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联系文献综述及其展望_文献综述1500字例文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湖北武汉430060；2、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江苏常州213001) 　　摘要：政治联系是近年国内外引人瞩目的研究领域。本文依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从政治联系的产生途径、影响因素、经济后果和有政治联系的高管从企业获得的利益等多个方面，对政治联系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以期能增进人们对企业政治联系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研究政治联系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政治联系　政治参与　影响因素　经济后果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企业已步入政治竞争时代(爱泼斯坦，1969)。政府任何一项政策的推行都会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但企业不会等待政策并被动接受其约束，而会积极建立政治资源和制定并实施合适的政治策略，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形成过程(卫武、田志龙，2004；卫武，2006)。建立政治联系是企业的主要竞争策略，企业影响政策制定过程的行为与策略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企业整体的竞争力和经营业绩(Hillman和Hin，1999；Sehuler，1996)。政治联系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Faccio，2006a)，存在的普遍性及其对企业行为的重要影响，使政治联系不仅成为了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了经济学和管理学关注的重点理论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政治联系研究已具相当规模且已成体系，现有文献对什么是政治联系、怎样建立政治联系、建立和维护政治联系的成本与收益以及现任和卸任政府官员为什么会愿意作为政治联系的对象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回答。适时回顾文献，不仅能增进人们对政治联系的系统认识，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在了解政治联系研究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明确未来研究方向。
　　
　　二、政治联系及其实现途径
　　
　　(一)政治联系的界定政治联系(Political Connection／PoliticalRelationship／PoliticalIy-connected)到目前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国外较多使用Faccio(2006a)的定义，而中国关于政治联系的研究则大多使用Fan、Wong~"llZhang(2007)的定义。虽然不同研究对政治联系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基本认同政治联系是通过与有政治背景的官员形成一定的联系或企业高管亲自参政以获得政府的支持并影响政府的决策。在西方，Roberts(1990)把与参议员Henry Jacson存在的利益关系视为政治联系。Bertrand、Kramarz、Schoar和Thesmar(2004)认为，CEO从精英学校毕业并且曾经或正在政府部门服务，企业就存在政治联系。Faceio(2006a)对政治联系的定义是，公司大股东(直接或间接拥有公司至少10％的投票权)或高管(女tlCEO、主席、副总、秘书)是国会议员、部长(包括总理)、州或地区的首领(如独裁者、总统、国王、女王)或者和高层政治人物有着“密切关系”。Goldman、Rocholl~s0(2006)和Claessens、Feijen和Laeven(2008)提到的政治联系则是公司通过选举捐款而形成的与当选者之间的关系。Ferguson：~lVoth(2008)则将企业主管或董事会成员与执政党之间的密切关系视为政治联系。在中国，陈冬华(2003)以董事会成员中有政府背景的董事比例作为企业政治联系的有效替代。肖建彬(2005)认为，政治联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Fan、Wong和Zhang(2007)将CEO现在或曾经在政府机关(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或军队任职视为一种政治联系。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8)认为，政治联系是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但不包含因为政府持股而形成的关系。Francis、Hasan和Sun(2009)认为，董事会成员中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的数量、与保险商政治关系的强弱及股权性质可以作为政治联系的代理变量。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联系与政府干预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有一定关联的概念。政府干预可能施加给企业“帮助之手”或者“掠夺之手”，政治联系以政治干预为前提，政治干预的可能性与程度是政治联系重要性的决定因素，政治联系的存在意义在于，使政府的帮助之手更强，使政府的掠夺之手更弱。从政治联系发挥保护作用的角度来看，政治联系可视为企业应对政府干预的一种策略，因此影响政府干预的因素同样也是影响政治联系的因素。此外，政治联系不同于腐败，它在法律层面上是完全合法的(Faccio，2006a)。由于不同国家的市场环境不同，同一国家不同企业的股权性质、所处的行业也不一定相同，而同一行业同一股权性质的企业亦会存在各种差异(如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这些差异导致政治联系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甚至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
　　
