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孔孝文化教育模式嬗变与现实价值探析]虚拟现实技术未来发展

　　孝道之所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治天下”之道，“德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明代吕维祺在《孝经·或问》中评述：“一部《孝经》，只有德教二字。德孝之本，教所由生，是一部《孝经》的纲领”。[1]统治者把“孝”作为“教”的出发点，寓“顺”、“敬”于“亲亲”之中，使之能更有效地起到道德教育作用。“庶者，众也，谓天下众人也。”只有庶者尽孝，“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社会才能和谐稳定衍圣公孔文远为周雄立周宣灵王庙，孝文化对百姓的教育、传播乃为其根本目的。
　　一、创设孝文化教育基地推动南孔孝文化教育模式的嬗变
　　据康熙《西安县志》记载：周雄，字仲伟，杭州新城县（今富阳）渌渚埠人，生于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三月初四。幼时随父贾于衢，于孔子第五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文远同窗读书，最善交朋友。周雄二十四岁时，母亲病剧，他到鹜源五王庙祈褥，祝愿母亲康复。返归至衢，闻母讣，哀伤哭泣死于舟中，直立不仆。孔文远感其诚孝，为周雄捐地，漆身塑像立庙以祀。
　　衍圣公孔文远为周雄捐地，漆身塑像立庙以祀。从表面上看，是为纪念周雄，颂其诚孝，而根本目的则在于建立孝文化的教育基地，在秉承德教的同时，拓宽教育渠道，发扬儒家以“孝”为根本的思想核心，维护封建统治，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历史嬗变成就周宣灵王庙的诞生
　　两汉时期，孝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要”（郑注《孝经》序），孝文化广为推崇。由唐至宋，孝文化的地位逐渐弱化，把“孝”作为伦理道德之一端，对孝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影响。特别到宋，统治者将孝文化宗教神学化，变孝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愚孝，扭曲了仁道“孝”的根本理念。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时局动荡、伦理道德扭曲，百姓渴望社会稳定，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以“孝”文化为核心思想的回归，为以“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赋予了新的舞台。为维护“家天下”的统治，用“孝”来维系宗法血缘的纽带，强化“孝”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实现“孝治天下”，建立“孝”文化的教育、传播基地变得非常迫切，周宣灵王庙为此应运而生。
　　教育基地的建立仅仅拥有了孝文化传播和教育的阵地，传播和教育的效果关键看手段。借周雄之“神”力而推“孝”传递之复兴是衍圣公孔文远为强化南孔孝文化教育和传播的重要力作。
　　汪绩《翊应将军庙记》：“（翊应）将军周姓雄名，字仲伟，杭之新城渌渚人。生于淳熙戊申，其母感蛇金盆之祥，殁于嘉定辛未。在三衢援笔作颂示异，按公称状貌魁梧，极显而为神，在有祠。”
　　临安府昌化县桂锡孙开庆元年（1259）为周雄之子周宗胜所撰墓志铭：“君讳宗胜，字子高，居杭之新城。父雄，能御大灾，捍大患，列在祀典，皇朝累封翊应侯。（中略）翊应生辰，四方稚耆办赉香而祝者，杂还骈阗，神鞠躬以相劳苦，远近大悦，祈福庇者，踵至里中。”
　　以上两段文字显示周雄身材魁梧，受乡人所敬重。曾在衢州“援笔作颂示异”，才能出众。成神后被列祀典，能御大灾，捍大患，深受民众香客的拥戴，“祈福庇者，踵至里中”。可见在当时，周雄的地位在民间已经极高，声名远播。之后，周雄“神”的性格在民间逐渐弱化，孝子形象在衢州却日益显著。
　　明嘉靖十七年（1538）衢州知府李遂《周孝子祠记》：“岁戊戌，余既获守是邦，奉天子明命，崇正黜邪，遍诸宇尽撤之，期弗贷。方议及孝之所，群庶民充庭，也。……既而故郡得孝子之概，再覆逸典，知其祥。”[2]
　　《循吏·李遂传》：“又周王苗多灵应，郡民率走祈福，遂访问知神为孝子，易庙额曰周孝子祠。”[3]
　　文章内容显示，周雄孝子形象在浙江衢州民间早已盛传，衢州知府李遂“易庙额曰周孝子祠”仅是锦上添花。
　　神人结合，化神为用，为树立“孝子”形象创造了极好的天机。唐、宋孝地位的下降，孝文化缺失副作用的显现，重塑孝文化的迫切，为建立孝文化推广教育基地创造了历史机遇，建立孝文化教育基地合历史之节拍。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始至四月初八的“周王庙会”又为孝文化的教育及传播创造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畅通的传播渠道。
　　（二）周宣灵王庙的建筑装饰富含孝文化内涵
　　周宣灵王庙始建于南宋，据《衢县志》载，今庙是明弘治九年（1496年）复建，正德九年（1514年）增建，咸丰元年（1851年）遭兵燹，从朝京埠移入城内。
　　1.门罩端庄，气势恢宏，寓意深刻
　　庙门是建筑外观的焦点，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是表现文化素养、理想追求的地方。门罩为大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对大门起着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周宣灵王庙门罩翘起的高大檐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象征着行“孝”必能崭露头角、出人头地。把孝作为衡量道德品质高下和选贤任能的标准，并以此来教育百姓，造就顺民是设计的根本用意所在。门罩摆脱了徽州商人原有的两头翘起形似元宝，或形似“商”字的传统设计手法。端庄的门罩，恢宏的气势，彰显孝文化深刻的社会内涵，体现出孝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
