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能消，几番风雨] 更能消几番风雨消意思

　　 　　封面中国，再翻一页历史 　　时至初秋，桂花新放，走在南京郊外中山陵的树林里，或走在城里西康路一带幽静的庭院里，随处可以闻到漂浮而来的淡淡花香。
　　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我走进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原十八号），伫立在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老楼之前。这一天，历史环节中的一个虽普通却也有一点儿特别意味的日子———回望：距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六十年有余，老楼的主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gart）大使铩羽而去的日子；前行：距二○○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大典，则只剩四天。
　　六十年，一个甲子。
　　这个大院，这座老楼，在我眼里，似乎在以它们的方式感受一个甲子的沧桑。中国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演变，在华西方传教士及后代的独特性，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他们在影响中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难以预测的命运，集中地、戏剧性地在这里最后呈现。政权更替，时代转换，司徒雷登在华生活五十年，那一天，在这里戛然而止，黯然终结，使得这一个甲子的循环，于历史厚重中又多了人生况味。
　　一位经历特殊的美国传教士，不会因身影远去而被遗忘。
　　早在全民学习毛选“雄文四卷”的时代，一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让我和许多同龄人，儿时即熟知了这个美国人的名字。“总之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陌生的身影，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语里多了几笔滑稽。“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最后一句，节奏明快，琅琅上口，至今难忘当年我们这些初中生，在老师率领下摇头晃脑大声朗读这些句子的情景。
　　六十年前的那一天，司徒雷登或许就是从这里（也可能从他的大使官邸）上车，“茕茕孑立”于解放军与南京民众的注目，前往飞机场，乘专机离开南京。此时他恐怕没有想到，他将永远离开中国大陆———生于斯、长于斯、五十年相伴的土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星期二，对于他，刻骨铭心。司徒雷登这一天的日记把历史转折和遥远旅行，写得具体却又极为简略：
　　上午七点四十五分钟，我终于飞离南京，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钟便抵达冲绳岛。我和陆军准将约翰·P·戴佑尔伉俪住在一个地方，他们的儿子杰克则和华府的那位毛将军在一起。（《司徒雷登日记》，第一百六十七页）
　　司徒雷登走了，身后留下了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修建于一九四六年的美国大使馆三层主楼，主楼后依偎山岚的三栋小楼，主楼前右侧耸立的祭坛，如今均保留完整。前些年，这里被辟为宾馆，扩建的高楼，与老楼衔接，结构与色彩相对协调，也属难得。我特意住进这里，为了在历史旧址里寻找真切的感觉。
　　杭州———南京———北京———南京，中国几个古都之间的来来去去，串起司徒雷登在华生活的轨迹。一八七六年在杭州出生，十一岁回到美国念书，一九○四年重返中国。再到中国后的最初十四年，他主要在南京的金陵神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一九一八年受命前往北京筹办燕京大学，直至一九四六年到南京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成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他走过深深介入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后三年———参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前的马歇尔军事调解；亲历蒋介石由盛及衰乃至最终崩溃的全过程；见证解放军占领南京；本人的在华教育事业如枯叶飘落，走向终结……难道还有别的人、别的地方，比司徒雷登，比这座大院，更能浓缩时代替换之际中美关系的演变吗？
　　徜徉于此，但见当年树木满目青葱，环绕老楼。拿出司徒雷登的回忆录，拿出他与马歇尔、周恩来等人在此合影的老照片，我对照着试图寻找似曾相识的某一棵树，又在似曾合适的某一个角度往前望去，凝望一处屋顶，一片天空……
　　司徒雷登走了，留下他创办的燕京大学校园，留下了他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故事。与之相关的一切，都留给后人去追寻———包括我这个试图借《时代》周刊来叙说中国历史的人。
　　寻找中，再翻开历史一页。
　　于是，新的《封面中国》系列写作，从司徒雷登开始。
　　走出囚禁
　　抗战胜利一个多月后的重庆，迎来了一位来自北平的客人，他是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校务长（校长）司徒雷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在北平被日本人关押三年有余，此时，出狱不久的他从北平抵达重庆，第一次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囚禁生活。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时代》以《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为题，对此做了报道。《时代》配发一幅他的肖像照片：秃顶，眼睛大而圆，锐气逼人，但微笑又使之有了一种亲和力。照片说明很简单：“司徒雷登，一千五百次猜字游戏。”
　　《时代》写道：