　　(二)政治联系的本质政治联系对企业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Fisman，2001；Bunkanwanicha和Wiwattanakantang，2008；Ferguson和Voth，2008等)，因为从本质上讲，政治联系是一种声誉机制和保护机制，是企业的一种有价值资源(Fishman，2001)。政治联系是企业的一种重要声誉机制(孙铮、刘凤委和李增泉，2005)。政治联系是一种可以增加向更权威人士直接提起诉求可能性的社会资源(Ethan Michelson，2006)。政府官员是个人社会阶级地位的象征，企业与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打交道可提高企业合法经营形象和声誉(卫武，2006)。在缺乏发达第三方实施机制的条件下，合同执行不得不求助于以企业家历史专门信息为基础的声誉机制(罗党论、甄丽明，2009)，而企业家诸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不仅表明企业具有相当经济实力，还说明其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罗党论、唐清泉，2009)，从而向外界传递了一种良好信号。这致使，在中国银行与企业产权公有和法律体系融于政府官僚机构的制度环境下，不同背景的企业家在表面上公平的市场机制里有着不同的经济资源获取能力。政治联系是企业法律保护的一种替代机制。通过与政府建立一定关系，民营企业可得到从法律和正式制度中得不到的支持和保护(Xin~Pearee，1996)，或者逃避政府的严厉监管以降低契约执行成本(Faceio，2004)。与政府建立一定的联系是对转型国家市场和制度不完善的一种积极应对措施(Chert et aI，2005；Baiet al，2006；Li、Meng和zhang，2006；胡旭阳，2006；余明桂、潘红波，2008；罗党论、唐清泉，2009；潘红波、夏新平和余明桂，2008)、是对自治稳定性投资(如在军事和警察部队上的花费)的一种替代(Choi和Thurneesifo，2007)，可有效防止企业受到政府的损害和从政府获得法律之外的更多支持。政治联系可帮助企业维护其有利的管理环境(Agrawal和Knoeber，2001)，让其在法律体系中更有自信(Li et al， 2008)。同时，公可建立政治联系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会使政府透明度增加、政治黑幕行为减少(熬带芽，2005)。
　　
　　(三)政治联系的建立
　　成功的企业家都需要精心编织一张社会关系网，政治联系是这张社会关系网的核心。虽然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联系的本质是相同的，但其途径却存在差异。一方面企业高管可通过主动参政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企业高管通过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高级政府机关任职来建立政治联系(Facclo，2006a；Goldman，RoehoU和So，2006；Bunkanwanicha和Wiwattanakantang，2008；熬带芽，2005；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8；陈钊、陆铭和何俊志，2008)。另一方面企业可通过外部人员或政治活动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与执政党建立联系(Roberts，1990；Li，Meng；,Wang和Zhou，2008；Ferguson和Voth，2008)；与现任或前任国家元首或总理建立联系(Faccio,2006a)；通过选举捐款与当选者形成一定的政治联系(Kroszner和Stratmann，1998；Goldman、Rocholl和So，2006；Chessens、Feiien和Laeven，2008)；通过捌噌(王晓燕，2007)、推选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与政府领导人保持经常联系、支持公益事业、选举担任社区领导人以及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方式来建立政治联系(熬带芽，2005)；通过雇佣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建立政治联系(Bertrand、Kramarz,Schoar和Thesmar，2004；张建君、张志学，2005；Fan、Wong和Zhang,2007)。
　　
　　三、政治联系影响因素分析
　　
　　(一j企业家背景　Li、Mengi和Zhang(2006)考察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参政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会显著增加其成为政协委员的可能性，而农村户口则显著增加其成为人大或政协代表的可能。陈钊、陆铭和何俊志(2008)对民营企业家参政(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决定因素的研究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现有企业家参政议政模式更多吸纳了来自大企业的经济精英，而不是具有高层次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而父母一代的政治权力也可以通过子代企业家的参政议政得以传承。因此，来自大企业的企业家，拥有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身份的企业家，以及父母本身是国家干部的企业家拥有更多更好的参政机会，而企业家的性别、教育水平和户籍性质似乎并不重要。
　　
　　(二)企业财务杠杆财务杠杆同样是政治联系的决定因素。公司规模越大，负债比例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跟政府形成关系(Boubakri、Cosset和Saffar，2008)。Faccio(2006b)认为，在私有化的特殊环境下，由于政治家更可能被任命到高负债的私有企业以保护其免受违约危害，因此具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企业比不具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企业拥有更高的财务杠杆。
　　
　　(三)股权性质股权性质同样是影响企业家参政可能性的因素。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更有动机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关系。Xin：和Pearce(1996)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把政治联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同时也为建立政治联系投入更多资源。Young(1995)以及吴文锋、吴冲锋和刘晓薇(2008)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公司的中央政府背景，民营公司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更大。由于国家控股，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更多情况下是企业自有的。而民营企业为了得到“类似国有企业”的保护并获得更多的支持和优惠，则会主动与政府建立某种联系。可以说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是企业主动追逐的结果，这种现象由于更具有可观察性，从而给研究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带来了一定的便利。