　　2.藻井设计别致新颖、寓意深刻
　　周宣灵王庙，大门进去为一门厅，有戏台，台上有霍斗形天花，是以密集的斗拱支撑的藻井。
　　藻井在中国建筑装饰上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一般只能用在宗教或帝王建筑中。《说文》：“藻，水艸也，从艸水，巢聲。”藻井原以莲花为主要装饰图案，意能压火，“莲”与“廉”谐音，清廉为政，清廉为民是其设计的主题。明代出现龙饰，象征着力量和权势。周宣灵王庙藻井装饰别具一格，双凤朝阳为其顶部装饰，而以凤为装设主题的藻井在建筑群体中极为罕见。凤凰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神鸟，面向朝阳振翅腾飞，象征着追求美好、和谐、幸福和吉祥，是天下太平的象征，这恰好彰显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与理念的追求。藻井周边以繁星为装饰，预示着以“孝”维系宗法血缘关系，全民尽孝。“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把孝从家庭推广至社会，社会则必定呈现和谐稳定、繁荣昌盛的盛世景象。藻井下设可拆卸移动戏台，对声音的传播、共鸣起重要的辅助作用，也展现出戏台装饰的豪华。戏台是进行“孝”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平台，周宣灵王庙藻井、戏台设计巧妙，一物多用，寓意深刻。
　　周宣灵王庙门厅两边山墙二十四孝图精美木雕作品的设计摆放，使建筑物在获取美感的同时，民众对周雄进行祭拜的过程中还能享受孝文化的熏陶，宣传和教育用心良苦。
　　儒家孝道思想在历朝、历代都起到了正人伦、安社稷的作用，并内化到中华民族的成员的内心深处，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正是在孝道思想的熏陶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众多感人的“孝子”。
　　二、衢州周宣灵王庙社会教育功能价值分析
　　周宣灵王庙的建设对南孔孝文化的传播，衢州地方孝文化特色的形成、推动当地孝文化的快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对以衢州为核心的周边地区的孝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示范和推广作用。
　　（一）孝文化推动周宣灵王庙的蓬勃发展
　　周雄人神结合的魅力，孝子形象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可，周宣灵王庙的建设在以浙江衢州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和省份得以迅速发展。周宣灵王庙主要分布在浙江全省、安徽南部和江西东北部，清朝以后，相继在苏北等运河比较发达地区也都出现。据统计浙江省有37处（衢州府11处、严州府8处、金华府3处、杭州府13处、温州府1处、绍兴府1处）；安徽省24处（徽州府24处）；江西省7处（饶州府6处、信州府1处），分布地域以浙江衢州为中心，向外拓展。[4]建庙地区都与浙江衢州交界，“四省通衢”的便利交通，商品流通、大量人员的交往为周宣灵王庙“孝”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周宣灵王庙的蓬勃发展既体现出社会发展对孝文化的广泛需求，更展示出孝文化对维护社会稳定、孝治天下的重要作用。
　　（二）南孔孝文化社会教化效应分析
　　周宣灵王庙“孝”文化基地的建立，为以“南孔”孝文化为核心的衢州地方文化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历史的传承中，衢州孝文化内容丰富、积淀深厚，地方文化特色鲜明，典型意义突出。
　　1.孝文化的发展，孕育特殊节日的诞生
　　节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产物，是传统文化集中传播的重要途径。由于周宣灵王庙“孝”文化基地教化作用的显现，孝文化在浙江衢州快速发展，最为突出的表象就是孕育出具有衢州特色、极具孝文化典型代表的特殊节日的诞生——衢州正月十八“女儿节”。
　　据衢州市余氏家谱记载，余家山头村余氏始祖为守益公。守益公有一个女儿，十分疼爱，女儿出嫁后，因思女心切，守益公在每年的正月十八都要女儿回家。经过二十二代子孙至今六百多年历史的传承和演变，形成了“尊重女性、崇尚孝道”的孝文化特殊节日“女儿节”。
　　每年正月十八，女儿必须回娘家看望父母、孝顺父母，下午到祠堂祭祖。“女儿节”当天活动主要习俗有：请佛赐福，祭祖，走马灯，舞龙灯，唱戏，为父母洗衣服、剪指甲、烧饭等。从活动的内容来看，无不渗透着女儿为长辈祈求幸福、祝福父母健康长寿、孝敬父母的宗旨和目的。
　　2.孝文化基地效应推动衢州特色孝文化的深厚积淀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注重人类文化的积淀，用精髓文化来教育、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文化成果经过传播而积累、进步，形成更加适合人类需要的生活方式，历史传播导致文化积淀。
