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年代_120年前是什么年代

　　弄堂里的人陆陆续续地走出家门，手持两米左右的棍或杆，顶部插有“V”形部件，这是上海居民晒被晾衣的专用家什。清晨，女人或男人用它撑起一根根挂满衣物的晾衣杆，而此刻，则需要靠它在夜晚来临之前收拢晾晒的衣物。这些衣物一排排地悬挂在弄堂的上空，有风的时候，像极了古代的排扇，一起左，一并右，人们在下方出出进进，进进出出。
　　王伟伟站到了她家的衣物下面，抬头望去，那根属于她家的晾衣杆，显得有些空荡，有衣服丢了……是小妹的新裤子。王伟伟的脑袋“嗡”了一下，下意识地低头四处查看，旋即扯开喉咙大喊起来：“小妹，小妹，你有没有收了你的裤子？”没人回应，她突然想了起来，小妹压根就不在家，她去了母亲的学校，练书法去了。
　　客堂间的挂钟刚敲过七下，十七岁的王光光踏进家门，穿过灶间进入客堂，个子中等，穿了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脚上是黑皮鞋，他的裤子有些显眼，毛料的，墨绿底印有黑色的条纹，他的肩上搭了个鼓鼓的军用挎包。踏进客堂的刹那，他便将挎包抛向对面靠墙的高背椅，自己径直走到饭桌边，拉出桌下的圆凳，一屁股坐下，伸手翻看桌上的盖碗。
　　桌上齐齐地置着四个碗，是四样已做好的菜，为了保温，大碗上覆着小碗，大碗小碗皆是橙红色的。橙红并不是它们原本的颜色，它们原来是五彩的，还有中国古代美女的图案，是外祖父一个个地将它们涂成了橙红色，还涂了其他的坛坛罐罐，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外祖父母都还健在。
　　将四个小碗一一揭开，检查了一遍即将要享用的食物，看来他对今晚的菜肴还算满意，因为他咧了咧嘴。十五支光的灯泡悬在他的头顶，那盏已有相当年份的有着磨砂玻璃外罩的吊灯，原本可伸缩的吊杆锈蚀了，卡在一个不合适的高度，在王光光头上半公尺高的地方，当然是他坐着时的距离，昏黄的光晕柔和又舒缓，笼在他刚刚剃过的寸头之上，头皮青青的，头皮下，一张很“欧款”的脸，长长的睫毛与黑白分明的杏眼，高耸的鼻梁，消瘦的双颊泛着青色，青色加之昏黄，使得他的面目有点凌厉，侧面则更加凌厉。
　　“妈，你回来啦。”是王伟伟在灶间招呼母亲。
　　“光光回来了吗？”母亲在问。
　　“前脚后脚，就在你之前的两分钟。”王伟伟回答。
　　“切，”王光光满脸不屑，“不告状就不舒服。”他自言自语地站起身，走到客堂的后门口，是为迎接母亲还是为了其他什么，他没多想，可能是习惯动作，再犟也犟不过母亲，最多是阳奉阴违，对母亲绝不还手还嘴，这就是王光光了，号称是整条街道的“鬼子王”。
　　母亲拉着小妹的手走进房来，光光上前招呼，母亲没答理他。王伟伟紧随其后也走了进来。母亲吩咐洗手吃饭，她眺视了一眼桌面，转脸问王伟伟：“老大，汤呢？”
　　“啊呀，我忘了做汤了。”
　　王光光不失时机地又“切”了一声。
　　“你不要‘切切切’的，姐姐每天要上班还要做家务，你都干了些什么？整天就知道打架浪荡。”母亲有一张同王光光一模一样的脸，此刻，她杏眼圆睁，眉骨高挑。王光光赶紧别过脸去并低下脑袋。
　　一家人围着方桌的四面坐下，未等母亲开口，像往常那样，母亲会询问三个孩子各自的情况，伟伟就先开腔了：“正正的新裤子被人偷了。”她把从清洗到收拢的整个过程叙述了一遍，“肯定是弄堂里的小瘪三偷的，对了，家里一定有和正正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王光光听了姐姐的讲述，迫不及待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没事的，正正，哥哥一定会帮你找回来。”说这话时，王正正看见她的哥哥，头皮与眼睛都闪闪发亮。
　　哥哥的承诺并没有减轻王正正的伤心，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她难得有一件新衣服或新裤子，她总是穿哥哥姐姐的剩余之物，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她还算不破的，尽管很旧很旧，先是母亲，后是姐姐给她做衣服，她们把旧衣服洗洗、染染、改改，就到了她的身上，她已十三岁了，有点懂了，如有可能，她不希望再穿那些洗洗染染改改的衣服了，因为不论怎么改，旧的总是旧的，她明白，同学们也明白。
　　说到这条新裤子，是小姑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她的，姐姐、哥哥也各有一块布料，妈妈给做的，这可能是王正正记忆中的第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裤子，她没穿几次，新年刚过不久，学校也刚刚开学。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姐姐为什么要把裤子晾到外面去，而不晾在自家的天井里。