　　
　　(四)市场环境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动机是由所处制度环境决定的。企业有很强动机与政治家建立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成果，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影响整体的制度环境来实现的(Krueger，1974；Morck、Wolfenzon和Yeung，2005；Acemogh。2007)。由于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实际上往往具体化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互动，所以当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如管制)时，企业就可能通过增加有政治联系的高管来应对政府的这种干预。政府一般会向私营企业征收过重合法或者非法的费用(DeSoto，1990)，而法律体系可能并不足以保护企业的产权和强制契约(Hay和Shleifer，1998)，民营企业家在得不到妥善的产权保护以及存在政策性歧视的情况下，会寻求其他途径进行自我保护，与政府搞好关系获得“类似国有企业”的待遇是最为有效的途径(罗党论、甄丽明，2008)。HeUand和Sykuta(2004)发现，政府加强对天然气政策的管制，导致天然气类的公司增加具有政治联系的董事。并且有政治联系的企业通常存在于大城市且政府管制的行业中，政治的分块和任期以及司法的独立性同样是影响政治联系存在的主要变量(Boubakfi、Cosset~Saffar。2008)。当国家高度腐败、财产权利保护较差、政府干预程度高、法律不健全、金融发展水平落后、市场制度发育不完善时，民营企业家就越可能参政议政，政治联系越普遍(Chen，2005；Faccio，2006b；Li、Meng和lZhang，2006；余明桂、潘红波，2008；罗党论、唐清泉，2009)。
　　
　　四、政治联系正面效应(收益)与负面效应(成本)分析
　　
　　(一)政治联系的正面效应(收益)企业之所以追逐政治联系，是因为其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利益(Krueger，1974)。企业与政治家的联系不仅降低了企业被侵占的可能，而且为企业获得政府补助、融资和税收减免提供了途径(Soto，1990；Shleifer~fⅡVishnv，1994)。在某些行业，企业从政治战略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亚于他们从市场中获取的利润(Baron，1996)。
　　(1)提升企业价值。证据显示，政治联系可以提升企业价值。Fisman(2001)研究发现，政治联系的隐含价值非常高且统计上十分显著，大约平均可占公司股票价格的四分之一。当人们对政治联系价值的预期上升时，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的股价就会r升(Roberts。1990；Johnson和Mitton，2003；Ramalho，2007；Ferguson和Voth，2008)；相反，当人们对政治联系价值的预期下降时，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的业绩就会下降(Fisman，2001；Goldman、Rocholl和So，2006；Faccio和parsley，2007；Maury和Liljeblom，2007；Xu和Zhou，2008)。Bunkanwanieha~llWiwattanakantang(2008)对泰国企业的研究发现，当企业所有者在高级政府机关任职时，他们可以利用自身 权力对政策施加有利于本企业的影响。从而增加本公司市价。Li、Meng、Wang和Zhou(2008)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家的党员身份对企业业绩存在积极作用，并且市场环境越弱、法律保护越弱，党员身份对企业业绩越重要。Boubakfi Cosset和Saffar(2008)研究发现，企业业绩和风险承担能力随政治联系的建立而增加，并且与有政治权力的人关系越亲密，政治联系的价值越大。Vvacheclav和Dombrovsky(2008)对拉脱维亚政治联系对企业业绩影响的研究发现，股东或董事会成员从政，企业销售量增加。
　　(2)政策性好处。政治联系可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或金融援助的分配机制影响资本分配，最终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政策性好处。Kroszner和Stratmann(1998)以及Ang和Boyer(2007)研究发现，通过选举捐款形成的政治联系可获取明显的政策性好处。那些有政治联系的公司比同行业中没有政治联系的公司更容易获得政府救助，当IMF或者世界银行对公司所在国政府提供金融援助时，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也将获得援助中更多部分(Faccio、Masuhs和Mceonnell，2006)。地方政府影响越大，董事长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获得的补贴收入越多(陈冬华，2003)。政治家们会给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一些特别优惠政策，如更多的补贴项目(Bertrand、Kramarz、Schoar和Thesmar，2004；Yuan，2008)。
　　(3)融资便利。由于国有银行通常会遭受政治家的控制和掠夺(cole，2004；Dine，2005)，因此，企业融资策略不仅受企业、行业因素的影响，同样受国家制度因素的影响(Fan、Rui和Zha0，2008)。Backman(1999)描述了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儿子是如何在其父亲的介入下为其公司轻松获得债务融资的。弗里德曼(2002)对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研究表明，银行对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往往存在金融软约束，这种软约束不仅表现在事前的签约，还体现在事中的监督与控制以及事后的契约执行。政治联系对减轻融资约束存在积极作用，相对于没有参与政治的民营企业，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更少，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Bai et al，2006；Li、Meng、Wang和Zhou，2008；余明桂、潘红波，2008；罗党论、甄丽明，2008)。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也更容易以较少的抵押物获得较多的长期贷款(Charumilind et al，2006)，虽然他们的违约率比其竞争对手要高，并且随着公司关联政治家的权利的增加以及该政治家所处政党的当权，这种政治寻租将会增加(Mian和Khwaja，2005)。在印尼有政府背景的公司由于容易获得贷款而基本上不到国外融资(Leuz and Oberholzer，2006)。Fan、Rui和Zhao(2006，2008)对与腐败官员有联系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情况的分析表明，当腐败官员被捕后，相比较没有关联的上市公司，与腐败官员有关联的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明显下降，他们认为，这些企业下降的负债融资能力不仅与腐败案例本身有关，同样与他们失去了与政府官员的联系有关。
