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的灵感与天赋|灵感与文艺创作心理
时间：2019-04-08 03:23:4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6-0028-02 摘要：“灵感说”，一直是中西文论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试图对西方文论家论文艺创作灵感问题的主要观点略加概述，就“灵感说”在西方古代做大体的梳理，较清晰地显现出西方古典文论中“灵感说”的概貌。
关键词：灵感说；神灵附体；狂迷；天赋
1. 引言
灵感，是文艺创作中的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它是艺术家在生活积累、艺术实践基础上，由于偶然的机遇而产生的对作品构思的一种顿悟[1]。济慈曾经写道：“诗之惊人在于一种美妙的充溢；诗之妙触切勿至于中途，而应推向极致”[2]。显然，所谓“极致”即指创作中的灵感激活状态。灵感，中国古典美学一般称为“感兴”、“兴会”、“神来”。[3]其中以晋朝的陆机的“天机说”，最有影响力。“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文赋》）“应感之会”即作家创作时的灵感冲动；“通塞之际”，指作家创作时灵感的通畅和阻塞。但也有学者认为，把中国的感兴论与西方的灵感论的等同起来，因此，把西方的灵感论梳理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2.灵感在西方文论中的发展
2.1灵感的基本含义
在古希腊时期，“灵感”的基本含义是“神助”，“灵启”，“陶醉”，“迷狂”等。希腊语中ёγθεos的原意是“神灵的附体”，“神灵感发” 它是“灵感”一词的根源。英文中的enthusiasm（热情）源于此。后人往往把“灵感”注释为“热情磅礴”，这是“灵感”一次的发展[4]。
德谟克里特十分重视作家，艺术家的天才、灵感和语言。他认为：“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的灵感，就不能成为诗人[5]。他举例说，荷马史诗之所以“惊人”，是因为他“赋有神圣的天才”。“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不经研究而获得。”恩培多可勒也说，即使从诗神缪斯口中启示出坚固的东西，也要你“先通过自己的精神把她的话加以过滤，然后认识它”[6]。
2.2柏拉图的“狂迷说”
柏拉图是古希腊早期“灵感说”之集大成者，它沿用了当时流行的“灵感”本义，把它集中运用到文艺创作和欣赏方面，认为一个艺术家能否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关键是他是否获得灵感。
柏拉图的灵感说包括三个方面：灵感的源泉，灵感表现和获得灵感的过程。首先，柏拉图对灵感的源泉的解释主要是“神灵附体”或“神灵凭附”。这是诗神在《伊安篇》“论诗的灵感”中提出来的：
本领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有一种神力在驱遣你，像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诗神就像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街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诗人们对于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说出那样多的优美辞句，像你自己解说荷马那样，并非凭挤技艺的规矩，而是依诗神的驱遣。[7]
因为诗人创作都是凭神力而不是凭技艺，神对于诗人们像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的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并非凭借诗人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
灵感的表现是狂迷。狂迷一词在古希腊时期比较流行，其根源是“神力凭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神灵附体时的狂迷状态不是丑事而是美事，狂迷者的语言不是诳语而是诏语，是对未来的预知。因此，他们把这种行为叫“狂迷术”或“语言术”。
柏拉图对灵感狂迷的解释是在《斐德罗》篇提出来的。他认为世间有四种迷狂：一是预言的迷狂，如巫师宣示神谕；二是教仪的狂迷，如免灾避难的祈祷者的心理；三是诗兴得狂迷；四是爱情得狂迷。这里的“诗兴得狂迷”就是灵感的表现。在他看来，只有诗神凭附到诗人的心灵，感发引导他兴高采烈神飞色舞时才能产生好诗。这里柏拉图说出了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即作家创作和读者欣赏中确实会有高度兴奋、气象万千的情绪，甚至会有失去常态陷入狂迷的情形。指出艺术活动的这种特点，是柏拉图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他把迷狂（灵感）与理智对立起来，并把迷狂归于神的凭附奠定了理智在艺术创作中应有的作用，则是片面和错误的。
狂迷说一直被认为是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具有非理性色彩的标志。实际上非理性的表现只是现代人的观念。在柏拉图那里，迷狂可能是最具理性的。理性是对理念的追寻。柏拉图把世界分裂为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达到理念世界是彻底摆脱感性世界的关联[8]。迷狂是一种执着，这种执着更是少数个人的孤独追求，而非大众的能力所为，因为凡人更多束缚在感性世界的欲望和情感上。
2.3 亚里士多德《诗学》