　　三十年后，通过越洋电话，王正正问王伟伟记不记得被偷了的那条裤子，王伟伟说当然记得，王正正问她的姐姐为什么把衣服晒到外面去，王伟伟回答：“别家都晒到外面，在家里水滴滴嗒嗒的，很烦。”
　　
　　一个多星期过去，王正正已不再想她的新裤子了，她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孩子。可能是从小被当成男孩养的缘故，在上小学之前，她通常穿的是哥哥穿下的衣服，又推了一个标准的男孩头，以至于有一次母亲带她去澡堂洗澡，看门的阿姨拦着不让进，说：“弟弟有点大了，还是跟他爸爸洗的好。”是澡堂阿姨提醒了母亲，自此之后，她让正正改回了女装。
　　与同龄的女孩不太相同，王正正对漂亮、对性别还不上心，她喜欢与男孩们一起游戏，在读书之余打弹子、滚钢圈、斗鸡（单腿着地，另一条腿架在着地的腿上，用手抓住；不能用手，只能用膝盖对抗攻击）。她不擅长女孩子们的娱乐，比如跳绳、踢毽子，比如跳橡皮筋。正是基于这样的个性，没几天，王正正就把她的新裤子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有一天她看见她家斜对门那个叫唐宝文的女孩，穿了一条蓝黑色的裤子，自己新裤子的记忆，又莫名其妙地闪了回来。
　　这条蓝黑色的裤子，穿在唐宝文的身上显然有些短小，而且一眼望去，蓝黑的颜色十分不均匀，显然是重新染的，并且没染好，所以颜色有深有浅。唐宝文比王正正大两岁，已经在读初中，虽然斜对而居，两家却少有来往，不仅是王家，弄堂里的其他人家也不爱搭理他们，小孩子们也是，虽然唐家有五个孩子。
　　自己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它会呼唤你，多少年之后，王正正还是这么以为。她直直地向唐宝文走去，走到她的面前，唐宝文比她高出了半个头，所以她仰起脸，手往下指着那条裤子，用很坚定的语气说：“这条裤子是我的。”
　　看到王正正迎面向自己走来，唐宝文有点忐忑，她没看那孩子的脸，只听见她说：“这条裤子是我的。”语气很肯定，有种不容分说的坚持，然后，她听见她自己说：“瞎说，这是我妈给我买的。”再然后，她就转身回家了。
　　王正正却没有回家，她去找她哥哥了。
　　她从三支弄出来，右拐，进了主弄堂，主弄堂的一边是高高的围墙，围墙的里面是家药厂，围墙与一条条横支弄间大约有十米的距离，以前栽有梧桐和柳树，远在她还未出生的年代，这些植物就被连根拔起，成了炼钢炉中的助燃物，而现在，这些曾经存在过的植物唯一留下的痕迹是，它们曾经存活过的地方还有泥土或碎石，而其他的所在都是光溜溜的水泥地。
　　王正正奔跑着，眼睛的余光扫过了四支弄、五支弄、六支弄，右拐进了七支弄，七支弄与她住的三支弄格局完全类同，所谓的双石库门，上海特色的老式住宅，大都建造于二三十年代，正门有个小天井，天井之后是客堂，左右两边是厢房。王正正推开了76号大门，穿过天井及客堂直接上了楼梯。听到有动静，一位中年妇女从后面的厨房间里快步赶来，她看到王正正蒙头蒙脑地急速攀登楼梯，“是正正吗？”她问。王正正转过身来，她看见了这家的女主人，“林阿姨，我哥在吗？”“不在，他们都不在。”林阿姨说完旋身回厨房去了。
　　王正正僵立在楼梯半当中，边思索着哥哥可能的去处，边恹恹地下楼。这时，她听见大门被“嘭”地一下撞开了，一堆嘈杂的人声涌了进来，有四五个或七八个人，她不能确定，但其中她哥哥的声音她辨得格外分明。
　　看见妹妹，王光光愣了愣，“你来干吗？”
　　“我找到那条新裤子了，哥哥，你知道是谁偷的吗？是唐宝文。”王光光与他的同伙围在王正正的四周，听她讲述她的发现，女孩由于激动，胖胖的圆脸涨得通红。其中有个叫大凡的问女孩，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的裤子？女孩回答我就是知道。王光光站在女孩的身后，接着妹妹的话音说：“正正不会搞错的。再说错了又怎样。走，先去看看再说。”
　　一伙人呼呼啦啦地涌出了76号大门，吆吆喝喝地穿过整条里弄，来到了三支弄28号的后门。
　　28号住了三户人家，唐家住了二楼的亭子间和三层的阁楼，平常他们都从后门进出，前面的天井、客堂和厢房属于原住户毛家。唐家是公私合营以后才搬来的，像这条弄堂里的大多数原业主一样，毛家是银行职员，属于这座城市的小资阶层。
　　白天，28号的后门是不关的，进去就是厨房间，出了厨房，一拐便可登楼。在王光光的率领下，这堆人轰隆隆地蹬踏着楼梯，木质楼梯发出“吱吱嘎嘎噼叭噼叭”的声响，是那种马上就要断裂的声响。已到亭子间门口的王光光回身望去，他的身后是张华，张华之后是他的小妹，小妹之后是李强，大凡落在最后，在楼梯的半腰部分。