　　清瘦、秃顶的司徒雷登，已有六十九岁，是享有盛誉的美国教育家，可他却有四十年没有在美国居住过，他自一九一九年以来一直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最近三年半时间里，他是日本人的俘虏。上周，司徒雷登———也许是在中国最受尊敬的美国人———在重庆讲述他的经历。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离城区五英里的燕京大学，遂成为一块自由学习的绿洲。当时，日本人非常忌惮美国对他们进驻校园的态度。但是，他们仍命令司徒雷登悬挂傀儡政权的旗帜，并要求他对日本的军事入侵表示个人的“感谢”。司徒雷登拒绝了，他把旗帜奉还。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三年时间里，他不得不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维持平静状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点二十分，司徒雷登的这个自由王国被终止。
　　“鸡尾酒小时”与猜字谜。司徒雷登和另外两个人，被关押在北平一幢英国商人住宅后面的三个阴暗的小屋里，达三十九个月之久。他的狱友分别是六十六岁的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亨利·霍顿（Dr. Henry S. Houghton），五十九岁的医学院的财务总管特沃尔·鲍温（Trevor Bowen）。
　　鲍温早上七点早餐，司徒雷登和霍顿九点早餐。午餐前，司徒雷登撰写喜欢的题目：《新约》批评。午饭时，三个人轮流大声朗读英文版的德国战争公报。一天的高潮是“鸡尾酒小时”，此时三人聚在一起，讨论他们中午读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消息。每天晚上，霍顿和司徒雷登玩猜字谜———一共猜了一千五百个夜晚。（霍顿博士写过一本关于猜字谜的书，该最有权威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个人被分开了五天，日本人将财务总管鲍温关进一个窄小得难以躺下的竹笼里审问，威胁他，抽打他（他们想要他提供协和医学院隐匿的著名史前化石“北京人”的头盖骨，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此作为礼物敬献给天皇的。但鲍温并不知道。）
　　今年七月，日本人签署一份释放司徒雷登的帝国敕令，指望他能劝说蒋介石委员长促成美国与日本媾和。他拒绝了，既不离开他的两位难友，也不传话。不到一个月，三人都获得了自由。
　　（《时代》，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说明：《封面中国》中所引《时代》报道，均由作者译自《时代》，后面不再另加注明。）
　　大约十年后，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再次叙述自己的被监禁生活，还特地提到了《时代》一九四五年十月的报道。他写道：
　　天气好的时候，我和鲍恩博士每天都在狭窄的小院里打打羽毛球或者玩玩别的东西。霍顿甚至连这类轻微的运动也非放弃不可，因为他每天都要用大约一小时的时间去仔仔细细地打扫他自己的房间———这种活动对我来讲比运动无聊多了。到了晚上我就同霍顿玩字谜游戏，在斯纳伯夫妇还同我们在一起时，他们也参加。我们获释之后，《时代》杂志用这样一个标题描写了我们当时的全部经历：一千五百个夜晚的字谜游戏。（《在华五十年》，第一百三十五页）
　　值得回忆的磨难。正是有了抗战期间的这番特殊经历，获得自由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取得胜利举国欢庆之际，也达到了自己在华五十年声望的顶峰。
　　据司徒雷登日记所述，他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下午，经辗转西安、昆明，从北平来到重庆。头一天，九月二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美国海军停泊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标志着太平洋战争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结束。九月三日，是中国的胜利日假期，重庆全城乃至全国各地，游行狂欢。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专机把司徒雷登从北平接来，让这位曾经与中国同患难共命运的人，也与他关系良好的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第二天，九月四日，重庆还将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同一个场合，也将向司徒雷登伸出热情欢迎之手。于是，刚刚走出囚禁的他，一个传教士背景的教育家，在美国及盟国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时刻，成了重庆一颗耀眼的国际明星。
　　对蒋介石个人而言，九月三日也显得特别重要。《时代》驻华记者白修德从重庆赶赴东京“密苏里号”军舰采访签字仪式时，《时代》的老板卢斯电告白修德，计划安排两个“太平洋战争的英雄”分别作为《时代》封面人物，一位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另一位即是中国的蒋介石。
　　新一期的《时代》正好在九月三日出版，蒋介石成为本期封面人物。时间巧合，也可能是卢斯的刻意安排。卢斯以他的方式，把蒋介石作为凯旋英雄再一次推到前台，无疑，蒋的声名此时也处于顶峰。“我非常乐观”———封面人物蒋介石的画像下面，引用了蒋本人的这句话。其实，不仅仅《时代》，许多中外人士，都还在胜利的喜悦中对中国前景感到乐观。《时代》报道说：
　　中国最终迎来了胜利———战争与外交两方面的凯旋。前景仍未确定，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其前景都未确定一样。但在现代，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这一伟大民族，还从没有如此近地接近和平与发展的时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侵入和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之后，中国成了自己国家和她的命运的主人。（《时代》，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
　　重庆满城欢庆，内战的隐忧此刻被乐观情绪掩藏着。
　　司徒雷登乐观地出现在九月四日重庆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上。他先后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他与蒋介石是老朋友，与共产党的领袖则是初次见面。在这天的日记里，司徒雷登写道：
　　拜访美国大使馆的一些朋友，遇到毕格士塔夫（Biggerstaff)，史密斯(Smythe)，约翰·费正清(John Fairbank)夫人他们。跟吴文藻、张鸿钧一起进午餐。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在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遇到蒋介石委员长、赫尔利将军（General Patrick Hurley),和国府里面的许多中国朋友。同时也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这蓦然使我想起一九四○年五月一日那天初次抵达重庆的时候，也正碰上举行精神总动员日的集会，当时我冒着空袭的危险，参加过一次露天庆祝晚会，蒋介石还当众发表演讲。（《司徒雷登日记》，第二、第三页）
