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_第三讲：华夏文明开创与道艺术的融合
时间：2019-02-25 03:22:4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伏羲、女娲的神话时代，经过黄帝、炎帝的传说时代，华夏民族进入了半信史时代――尧舜时代，传说尧是黄帝的后裔，叫伊放勋，他曾以山为界划分为四个行政区叫“四岳”；派人测定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制定了太阴历法。在尧掌权时，已经进入农业为基础的稳定社会，只是洪水泛滥，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尧到了老年，找来了一些部落酋长，一起议论谁来继承他的领袖地位。有人提议由尧的儿子丹朱担当，尧坚决否定，有人提议让共工担当，尧也不同意。他感慨地说：“现在国家四处受灾，洪水包围了山陵，百姓很不安定，谁有能力来治理呢？”这时候大家推荐水利专家姒鲧来试一试。于是尧派遣他去治水，鲧用土堙水，花了九年时间，
结果没有能遏阻洪水的冲击。尧处死了鲧。尧已经在位70多年了，他想让四岳来执掌，但四岳自觉无能而推辞。这样尧就提出从民间挑选人才，开创了中国原始社会政治权力传承的禅让体制。
尧采纳了众议，从民间提拔舜，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对他进行考察。据《史记》记载：舜父亲是个盲人，个性很顽固；继母又不讲理而偏袒弟弟。弟弟叫象，非常蛮横。父母和弟弟都想谋杀虞舜。一次父亲瞽叟叫舜上仓房盖茅草，等舜上了屋顶，父母和弟弟在下面把梯子搬走，还放起了火。聪明的舜用两个斗笠绑在手臂上当翅膀，飘然而下。又命他挖浚旧井，等他挖得差不多时，父母和弟弟一起下手把井填平。他们以为舜死了，把他的财产全部分了，弟弟象还想霸占舜的两个妻子。但是虞舜早做了预防，在挖井时悄悄在一旁开凿了一条通到地面的通道，终于安全返回。经过这些不愉快，舜仍以孝道侍奉父母，以兄长之礼爱抚弟弟。尧知道后决定提拔舜做自己的高级助手。
舜本名姚重华，人们尊他为“舜帝”；因他出生于虞山，又叫“虞舜”。尧死后，舜正式成为部族联盟的首领。舜首先改革政治体制，设立了司空（宣传部长）、后稷（农业部长）、司徒（教育部长）、士（司法部长）、共工（工程部长）、虞官（林业部长）、秩宗（礼仪部长）、典乐（文化部长）、讷言（秘书长）等官职。又把全国分为十二“方”，设“方伯”。方伯掌管地方财政。在舜管理的第33年，洪水泛滥，他任命鲧的儿子禹（姒文命）去治水。
禹是治水的英雄，他吸取父亲的教训，不是堵而是疏，终于战胜了洪水。由于他治水有功，舜把部族首领的位置让给了他。禹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他一方面镇压了反对自己的防风部落，另一方面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确定了领导核心；组织上，按氏族分布地划定九州以确立版图，分为冀州、衮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梁州、扬州、荆州等。九州也成为中国的别称，州名还沿用至今。从而在经济上，按权力高下来重新分配治水斗争的成果。在禹手中，部落联盟逐渐演变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度的国家政权。
尧、舜、禹都出自黄帝部族，以禅让方式相继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夏禹死后，部落联盟式的公社体制受到了挑战，宗族奴隶制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禹的儿子启进行了一场权力传承方式的革命，他宣布继承父亲禹的权力，并击败不服从的有扈部落，从此禅让方式被永远地取消。中国原始社会公社共同体至此只剩下一个外壳，而其政治组织、经济结构逐渐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从夏禹开始，建立了“家天下”的宗族统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特征。
夏王朝建立440年，到最后一个暴戾的君主夏桀被崛起的商部落消灭。商本来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部落，后来逐渐也从事农业。商加强了中央政府，设立御史、太宰和太史职务，建立庞大的政府军队；巩固井田制，出现了完备的宗族奴隶制。商王朝百姓崇拜祖先，也崇拜鬼魂和神灵，并连带崇拜鬼魂或神灵居住的山岳河流，每逢战争征讨或祛灾庆丰，到生死疾病或婚嫁迎娶，都要通过占卜向鬼神请示，占卜的结果刻在龟甲或兽骨上。我们从甲骨文考察，可以看到商代宗法制的日趋完备。甲骨文多见“示”字和“宗”字，“示”是男性崇拜的象征，“宗”表示以男性为主体的神灵已经从野外移入室内，象征着祖庙的建立。在宗族权力基础上发展起了父权家长制社会。从而王权成为最大的宗法权，天子就是宗族最高的家长。于是原始公社转向阶级社会，宗法性的“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国家变成了一家一姓的“家天下”。
