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先争优”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实践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时间：2019-05-06 03:19:3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创先争优”活动的意义、途径和目的可知，“创先争优”活动是新形势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实践形态，这种实践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日常生活转向，必须进一步情境化、具体化和内在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创先争优； 日常生活转向
中图分类号： G４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2）０１－００３６－０３
基层党组织生活从疾风暴雨式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过渡到日常生活化政治活动，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的一个新课题。“创先争优”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如何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深化，是“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坚持下去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创先争优”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实践形态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三大世界性浪潮影响下，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导致人们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出现了某些错位，甚至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可能性和实践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当代世界金融危机启发西方学者重新认识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内在价值。国内也开始注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形态转化探索。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小高潮，如北京市还建立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基地”和宣传网站，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传播渠道、表现形式、评价机制和社会反响等具体实践为研究领域，旨在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内涵，进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形态创新。
制度是社会行为之规范，而思想文化是制度之母。马克思主义作为基于历史唯物辩证法之上的一种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的意义信仰、价值判断和实践理性，并通过文化形态转化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意志功能。其中共产主义信仰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本质的钥匙。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让广大党员群众认同和践行党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确保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指出：“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是巩固和拓展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重要举措，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特别强调，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学习型组织，促进社会和谐，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及时了解群众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引导工作；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主动排查矛盾纠纷，做好化解工作；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创先争优活动的总体要求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先争优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要努力做到“五个好”，即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争做优秀共产党员要努力做到“五带头”，即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各级党组织要根据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党员的岗位特点，精心设计特色鲜明、务实管用的载体，分类提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要求。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注意同学习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后续工作相衔接，切实兑现向群众的承诺；注意同已有活动载体相衔接，进一步增强活动实效；注意同党的建设其他经常性工作相衔接，突出重点，统筹推进。各基层单位党组织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围绕中心工作设计主题，通过公开承诺、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评选表彰方式推进活动开展。通过“党建带团建”、“党建带工建”、“党建带妇建”，带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开展创建先进集体、争当先进个人活动，把广大党员群众吸引到创先争优活动中来。从创先争优活动的意义、途径和目的可知，“创先争优”活动是新形势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实践形态。
二、“创先争优”的实践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日常生活转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上就是要促进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朝着日常生活转向。创先争优活动把抽象的理性教育寓于日常生活情感教育活动之中，在新形势下充分体现了实践形态的本质特征，即主客观相统一。以前理性启蒙得到了崇尚，情感教育的实在意义却多少被忽略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形态中，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在于更为普遍的心理支配和情感同化，在于日常政治活动与生活习性的有机结合。只有把党的意识形态渗透进大众的情感习性之中，才能被基层党员和人民大众接受为理所当然的“正常现实”或“生活常识”。一些基层党组织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实现“政治鼓动”，我们既不能把这种大众化活动看作是腐蚀愚弄大众的工具，也不对这种大众化活动一味地媚俗，而是要把它看作一个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的情感习性融合的互动过程。情感习性源于“心理积存”和“心理积淀”。什么样的情感习性就契合什么样的思想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两方面影响人们的情感习性：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内在化和具体化为情感习性；另一方面，情感习性作为生成性结构，能够生成具体的实践功能。实践逻辑不同于理论逻辑，它是一种潜语言的游戏逻辑。人们往往在亲身体验到游戏感后，才能真正“自我意识”游戏规则并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参与能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情感习性与情感反应，才有可能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得到生成、迁移和强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民心工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一场“阵地战”。