　　在庆祝胜利的晚会现场，陪同司徒雷登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是中央社的记者杨富森，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半个多世纪后，一九九九年，他在一封信中追忆现场细节：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那时我在重庆中央社当记者。在胜利的晚会上我又碰到了司徒校长。那时，他刚被释放出来，蒋介石派飞机把司徒校长接到重庆参加胜利晚会，我正好去采访消息，没想到碰到了老先生。司徒校长也很高兴，他也没有料到会碰见我，所以两人异地相逢，欣喜无已。正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中共三位代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也被邀请参加晚会，司徒看到了毛泽东，很想和他相会，就拉着我的手，要我陪他去见毛泽东。我是新闻记者，当然愿意作牵线人。果然，我拉着司徒校长的手，走过去和毛泽东、周恩来会面。毛泽东一见是司徒先生，也高兴极了，满脸笑容地对司徒校长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九日致林孟熹，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六十三页）
　　此次见面之后，九月十九日，司徒雷登应邀再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司徒雷登这一天的日记，只记载了这样一句：“与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这次餐叙是龚维航跟她的丈夫乔冠华所安排的。”龚维航即龚澎，燕京大学学生，此时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
　　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回忆司徒与毛、周二人第二次见面的情景：
　　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特别在寓所设便宴招待司徒先生。据傅泾波回忆，中共是通过龚澎邀请司徒的。龚是战前燕大高材生，当时在重庆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毛在席上一再感谢司徒对中国教育之贡献，并对燕大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表示称赞。毛说话带浓重的湖南腔，傅泾波经常听不懂，还多亏司徒不断为之翻译。司徒懂多种方言，粤语、沪语都能听懂。（同上，第六十三页）
　　从这一回忆看，双方的见面气氛颇为融洽，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中国通，以他的语言才能，使见面更显轻松与别致。这是他与中共领袖的最初接触，彼此之间一时的轻松与别致，仿佛也为重庆谈判的表面顺利加了一个脚注，加了一笔亮色。
　　对于司徒雷登，来自延安的中共领袖当然不会陌生———
　　当年，红军长征刚刚结束，正处在几乎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状况，是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美国人斯诺，冒险而来，成了系统采访红军和中共领袖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斯诺回到北平后，燕京大学学刊报道了他的冒险之旅，还举办介绍会，展出照片。这成了毛泽东走向世界的第一次最成功的亮相。
　　燕大心理学系美籍教授夏仁德，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他的家成了中共地下党员、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的避难所。他的学生黄华———后来的著名外交家———秘密离校投奔延安，校务会议曾讨论是否颁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为黄华辩护，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毕业于牛津大学，抗战爆发后与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到燕大后住进司徒雷登的临湖轩寓所。北平沦陷后，他用司徒雷登的专车，运走六皮箱军用器材给八路军，每次装上两个皮箱，开车到西山温泉附近的一个小庙前，在那里交到八路军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天，司徒雷登召开外籍教授茶话会，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林迈可到延安后，担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负责播报新闻。
　　新西兰学生贝特兰，在燕园与黄华住同一个房间，抗战刚刚爆发，他便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成了毛泽东影响世界的又一次亮相。（以上材料参见笑蜀《北中国的自由“孤岛”———燕京大学抗战写实》等文，原载《孤岛绿洲》）
　　……
　　此时，司徒雷登真的如同一个明星，在国共领导人之间往返穿插，频繁接触。一个教育家，无形之中，多了人脉拓展的微妙，多了在政治舞台上博弈的资本。
　　上述活动，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也有叙述，场景大致相同，但具体时间和细节，却与他的日记以及杨富森的回忆略有差异：
　　我们是九月十九日庆祝胜利的头三天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总统举行了一次外交招待会，会上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赫尔利大使就站在主人身旁。前不久，他坐自己的飞机专程去延安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接了来。当毛先生在人群中看见我时，他向我问候时说，现在延安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我十分了解这件事，而且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过了几天，他和周恩来请我和傅泾波吃午饭，餐桌上招待事务都是由热心的青年学生担当的。我当时没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平谈判会议上经常同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先生打交道。（《在华五十年》，第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页）