从此，中华民族就像中华大地上的黄河、长江一样，奔腾千里，自涓涓细流，穿越山岭，横贯东西，不断吸纳，拥聚万千山溪，汇成波澜壮阔、滔滔不息的洪流大江。经过原始时期的战争、婚姻、迁徙，融汇成活跃在东方的“汉民族”。从商周的甲骨文我们就看到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以及在语言文字强制作用下的思想风格，从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共生中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人文观念。诚如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像西方语言那样“理性”，也没有中东语言那样的“神性”。汉语是一个音节包含着一个概念，一个一个的音节的排列，形成完整的意义组合；每个音节既能孤立存在，又能进入组合，不同的组合就出现不同的意义，意义常在心领神会中，而不在组合的表层形式中。我们不妨把汉语的这种传播内涵称为“道”（语义），把汉语的这种传播形式称为“术”（语言技巧和语言艺术），那么汉语的“道”和“术”是如此地不可分离，合二而一。我们看到汉语的语法在每个相对独立的语言单位里是多么薄弱，但每个语言单位的运用是多么的灵活。“道”（思想）大于“术”（语言应用），“术”（语言应用技巧）大于“法”（语法规则），作为传播工具的汉语与汉民族的传播思想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易・系辞》有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用通俗话表述的意思是，一切事物以其可见的形体展示在人面前，对它进行抽象概括就成为事物的规律，使它具体化就成为器具。前者即为“道”，后者可以看作是“术”的实现；“术”使“道”依托“形”而成“器”。“道术一体”是中国人最基本的观念，也是世界观、方法论，并具体体现为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和形而下的物质世界。中国的“术”不仅表现为凝结在实物中的制造术和工艺，以及实现各种器具所从事的行业技术，还表现为更深层的哲学原理――道“生”万物、道“法”自然。在远古时代中原地区的民族就发展起了众多的“术”：巫术、占卜术、制陶术、放牧术、农耕术、丝织术、冶炼术、堪舆术、医术，等等。各种“术”互相沟通，互相渗透，它们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
首先是种植术，使原始华夏民族从采集生活转向定居。甲骨文资料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学会了发达的耕作术和制造先进的农具，有了防汜排水灌溉术。从此人不再为了寻找食物而流徙，告别岩洞，走向平野，形成村落。驯化野生动物无疑是农业传播刺激下扩展出来的新经济，驯养术显示了人那种“理性的狡黠”，人从最早被动物图腾控制到学会了从自然界中“分离”动物的技术。栽培术和驯养术，使人逐渐开始转向主动向自然争夺空间。“术”完成了天道与人道之间的统一。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文化神几乎都是某一项技术的发明家，如神农的种植术、黄帝的造车术、嫘祖（传说黄帝之妃）的养蚕术、燧人的取火术、伏羲的捕鱼术、素女的针刺术、女娲的冶炼术等等，是这些“术”推动了中国历史。
“道”与“术”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艺”的出现。“艺”本作“�”，“�”字甲骨文作“�”，也作“�”。这已经显示由栽培术发展成了农艺。谷物生产为陶器制造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陶器上精致的纹饰与陶器的实用毫无关系，它们对原始人来说似乎是过分奢侈的装饰，那么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力气做这种似乎无用的劳动呢，如果不是为了某个神圣的目的！陶艺首先是它们的实用功能，但是人类还有一个心理触动因素与人类的基本欲望直接相关，那就是随着生命之谜而来的祖先崇拜和原始信仰。这种对超自然的力量的期待，促使了一种非物质性力量的创生，这就是被现代人称之为“艺术”的东西。
首先我们看到出土彩陶的纹饰几乎都与图腾崇拜有关。图腾本身是一种祖先形象，或者说是原始性观念的延续和发展，但在精神发展上它比祖先观念或性观念要丰富得多，它基本上已经超越个人的精神存在。半坡彩陶出现许多鱼的纹饰，青海柳湾出土的蛙纹彩陶，宝鸡北首岭出土的鸟纹彩陶等，这些纹饰构成了原始艺术的基础。
其次是一些出土彩陶上抽象纹饰的存在。例如半坡出土的陶瓶上的波浪纹，大溪出土的高颈瓶上的漩涡纹，都是对水流的抽象纹，甚至更抽象为无实用意义的S纹、V纹、�（ ）纹、♀纹和∧∧纹，等等。这种符号性质的纹饰，已经具备了我们祖先对“艺术”概括和抽象的能力。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纹饰是中国龙的出现。它已经根本不是原型事物的模仿，又不是简单的线条的抽象，它成为超现实的一种精灵动物。龙在古人眼里是一种实有动物，有的人说龙的原型是鳄鱼，有的人说是蛇，实际上它是一种复合图腾，《说文》说龙是“鳞充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有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功能，有生育万物、滋养天地的神力，它是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龙有威慑天下的权力，人间帝王便是它的化身。殷商文物有不少龙纹与龙氏族徽铭，卜辞有众多求雨的记录，甲骨文字的“云、雨、雷、电”都与陶纹上的龙相似，“虹”字就像龙吸水的形状。我们知道雨水在原始时期是最现实的事，天旱则祭龙求雨；视龙为神兽，是农耕经济的必然结果。于是龙的纹饰显现出原始人功利的目的，同时也隐含着一种巫术性质的艺术。
青海大通县出土的舞蹈彩盆，盆内画着三组五人舞蹈的图案，双腿有分叉似鱼尾，给人以随着音乐节律的动感；每组间有水纹和柳叶相隔，充满一种性暗示的特殊的神秘。另外，北方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发现的岩画，大都表现为车骑、征战、狩猎和祭祀仪式；南方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等地发现的岩画，则大都表现为村落、网渔和祭祀仪式。南北岩画内容上的差别是南北方生产、生活差别的反映，但是，有一点十分重要，融“道”“术”与艺术的发明，象征了华夏文明新时期的开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