坎村委购买了6002.5平方米的厂区用地，以及该土地上的一栋房产。在乌坎事件中，富荣纺织厂受到村民冲击，玻璃被砸，大门遭围，工厂停工。尽管汕尾市政府发布的《陆丰市乌坎事件情况》明确提到，“通过调查，合泰实业、南海庄园、富荣纺织厂等三家企业的用地符合规定并已办理了手续”，但富荣纺织厂的土地使用证还是被注销。
2012年5月，薛哥里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但迄今起诉状递交一个多月了，陆丰和汕尾两级法院既不给书面答复也不立案，只表示，“一切听省工作组的安排”。律师徐天明说，“因为原来的一些违法操作，村民是受害方。现在，政府的确是在帮受害方讨回公道，但是如果不用法律的手段，使得原来的强势方又变成了受害方。这样的企业在乌坎有好几家。”
对于此次广东提出的维稳新思路，于建嵘说，“完全可以再大度一点，突出依靠法律来创稳的模式，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维稳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