　　“唐宝亮出来，我有话跟你讲。”王光光叫的唐宝亮是唐宝文的哥哥。
　　门开了，出现在王光光面前的是唐宝亮和他的弟弟唐宝胜。唐宝亮纤细而苍白，穿了一件无外套的灰色棉袄，一条膝盖上打了补丁的红色绒裤皱巴巴的，他的头发长而乱，几乎遮去了半张脸，一副未睡醒的模样。而他的小弟，圆头圆脑的，眼神清澈大胆，直直地仰视着到访者，用他戴了半截手套的小手指着问：“你们，找我哥干吗？”
　　王光光并没理会孩子的发问，而是盯着唐宝亮说：“跟我走，我有事问你。”
　　唐宝亮有些犹豫，王光光上去推了他一把。已站到王光光身后的张华跟进一步，又推了他一把。小弟唐宝胜一下冲了过来，拦在哥哥与攻击者中间，他大声嚷嚷着：“你们干嘛打我哥，你们干嘛打我哥？！”
　　听到呼喊，从三楼冲下两个女孩，是唐家的老大唐宝华及老四唐宝文，老二唐宝丽不在，她们的母亲也不在。
　　看到这阵势，楼梯上的人推搡着往上涌，男孩们威胁着，谩骂着，将女孩们挤压到了楼梯的角上。“别动女的。”王光光吼了一声，紧接着他一把抓住了唐宝亮的衣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走。”
　　还站在楼梯上的男孩先轰轰隆隆地下楼，跟着的是逼迫女孩的那几个，而后是王正正，再而后是张华、唐宝亮及王光光。
　　出了28号，王光光就让他的妹妹先回家，他不要妹妹跟着，可能是他不希望妹妹看到她不该看到的东西。
　　王光光回家的时候，手里拎着那条蓝黑色的女裤。王正正趴在方桌上正聚精会神地读小说《金光大道》，看见哥哥回来，还带回了自己的裤子，正正非常高兴。她从哥哥手里接过那条裤子，来来回回地看了看，说道：“没错，这就是我的裤子，你看这纽扣，是妈妈从她的外罩上拆下来的。”
　　本来的蓝卡其布很漂亮，可现在蓝不蓝，黑不黑的。不得已，母亲又把它染了一次，只能染成炭黑色，像老人家穿的颜色，从此，正正就不再喜欢它了，她也从未问过哥哥，用了什么手段从唐宝亮的手里拿回了这条裤子，不问，她也能猜得出来。而且她进一步猜到，偷裤子的是唐宝亮，而不是唐宝文，因为唐宝亮本来就是个偷儿。
　　都是为了妹妹的裤子，一个哥哥为妹妹偷裤子，一个哥哥又为妹妹夺回裤子，所有的冲突只是为了一条卡其布的裤子。无论何时，只要一想起这些，成年之后的王正正都会有挥之不去的哀伤之感。
　　时节交替，冬日之后，春天准时来到。走出家门的人显然比早些时候多了，人们三三两两凑到一起，在弄堂的各个地方，议论东家长西家短，关于时事的，话题都围绕着邓小平的复出，几乎都是小市民式的胡乱猜测。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同邓小平很聪明，有一套，有人说因为邓小平很矮，矮的人都很聪明，所以邓小平很聪明。说的人煞有介事，听的人皆点头称是。
　　清明季节的上海总是湿漉漉的，尤其是接连几天阴雨之后，从被窝到衣衫都是黏黏的，干净利落的那种身体感觉通常找不到，胸腔里也仿佛注满了水，稠稠的、重重的。
　　王正正端了把靠背椅坐到了客堂间的门口，就她一个人，只要不是星期天，家里白天不会有人。妈妈、姐姐都上班去了，哥哥不到晚饭时间是不会到家的，她刚刚在看《牛虻》，是从阁楼里翻出来的。自从发现了阁楼里有堆书，王正正就一本本地拿，读一本就给书包上封面，通常是用旧报纸，报纸可以将书名遮住，只要不让别人翻，基本不会有麻烦。
　　此刻，她想找点其他的事情做做，她无意继续她的阅读。
　　环顾四周，家中整齐有序，没有什么可以让她摆弄。她的目光转回了天井，墙角里有几个涂了黄釉的大坛子，以前是外祖父装酒用的，几经雨水冲刷，坛子洁净透亮，坛子边有三盆迎春花，也是外祖父留下的，植物滋润而丰满，年年如此又挂满了小黄花。
　　天井的大门敞开着，没有人走动，下午三点刚过，上班的人们还未归来，而孩子们由于下雨也都滞留在家中。王正正注视着大门外的弄堂，努力伸展自己的听力，外面与家里一样，只有那只老式挂钟“嘀哒嘀哒”的声音。
　　还是没人，王正正有点烦躁，她起身走了出去，走到大门口，正对着大门的22号紧闭后门，这家人都从前门进出，后门难得有开的时候。旁边的24号也关着后门，王正正家是32号，34号的大门开了半扇，挡住了左边的视角，她看不见36号的门是否开着，斜对面26号的门却开着，她看得很清楚。
　　支弄里空无一人，连主弄中也无人通过，天压得很低，好像趴在围墙上，弄架高点的梯子就能够着。
　　有细语声从28号的门洞里传出，王正正循声走了过去，她看见唐家的老大唐宝华与老五唐宝胜在打牌。他俩靠在一张藤木编成的长桌旁，桌上搁放着许多瓶瓶罐罐坛坛，还有菜刀和案板，姐弟俩聚精会神的，他们并没有发现王正正的到来。
　　“你在看什么？”声音从身后传来，在王正正转过脸的同时，唐家姐弟也齐齐地抬起了头。
