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漂泊的人都会唱歌 [在大地上漂泊,在底层下唱歌]

时间：2019-03-30 03:11:41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当打工者与诗歌相遇，那是一种什么情景？　　背井离乡，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独特景观和壮观场面，这也是一个大时代难以言说的话题和隐痛。漂泊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象征，理想的乐园或乌托邦的虚幻是漂泊者生命的彼岸。对于渴求灵魂飞翔的人来说，诗歌是航行的路灯和动力，具有了摆脱沉重肉身而使灵魂升腾飞翔的救赎意义。与苦难相伴，与诗歌同行，打工诗人在艰难困苦中行走、寻求，拿起笔和纸，用心用泪用生命的本能书写分行的文句，记录悲欢、留存离合、创造情景，为这个大时代里卑微的生命、青春的呐喊与抗争留此存照。这是一种精神和境界，也是一种胆识和勇气，更是一种担当和使命。
　　诗歌的本质是唯美的，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斯。正如张德明在《论打工诗歌的话语谱系》一文中所言：“打工诗歌往往站在底层生命视点上，来对时代和社会进行理性的审度与清醒的认知，它借工业话语、乡土话语、动物话语、心灵话语等谱系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意空间，生动再现了打工者的生活苦痛、现实挣扎与心灵窘境，大胆拆穿了一些美丽的谎言，揭开了社会的某些疮疤，从而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感和撼动人心、引人深思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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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诗人们不是孤立的，这是一个时代的无声号召和心灵凝聚，他有他的同行人和同道者。大而言之，它有由千千万万游走于故乡与城市之间、漂泊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于物质与精神之间、怀揣着各色梦想和欲望的打工者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十分壮观而特别的寻梦大军；小而言之，有由许强、李明亮、罗德远、徐非等人创办的打工诗歌报《打工诗人》，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打工诗人作者群，有由许强、罗德远和陈忠村主编的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的作者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少的打工诗人群。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安现状的打工者，饱尝了生活的辛酸，经历了人世的坎坷，体验了生活的清苦，见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时代变革之中，其心理与精神的变化借助文字、通过诗歌，温暖并照亮了他们饥渴的内心，在清苦的打工生涯中，树立起了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旗帜。他们的诗歌源于底层催人泪下的呐喊和灵魂深处的人性诉求，其创作以汗水、泪水，甚至血水、青春和生命留存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世相。这是其他一切所谓高雅人士无法拥有也无可比拟的鲜明个性与独特价值。比如李明亮的《母亲》、罗德远的《逐渐消逝的故乡》、许强的《重回老屋》《万丰村》等诗作写出了青春的奔波、生命的消逝、亲情的饥渴、故乡的荒落以及诗人的无奈与执著。当故园成为诗人的记忆，成为诗歌的背景时，其实，它的一切就已内化为这些打工诗人灵魂的理想支点和精神动力，成为他们行走异乡的动力之源和美好回忆，也成为他们坚守底线的温暖家园。这些原汁原味的生命之音在许强的《苞谷地》《甘蔗林》，李明亮的《大树进城》以及唐以洪的《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外一首）等诗作中便有十分自然的流露和动人的表达。与此同时，打工诗人的创作开始突破原有的狭隘与诗艺的粗糙，呈现出诗美的纯粹性与题材的多元化等特征。比如郑小琼、陈忠村、牧风、程鹏等人近期的创作就有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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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陈忠村的创作对于打工诗歌颇具代表性。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安徽萧县的孙庄，1991年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同时学习美术。1992年开始用笔名陈忠村发表诗歌。他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他到过徐州、蚌埠、南京等城市，现暂居上海。他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画家、诗人，多重的身份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使得陈忠村的诗歌既有打工诗人的共性，又表现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个性。
　　作为打工诗人，陈忠村的诗歌在写作和现实的节点把握上非常到位，同时他对于诗歌语言的创新也为打工诗人们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作为打工诗人的代表，陈忠村始终对生活保持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用诗歌的方式去触摸人性中最温润的部分和生活中最本质的存在。他的写作姿态是融入而非旁观更非俯视，但有一种诗性的审视与评判，面对那些苦难的经历和卑微的存在，他以一颗温婉、坚毅、宽阔的心怀把生活中的苦痛、失败、挫折、屈辱当然也包括隐忍、渴望、热爱、成功、幸福等一一书写。在庸常简单的生活中带给人们以深邃、诗意和美好，以及不断上升的精神高度或逐渐沉淀的精神深度。因此，他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无法抵挡的穿透力和生命质地的硬度，给读者也给天下所有的打工者们以诗性的温暖和希望，给人以家园和故乡的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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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关注、研究打工诗歌的意义在于：作为底层文学的一种书写，打工诗歌从一开始，便建立起了与社会、同生活之间最为坚实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工诗歌是一个城市形成现代性最初的文化起步，是一个民族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文明的阵痛书写，它具有其他文学样式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打工诗歌自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了。对“在生存中写作”的打工诗人而言，他们的写作重新确定了诗歌与诗人自身生存境遇的关系，重新找到了诗歌之源，他们都是“第一义”的诗人和“第一义”的写作，这一点对于当下诗歌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性。它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精神特征和内在焦虑，它以对当下的热切关注，在注重写作与自身生存境遇的相互阐释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甚至撕心裂肺、刺痛骨髓的痛感，同时也为底层人和外乡人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故乡，为我们了解底层社会和民间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一个视角。对于打工诗人在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以为再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而且随着一批高学历和白领打工诗人的加入，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打工诗歌会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走出更多的精彩。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打工诗歌由于受创作者本身和外界的一些限制，它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和打工者共同努力，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诗歌作为一种审美艺术样式，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态，它不仅需要诗人情绪的宣泄与敢于抗争的勇气，更需要诗人内在的运思与澄净来观照审视我们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打工诗人在揭露社会阴暗与生活不公的时候，更需要在一个厚重的文化语境下融入主体的反思，从而把诗美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批评家张闳在《介入的诗歌》中说得好：“‘介入’需要一种道德的力量，同样也需要一种美学的力量。对于诗歌来说，‘介入’的道德，首先是一种对于语言的道德。而‘介入’的美学则是通过‘介入’的道德实践才能实现其价值。对于诗歌而言，缺乏道德承诺的美学，是一种‘不及物’的和苍白无力的美学；缺乏美学前提的道德承诺，则有可能被权力所征用，而转向人性的反面!”在这方面打工诗人代表人物之一陈忠村的诗歌创作可以为当下打工诗歌提升诗艺、走出困境、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他对打工诗歌的执著追求与热爱是每位打工诗人创作时应有的诗学态度；他在语言的创新以及如何把握现实与写作的度上的大胆尝试，同时陈忠村在团结、组织、带动打工诗人坚守诗歌理想，开辟诗歌阵地，扶持、培养诗歌新人等方面都为打工诗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本。
　　我们期盼外界能够给予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更多的关注，打工诗人也应立足自身真实的日常生活体验，创作出贴近日常生活、反映底层民间的鲜活诗作，这对于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市民灵魂的塑造无疑会起到独特的积极作用，也会让打工诗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赞爱尔兰诗人山姆斯·扎斯廷·希尼的诗歌“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意象，并使历史复活”。
　　祈愿我们的打工诗人能够创作出这样的好诗来，作为我们不甘沉沦的时代记忆！（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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