文艺摹仿现实只要合情合理，不予拘泥于事实，艺术在于“创造”。在《伦理学》第三卷第四节中，亚里士多德说：“艺术是创造能力的一种状况”。又说：“艺术必然是创造”。诗人和艺术家怎样“创造”？他提出，是人应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因此，亚里士多德虽然称艺术是一种模仿，但这“模仿”已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它的含义已转为“创造”了。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创造艺术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失去理智，陷入迷狂，代神说话的人，而是有天才的人。他说：“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的人的事业，毋宁说是有天才的人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9]。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天才，是指天生对音调和节奏敏感，赋有摹仿和创造能力的人，所谓“摹仿”就是有这种天资的人的“心之理性你的生产。”
2.4贺拉斯《诗艺》
贺拉斯对艺术活动本质的看法主要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反而对疯癫的诗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他承认诗人的和天资，但他更强调苦学和训练。他之所以强调后者，是因为他和亚里士多德，把文艺看作是人的生活的摹仿，而不是神的诏语。他说：“我劝告已经懂得写什么的作家到生活中到风俗中去寻找模型，从那里吸取活生生的语言吧！”在贺拉斯看来，诗是天才的创造，这天才是天资加训练的结果。天才创造的源泉，一是诗人对生活的熟悉，一是诗人自身的理性修养。贺拉斯说：“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苏格拉底的文章能够给你提供材料；有了材料，文字也就毫不勉强地跟随而至。如果一个人懂得他对于他的国家和朋友的责任是什么，懂得怎样去爱父兄，爱宾客，懂得元老和法官的职务是什么，派往战场的将领的是什么，那么他一定也懂得怎样把这些人物写得合情合理”[10]。 贺拉斯进一步阐述了文艺创造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它和作家主体的思想深度、道德倾向、知识和经验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它也启发了后人认识艺术判断力的特点，这种艺术判断力不光是运用逻辑进行推理判断的能力，而是一种综合的包括认识判断、道德判断、审美判断的判断力，是一种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比较、鉴别的能力。贺拉斯对判断力赴任强调，进一步揭示了创作主体的重要作用。它实际上指出了艺术摹仿生活是通过作家主体判断力的摹仿，作家主体判断力的状态与他所面临的现实生活相比，前者对创作成功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他提出了“合式”原则，所谓“合式”,就是要求在艺术上做到协调一致、妥贴得体、恰到好处、叫人感到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它既包括形式的要求，也涉及对内容的要求。
“若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11]所以，他既反对了柏拉图的灵感说和狂迷说，也矫正了亚里士多德否定天才的偏颇，而提倡艰苦的劳动和训练：“在竞技场上要想夺得渴望已久的锦标的人，在幼年时候一定吃过很多苦，经过长期练习，出过汗，受过冻，并且戒酒戒色。”
3.结束语
在西方文论中还有很多学者与哲学家对于灵感一词，可谓众说纷纭。正因其为一个有争议的，没有定论的事物才值得去研究。灵感这一命题才得以生生不息。早期的柏拉图为代表的神赐天启论带有神秘的宗教特色。在作家与诗人的写作中，是灵感，作者的天赋，还是技巧重要呢？显然，“神赐灵感”则把灵感说的太过于神秘化，否定了不论人多么聪慧也不会有灵感，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只能等着神和上帝的诏谕；“天赋说”和“人才观”则又是令一个极端，全盘否定了灵感的存在，可是很多作家深切体会灵感来临时的感觉，也的确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又作何解释呢？很多作家与诗人中在什么条件下，才会有灵感呢？灵感应该如何培养？
灵感是存在的，存在于那些有心人、善于观察的、心细的与敏感之人那里，存在于对自我与人生的分析和反思中。犹如诗人冥思苦想，推敲诗中的一个字一般，兴许喝点小酒，在半醉半醒间就来了灵感了。灵感来无影，去无踪。不必刻意去追求它，功到自然成。妙手偶得之。
参考文献：
[1]喻琴.2007年，西方古典文论视野中的“灵感说”[J]. 柳州：柳州师专学报，第22卷，第2期，第39-42页.
[2]龚光明.2004年，翻译思维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63页.
[3]吴林博.2007年，“天机说”与“迷狂说”—谈中西古典灵感论及其文化差异[J].成都：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1卷，第2期，第106-108页.
[4]马新国主编.2002年，西方文论史（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3页.
[5]朱光潜.1979年，西方美学史[M].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36页.
[6]同[4].第14页.
[7]孙博,冯建庆.2007年，柏拉图的灵感说—指向理智得迷狂[J].长春：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3期，第64-68页.
[8]郑一舟.2008年，跌落到人间的诗：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程[J].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6期，第110-114页.
[9]同[4],第25页.
[10]同[4],第45页.
[11]李思孝著.2004年，简明西方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