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要正确处理政党文化、行政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就必须正确处理教育大众与娱乐大众、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的关系，特别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心理建设，促进大众身心和谐，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转化的日常生活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转化的日常化是一种总体性的“生活哲学的转向”。它既包括日常的吃穿住行，也包括非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活动；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既包括理性生活，也包括情感生活。这样的一种没有被抽象化的生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的繁衍、生产关系以及精神生产这五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主要从生产与需要的双层结构扩展开来。意识形态理念本身是无力的，正是人类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是意识形态理念转化为现实实践的原动力。“创先争优”的实践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日常生活转向。这是把“创先争优”活动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思维的一个新判断和新要求。
三、“创先争优”活动的日常生活转向必须进一步情境化、具体化和内在化
对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来说，党组织的“创先争优”活动一定与企业使命和企业精神一脉相关。企业使命是一个企业存在的理由。一个有效的使命告诉企业内部的员工和社会大众，除了赚钱以外，企业存在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还有什么，它更多地体现了企业存在的理想主义动机，是一种崇高的原则性的企业精神目标。对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体现了企业的理想与追求。这就有赖于企业基层党组织借助于企业文化，进一步促进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转向。因而“创先争优”活动必须把握三个着力点。
1.“创先争优”活动的组织发动者必须走出旁观者视角，进入置身者的实践视角，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转化的情境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潜在问题就是知识的普世主义信仰。实际上，与普世主义相伴而生的还有“创先争优”活动组织发动方的表面上的指挥者——实质上的旁观者视角。旁观者视角固然能提供一种相对客观的立场，但如果拘泥于这种视角，就会带来“外在论的谬误”。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走出旁观者视角。如果只是在宣传机关和政策研究室醉心于口号层面的研究和文件层面的推广，不投身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活生生的实践，不深入置身于城乡企业基层大众的具体生活、生产和市场情境，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旨，从而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容易沦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和口号噱头。
2.“创先争优”活动的内容必须进一步回归大众化实践，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转化的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转向具体实践的理念，要通过具体措施才能付诸具体行动，在当前形势下，“创先争优”活动应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
第一，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关注、分析、解决大众化具体实践问题。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抽象，不能成为远离具体实践活动的借口，只有在具体实践中分析处理好具体问题，“创先争优”活动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赋予新的生命气息。
第二，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转变“程式化”形式主义指导方式——“创先争优”活动的政策制定者和经验总结者要走进大众化具体生活，与基层党员群众打成一片。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者和组织者走出书斋，走出机关，放弃经验总结的纯粹抽象化情结，走入大众化生活“现场”。在“生活现场”中感知现场、体会现场，并在现场中找到问题。要在严肃认真的研究之后，澄明隐藏在大众化现象背后的潜在问题，找到解决疑难问题的具体药方对症下药。
第三，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培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客体和媒体的话语共同体，促进相互之间的深度沟通和交流对话，通过它改变理论工作者对实际工作者的话语霸权和理论指导者的姿态，消解实践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排斥。在两者的感情交流互动中，通过寻找背景性共识，形成解释性共识，达成价值共识和意义共识，形成了大众化的解释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
3.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正确处理思想灌输与文化自觉的关系，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转化的内在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这段话既可帮助我们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同样也能帮助我们理解意识形态形成的外部作用与内部作用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灌输论”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外在作用，而文化自觉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内在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正确处理思想灌输和文化自觉的关系，把握内在化与外在化的互动关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活形态转化取得良好的效果。
意识形态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项基本原理，19世纪80年代，俄国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传播革命理论。因为当时俄国的经济派迷恋于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醉心于经济斗争，忽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否认党的领导地位，致使党处于思想混乱、政治动摇、组织涣散的状态。列宁在《怎么办？》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的目的、灌输的主体、灌输的思维方法，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创先争优”活动中的意识形态灌输，就是满足新形势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内在化新要求。
文化自觉就是自己所属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说，要明白中华文化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及其优点和弱点，懂得发挥优势，克服弱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化自觉还指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企业员工，了解其他文化及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进而使自己适应多元文化而又不忘记“我是中国人”，使党员不要忘记“我是党的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交往的日益普遍，西方文化正以迅猛之势影响甚至瓦解着非西方国家既有的社会结构和规范秩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如何从内部培育大众的文化自觉，培育党员群众的文化自觉，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内在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或缺的一项新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3.
［责任编辑：张俊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