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会计的契约导向研究] 哪些会计分类不需要以公允价值计量

　　摘要：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契约构成，契约的重要特征就是公平和公允，公允价值的本质就是企业契约各方公平公正的利益关系的均衡。公允价值是为协调契约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契约各方的交易费用而产生的必然产物。由于现实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矛盾冲突以及会计契约的不完备性，公允价值的计量必然产生经济后果。因此，应建立与公允价值相适应的市场环境，规范公司治理和健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公允价值计量规则，减少企业管理层在公允价值计量中的会计政策选择权。
　　关键词：契约　公允价值　经济后果
　　
　　一、制度与契约的基本含�及其结构
　　
　　(一)制度的基本含�　人们日常涉及的制度主要是指重要的组织机构，一些博弈论经济学家延续了此种观点，因此制度基本等同于了博弈的参与人(包括组织机构等)，在此种观点下，会计领域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中国财政部等等”都属于此种观点下的制度范畴。但是，此种观点不符合产权等制度经济学中重要理论基础的内涵，无法应用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之中。诺斯认为，制度是博弈的规则，是人们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可以是正式和非正式的。在会计领域中，如非正式的会计职业道德和正式的会计准则。在这样一种观点下，制度是外生的，即参与者在事先给定的制度或博弈规则下进行博弈。但是这样的定�无法解释博弈规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如何制定一个能够有效实施的博弈规则。为了有效分析制度的产生，演化和如何制定一个能够有效实施的制度，青木昌彦支持制度的均衡博弈观。他认为，“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它作为许多可能的表征形式之一起着协调参与人信念的作用。本文将在此定�的制度观下对会计准则进行探讨。”在此种观点下，制度不是一次博弈的完备均衡，而是在重复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在重复博弈中，每个参与人逐渐形成了对其它参与人的策略的预期，每个参与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根据这种预期作出决策，而其它人选择的行动决策的结果又验证了各自的预期，从而每一个参与人都实现了各自在此种共同选择状态下的利益最大化。即纳什均衡，而这种纳什均衡又证实和强化了浓缩的信息或概要表征，这种浓缩的信息反过来又协调着每一个人下一次博弈中对其它参与人决策的信念和预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相关的。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在比较制度分析中，制度成为博弈的均衡策略；即使面临同样的外生参数，博弈的均衡也可能是多重的，因此，可能存在不同的制度安排，需要除了技术参数之外的其他外生因素来解释均衡的选择；由于均衡不是唯一的，就不能保证制度安排是有效的或收敛于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同制度的相对有效性取决于外生参数的值，对于任何外生参数都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是不存在的；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作为制度集合的经济体制难以零碎发生变化。
　　
　　(二)制度与契约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制度就是契约，契约就是制度。在制度经济学中，契约和制度应是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作为交易过程中的规则和框架，契约存在于个别的微观的交易中，是交易各方在自由平等，意思自治的契约原则下达成的隐性或者显性行为规则。因此契约是交易双方在各自利益最大化目标下博弈的结果，是内生的纳什均衡。而制度是在众多的博弈或者重复博弈中演化出来的行为规则，它不仅为个别交易中的交易双方所接受，而且是为某个集体或整个社会所接受的行为规则。因此，制度是在众多的契约中演化而来的，制度是一种“公共契约”。诺斯明确指出，契约是制度的一部分，是一种微观性的制度。陈国富也曾在《契约的演进与制度变迁》中指出：交易是契约的内容，协议是契约的形式，合意是契约的本质，制度是契约的产物。柯武钢、史漫飞指出：制度是n人规则，仅当n为某一临界值以上。也就是说当n在这个临界值以下时，则是契约的范畴。契约作为微观交易的框架，体现了交易规则中的个性。而制度作为宏观层面的运行规则，体现了交易规则中的共性。制度是从契约中演化而来，同时又制约着契约的订立，交易双方所订立的契约总是要遵循已有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和契约是一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
　　(三)制度的关联结构　制度与其它制度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构成整体性的制度安排，称为制度间的共时关联。在时间上，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受到原有的旧制度的影响，表现出路径依赖，称为制度间的历时关联。因此制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制度间的这种共时关联结构和历时关联结构统称为制度的关联结构。制度作为博弈的规则起着协调和稳定域内的博弈参与人策略和预期的作用，同时也是博弈参与人博弈和策略互动的结果。但是制度不是孤立的，域内的参与人在协调相互间策略的时候会受到其它外生性参数的限制，而这些外生性的参数又受到其它域的博弈和策略互动形成的博弈规则的影响，不同域问的制度因此产生了共时关联，或制度的互补性。“互补性的存在意味着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在结合不同域的制度的意�上――构成一种连贯的整体。任何单个制度在孤立情况下都不会轻易被改变或设计(青木昌彦，2007)。”同时，制度演进过程，还存在着与过去的制度形式的联系。“有活力的新决策以及新制度并不是完全以随机的方式进行选择，而是受到不同域参与人策略的动态互动的影响。(青木昌彦，2007)”在其它域中的参与人的决策会对未来新制度的出现产生影响，新制度实在旧制度的
　　 动态综合影响下被选择的。“制度变迁表现出‘盘根错节’式整体性，只有符合旧制度决策路径指向的新制度才能获得生命力。”制度变迁过程中同旧制度间的关联性就是制度的历时关联性。
　　
　　二、公允价值的契约观和公允价值的引入
　　
　　(一)公允价值的契约观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1995年6月发布的第32号国际会计准则(IAS32)中，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是：“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结算的金额。”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2000年2月发布的第7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S7)中，对于公允价值的定�为：“在交易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即排除强迫或清算的情况)，当前资产(或负债)的购置(或发生)或出售(或清偿)金额。”FASB在2004年6月发布的《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中，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是：“资产或负债在熟悉情况(Knowledgeable)、没有关联的(unrelated)意愿参与者的当前交易中进行交换的价格。”