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读史 不外功名利禄的意思 [门外读史]
时间：2019-01-27 03:21: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前人治学强调“文史不分家”。对于语文教师来说，“史”是一种基本素养，读史应是职业要求和习惯。语文教师读史不同于专家阅读，更多具有公共阅读的味道，可能不够专业，比较“浅”，但它是一种通识训练，强调“史”的核心价值的实现和传承，以期提升职业素养。
我喜欢读史，这些年涉猎了不少史书，有些冷暖自知的甘苦。我观察周围的朋友，有一种感觉：凡是喜欢读史的，大多比较有底蕴，不飘不浮，能站得住；而对历史不感兴趣者，则往往趋新好异，追逐时尚，游谈无根。历史是具有智慧品质的。把历史的沧桑兴灭化为一种意念，一种意象，一种氤氲的氛围，人生才有底蕴，文字才有底蕴。“史”可以矫正“文”的浮泛，增加学养的深度。
我时常自问：语文教师读史能得到什么？怎样才能读有所获？我想以自己“野路子”读史为例，谈谈其中的感悟和心得，尝试给自己一个回答。
（1） 求真相，去迷信。历史具有一种追求真相的品质，有一种去蔽的功能，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相，解答疑惑，养成一种独立思考的自觉意识，避免犯轻信甚至迷信的错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人有时很悲哀，沉溺于“意”“必”“固”“我”中不能自拔，坐井观天，遂诬天小。怎样才能“毋”呢？就是要有一种求解真相的执著，有批判意识，而“史”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种意识。许多人讲到“大跃进”就认为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表现出简单化的思维陋习，其实“大跃进”的出现是复杂的，历史学者杨奎松曾经著文，分析其复杂的历史成因，从当时的民族意识、政治体制、领导者的性格等方面，用理性冷峻的眼光透视，表现出可贵的历史意识（见《毛泽东的强国梦》）。仅仅“不以人蔽己”还不够，还要“不以己蔽己”。《齐如山传》中写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所有的商号、店铺都被抢劫一空，而抢劫者多数是中国人。齐如山成天在街面上走动，这是他亲历目睹的。从逻辑上可以说这是八国联军导致的。不彻底摧毁秩序，怎么可能盗贼蜂起？但触目惊心的细节可以纠正想当然的褊狭盲目，对历史获得健康公正的认识。
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启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是随着“文革”后大量冤案的昭雪平反开始对历史进行思考的。看到那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充满血泪的真相，很受震动。后来读到一些以新历史观写成的史书，尤其是海外华裔史学家的著作，更是目瞪口呆。如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中就认为太平天国是“宗教狂热”，是“内乱”，书中列举的洪杨等人的生活让人吃惊。之后读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对太平天国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切对我的“教科书历史观”形成很大的冲击和颠覆。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书提供了绝对的历史真实，但不同的观点和认识，至少可以让我从偏执之中解脱出来，有可能去逼近历史真相。
历史求真，可什么是“真”，又让人慨乎难言了。“文革”结束30年，我们都是亲历者，可每个人的“文革”记忆不同，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戴着有色眼镜在讲自己认为“真”的历史。讲一个印象很深的例子。“文革”中老舍投水而死，可是死后是怎么被发现的，我看过一部口述史，几个当事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就像著名的罗生门故事一样。不同的人眼中世界不同的，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想看到的东西，所谓“真相”乃是以当下为准的一种价值估算，说穿了，是一种镜像。因为历史事实已逝，我们见到的历史乃是后人的复原和重构。眼下国学升温，有关孔子的论著流行，可每个人对孔子的重构都不一样，都带有作者的精神胎记。于丹的孔子是一位内心充实快乐的智者，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对当今消费主义的生活病有警示、疗救的作用；李零则声称要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孔子是一条丧家狗，是具有无家可归感的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的唐・吉诃德；而南怀瑾笔下的孔子则是每一句话都充满思想历史智慧的圣人。哪一个更真实？很难说。也许都有真实的一面，但又不完全符合真实。这种历史的镜像现象既让人困惑，又展示出它生生不息的魅力，它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与历史对话进而参与历史的机会，培养我们多元的文化视野和包容的胸襟，杜绝狭隘的迷信，避免精神的残缺。
（2） 解“迷思”，取资鉴。“myth”意思是神话，港台一般译作“迷思”。我喜欢这个音义兼备的译法。这里借用引申一下，指的是历史现象背后超越于个人意志之上的神秘之处。历史中有多少这样的神秘啊，不迟不早就在此时发生，让我们后世读者总不免悬揣那密室中的烛光、病榻旁的遗言、杯盏交错时的眼神、令人费解的自杀……哪怕稍稍更改一下，历史就将重写。可是历史不容假设，留下谜团供后人解读。中国人富有兴亡之感，所谓“古今多少事，都入渔樵闲话”，闲话背后是民间记忆对历史缺环碎片的填补与拼接……
