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是屈原永恒信念
时间：2020-09-08 08:08:3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爱国是屈原永恒的信念
在中国，屈原可谓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每年的端午节，中国各地都举办赛龙舟、吃粽子之类的活动。这个节日最初虽非因屈原而设，但后来的确成了纪念屈原的特定节日。在中国，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与一项民俗、一种精神关系如此之紧密，历史上很罕见。屈原，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思想者，一个诗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而言，他都为中华民族的品格、精神、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为古今多少志士仁人磨砺自我、战胜困厄的强大精神支撑。
参照史书及楚辞作品，我们可以用四个词将屈原的一生经历及精神特质做出简要概括。
第一，忠直之臣。
屈原的一生，楚国经历了两任国君：楚怀王与楚顷襄王。屈原一生的巅峰时期是在楚怀王时期，是积极有为的忠直之臣。
在楚怀王时期，屈原担任过两个官职：三闾大夫、左徒。楚国官职的名称与中原诸国在称呼上多有不同。三闾大夫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王族三姓：屈、昭、景，负责这些贵族子弟的谱系编纂，并督导贵族子弟学习与修养。在此期间，屈原应该是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子弟的，所以，在《离骚》中，屈原不止一次地用这种诗歌形式表达自己的自豪之情。例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他把自己比作辛勤劳作的园丁，把培养的人才比作各种香草。屈原希望，他培养的这批优秀人才，日后能够成为楚国发展中的前驱与主导力量。
在楚怀王期间，屈原还做过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官职――左徒。左徒究竟是怎样的官职，有多种说法，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左徒是仅次于楚国的国相令尹的地位很高的官职。在这个职位上，屈原如鱼得水，因为他的确完全具备了这方面的才能，司马迁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意思是说，屈原知道得特多，记忆力超强，对于治理国家很有一套，对于应对其他诸侯国家也相当在行。这个时候的楚怀王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因此，楚怀王很信任屈原，委以内政、外交的大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干得有声有色，对内修明法度，对外连齐抗秦，楚国的国势大有改观。
对楚国来说，楚怀王十六年（前313）是转折性的一年。楚怀王听信谗言，疏远了屈原，放弃了屈原极力主张的“连齐抗秦”的路线，抛弃了屈原制定的强国的改革政策，结果丧兵失地，这就是屈原在楚国的作用和价值。楚国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走向了衰落。
到楚怀王十八年（前311）的时候，秦国派出使者向楚国示好，并说将汉中一半的土地还给楚国。这时的楚怀王对张仪的怒气仍然没有消除，不顾国家的利益，说不要土地，只要张仪，要用张仪的血来消弭心中的怨愤。结果张仪有恃无恐、胸有成竹地来到楚国，通过贿赂楚国的大夫靳尚和怀王的夫人郑袖，最终骗得了楚怀王，大摇大摆地从楚国回国了。张仪被放走后，屈原正好从齐国出使回来，问怀王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被屈原一番质问，方恍然大悟，后悔莫及，赶紧派人追赶张仪，但为时已晚。可见，这时的屈原虽被疏远，但还是担当了出使齐国的重任。实情应该是这样的，每当秦楚关系恶化之时，楚国就需要屈原出使齐国，与齐国通好；反之，秦楚关系一旦缓和，坚持抗秦的屈原就必然受到冷落。
在齐秦两国首鼠两端的怀王，一会儿合纵抗秦，一会儿毁约盟秦，终于尝到了恶果。楚怀王三十年的时候，秦国的国君秦昭王又给他挖了一个坑：邀请楚怀王在武关（今陕西丹凤）相会，订立盟约。屈原对当时的形势、秦国的野心看得明明白白，竭力阻止怀王前往。可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极力怂恿，楚怀王最终还是去了。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最终楚怀王客死在秦国。谥法上讲“失位而死曰怀”、“民思其惠曰怀”，楚国人没有得到他多少恩惠，反而跟着死了那么多的子弟，看来这个“怀”属于前者。
在这一个时期，屈原是一心一意为楚国的现状盘算，为楚国的未来谋划，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这是屈原的忠，对楚怀王忠，对楚国忠；然而，屈原的性格之中又有耿介的一面，情感激烈，不会掩饰；固守理想，秉持己见，不会虚与委蛇，眼里揉不得沙子，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了他原先所属的楚国旧贵族集团完全对立的一面。这是屈原的“直”，自信能够将楚国带上康庄大道的他，最终成了“一个人在战斗”。
第二，贬谪之客。
一般认为，屈原一生中，曾经有两次被贬，一次是在怀王时期，一次是在顷襄王时期。一次流放汉北，一次被贬江南。
屈原第一次被贬，大约是楚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之后，学者大都认同是在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前后，屈原被流放汉北。关于这一次的被贬，文献反映得不是很清楚，主要是通过屈原的作品《抽思》中的个别语句做出的判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佳丽兮，独处此异域。见《楚辞集注》，86页）。不过，从有限的文献来推测，屈原第一次被贬，时间应该不会很长。因为在齐楚绝交之后，楚怀王意识到被张仪戏耍了之后，还曾命屈原出使齐国，希望修复与齐国的联盟，重修旧好。在此期间，屈原虽然被贬，但仍然一心为国，一心为怀王，他在此时是悲情下的积极者。
屈原的第二次被贬，是在顷襄王时期。