　　“没什么，我只是听见有人说话就过来看看。”
　　问话的是唐宝文，曾穿过正正蓝卡其布裤子的那个，她绕过了侧立着的王正正，走进了家门，在门口，她又停住了，“你们俩又在打牌啊……要不我和你们一起打，打四十分，让正正也来。”她转向王正正，“正正，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打四十分？”
　　“好啊好啊。”王正正的欢喜一目了然。
　　厨房里显然布不了四十分的战局。在唐宝文的率领下，四个人上了二楼又登了三楼，在三楼的楼梯口，唐宝文向外拉开了阁楼的木质小门。
　　王正正是第一次光临唐家，进门第一眼她就看见小小的空间里一横一竖地放了两张双人床，横着的那张伸过了门框的三分之一，所以门只能往外开。除了大床之外，仅有的家具是一张五斗橱，几个垒叠起来的木箱，还有一张小圆桌和几个方凳。靠墙的一角挂着一面布帘，人只能溜着家具的边行走，空间非常拥挤。
　　虽然地方逼仄，却干净清洁，床上的被褥规规整整，家具上寸尘不染，连挂着的那条遮蔽马桶的布帘也都是挺挺的，隐隐约约，可看出有米黄色的小碎花。
　　四个人在圆桌前坐下，唐宝文从牌里抽出了四个K，让每人摸一张。王正正摸了一张黑桃K，唐宝胜摸了一张梅花K，于是换位，唐宝胜坐到了正正的对面，他们俩打配合。
　　王正正欣慰自己与唐宝胜搭挡，她担心和唐宝华作组合，唐宝华生过小儿麻痹症，左手不能自然运用，语言不清，还有点傻。
　　“你在家里做饭吗？”唐宝文摸着牌问正正。
　　“做呀。饭都是我做的。”
　　“菜呢？”
　　“我姐做，星期天我妈做。你们家谁做？”
　　“我们家都做，老大做得最多。”
　　两圈过后，王正正突然记起自己还没淘米做饭，“啊呀，坏了，我忘了做饭了，几点了？”
　　唐宝文扭头看五斗橱上的小闹钟，“四点三刻了。你要回去吗？”
　　王正正放下手中的纸牌，“不行，我得回去了，我好像门都没关，要是给偷了东西……”她把到了嘴边的后半句咽了回去。
　　有了第一次的环桌而坐，唐家的老大、老四、老五就时常过来32号找王正正，当然是正正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正正的感觉是唐家的人蛮好的，不记仇，他们没有因为“裤子事件”而记恨于她，她想当然的是，她的哥哥一定把唐家老三揍得很惨。
　　雨季平静地度过了，风和日丽的春天降临，虽然听不见鸟鸣，嗅不到草木的芬芳，人们还是活了过来，不再掩头缩脑，脱去了棉衣、毛衣、棉毛内衣，人们的肢体变得轻快，而心情似乎也放达了许多。1975年的春天，与无数的春天没有什么两样。
　　王伟伟还是上班、下班、做家务，她二十一岁了，在一家电子原件厂已工作了三年。她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女朋友，她的整个心思全寄存在这个家庭，以至于忽略了这个年龄应该在意的其他事项。
　　由于王伟伟留沪，王光光理所当然地要去近郊农场，这是当时的政策，这也就意味着7月以后，王光光将告别上海，开始他新的人生。对此，王光光并不在意，某种程度上他还有点渴望离开，因为离开的同义词差不多就是“不再被管束”。
　　母亲在饭桌上讲了好几次，都是吩咐儿子在未来的日子里应有的行为举措，王光光点头承诺着，谦逊得让人起疑。王正正并不在意哥哥的表情及心态，对哥哥的即将离去，她万分不情愿。她本来喜欢哥哥就胜过姐姐，更何况9月她就要上中学了，缺失了哥哥的保护，在那乱哄哄的学校里，她有点担心会被人欺负。
　　王正正清晰地记得在她上四年级的时候，非常不幸，班上也是全年级最捣乱的男孩马小兵，坐到了她的后排。马小兵不仅拿她的铅笔、偷她的橡皮、画她的书本，还拉她的头发，有一次竟然拔掉了她的几根头发，她实在忍无可忍，回家就告诉了哥哥。
　　那一天早晨，像无数的早晨一样，全校同学又齐集于操场，八点刚过，升旗礼毕，喇叭里传来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第一节：伸展运动，预备——起”，即刻，千只以上的手臂，在同一时间齐起齐落，同左共右。
　　突然，排列整齐的队伍起了一阵骚动，似乎是队伍的后方发生了什么，学生们都停了体操，惊讶地转身探望，王正正也回身观望，她看见有一帮人从队伍的背后向她这边斜插过来，近了些，她发现其中有她的哥哥，本校的“大王”石林冲在最前面。这帮人一路冲撞过来，原本排列有序的队伍立刻乱作一堆，这帮人目不旁视，径直来到了马小兵的面前，停住，围上，石林上前，不由分说，挥手就抽马小兵嘴巴，左右开弓，直打得马小兵满脸是血蹲下身去。好像就那么几秒钟，这帮人又呼啦啦地走了，整个操场的人都愣愣地看着，广播还在继续，老师不见踪影。