　　五十年代初司徒雷登撰写回忆录已在中风之后，他是在别人的协助下才完成《在华五十年》。因此，记忆难免出现偏差，我且以日记的时间记载为准。
　　与毛、周第二次见面之后第三天，九月二十二日，司徒雷登离开重庆，飞往北平。结束了他在华生涯的最辉煌、最引人注目的旅行。
　　不到十天，十月十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签署著名的《双十协定》，经过四十三天的漫长谈判，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和平民主建国共识。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酒会上碰杯互敬，这一时刻，让人欢呼，让人对未来充满憧憬。
　　几个月后，一九四六年三月，《时代》发表这张合影时，写了一个简略说明———“毛和蒋，此次努力差一点史无前例。”
　　未名湖，诗意中的梦想
　　人在重庆，对于司徒雷登，礼遇并不重要。从被日本人关押之日起，最让他牵扯的莫过于燕京大学。燕园的未名湖，湖水里波动的塔影，竹林环绕的寓所———临湖轩……
　　梦想在燕园。
　　《时代》那篇《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报道的最后一句说：“司徒雷登将尽快把燕京大学迁回北平（它一直在成都坚持办学）。他计划退休，结束他在中国的日子。”抗战终于胜利，乐观的气氛中，他看到了重振燕京大学，再现教育辉煌的可能。
　　在司徒雷登被囚禁期间，燕京大学并没有消失。一批教师辗转南下，在成都继续办学，艰难地举起燕京大学的旗帜，他们以“燕大人”而自豪。人在重庆的司徒雷登，九月十二日特地飞往成都，探望他的师生。九月十三日的日记如下：
　　刚是第二天的早上，在燕京大学借用的校园里举行了少有的欢迎会。每一道门和其他进口处都缀上相同的涡卷形的饰物，响亮的鼓掌声，美国式的欢呼，爆竹，花串等，不一而足。还有一大幅很容易认出来的本人的水彩画相，作者乃是一个新生，其实他压根儿就未见过我的。我当时只作一个简短的演讲。燕京大学校歌连同一首新编的，真是萦回于耳，动人心弦。（《司徒雷登日记》，第八页）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对这一次的访问描述得更为生动（但把成都错写为重庆）：
　　我在重庆度过的两天里，这种情况更突出了。一批无限忠诚的中国教师于流亡中在重庆组建了燕京大学。他们借用一些房舍，招收了大约四百名学生。他们什么都缺，没有图书、科学实验设备和教科书，这种情况只有那些亲眼见到过从沿海各省迁往内地的其他学府和战争所造成的其他灾难的人，才能想象得出来。男学生们住在一所古老幽雅的孔庙里，庙里老鼠成灾，人也拥挤不堪。女学生们最恼火的是臭虫，找不到消灭它们的办法。但是人人情绪高昂。尽管我咳嗽难熬，有许多演讲要作，而且又精疲力竭，可是能经历这样一次精神上的振作，看到我所热爱的同事和他们的学生在如此多的困难面前仍然勇敢地坚持着，并给予我热烈的欢迎，我感到近四年的监禁是值得的。（《在华五十年》，第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九页）
　　应该说，燕大人此时表露出的对校长司徒雷登的敬重、感激甚至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深知，没有眼前这位消瘦、憔悴的美国老人多年的努力，不会有北京海淀那个美丽的校园，更不会有一座崭新意义的大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异军突起，国际上的影响力，竟一下子堪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媲美。
　　燕京大学草创时期的学生，清晰记得学校蜗居于北京城内时的窘状。
　　一九二○年时，所谓燕京大学校园，不过是盔甲厂胡同———位置在如今北京站与崇文门之间———的一座景象破败的院落。学生白序之回忆说：
　　校舍是一个不过二十丈见方的围墙，里边包括一所课室，三行平屋，一所厨房连着饭厅。和一间办公室而已。学生不过百人，教职员不满二十。门前是一带车尘马迹的黑土路，南去五十步，就是高大的城墙，下面流着一沟臭水。在世界大学里，恐怕无此穷苦简陋的了。在那时候，又哪里想到在七八年之间，会变为富丽堂皇名闻全国的现在的燕京呢？（《我所认识的司徒博士》，载《司徒校务长六十寿辰特刊》）
　　就在此时，司徒雷登受命执掌燕京大学，他离开南京，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后的一九二○年春天，走进北京古城，走进盔甲厂。他的最初出场，被白序之详尽地描述出来：
　　在一九二○年春天一个早晨，十点钟左右，全校学生照例在饭厅（饭厅是两用的，吃饭之外还可作礼堂）聚会，房门开处，走进一位中等身材，广颡削颚，面带褐色，中年的外国人来，后边跟着教务长傅晨光先生，经他的介绍，我才知道这位面生的外国人，就是我们将来的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全体不约而同地发生景仰和注意。静静地听他讲话，他说的是官话，口音略带南方腔调，而操纵纯熟，齿颊间多流露文雅字句和现代的名辞。声音缓而沉着，低而恳挚，假设闭起眼睛来，就好像有一位我们最亲信的朋友，在对着我们讲话，热情笃爱，声声透入我们的心坎。那时我最奇怪的是主席未曾详细地介绍他，而他自己也毫不客气地，就居然以校长自视，虽然他是初次和我们学生会面，就好像他已做校长很久似的。可是也真奇怪，那时全体学生，虽与他是初次相逢，但心目中并未把他当一位陌生客。（同上）
　　一位彻底改变燕京大学窘状，决定未来发展的教育家，在盔甲厂不起眼的破旧院落里登场了。他四处募捐，一次从募捐的旅行回来，他说，“每次我看见叫花子，我总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行会的。”他与哈利·卢斯———《时代》创办人卢斯的父亲———组成了最佳搭配，由后者出任副校长，专门负责在美国募集资金。募集收获颇丰，为选择新校址，聘请名教授，购置教学设备，提供了可能。进而，他再出高招，直接与著名的哈佛大学建立联系，建立燕京学社。
　　作为新一代的传教士，作为经历过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已经意识到一所新的教会大学，必须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路径上前行。一位在燕京大学任教多年的美国教师包贵思(Grace Boynton )有这样的论述：
　　在生前来推量某一个人物的事业的意义，是不可能的。但或者可以大胆的说以下的话语：在中与西突然的牵在一起，而且多半是不调和的接触的时候，司徒·约翰·雷登自己创造了一个尝试，来设立一个大学，在这大学里没有中西的分别，而且在共同生活里，大家分担分享着经济、困难与成功。