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是：“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公允价值的定�总的来说是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但是这个金额是在许多限制和假定条件下取得的，正是这些限制和假定条件才使公允价值具有了特殊的 内涵。首先是公平交易，它是取得公允价值的必要条件，是指交易双方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双方都独立竞争，不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其次是完全市场，参加交易的各方必须充分了解市场情况，缩小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更好地确认交易价格，这是获取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的重要条件；再次是时态观，公允价值计量的时态观是动态的，有别于历史成本计量的静态的时态观，使企业会计报表信息更加相关、对决策更有用，这也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优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是价格估计在交易或事项尚未发生时按照当前的市场情况，对市场价值发生变化的资产和负债重新计量，由于公允价值的计量有条件约束，许多因素都要依靠判断和估计，所以价格估计也是公允价值的突出特点。这就要求对于公允价值的运用要有严格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契约关系与之相适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美国会计准则之所以全面、深入地运用了公允价值，正是与其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契约关系密切相关。传统的会计计量属性具有可以被量化的、能够描述具体金额的能力，属于技术层面。但是商业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中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客观推动了会计计量的发展，要求在计量中更加突出交易所依存的状态――公平，至于采用何种计量技术则退居到第二层面的职业判断。因此，公允价值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后契约签订双方对会计信息特点的直接要求，而随着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允价值愈发容易客观取得，公允价值的使用就更加适应契约的要求。
　　(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我国制度环境下公允价值的审慎引入　我国的会计制度随着市场经济建设中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而演进，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提出了要求。美国等强势利益集团可以主导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以更多地适应自身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我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非主导地位，使得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的制度变迁中具有了相对的刚性，我国的制度环境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来适应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2006年新准则的颁布，是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重要一步。而公允价值的使用成为了新准则的最大亮点。新准则中共有16处作出了有关使用公允价值的规定，是我国首次大量使用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见(表1)。公允价值的引入，是我国会计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重要体现，但是，理论界对公允价值在我国的适用性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我国不具备大范围使用公允价值的条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基本确立，但这种经济体制的转型并没有完成，非市场化的因素依然存在，活跃市场还会受到种种非市场因素的影响。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资产或负债缺乏完善的市场，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不顾条件地运用公允价值必然会带来公允价值的滥用，并最终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目前我国公司治理还存在许多缺陷，一些高管人员的道德观和诚信意识缺失，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平和执业能力也还参差不齐。因此，在现实会计环境下，对公允价值的运用持谨慎态度仍是最优选择。(王乐锦，2006)”我国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相关者契约还未完全建立，众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不具备自我实施的会计报告制度，会计报告的不稳定性和强制性，使得会计实务长期使用具体而详备的企业会计制度，而较少依赖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而我国的市场发育程度有限，公允价值有时难以可靠取得，需要依靠主观的估计，通过第三级次取得公允价值，即“对于不存在同类或类似资产可比市场交易的资产或负债，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通常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公允价值会计对会计人员专业判断能力的较高要求使得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我国制度环境下无法大范围推广和使用。此外，我国的证券监管不严，资产评估机构公信度低，关联交易中价格的非公允都成为推广和使用公允价值的阻碍。我国只能审慎地引入公允价值。
　　
　　三、公允价值实施的契约环境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2007年A股市场上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上市公司共376家，对其进行总体性的分析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1)2007年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上市公司仅占2007年上市公司总数1350家的27.85％，这表明我国的会计准则在国际趋同的同时，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国情，就制度环境而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比重较大，会计报告制度在维系投资者和管理当局的潜在契约关系的同时还考虑了到政府和企业管理当局的契约关系的维系，满足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需要。因此，我国的准则在引入公允价值方面更加审慎，在企业适用公允价值的条件上作了较多限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的市场体系尚未完善，许多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同样限制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公允价值的采用。以我国的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为例，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使用成本计量模式，只有其公允价值可以持续可靠取得时才允许使用公允价值，因此，我国的准则倾向于成本计量模式。