不仅如此，历史更注重把握纷繁现象中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展示更深层次的历史迷思。我读中国古代史是为了探究王朝周期更迭的秘密，探究民族文化性格的历史基因密码，我读近代史则是想弄明白今天我们的制度、思潮、文化处境的“前世今生”，一句话是想破解困惑自己的历史迷思。司马迁说他写史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后两句好懂，第一句“究天人之际”是什么意思？我以为就是从“天”与“人”的交互映照中破解历史迷思。
中国历史讲“变”更讲“常”，就是要从“变”中求出“常”来。讲到近代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在众多研究成果中梁启超的研究令人瞩目。他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近代史看成古老中华文明应对外来冲击的三个逻辑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受到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器物”不足，于是产生洋务运动；“制度”不足，于是产生变法运动；而“文化”不足，便有了新文化运动。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层层深入，从文化视角阐发了近代史的历史迷思，给人启发。
这种迷思更迷人的地方是对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基因密码的破译。我们读《史记》，都知道司马迁在纪传体史书体例创制上的贡献，却没有更深入一层去思考这种体例已多少展现出中国人精神人格的“模样”。细想一想，“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列传以志人物”，不仅概括了当时社会的结构和层次，而且确立了人物评价的价值标准，而书中记叙的那些著名人物代代相传，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种精神模式和行为模式，最终组成中国人集体人格的重要部件，构建出中国人的精神谱系和道德谱系，使历史充满了道德审判的力量，让“盖棺定论”的史家之笔，为我们民族高悬起一面辨别忠奸善恶的明镜，让每个人具有历史使命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求解迷思，是为了更好地发现历史真相，而决不是猎奇搜艳狂欢娱乐，如果把握不住分寸和底线，堕入“戏说”“大话”的魔道，就遮蔽了真实，背叛了历史，因此，应该培养“温情与敬意”的阅读趣味和阅读取向。
（3） 长见识，添智慧。钱穆说：“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所以“要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见《国史大纲》）历史提供了一个“他者”的参照，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让人深刻地体会今天生活的历史态势，从而认识生活，体察人生和人性，获得深刻的人生自觉。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关真假两个林则徐的一段论述引起我的思考。所谓“假”林则徐，是当时士大夫心目中的那个林则徐：他主战，百战百胜，所用的都是中国古法。可惜奸臣误国，让他被贬官流放。可见，“中国的失败不是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所谓“真”林则徐是已开始慢慢觉醒了的林则徐：他知道中国的兵器不如洋人，悬殊过大，要买外国炮、外国船，他搜集外国资料，交给魏源编《海国图志》。“假”林则徐是舆论清议塑造出来的，他符合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理期待，为当时社会心理所认同。“真”林则徐是开始觉醒、“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然而这真实的一面不见容于时论，不为一般人所理解，只能藏在林则徐给朋友的秘密书信之中。
为什么不能除去面具，示人以真实的思想，敲警世钟作狮子吼，唤醒国人？作者分析说林“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不敢公开提倡”。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不敢”是一个原因，即使“敢”他能让愤怒的士大夫们接受吗？能让喧嚣的时论理解其中的利害吗？历史发展还不具备社会能理解、能接受的条件，还要再等20年。先知先觉如林则徐者只能默不作声，他不敢也不愿甚至不能说出真相。“众人皆醉我独醒”，不仅是悲哀也充满了无奈！再想一想，近代史上哪一次大的冲突中没有这类人的影子？甚至哪一个风云人物身上没有这两面的纠缠呢？读史就是为了从复杂的历史情境中体会苦涩与沉重，获得一份清醒和理智，为今天提供参照，让我们试图去超越。