　　(4)税收优惠。Adhikari、Derashid和Zhang(2006)对马来西亚的研究发现，有政治联系的公司的有效税率比没有政治联系的公司更低。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巴西等国家，拥有政府背景的管理层能够让公司更容易地获得债务融资、享受更低的税率以及更多的市场份额(Johnson和Miuon，2003；Mian和Khwajia，2006；Faccio，2006；Claessens、Feijen和Laeven，2008)。在中国，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8)的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在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任职经历对企业获取税收优惠存在正面影响，并且税收优惠与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成正比。
　　(5)降低民营企业进入特定行业的壁垒。胡旭阳(2006)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金融业进入受到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提高了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得能力。罗党论、刘晓龙(2008)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采取政治策略能有效帮助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越强。其进入高壁垒行业的可能性越大、经济绩效也越高。这一现象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动机及效果的理解。
　　(6)其他有利影响。此外，研究表明政治联系还可以：降低审计师的诉讼风险和审计定价(陈小林和潘克勤，2007)；减少CEO与控股者之间的利益联盟(Hsin-Yi，Yu，2008)；提高盈利企业的并购绩效(潘红波、夏新平和余明桂，2008)；降低具有地方政府政治联系的公司因挪用国家资金而被起诉的概率，增加具有中央政府政治联系的公司在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进行集团交易中获得的利益(cheung、Rau和Stouraifis，2008)。政治联系对企业上市过程同样存在影响，有政治联系的公司(无论其股权性质如何)在上市过程中都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政治联系越强，企业的发行价格越高，越不会被低估，上市的固定成本也越低(Francis、Hasan和Sun，2009)。相比较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虽然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其规模更大、风险更低、拥有更低的市场估计和成长机会。但他们的会计业绩却略高(Niessen和Ruenzi，2008)。有政治联系的CEO更不可能被任命到制度更严格的地区、专业性更强、竞争力更强的行业及在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国有企业中具有政治联系的CEO降低了CEO更替对企业绩效的敏感性。
　　
　　(二)政治联系的负面效应(成本)
　　政治联系虽然可以给公司带来多方面的优势和便利，但“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企业不得不为维持这种联系付出代价(s}defter和Vishny，1994；Faccio和llLarry，2002；Khwaja和llMian，2005；Fan、Wang和Zhang，2007)。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会被要求投入额外资源以支持它们的寻租活动，这些资源的投入可能会抵消掉公司从政治联系中所获得的好处(Bennedsen，2000；Fisman。2001；Johnson~q]Miaon，2003)。
　　(1)减少独立审计的信号和保险功能。Wang,Wongffl]Xia(2005)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公司与政府的联系降低了独立审计需求，为了与地方性小会计师事务所合谋并从政府获得更多支持，国有公司倾向于选择当地地方性小会计师事务所，因此政治联系降低了独立审计的信号和保险功能。然而，廖以刚和王艳艳(2008)的研究却发现，虽然政治联系会引发政治风险和信息风险，但面对政治风险和政治治压力，审计师会权衡自己的成本收益，通过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规避审计风险，因此并不会削弱审计的独立性。
　　(2)降低会计信息质量。政治关联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Kohtari和Robin，2000)，增加了政治风险和信息风险(廖以刚、王艳艳， 2008)，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更容易压制坏消息，信息风险较高(Piotroski、Wong和Zhang，2008)。Ahmed Riahi-Belkaoui(2004)研究发现，收入不透明与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正相关，与有政治联系的公司所占的市值比例和法律实施程度负相关，而与披露水平、每万人中审计师的数量、对国际会计准则的采用没有显著关系，这表明通常是政治环境而非技术环境影响会计质量。具有政治联系企业的管理者对市场压力似乎也更不敏感以至于不去提高信息质量，使得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报道的盈余质量也显著低于同类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而在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中，政治联系越强的企业其盈余质量也越低(Chaney、Faceio和Parsley，2008)。