　　许多年过去，只要一提起小时候做广播操，王正正都会发笑，曾经有人一脸迷惘地问她有什么好笑，她说：“你想呀，几千万人甚至上亿的人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地域，却做着同样的动作，这难道不好笑吗？如果有上帝，并且上帝恰巧在看着中国，上帝会怎么想？”别人又问：“你说上帝会怎么想？”王正正回答：“我不是上帝，我不知道，不过，上帝肯定看不懂，他会认为下面的人都在发癔病。还有，上帝不会认同这样的事，甚至会感到有点恐怖，因为这违背了他造人的本意。”“这又是为什么呢？”别人还问。“上帝把人造成一个一个的，没有让你们连在一起，就是要让各人去做各人的事，不然，他把你们造成连体的不就完了吗？”王正正回答。
　　
　　马小兵被班主任送回了家，三天没来上学，第四天回了学校，王正正看到他的脸还是肿的，有同学说还打掉了两颗牙。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授课的是班主任金翠芳，王正正是课代表，她从讲台上抱起老师批改好的作业，一本本发还给同学，来到马小兵的桌前，王正正低着头，努力避免马小兵的目光，她听见那边的马小兵在一字一字地说：“不要高兴得太早，放、学、后、我哥、会去、收拾、你哥。”
　　马小兵的哥哥比王光光大，叫马大兵，也不是盏省油的灯，王正正对此早有耳闻，所以中午一放学，她就狂奔回家，想把警告送给哥哥。
　　但是，那个中午，王光光没有回家。
　　下午放学，王正正一路小跑去了哥哥读书的学校。
　　离开学校大门还有相当的距离，远远地，她就看见有人群围在校门口，时不时有吼叫声传出，人群忽东忽西的，像滚动的蜂群，蜂群忽地裂开了一条口子，有人从里冲了出来，前面的人在逃，后面的人在追，追的人手里提着一根亮晶晶的棍子，棍子时而举起，时而劈下。王正正一眼认出了那根不锈钢做成的棍子，同时她也认出了提着棍子的人，那正是她的哥哥，王光光。
　　这是场群殴，参加的人数在三十人之上，其中有两人头被打破，伤手伤脚的无数，最严重的是，不知是谁带了匕首，把马大兵给捅伤了。王正正不认识马大兵，她只看到有人倒在校门口，血从他的腿部不停地向外冒。人群已经散开，三个年长的老师模样的人从校内奔了出来，一男两女，男的来到了马大兵的面前，俯身向他询问，那两个女的怔怔地伫立在校门的门楣之下，在她们的头上，王正正看见，有五个血色殷红的大字——为人民服务。
　　当晚，王光光没有回家，母亲带着正正外出找了两次，几乎走遍了街区的大街小巷，母亲边走边喊：“小光，小光——”声音凄惨，在黑夜里飘荡。
　　王光光进了公安局，他承认是自己挑了马大兵，公安局并不认可他的招供，他们要他供出真正的凶手，或许是讲义气，或许是他原本就不知道，他一直没说。三个月之后他被放了出来，母亲立即把他转到自己所在的学校。
　　成家立业后的王光光，有句常挂嘴边的话：是老妈救了我。他的感叹绝不仅限于转学，在这之前，在转学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初二开始到考入复旦，我没有一天是太平的，哪怕在农场复习迎考的那个阶段。
　　
　　王正正进了唐宝亮、唐宝文所在的中学，也就是她恶名远播的哥哥曾经就读的地方，凑巧的是，她的班主任。不仅担任过王光光的班主任，还是王伟伟曾经的班主任。谈到哥哥姐姐，正正有种感觉，班主任钟老师非常喜欢哥哥，远胜于姐姐，她是这样评论王光光的：“光光很聪明，就是太捣蛋了。”“他老自己搞一套，弄流氓义气。”“初一还好好的，功课也好，初二整个就变了个人，打打杀杀的，跟他说什么都是虚心接受，屡教不改。”提到王伟伟，钟老师的语气平淡了许多，“伟伟什么都好，就是在加入‘红卫兵’的问题上，她不肯和你爸爸划清界限，所以她一直都没能加入。”
　　这是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虽然如此，老师们还是喜欢功课好的孩子。老师们随意地教，学生们随意地学，大家都没什么压力，及不及格无所谓，都能一级一级升上去，似乎是，人们在意的仅仅是过程，与目的本身无关。
　　从正正入学的第一天起，唐宝文就来约她。从家到学校有两站路的路程，步行需要半小时，上课下课，每天四次，女孩们从不坐车。
　　一天，正正的同班同学费雨洁给她递来了一张纸条，在上数学课的时候，纸条上写着：下课等我，有要紧事告诉你。
　　王正正满心狐疑地扭头看了看坐在最后一排的费雨洁，费雨洁也在看她，冲她点了好几下头。
　　下课的铃声响起，教数学的莫老师还站在讲台上，费雨洁就从后排蹿了上来挤坐在正正的板凳上，她压低声音，嘴凑到正正的耳边：“唐宝文前几天在人民公园做‘拉三’你知道吗？”
　　“瞎说。你怎么知道？”
　　“她当场被人抓了，学校里都传遍了。”
　　“我怎么没听说，这种事可不能乱说的。”
　　“我姐跟她同班，听说都要被送少教所了。”
　　费雨洁的神态绝不是开玩笑或编故事，临了，在她站起身的那刻，还补充了一句：“你不要再跟她玩了，离她远点。”