　　这就在乎燕大的团体，来证明这尝试已否成功，能否延长。（《司徒雷登传略》，载《司徒校务长六十寿辰特刊》）
　　燕京大学教育理念与实践，司徒雷登的教育成就，不在本文叙述之内。我更感兴趣，也最看重的，则是司徒雷登如何以本人的人格与性情，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在盔甲厂的初次亮相，司徒雷登即让学生感到亲切，留下深刻印象。随后，母亲与夫人，也各以自己的性情，感动师生，从而增加司徒雷登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包贵思所撰英文《司徒雷登传略》，漫溢诗意，以赞美和景仰的语调，描述司徒雷登母亲与妻子这两位女性，一刚一柔的不同特点和魅力。
　　翻译这篇传略的是作家冰心———她曾就读于燕京大学，一九二三年前往美国留学，归国又在燕京大学任教。冰心的丈夫吴文藻也同在燕京任教，他们二人都颇受司徒雷登器重。新校园落成时，位于未名湖畔的司徒雷登寓所，由冰心起名为“临湖轩”。一九二九年，两人的婚礼也在临湖轩举行，司徒雷登担任主婚人。彼此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从上面所引司徒雷登日记还可看到，抗战胜利后他初到重庆，吴文藻是最早见面的人之一。由作家冰心以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翻译包贵思的传略，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司徒雷登的母亲，精干而具活力，一直在中国陪伴着他：
　　在司徒博士的时代，一切教士的母亲，必须有过人的天才与能力。她不但是孩子的母亲，还必须兼任医生、护士、裁缝、教师等职。她必须做这些工作，同时还得以大半的心思与力量，放在她丈夫的事业上。司徒太夫人，把这一切都做到了，她不但是热心地做，做得恰到好处，而且是极温柔极高兴地做着。使她在垂老的年光，在与她相识的人中，仍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在她年已七十的时候，她的精力还是无尽的，但她精力的显示，而是安详一路的，使她的人格深入各个人的心中。我不知道是从何时起，是谁起的头，我只记得一切燕大的教职员与学生都称她为“司徒妈妈”。（同上）
　　司徒雷登的妻子，柔弱而显秀美，但早在盔甲厂时因病去世：
　　我记得她，一个苗条的身材，一个柔和苍白的脸，软软的头发，遮在额前，一个又开朗又深沉的微笑。关于她的一切都显示着玲珑脆弱，她的娇软的南腔，她的轻柔的姿态，她的嫩白的手。她是“司徒妈妈”的一个完美的反衬与衬托，假如司徒妈妈是活泼与精力，这妻子是对于认得她的人呈现了通彻的秀美，如同鲜花在雨露中散出幽香一般。
　　在燕大迁到新校址以前的一个毕业会时，司徒夫人病势转剧，遂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去世，她的墓是燕大坟园中的第一座坟墓。司徒博士的密友们都知道，在他心中的关于夫人的记忆，是一件完美的物品，与他一同生活着，与日俱增的被宝爱着。（同上）
　　妻子未能亲自走进燕京大学新校园，看丈夫如何拓展教育事业，对于司徒雷登而言，的确是莫大遗憾。他把妻子安葬这里，后来，又在晚年留下遗嘱，希望能魂归未名湖，与妻子安葬一起。
　　可以理解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新校园的感情。当年寻找新校址，恰如一段富有诗意的传奇。一番周折后，司徒雷登最后把目光确定在清华大学与颐和园之间———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英里，由于那条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那块地原是满洲一位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他在那里建有夏令别墅和祠堂。我向董事们和理事们提出了这块场地，获得了他们的同意。次年夏天我去陕西省城见了陈督军。这位督军对此很感兴趣，他以六万中国大洋将地产卖给了我们，并把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奖学金。开初买了四十公顷，过了些时候我们又在附近买了些荒废了的园地，结果总面积达到了原来的四倍多。（《在华五十年》，第五十页）
　　中、西文化的融合，从校园建筑风格的设计开始。在杭州、南京的生活阅历，使司徒雷登欣赏江南园林之美，而正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喜爱，导致六万大洋买下的一片土地上，呈现出一个新校园的美丽。他回忆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校内水塔的外形是一座十三层的中国式宝塔，这也许是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我们修复了旧花园的景色，此外，我们还自己种植了草木，从附近荒芜的圆明园遗址移来了奇碑异石，又在景色宜人处修建了亭阁。……另一处景色是那音色清亮的古刹大钟，这铜钟现仍在校园里鸣响报时。后是，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以致我们自己也逐渐相信了；它肯定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至少就某一方面而言，现实变得比我的梦想更美好了。（同上，第五十页）
　　就一所大学校园的建设而言，司徒雷登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一九二九年，燕京大学搬进位于海淀的新校园，与著名的清华大学堂毗邻。一九五二年，在全国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解散，原在城内的北京大学迁至燕园，成了这里的新主人。历史变迁，世事代谢，许多年里，司徒雷登的名字与燕京大学的名称一同从这里消失，唯他所精心创造出的校园美丽依然保留，成了北京大学校园的精华所在。
　　值得重视的精华。一九九○年二月，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名义将燕园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在未名湖畔立起一块石碑。石碑后面的说明，颇为专业，且概括精当：“该区主要建筑有：校门、科学实验楼、办公楼、外文楼、图书馆、体育馆、临湖轩南北阁、男、女生宿舍、水塔及附属园林小品等，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手法，结合原有山形水系，注重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与现代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
　　即便舍去燕京大学的教育成就不谈，仅留下这一校园的美丽，并使北京大学得以拥有这一美丽，司徒雷登也不应被燕园淡忘。