　　孔府南迁，周宣灵王庙的建设，为浙江衢州孝文化的发展和积淀提供了合适的舞台。通过近千年孝文化的传播和积累，形成了特定的以浙江衢州为核心的孝文化圈，孝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积淀深厚。为官清廉，人称“铁面御史”的宋人赵抃在墓旁造茅屋为继母守孝三年不回家，知县将赵家所在的村“陈庄保”改名为“孝悌里”；衢州市衢江区弘扬家族至诚至孝人伦孝道的明朝福建道监察御史，巡按交趾（今越南）余敬，千里迢迢从贵州赶回探望病重继母而自己病逝；衢江区云溪乡蒋村“尊老祭祖”重阳节，凡则老人重阳日一律款待的习俗延续至今；衢州市龙游小南海镇团石村马氏节孝坊和徐氏节孝坊；衢州市江山峡口镇广渡村广渡大公殿、广渡节孝牌坊、广渡贞孝牌坊；衢州市常山芳村镇大处村的“节孝坊”；衢州市开化县中兴名将余玠为抗蒙古骑兵入侵提前结束服孝，率兵大败敌军等等。从孝文化的内涵看，有朝廷官员为母守孝；有“尊老祭祖”重阳节对老人的无私款待；有媳妇孝顺婆婆、为夫守孝的感人事迹；有服从国家大孝，舍弃个人小孝的余玠。时间跨度大、延续性强、内容广博、典型人物代表性突出（从官员、军人、婆媳到素不相识的普通老人）、社会影响面广等特点，为浙江衢州独特的以孝为核心的地方文化的形成和积淀铺就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3.厚重的孝文化孕育出淳朴的民风
　　把“孝”作为“教”的出发点，寓“顺”、“敬”于“亲亲”之中，对衢州百姓起到了有效的道德教育作用，孕育出了以“孝”为核心的淳朴民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通过对家人祖先的追念，缅怀父母、祖先高尚的道德情操，传承事业，遵守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家法族规，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淳朴的民风自然而成。传统孝道中的敬亲、尊老美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为仁之本，自家谱天下，变“家爱”为“大爱”，必定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在浙江衢州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宋代“铁面御史”赵抃到今天“最美爷爷”占祖亿；“最美教师”陈霞、姜文、江忠红；“最美护士”林小娟；“最美店长”夏肖艳等。厚重的孝文化孕育出的淳朴的民风使“最美群体”的出现和动人事迹的产生都变得顺理成章。
　　4.孝文化维系家庭和睦、人际关系融洽，维护社会稳定
　　“德教”是“孝”的最根本的核心。[5]孔子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传统社会，“家”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元素，家庭担负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稳定的重任，“家和万事兴”就是最好的阐述。周宣灵王庙“孝”文化教育基地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浙江衢州孝文化的发展。从古代贞节牌坊的建造，到今天“好媳妇”、“好家庭”的评比，四世同堂现象的普遍存在，乡间百姓家庭和睦、邻里关系融洽，敬老、爱老蔚然成风，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祥和稳定无不体现这一命题的意义所在。
　　5.南孔孝文化促成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孝文化在强调“孝”与“教”，[6]“谨身节用，以养父母”，邻里关系融洽的同时，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周宣灵王庙周雄在“孝子”形象的基础上，其御大灾、捍大患的本领还教育、启迪着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与自然和谐共处。
　　在这种思想的长期熏陶、教育和影响下，浙江衢州形成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良好民风。衢州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级的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级的园林城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市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13平方米，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年达359天的良好生活环境，南孔孝文化的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功不可没。绿色经济成为当今衢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亮点。
　　三、南孔孝文化教育基地现实意义探析
　　近代历史文化的变迁，家庭观念的逐渐淡漠，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生活压力不断加大，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社会在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利己主义思想渐浓，人与人之间过于利益化、契约化，孝文化观念渐趋淡薄。
　　（一）孝文化教育的缺失引发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
　　由于孝文化传承缺失，现实对孝文化内容的冲击，社会对孝文化教育意义重视的偏离，孝文化发展跟不上时代发展节拍，导致社会伦理道德弱化趋势加快；传统孝亲意识淡薄、扭曲；传统稳定家庭模式受到冲击，离婚率趋高；对父母“孝敬”与对子女“溺爱”关系倒置；邻里淡漠，人与人之间关系过于契约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存在。
　　（二）强化孝文化教育基地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社会