当楚怀王于三十年入秦不返之后，楚国人立怀王太子为国君，这就是顷襄王。顷襄王当上国君以后，让他的弟弟子兰做了令尹。但是，楚国人对子兰很不满，因为他是积极撺掇怀王入秦以致一去不返的关键人物，所以楚人将此事归咎于子兰。不满的人当中也有屈原，因为屈原是极力劝阻怀王入秦的，而且屈原对于令尹子兰等人与秦苟合、暂时苟安的立场也大为不满。当上令尹的子兰恼羞成怒，迁怒屈原。于是，子兰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顷襄王的昏庸胜过其父，即位之后不但不贬斥谗佞之人，而且对他们言听计从。结果，屈原被流放江南，被迫离开了楚国的权力中心，完全失去了参与楚国大政方针决策的机会。在此期间，屈原真正感受到了“贬谪”之苦，此苦不在于生活环境的艰苦，不在于远离政治中心的痛苦，而在于理想无从实现、希望破灭的悲苦。
在屈原流放期间，楚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屈原穷困落魄，还时刻担忧国家之命运。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的仲春二月，秦将白起率领秦国“虎狼之师”，以破竹之势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楚国王廷仓皇流亡。郢都千里之外，“风飒飒兮木萧萧”，屈原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汨罗江畔，屈原峨冠博带，形容枯槁，披发行吟。绝望悲愤之下，他怀抱大石，自投汨罗江。这纵身一跃，永远地定格在他生命最后的壮烈之举。悲情的汨罗江，终于接纳了这个游荡无依的痛苦魂灵。
屈原死日，可能是五月初五，或是距这一天很近的一个日子。五月初五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论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
第三，狂狷之士。
屈原亦可称为狂狷之士。屈原的狂，来自他高贵的出身、过人的才能、特殊的礼遇，以及由此养成的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傲然个性。屈原的狂，不是无知之狂，而是来自他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与认可。他在《离骚》中自叙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集注》，3页）意思是讲，我不仅有高贵的出身、生逢良辰、美好的名字这些内在的美好品质，更有后天学习培养的多种优秀的才能。多重内美与外在修能，是屈原足以傲视他人的资本，是屈原狂狷性格的生成底气。
一个人光有才还不行，必须有人用他，否则便会落入怀才不遇的境遇。楚怀王曾经有一段时间重用屈原，对内实行改革，发布号令，为楚国的未来绘制了美好的蓝图，屈原自信他的“美政”能够将楚国带上康庄大道；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是楚国政坛上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一切，无形之中也养成了屈原高傲的个性，也由此造成了他被谗遭废、孤立无援的境地。
屈原之狷，主要体现在他的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其实他有好几种选择。一则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观点，与当时楚国政坛上的主流，如上官大夫、郑袖、子兰等人，进行适当的妥协，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美政”理想，放弃自己的追求，让他们重新接纳自己，依然过着高官厚禄的优越生活；二是可以隐居山野，不问世事，忘却时事，过一种闲云野鹤般悠哉的日子；三是可以到其他国家寻求发展。但是，屈原就是屈原，一旦选择了以上三种生活，他就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屈原。事实上，屈原坚持理想，不愿妥协；要实现理想，实现生命的价值，不愿隐逸；而且依恋故土，不想到别国去。所以，独醒者屈原最终站在了所谓主流政坛的对立面，成了一个人的战斗。
楚辞中有一篇《渔夫》，虽然可能不是屈原的作品，但其中很真切地反映了屈原的独立意识及对操守的坚持。此篇写道：屈原遭到了放逐，在沅江边上游荡，面容憔悴，孤独行吟。一个渔夫见到他，问 ：“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落到如此境地？”屈原说 ：“全社会都是肮脏的，只有我一个人干净；所有的人都醉了，唯独我一个人清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见《楚辞集注》，116页），所以才被流放了。”渔夫说：“圣人不拘泥于任何事物，而是能够随着世道一起变化。世上的人都混浊，你何不也搅动泥沙，推波助澜？世上的人都醉了，你何不也连酒带糟，喝一个酩酊大醉呢？何必把事情想得那么长远，行为又如此高洁，以至于让自己流放呢？”屈原说 ：“我听说，刚洗过头发的人，必定弹干净帽子再戴，刚洗净身体的人，必定抖干净衣服再穿。我怎么能让干干净净的身体，去沾染那些污秽不堪的东西呢。我宁愿跳进江水，葬身鱼腹，也不愿让高洁的品德蒙受世俗的灰尘。”这其中所反映的，不仅有屈原对高洁人格的坚守，也有对“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怼，这就是屈原的“狷”。
这就是屈原，志向远大，上下求索，固守理想，坚持节操的狂狷之士。
第四，文学之士。
屈原“文学之士”的标签，需要先从“风骚”这个词说起。风骚最基本的意义是指《诗经》中的“国风”与屈原的《离骚》的合称，它们共同被视为中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对中国文学影响极为深刻。不过，仔细比较一下，就可以显出屈原的伟大。《国风》显然是集体的创作，而《离骚》是个体所为，一个人能够与一群人等同并论，足见屈原对中国文学之影响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47页），是说屈原对后来中国文人创作的影响。李白写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是对屈原作品的高度肯定。楚国的亭台楼榭早已成为断壁残垣，化为沧海桑田，但屈平的辞赋以及他的人格理想，如昭昭日月，千古垂照。
正是基于这些方面，中国文学史中经常如此表述：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他之前出现的《诗经》是众人的吟唱，在他之前，天下没有诗人；他的降临却呼唤出一批英才，使诗的荒原充满了春的气息，他的诗的个性化，标志着“诗人”这一形象的真正诞生，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屈原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创作了一种与《诗经》迥异的诗歌，更重要的是屈原的作品、屈原的行事所体现的人格与精神。