　　王正正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回不过神来，“送少教所”这几个字嘭嘭地敲打着她的心，这几个字骚扰了她许多年，母亲说过，姐姐说过，里弄干部也说过，对象都是王光光，她们都说：“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你要进少教所。”
　　哥哥总算逃脱了“少教所”，现在，好像要落到唐宝文的头上了，大人们都说进过少教所的人出来就没用了，那唐宝文怎么办，何况她还是个女的。
　　王正正拎起书包，加快脚步往家赶，挂在脖子上的大门钥匙在胸前一跳一跳的，书包啪嗒啪嗒地撞击着她的胯部，身上已经出汗了，额前的刘海贴紧了额头，圆圆的脸上浮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她没有去开自家的大门，而是径直钻进了28号的后门，登楼，再登楼，在三楼阁楼的门口，她定了定神，随后拉开了小门。
　　唐宝文坐在圆桌前，弓着背，背对着王正正，听到开门声转过身来，她左手捧着一只大碗，右手捏着一双筷子，“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王正正没有回答，只是快步走到唐宝文的旁边坐下，“你怎么现在吃东西呀，你在吃什么呀？”
　　“我饿了，吃点饭。”唐宝文扒拉着碗里的饭往嘴里送，王正正看见碗里没有任何菜肴，而桌上有半瓶黑乎乎的酱油。
　　唐家的经济状况不好，这是弄堂里人所共知的。自从唐家的男主人因为偷窃被判刑之后，这家的女主人，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就负担起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唐家的男主人叫唐乃仁，是上海手表厂的技工，他从厂里带出各种手表零件，自己在家组装，而后出去倒卖，换钱贴补家用。据说被抓的时候，他身上有两块完整的上海牌手表。他被判有期徒刑八年，现在还在服刑中。
　　唐家有五个孩子，老大唐宝华因为有残疾无法工作，在家；老二唐宝丽与王光光同龄，毕业去了街道工厂；老三唐宝亮在上高二；老四就是唐宝文了；老五唐宝胜还小，在上小学。
　　他们的母亲，一个身材娇小、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弄堂里的人们对她有很多的议论，尤其是住在同幢楼里的孙家婆婆。她告诉她认识的每一个人：某日某日的半夜，某天某天的凌晨，她看见有男人从亭子间里溜出来，蹑手蹑脚的，“那个女人从亭子间的门缝里偷偷地往外看。”“她家只要有菜烧，准是有男人来过了。”孙家婆婆是有名的“坏嘴”，她家占了28号最好的部位——前楼和后楼，祖孙三代共聚一堂，她的儿子与媳妇都是“革委会”头头，所以弄堂里没人敢招惹她。
　　唐宝文吃完了酱油泡饭，用手背擦了擦嘴，说：“你心急慌忙地找我干吗？”
　　唐宝文长得并不难看，除了鼻梁有点塌，眼睛圆圆的，嘴巴也小巧可爱，最难得的是她的头发，又粗又黑又长，分梳成两条辫子，一前一后地搭在肩上。
　　“那件事真的很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哥会那样。”王正正的回答不仅搞晕了唐宝文，连她自己都糊涂了。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那件事呀？”唐宝文歪着头，张着嘴，笑得很灿烂。
　　王正正开始支吾起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这原本就不是她来的初衷。她来，是想问唐宝文有没有费雨洁说的那件事，怎么会变成说裤子的事了。
　　“不就是那条裤子的事吗，我没想到我哥会打宝亮。”
　　“谁说光光打宝亮了？没有，根本就没有。光光说只要把裤子拿出来，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宝亮就回来拿了，就这样。”
　　王正正完全愣住了，这太出乎她的意料了。
　　“怎么，你不相信？”看到王正正的表情，唐宝文从凳子上蹦了起来，继续补充道，“后来，光光还好几次帮过宝亮呢。”
　　清楚了，一切都清楚了，难怪唐宝文会邀请她进家门打牌，王正正始终觉得这事有点不可思议。
　　不知是因为被岔开了思路，还是原本在意识的深处就已断定了，直到离开唐家，王正正都未提及费雨洁说的那档事。但是第二天，唐宝文真的进了少教所。