　　加强“孝”文化教育基地建设，注重孝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构建和谐稳定社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教育基地的建设为孝文化的教育与发展搭建良好的平台
　　孝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不仅能加强孝文化的教育功能，更有助于提高基地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封建社会靠“孝”来控制人心、维系社会统治秩序，“无违即孝”的思想的确已经成为过去。但孝文化中百善孝为先、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讲究诚信友爱、提高道德修养、构建和谐美满的家庭、维护社会稳定等重要思想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孝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过程中，要理论结合实际，在传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传统孝文化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利用平台优势，建立社区、农村孝文化教育基地，以点带面，促进有时代特色的新型孝文化的快速发展。
　　2.“父慈子孝”是当代孝文化建设中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涵
　　“孝顺”中的“顺”寓有榜样和有效沟通双重含义。“孝”是道德的起点，长辈高尚的道德情操，严于律己的处事态度，是楷模、典范。只有自己做到了真正的孝，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晚辈才有学习的动力，才能有说服力，才能真正实现“上行下效”的有效教育目的，这是“父慈”的重要内涵。“孝”实施的根本途径则是沟通，今天社会已经完全打破了家长制的传统专制家庭模式，有效沟通成为当代新型家庭交流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榜样和有效沟通，及时进行思想交流，实现家庭的真正和睦，“孝”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推己及人，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做到这样，人与人关系和谐，邻里关系融洽，稳定和谐社会的形成必定指日可待。
　　3.以学校为载体，强化新型孝文化教育
　　传统孝文化教育主要以家庭为主要实施单位，之后宗庙的建立虽为孝文化传播拓展了渠道，但仍存诸多局限。家仅仅是社会大单元中的一个个体；宗庙孝文化教育对象基本局限于成人，且受时段性限制；传播模式由于受百姓文化程度的影响主要以口口相传为主，封建社会孝文化传承和教育受到时空的严格限制，制约着孝文化发扬和光大。
　　文化和教育密不可分，目前我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与课程设置中孝文化教育内容薄弱，导致部分青年“孝”观念淡薄、“孝”意识欠缺，自我中心，缺乏人际交流，功利主义明显，影响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教育部门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学校孝文化教育应注重适合新形势、新观念的孝文化内涵构建，在传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加强新型孝文化思想建设，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培育学生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孝文化”思想观、价值观、人生观，为新型孝文化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应有的作用。
　　“孝”是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的重要基础，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精神财富，对我国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提高民族素质、塑造高尚人格，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孝文化建设不可或缺。我们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全方位加强新型孝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稳定社会的构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注释：
　　[1]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学说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页。
　　[2]参见民国《衢县志》卷18《碑碣志三》。
　　[3]参见康熙《衢州府志》卷31《循吏·李遂传》。
　　[4]朱海滨：《江南周宣灵王信仰的发生及其演变》，史林，2008年，第2期，第79页。
　　[5]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周海春：《从和看孔子“孝”思想的可能意蕴》，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0页。
　　
　　（虞自求浙江省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32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