史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都是立足于当下情境带着今天的诉求去取景所重构的历史现场，所呈现的历史演变，因此，对同一历史各不相同的理解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观点产生和流行的现实原因，更好地理解把握“今天”。《过秦论》《阿房宫赋》《六国论》是千古传诵的经典，探讨了秦或六国灭亡的原因，但观点各不相同。《过秦论》指出秦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阿房宫赋》认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而秦与六国自取灭亡的原因是“不爱民”；《六国论》则认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结论各不一样，但都有历史根据，都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基础上的。何以会如此？因为作者站在各自的历史情境中，根据不同的历史需求，寻找问题的答案。西汉初年，百废待兴，怎样汲取历史教训，由“攻势”（取夺天下）转为“守势”（巩固天下），避免重蹈秦王朝覆亡的老路，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这也是贾谊立论的悬鹄所在；杜牧生当风雨飘摇的唐朝末世，当时唐敬宗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作者借古讽今，切谏时弊；而苏洵生活于北宋时期，西北的边患，朝廷屈辱求和政策，士大夫中普遍的不满情绪，都深刻地刺激着他，形成一个潜在的写作对象，让他在古人“以地事秦”的基础上，提炼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观点，于兴亡感叹中寄寓讽谏之旨。“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对比三篇文章不同的时代背景，知人论世，不仅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更可以由此长见识，添智慧。
（4） 读文章，增底蕴。好的历史文章往往才、学、识、德兼具，义理、考据、辞章俱佳，裁断真伪，陈言己出，打通古今，出入中外，而且出语雅洁，词蕴余味，句句清爽明白，而又有意外意、味外味，求真之外，复饶文学趣味、人生感受，堪为“家常体”文章的法式。
不妨抄一段欣赏一下：
项羽军渡过漳河以后，迅速在巨鹿城下与秦军展开决战。司马迁概述战况说：项羽“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寥寥数语，传达出秦军败战的惨烈。巨鹿之战，二十万秦军将士，除少数被俘而外，几乎无一生还。巨鹿城外原野上，秦军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秦军将士的英魂，弥漫在夕阳烟尘凄风中。巨鹿之战这一天，秦帝国灭亡的命运已被决定。巨鹿之战这一天，是秦帝国哀伤痛哭的国殇之日。
……
屈原《国殇》是祭歌，两千年前，为追悼殉国的楚军将士而作。两千年后，我诵《国殇》，为追悼殉国的秦军将士而诵。自战国以来，秦、楚两国争战不已，数百万将士的尸骨，草草掩埋，遗弃荒野，数百万将士的亡魂，冥冥游离不得超度，秦灭楚，楚又灭秦，秦楚再融合建成汉。放眼历史，事后想来，究竟当初为了哪桩？有人说，人人都是历史的工具，生死胜负，都不过是在执行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我则想，如果殉国的英灵们能够在天相会，当会携手同唱：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辉，普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光辉，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的光辉照耀之下，一切人类成兄弟。
（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
求真是历史写作的本质所寄，可是“丹青难写是精神”，怎样才能把“真”传神地表现出来呢？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现代史学写作重视运用想象，讲究叙事技巧，多现场感的营构和细点的渲染，学会灵魂附体一般展示历史迷思之境，用文学手法“讲故事”，形成一种不同于历史演义的全新文本，十分好看。
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就体现出这样的特色。第一章“万历皇帝”就很好看。开头描写“午朝事件”，戏剧性的开场充满悬念感，而场面的描写配合气氛的营造，将人带入历史的时空，结尾写万历帝端坐深宫，往事又涌上心头一幕，更是语蕴余味，足发人感慨和思考。文中还有不少点染性的细节，造境摹写，为人物的心态和命运传神。请看：“在发完牢骚后，他（申时行）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奏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能长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经筵讲到七十岁坚持不息。”又如：“这时候万历皇帝已十九岁左右，嘴唇上和颔下已长出稀疏的短须，俨然一个成年人了。”
近年来历史写作形成新的特点，不追求宏大叙事而重视日常生活和细节书写，因为历史的真相往往就藏在日常的烟火和细节之中。这些日常的细节是故事，也是世相，是历史的肌肤，更是精神的血骨，所谓“小故事”中有“大历史”。余世存《非常道》中有以下一则，就颇堪玩味：“蒋介石年轻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请孙中山为他题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八个字。孙中山很不以为然，拖延了半个月，却送给蒋另外八个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类《世说新语》式的掌故体中，有白描，有细节，有见识，有风骨，开启了进入历史的另一扇门。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21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