　　唐宝文是怎么进的少教所，在什么时间进去的，说法多种，有人说是在课堂上被公安直接带走的，在上午的第一节课，也有人说是在中午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被抓走了，还有人说是在早上去学校的路上被截走了。说来说去，进去的方式不同，进去，那是肯定的了。至于唐宝文在人民公园是如何做“拉三”的，没人探究，大不了与某个男人亲亲抱抱，还能怎么的。
　　没有了唐宝文的三支弄一切正常，学校里同样，没几天，唐家的老大、老五又来找正正聊天了，只是他们绝不提及“唐宝文”这三个字，就像他们从不涉及有关他们父亲的话题一样。
　　庸常的生活平实而俗常，从凌晨的粪车铃声响起，一天生活就算开始了，要倒粪桶的人家倒粪桶，不用倒粪桶的人家提篮上菜场买菜；要生煤炉的人家生煤炉，不用生煤炉的人家打开煤气做早饭。女人们都在忙，忙的全是女人们。
　　因为是一家一户的设计，这条里弄的每幢房子都只有一个抽水马桶，一个煤气灶具。随着人群的涌入，舒适的格局被打破了，于是，弄堂里有了粪车的铃铛声，也有了为抢占公用空间的争吵声。
　　王伟伟的起床时间很固定，每天早上六点半，虽然她不用倒马桶、生炉子，但她必须去买菜，母亲也在差不多时间起床，她负责做早饭。王正正还可以在床上赖段时间，但七点过后，她也必得起床，吃了早饭去上学。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转眼，1976年的暑期到了，就在学校放假的第一天，王正正收到了一封信，白色的信封上没有回件地址，在信封的右下角有两个很小的字：“内详”。
　　信是唐宝文写来的，内容很简单：要一块肥皂，并要求把肥皂交给住在62号的赵建国。
　　王正正知道赵建国，那个永远是一身军装的敦实的男孩，他的父母都是军人，在外地工作，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过，与正正同校，与唐宝亮同届，马上就要毕业了。赵建国有点怪癖，独进独出的，既不与别人招呼，也不到弄里闲逛，更别说到邻家串门了，所以王正正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却并不了解他，甚至于他的面貌，王正正都描绘不清。
　　肥皂让王正正烦了几天心。肥皂是宝贝，要凭票买的，光有钱还不行，像大米、火柴、棉布、白糖等等等等，好像除了盐和酱油还有醋，什么都要票。唐宝文为什么不问自己要钱或是粮票，而是要肥皂呢？难道漂亮比吃饱更重要？王正正听说里面是吃不饱饭的，她知道唐宝文死爱漂亮，补个衣服破洞都能弄出“花”来。
　　家里只有用剩的半块肥皂，她到哪里去弄块肥皂呢？
　　王正正没有肥皂，她也没去找赵建国。
　　
　　1976年的秋天有点特别，相对于浩瀚的中国历史，它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对于短暂的个人生命而言，尤其是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它的意义非比寻常。因为从那个秋季之后，许多人的命运被改变了。
　　王正正异常明确地感到了这种变化：父亲平反——虽然他多年前就自杀了，物资发还了，母亲回了机关，哥哥从农场回来了，自己进了市重点中学。短短的两年时间，世界变了，一家人，除了王伟伟有点郁闷外，都兴高采烈。王光光考取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在1978年的秋季正式入读。
　　看到弟弟妹妹有了新的开始，王伟伟也想尝试，她告诉母亲，她要停职温课，然后考大学。母亲没有同意，理由是她负担不起，正正明年肯定能进大学，三个大学生的经济要求是她无法满足的，况且她不希望孩子们很拮据。王伟伟的恳请被驳回了，她只能按照母亲的要求，在王光光毕业以后再考虑上大学的问题。
　　1979年的春节瞬间来到，王家阖家上下喜气洋洋，不仅是王家，这条里弄里的很多人家，在这两年中命运都有改变，当然，不是他们自己改变了命运。他们从来就没有这种能力，而是冥冥之中，在不经意间有人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这条古旧的弄堂，在除夕之夜子时时分，鞭炮震天，欢声四起……
　　
　　喧闹的弄堂终于沉寂下来，灯一盏盏地熄了，最后连路灯也灭了，万籁俱静，星光明媚，夜空深邃。高高的围墙拖着长长的阴影，映射出屋檐的斜顶，像一幅展开的画轴，缓缓地延伸开去，再延伸开去，围墙之下，满地皆是果皮、糖纸，还有红红的炮衣，隐隐绰绰的。王正正被一阵凄冽的干嚎声惊醒，她抬起身，发现对床的姐姐也坐了起来，正侧耳似乎在辨别那声音，“好像有人在哭。”“还是个男的，在后弄堂。”王伟伟抬手指了指后弄堂的方向。
　　王正正掀开被褥，套上毛衣，穿了棉裤，蹬进棉鞋，拎起棉袄将自己快速地塞了进去，边扣纽扣边下楼，进入厨房，拉开后门，一步蹦到了四支弄内，但是，哭声消失了。