　　(3)降低企业价值。根据“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当有政府背景的董事会以公司损失为代价追求私有目标并损害管理效率时，那些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普遍低于它们的竞争对手(shieifer和Vishny，1998)。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的资产回报率(Bertrand、Kramar"z、s。hoar和Thesmar，2004)、当年及之后两年的财务状况(Faccio、Masulis和Mccannell，2006)、1PO三年之后的股价收益率、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销售利润率(Fan、Wong和Zhang，2007)、会计业绩(FanWang和Zhang，2007；Faccio，2006b；Boubakri、cosset和Saffar，2008)等经营指标都差于那些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通过政治联系实现的过多监管也会阻碍家族企业的有效管理和财富创造(Chen；~"llNowland，2008)。而政治联系会降低企业价值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家企图会通过政治影响力谋取不当私利(Fishman，2002：Johnson和Mitton，2003)。第二，政府会强迫企业家对其进行支持并竭力维持其稳定性。政府和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只有在特定的体制条件满足时，尤其是在政权的稳定性充分低且政权有剥削独立企业的权利时，这种利益交换才会存在(choi和Thumcesifo，2007)。第三，政治联系会使企业投资因承担过多的政府目标而低效。Hung,Wong和Zhang(2008)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海外上市是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企业投资增长和扩大外销的愿望。由于海外投资者的需求，强的政治联系可能增加海外上市对政府的作用，但政府的正面作用并不能完全抵消政府满足其过剩就业等政治目标带来的负面作用，从而最终表现为降低了海外上市对投资效率和上市后股票业绩的作用。然而Vyacheclav和Dombrovsky(2008)研究发现，与前任政治官员建立联系不会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Fismanet al(2006)研究发现，有关美国副总统Dick cheney政治财富的消息对董事会与其有关联公司的收益没有影响。吴文锋、吴冲锋和刘晓薇(2008)的研究也发现，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公司的价值。原因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既可能是“帮助之手”也可能是“掠夺之手”(Shleifer和Vishny，1998)，“掠夺之手”的不利影响与“帮助之手”的有利影响的大小关系决定了政治联系整体上是增加、减少公司价值或者对公司价值没有任何影响。
　　(4)增加无效雇佣。政治家会鼓励和迫使与其关联的企业无效雇佣更多员工，以帮助其解决就业率问题(Bennedsen，2000：Yuan，2008)。Bertrand、Kramarz、Schoar和Thesmar(2004，2006)研究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承担了政治家过多的就业任务，人力资本过高，具有政治联系的CEO往往会在政治竞争比较激烈的地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而其管理的企业则表现出更高的就业率和工厂建设率和更低的工厂破产率，在选举年且企业经营地设在政治联系所在地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五、研究展望
　　
　　尽管现有文献对政治联系已有较全面的研究，但我们认为，未来研究还可以在以下方面拓展：第一，可扩大政治联系的统计范围。政治联系是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8)，这种“隐性关系”给搜集数据带来了一定困难。因此多数研究以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等主要高管是否曾经或者正在政府部门任职作为政治联系的替代，但这显然大大缩小了政治联系的范畴。董事、监事以及公司管理层的政府背景也可以纳入政治联系的统计范畴，另外，在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以及各国对官员权力监管逐步加强的背景下，政治联系可能通过中介或者代理人实现，这将使政治联系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第二，可细化对政治联系的分类。已有文献对政治联系的考察，将政府任职背景、军队任职背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青妇联身份等各种背景同等对待。但是我们知道，不同背景的政治联系对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笼统的将各种背景等同对待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将政治联系的不同背景分开考察，进步细化不同背景政治联系对企业的影响。第三，加强对维持和利用政治联系过程的动态研究。已有文献或是以所有上市公司、或是以单纯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而这些样本并不能反映具有政治联系企业的全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以股权性质发生变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将民营企业转化为国有企业视为政治联系的建立过程、而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民营企业视为政治联系的继承过程，动态的考察政治联系对企业股权性质变化前后的影响。这不仅能让我们观察到政治联系在股权转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还能为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并以此为理解股权改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简介：
　　全怡(1986-)，女，湖北襄樊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孙源(1986-)，男，江苏淮安人，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职员
　　
　　(编辑　聂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