屈原的精神展现在许多方面，这里只讲两点最为突出的。
一是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责任、担当与勇气。
屈原的“美政”理想，屈原的改革，屈原为楚国命运的身体力行，对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楚国，至少保证楚国不受其他诸侯国的侵犯，明显是有现实作用的。屈原认为，他的理想是能够实现楚国的强大的。但是，理想与变革必然触及当时楚国的弊端：政治政策的失误，吏治的腐败，旧贵族的贪腐，甚至楚王的缺陷，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当时各阶层的利益。不过，对屈原而言，一旦他的美政理念与政治抱负确立，即使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楚辞集注》，15页），依然坚贞不改，矢志不渝，“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见《楚辞集注》，8页）。他不愿改变自己的坚守，不愿同流合污，不愿离开家乡，唯有以死明志，以死殉志。屈原用一种自沉的极端方式，践行了对真理、正义、理想的坚守与高扬。在屈原身上，生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生命本身，生命的意义远远大于生命本身。
屈原的这种精神，受到后世的敬仰与效仿。汉代的贾谊，被贬长沙，以屈原自比，哀悼屈原，感伤自己，用屈原的精神激励自己。司马迁南游沅江、湘水，“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2503页）。李白、杜甫、陆游，这样的人名可以列出一大串。
二是对楚国深沉不渝的热爱。
在今天，我们谈起屈原，很自然地将其与爱国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屈原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与化身。屈原对楚国怀有深厚的情感，这在他的诗篇和实际行动中都有着极为鲜明的表现。但是，20世纪8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对屈原的爱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总结其中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二：一是先秦时期人们的意识中并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二是先秦时期，留在自己出生的国家与离开，并不是爱国与否的标志。这些观点，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的确，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先秦时期，所谓的“中国”，也就是“天下”，《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49页），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因此，当时的战争，可以视为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而且，当时的人，到其他诸侯国去，完全可以自由来往。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先秦时期的三位儒家大师，都曾在诸侯列国之间奔走，寻找发展的机遇，在当时也没有被视为不爱国。这一点，我们是必须承认的。
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屈原的精神中确实存在着爱国主义的因素。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中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各个诸侯国在实际上都有行使其政权的职能。因此，生活在各个诸侯国的人民，对自己所生活的诸侯国的前途与命运都不能不关心，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生活于一国中的人民，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不受其他诸侯国的侵害，再进而希望谋求统一。这完全可以视为当时的爱国。而且，对楚国而言，对屈原而言，那种浓烈炽热的故国乡土之情完全可以转化为爱国主义精神。
在先秦时期，楚国在地理上地处中原之外，相对封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楚文化，造就了楚人对故土依恋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屈原的诗歌中，有多次表现，比如“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见《楚辞集注》，84页），意思是讲，鸟儿高飞最终还要返回旧巢，狐狸死时头一定向着狐穴所在的方向。这是用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恋乡之情。在《离骚》的最后，也写到屈原在经历多次的犹豫彷徨之后，下定决心准备离开楚国，然而当他从天上回首遥望自己的故乡，所有的决心顷刻瓦解。这种突出的恋乡情结，就是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情感，在此后的国家分裂的时代，在异族入侵的时候，往往被提升到国家的层面，被赋予更高层次的含义与解释，逐渐形成了屈原以爱国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人格精神。直到现代，闻一多、郭沫若均认为这种为国尽忠的信念，构成了屈原精神的主体，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核心。
屈原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2009 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进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屈原不仅仅是世界文化名人，同时他的作品及精神价值，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不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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