　　王正正站在后门口，没有了声音便没了方向，她想退回家中，天刚放亮，户外的温度还很低，地下的薄冰还未溶化。
　　“你起来，你站起来呀。”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呼喊，从后弄堂的方向传来，带着哭音，有些颤抖，充满哀求。
　　王正正拔腿循着声音的方向跑去。她跑过了五支弄，事情发生在六支弄，她看见62号的门口围了一堆人，人们在交头接耳地悄然议论，“建国你起来呀。”还是那个苍老的声音从人堆中传出，有点声嘶力竭、气血用尽的味道。
　　王正正扒开人群，从缝隙间向里窥探，她看到有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另一个人伏扑在那人的身上。她继续往前挤了挤，她看见赵建国的爷爷蹲在那里，不停地拉扯着伏扑之人的左臂，而赵建国的奶奶整个瘫坐在地上，满脸是泪，不停地摇头。
　　伏扑之人是赵建国，只见他紧紧地抱拥着地上的人，一动不动，无声无息的，只有抽动的肩膀表明他还活着。他的身体整个趴在那人的背上，遮蔽了地上之人的上半身，只露出一条灰色的棉裤以及一双脚。那双脚，左脚穿着黑色灯心绒的棉鞋，右脚是薄薄的白色尼龙袜，被蹬掉的棉鞋就在脚边，有花色的绒布衬里，鞋底部分，滚了一圈白边。
　　有人上去帮忙，意图将赵建国拽拉起来，人群在向内挤压，似乎是围观的人们都想看清地上人的脸。又有两人上去，他们在掰扯赵建国的手臂，那人终于从赵建国的怀中滑落下来。
　　人群“轰”地一声，“怎么会是她呀？”“她怎么死在这儿？”“她家不是搬走了吗？”“她不是进了少教所吗？什么时候出来的？”
　　王正正没有看清地上躺着的是谁，但对那具身体，有种异常的熟悉之感，她觉得自己应当认识她，一个名字从她的脑际划过，但她不能确定，于是她问旁边的人：“这人是谁呀？”
　　“不就是那个以前住在28号的唐家老四嘛。”
　　“唐宝文？”
　　“不是她还能是谁。”
　　地上的人灰衣灰裤，很短的短发，裸露出白白的脖颈以及半截青色的头皮。她的整张脸贴在地上，鬓发将她的脸掩藏住了，她的两只手，掌心向上，紧紧地贴在胯部的两旁，红色的碎屑铺呈在她的四周，她躺在一片红色之上，有扬起的几颗，黏上了她的头发，有风吹来，头发微微地舞动。
　　赵建国终于被人们架回了屋里，大门“砰”地关上，“咔嚓”一声，里面上了锁。
　　太阳出来了，大年初一的太阳，天气并不像王正正以为的那样，或大雪纷飞，或阴冷晦暗，或浓雾蔽天。
　　唐宝文死了，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或大年初一的凌晨，她把自己吊死在62号的大门口，用那些晾衣物的铁架外带一条结实的麻绳。
　　王正正甚至都不知道唐家已经搬离，这几年里弄里搬进搬出的人家很多，而她自己自从进了高中就一直住读，每个周六的下午回家，星期天吃了晚饭就得返校。在家的时间很短，功课又很多，她根本无暇顾及左右邻居，她几乎将他们所有的人都忘了。至于唐宝文是何时离开的少教所，她就更不知道了。
　　好心的街坊邻居弄来了一辆三轮车，车上铺了块门板，他们齐力将唐宝文的尸体抬到了车上。一个中年男人骑上了车，人们三三两两跟在车后，进了主弄堂，沿着高高的围墙，太阳明晃晃的。
　　躺在门板上的唐宝文俯卧着，保持着固有的姿势，因为有人说吊死的人，脸非常难看。她的右脚还是裸着的，那只棉鞋被搁在她的手边，就像她自己提着自己的鞋，那只鞋，有着细细的黑色灯心绒鞋面，白色的滚边，鞋带都还没有松开。
　　看着唐宝文的背影，从前到后地看了好几遍，恍惚间，王正正有些怀疑，这还是唐宝文吗？她那又黑又长又粗的辫子呢？可能是在少教所被剪了，但是，这已全然不再是那束令她羡慕无比的秀发了。映入她眼帘的这窝头发，浓密，粗而黑，干枯，缺乏光泽，纠结在一起，像一堆没有血脉供养的人造物，它只是黏在头颅上，仿佛只要轻轻一提即可剥离。这窝奇异的头发，使王正正生出一种独特的感觉，她感到一切有机物质已从头发中消失，在生命离去的同时，头发也死了。
　　三轮车缓缓而行，出了主弄堂，进入那条叫成都南路的主街，人们皆已离去，王正正也停住脚步，冲着三轮车的背影，王正正问了唐宝文一个问题：“你就这么死了吗？”
　　很自然的，王正正琢磨唐宝文的死因，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得出结论：假如唐宝文像自己一样有点晚熟，迟几年再谈恋爱，干脆晚生几年，降生在搂搂抱抱在公共场合被允许的年代，又假如出生在赵建国那样的家庭，父母皆是响当当的军人，她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另外是王光光，假如晚几年恢复高考，哥哥又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