　　不过，到燕园寻访，却不免有些遗憾。从南京西康路返回北京后不久，我踏着秋色又一次走进北大校园。从西门走进，缓步穿过一座座燕京大学时期的教学楼、宿舍楼，在未名湖畔瞩望宝塔，看风中涟漪里的塔影闪动，沿岸边斜坡上的石阶，走到竹林掩映、面对未名湖的司徒雷登故居……
　　司徒雷登留下的校园之美依然动人。未名湖畔，临湖轩的台阶下，竖有一块石碑，醒目地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未名湖燕园建筑”的字样。原来，二○○一年，这里又以“未名湖燕园建筑”的名义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令人不解的是，时隔十年，为何不沿用最初的称谓，却非要舍去“燕京大学”字样。碑上更无文字说明“燕园”与“燕京大学”的关系。
　　临湖轩修葺一新，尚未对外开放，四围栅栏紧围，我隔着栅栏，把相机伸进去，拍下屋顶和大门。临湖轩一角，有一门前，挂着“香港大学驻北京大学办事处”的牌子。正门入口处，路边竖有示意牌，上面则只简单写有“临湖轩”三个字及汉语拼音，没有注明此处即是司徒雷登的故居。
　　当然，可能是我的寻找不仔细。也许，在燕园，某棵树下，某块石头上，刻有一个人名，刻有关于他的一句话。
　　我为之困惑。在时间流逝多年之后的今天，在司徒雷登的骨灰已经迁到杭州与父母安葬一起的今天，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的名字为何在北大校园还被冷落？北大本是一个著名大学，在历史面前，为何不可以多一点雅量？多一点儿开放心态？对燕园美丽的创造者，对一批又一批在这里曾经工作过和学习过的“燕大人”，难道不应该以这种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应有的历史尊重？这似乎不仅关涉文化理念，也关涉情感。
　　回到当年。
　　冰心翻译包贵思的《司徒雷登传略》，完成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此时，燕京大学的师生，为庆贺司徒雷登六十华诞，忙碌着一件事：编辑《燕大多声》第二卷第九期《司徒校务长六十寿辰特刊》。特刊的出版时间，选在六月二十四日———司徒雷登生日的这一天。在这一特刊上，冰心除发表这篇译作外，还发表了一篇散文《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写她与司徒雷登的交往，写这位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带给她的严父慈母般的诗意感觉：
　　今年六月二十四日，是司徒雷登校务长六十大庆，这些敬他爱他的人们，抓得了这个机会，都闹盈盈的忙着分头推进各种庆祝的方式与项目。我呢，是敬爱他的学生中之一，而所能做的，只是“摇笔杆”的事情，“马负千钧蚁驮一粒”，亦各尽其力之所能至而已！可是，仔细一问，关于司徒校务长一切的一切，都已有师长同人们写下了，写得是那么严肃，那么详细，那么俏皮。我呢，从做学生起才认识他，讲台下仰着，可望而不可即，不知道他的家庭，他的童年，更不知道他的恋爱故事。后来虽然勉强算得和他做了三年的同事，而我是个不重要的人儿，没有机会同他商量过“大计”，也没有机会同他骑过马，游过山。我看见他的时候，只是闲居宴会的时候，可是只是这谈笑社交时所表现的一点点，已足使我倾服了。
　　这十几年中，曾有过几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的笑在你的对面或旁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尽量的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载《司徒校务长六十寿辰特刊》）
　　冰心的感觉，恰是司徒雷登所追求的效果。他自己就明确说过，在妻子去世后，他不想再婚，而是把燕京大学当成了自己的家：“燕京已经成了我的迅速发展壮大的家庭。学生们自己常常讲，他们是我的孩子，而我对他们也确实怀有父辈之情，我能够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倾注于工作。”（《在华五十年》，第八十五页）冰心的感觉，印证了他的话。而正是这种感觉，使未名湖的梦想有了诗意，更加让司徒雷登陶醉其中。
　　于是，当中国抗战八年的硝烟刚刚散去，中外人士大多满怀乐观情绪时，司徒雷登急于离开重庆，返回燕园。恢复大学，成了他的首要之选。他觉得和平已经来临，燕京大学又将进入发展的新阶段。他踌躇满志，欲在退休之前，把一个完美的事业，留在未名湖。然后，结束以教育方式介入中国事务的行程。
　　来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临湖轩颇为热闹。这一天，是司徒雷登七十周岁生日，来自国民党、共产党双方高层的祝贺，尤其显示出他在中国政坛的重要性。司徒雷登虽疲惫但却很兴奋：
　　今天是司徒雷登七十华诞，又是他被日寇拘禁重见天日之后的第一个生日。这里一大早就贺客盈门，至于贺信、贺电和礼物两三天来早已不绝于道，其中包括南京的蒋委员长和共产党的叶剑英将军送的。但晚上的生日宴会却照例规模很小，参加的都是司徒雷登最亲近的朋友，其中大部分当然是燕大的主要同僚。岁月催人，尤其三年多的牢狱折磨，老人家明显的衰老和瘦削了。过去那么贴身的一套他最喜穿的白色西服，此时看来略嫌宽松，只是谈吐和风度依然还是那样温文尔雅，热情而诚恳并充满希望和信心。那个晚上，他详细介绍了过去几个月他在美国的见闻和活动。为燕大筹募经费以及争取各方面对燕大的支持，又一次获得巨大的成功。（《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七十———七十一页）
　　此时，司徒雷登做好了退休的准备，要把校长职务，交给中国学者。傅泾波多年跟随司徒雷登，是秘书，更如同儿子。晚年，他向准备撰写《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的林孟熹，讲述了生日晚会后司徒雷登与他在临湖轩庭院里的一段对话，然后由林孟熹再加发挥描写如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徒雷登真的希望颐养天年：
　　宴会结束了，客人一个接一个地告辞了。老人信步走出户外，习惯地绕到屋后西北角那块大石头旁边，临湖凝望，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忽然他察觉一个人影向他移动，那正是傅泾波。
　　“老先生，夜深了，该睡觉了！”傅轻轻地说。
　　司徒雷登仿佛没有听见，反而问傅：“菲力，真的，我真的要退休，你明白吗？”司徒雷登决定要退休，不仅因为自己年事已高，而更因为后继有人———陆志韦、洪业……都是学识才智、行政能力以及个人声誉足以担此大任的人选，他可以放心地交班。
　　“我明白。”傅答。
　　“但是退休后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主还有很多任务等待我去完成，你还愿意像过去那样帮助我吗？”
　　“我将一如既往，有生之年永远为主和你服务。”
　　“谢谢，十分谢谢。”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同上，第七十二页）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将是他在燕京大学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此时，教育梦想的最后一章还未完全掀开就将黯然合上。
　　生日之夜平静度过。然而，不到十天，奇峰突起。飞往南京的司徒雷登，应马歇尔之请，留下参加七月四日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美国国庆庆祝活动。七月四日，在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里，马歇尔与司徒雷登恳谈，希望他能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一番推辞之后，司徒雷登同意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出身的教育家，在刚刚走进古稀之年后第一次走进了政坛，生日之夜的退休愿望彻底落空。（参见《马歇尔传》）
　　马歇尔历时半年的军事调解使命，一直波澜起伏，未见成效，这是他力邀司徒雷登出山予以协助的主要原因。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七一年出版过一本《二十世纪中国（资料选读）》，其中专列一节“美国调停的失败”概述当年情形：
　　马歇尔将军于1945年12月22日抵达重庆。杜鲁门总统派遣他前往中国，希望努力促成已在中国大部地区爆发的内战，签定停战协议。随后将成为马歇尔计划制订者和国务卿的马歇尔，当时享有很高威望，由总统赋予充分权力。当他抵达中国之后，中国内战进入到一个古怪阶段，人们形容为“打打谈谈时期”，内战双方都在不断扩大军事实力，不断进行战斗，但又都不放弃谈判。马歇尔抵达后三个星期内，双方进行谈判并签署了停战协定，但很快又被撕毁。六个星期后，同意将国、共军队合并的正式协定被双方接受，可是，签署的同时，又成了废纸一张。组成的监督停战协议实施的小组由三方组成———一名国民党官员，一名共产党官员，一名美国人。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战斗就停息几个小时，一等他们离开，战斗重又打响。（译自《二十世纪中国》）
　　在此情形下，马歇尔认为，与国、共两方领导人都有良好关系的司徒雷登，是最能帮他走出军事调解困局的人。与司徒雷登谈话后的第二天，七月五日，马歇尔立即致电美国国务院，陈述他挑选司徒雷登的理由：
　　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面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因为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占有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一生50年在中国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为他七十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七十七页）
　　后来，一九五四年，司徒雷登出版回忆录时请两位人士为他作序，一是马歇尔，一是在抗战期间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大陆出版《在华五十年》时，两序均未翻译发表。其中，马歇尔在序中回忆自己挑选司徒雷登的初衷，事过境迁，他仍然不后悔当年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再次表达出对司徒雷登的敬重：
　　我与司徒雷登博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暮春之际的中国南京。他从日本监狱出来后，到美国接受疗养，此时刚刚归来。
　　我们讨论当前局势，他的反应令我印象深刻，因此，随后我向国务院建议，提名他任驻华大使———我当时只是担任总统特使。我采取这一行动，乃是因为司徒雷登具有的五十年在华经验，他的性格，他的人格与禀赋。有司徒雷登在我身边，我便拥有了长达五十多年的经验，且在以个人介入中国党派关系时又不带偏颇。任命他，我遂能获得他的建议，获得一种他人无法替代的巨大帮助。
　　在对中国性格、历史、政治复杂性诸方面的了解上，我怀疑是否还有别的人能超过司徒雷登。他的正直，高山仰止，他的意见由此而显得极为重要。
　　他的性格，他的丰富经验，深深吸引了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译自《Fifty Years in China》）
　　其实，马歇尔最初的大使人选并不是司徒雷登，而是曾担任过蒋介石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Wedemeyer Albert）。但这一人选，受到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对。
　　自抗战爆发后，原新闻界人士董显光一直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蒋介石与外国记者的联络和宣传工作，后来他在《蒋介石》一书中，写到马歇尔改变大使人选的过程：
　　马歇尔本属意获得蒋氏信任的魏德迈作为赫尔利的继承人。他在一个非正式的新闻会上宣布了计划中的对魏德迈的任命。有人把消息透露给周恩来和共产党的合作者。他们立即用最强烈的言辞向马歇尔进言：魏德迈将不会被他们所接受。于是马歇尔致电华盛顿给副国务卿艾奇逊，要求撤回任命魏德迈的建议。经过与周恩来磋商可以接受的替代人选之后，马歇尔终于任命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博士是一位按良心办事并受到高度尊敬的教育家，并无共产党的污点，但他对共产党的权力政治知之甚鲜。（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七十九页）
　　关于此事，魏德迈本人回忆如下：
　　六月初，我被副国务卿艾奇逊叫到国务院他的办公室。他把马歇尔致总统的电文给我看，内称有关任命魏德迈为驻华大使消息的泄露，令他在与共产党人的微妙谈判中相当尴尬。他们抗议对我的任命，原因是我不会在他们与国民党人之间保持公正。因为我在战争年代与委员长关系密切，也因为战争结束后我立即采取迅速之步骤以保证国民党军队到达华北的关键地点。
　　艾奇逊说他感到抱歉，但我的大使任命必须撤消。我回答说一开始我并不想担任大使，只是由于马歇尔的迫切要求才同意接受任命。我告诉艾奇逊，我不喜欢这种观念，即共产党人有权决定由谁来出任美国政府的责任职位的任命。（同上，第八十一页）
　　面对中共的激烈反对，马歇尔试图缓和敌对情绪，把国共两方拉到一起继续谈判，他最终选择了司徒雷登。在董显光看来，这一次关于驻华大使人选的确定，获胜的是中共，“由于司徒雷登的任命，将魏德迈这样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排除在美国大使馆之外，实乃中共之真正胜利。”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失败的是马歇尔，或者是蒋介石，但潜台词不言而喻。
　　司徒雷登就任大使，中共方面和民间报纸的反应，看上去的确颇为兴奋。
　　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雷登博士极其尊敬，并热烈欢迎其任命。
　　其中邓颖超在上海答各报记者和各界人士问时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直有很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的出任驻华大使热烈欢迎，同时也寄以极大的希望。”民主同盟罗隆基说：“司徒雷登本身就是中美文化优点的荟萃，是中美文化沟通的象征。”教育家陶行知表示：“美国这一行动……不但能增进中美友谊与相互的谅解，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
　　上海《文汇报》于七月十一日发表社论认 为：“在今天的北美朝野人士中，没有另一个比他更适宜于担任驻华使节这一重要任务的了。他考虑中国问题，关心中国命运，我们或者可以说，要比任何其他一个美国友人更为亲切。以这样一个人物出任驻华大使，在中美邦交已经受到严重考验的今天，无论对美对华，都应该是有利的……司徒雷登以宗教徒的热忱、教育家的精神，来出任国共之间的调处工作，为马歇尔特使的强力助手，这对于中国人民制止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艰巨工作，必有相当的贡献。”
　　（同上，第七十九———八十二页）
　　蔓延全中国的乐观情绪，在《时代》周刊上也得到了体现。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时代》周刊报道了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消息。这条报道，题为《对外关系：如此快乐》，字里行间，对司徒雷登的高度评价与期待，对中国未来局势所持的乐观情绪，与中国民间媒体的积极反应几乎完全相同———
　　在华的美国人中间，最有能力可以向担负棘手使命的马歇尔将军提出建议并使之感到欣慰的，没有别人，只能是消瘦、年迈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在七十年生涯中，敏锐、富有创见的司徒雷登，是最年长、最睿智的老中国通之一，他对中国的思想、生活习惯、语言、当权者了如指掌，远超过了大部分中国人。
　　司徒雷登获得的这一价值无法估量的教育，始于一九○五年，当时他新婚燕尔，被委派为南方长老会传教士，从美国返回他的出生地中国。这位传教士的后代子承父业。在南京神学院，他讲授了七年的新约全书，之后，他找到真正适合他的，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
　　作为在华的最优秀的美国教育家，司徒雷登深入中国访问，远离中国政治，与各种倾向的人都有往来，广受爱戴。尤为重要的是，他与蒋介石、蒋夫人、宋子文院长、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一些共产党的延安领导人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关系都不错，并获信任。
　　……
　　战争结束后，司徒雷登计划恢复燕京大学，然后，他可以退休，结束在华生涯。但是，上个月，马歇尔将军开诚布公地敦促蒋和周恩来继续停战谈判。他拜会司徒雷登，请他劝说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几天后，老中国通司徒雷登帮助西方人马歇尔成功地获得了他所期待的停战。同时，这也让马歇尔做出了一个决定。
　　对于中国，这一任命意味着新的联合的希望，他们以前所未有的一致，欢迎司徒雷登的新“面孔”和杜鲁门明智而出色的选择。对司徒雷登而言，这是他的公众服务生涯的一个激动人心的高峰。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更需要这位美国传教士的校长。（《时代》，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来了，司徒雷登。
　　他来了，从燕园启程，来到南京，走进西康路落成不久的美国大使馆。在世人的欢迎、注目、期待下，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在走过四十多年的教育行程后，走进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外交领域，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舍我其谁”的兴奋，面对内战困局的忐忑不安……不同心绪，不同感觉，杂陈于胸。
　　如此这般，司徒雷登，来了。
　　告别燕园，行前他向燕京大学校委会递交了请辞校长函。他说，他不能拒绝使命。他说，他还想回到燕园。七月十二日的辞函中写道：
　　你们谅已知悉我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命了，请允许我立即向你们保证，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有关方面利益。
　　我既已被召唤来帮助解决困难，那我是不能拒绝的。
　　我希望能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返我今天离开的地方。（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二百六十一———二百六十二页）
　　未来局势发展谁都无法预料。司徒雷登所设想、所期待的一切，都将落空。一年，两年，他都没有从新职务上引退，他更没有机会重返燕园了。
　　与他相关的历史画面，则将在后面的叙述中渐次展开———
　　就任大使刚满三年，司徒雷登离开南京，为之送行的是一篇由中共领袖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后来脍炙人口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黯然回到华盛顿，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早晨严重中风，第二年出院后住进傅泾波家中疗养；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杜鲁门总统去信辞去驻华大使。十二月十一日杜鲁门复信同意；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解散；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去世，自病后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中国友人、秘书傅泾波家中……
　　来了，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不同内涵、不同主题的场面，来去之间，交叉替换，一个人的兴衰起落，由此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永远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