在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时，准则要求公司应从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等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不允许公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同一企业也只能用一种模式对所有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不得同时采用两种模式；而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也不得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转为成本模式。而国际会计准则“鼓励但不要求企业根据独立资格的评估师的评估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且并没有对成本计量模式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优先顺序作出规定。因此，2007年我国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了大量的限制，这些限制可以有效防止企业的资产虚增，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最高为7.2565，而最小值为-2.669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绝对值是净利润绝对值的7.26倍和-2.67倍，成为净利润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数据分布来看，标准离差率达到3 7701，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金额方面上市公司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可能是由行业差异或公司经营状况差异导致，也可能是由公司不同契约结构带来的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不同偏好导致。而后一种情况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二)股权结构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偏好的相关性分析　公司治理划分了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决策边界，而会计政策通过会计契约对利益进行划分，因此，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会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产生不同的偏好。某些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各利益相关者在即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会计域的博弈结果。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占了绝大部分比重，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的重要特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未实现的持有利得”，在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环境中，不同的股权结构是否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有着不同的偏好。从(表3)2007年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确认公允价值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企业共232家，占确 认公允价值的上市公司家数的61.70％，表现出国有股对公允价值较为显著的偏好。在2007年A股市场中股票市值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我国的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确认总额为1159091.1999万，占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372家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2.23％，而国家股上市公司所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平均为4.12％，国有法人股上市公司所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平均为3.75％，均高于372家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额与净利润总额之比，从而表现出国有股上市公司对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明显偏好。国有企业的会计报告制度在维系管理当局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会计信息常常成为其政府对管理当局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因此，在2007年A股市场股票市值上升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管理当局可能更偏好于通过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负债等的管理增加净利润。而民营企业的管理当局绩效考核方面，可能更多的是注重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而非名�盈余，从而减弱了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净利润的动机。
　　(三)债权契约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相关性分析　债权契约是公司经营契约的一部分，会计处理规则生产的会计信息通过债权契约影响着利益相关者间利益边界的划分，从而带来了债权人和管理当局对会计处理规则的关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债权人往往规定了相关的会计处理规则，避免管理当局利用会计准则生产会计信息的随意性。但是管理当局还要使用公认会计原则生产会计信息以维系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双重的会计处理规则带来了企业更多的交易成本，有时，交易成本过高使得债权契约和其它契约的双重会计处理规则无法建立。此外，由于债权契约的修订和调整需要交易成本，因而具有相对的刚性，当公认会计准则发生变动时，债权契约可能不会立即作出反应。因此，在债权契约中，管理当局仍有利用会计处理规则寻租的空间和动机。我国新准则的颁布作为一种新制度的引进，是否通过债权契约影响到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和行动决策，在存在债权契约的条件下，管理当局是否有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偏好。本文采用2007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了描述性统计。企业的长期负债由于期限较长，对于债权人来说具有更高的风险，因此长期债权人更倾向于在债权契约中对管理当局作出更加严格的限制。长期负债作为企业的非经营性负债，是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管理当局也更倾向于通过选择会计处理规则来影响债权契约中的会计信息。因此，可以通过企业的长期负债率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相关性的描述性统计来反映债权契约与会计处理规则相互作用下企业管理当局的行为决策。如(表4)所示。本文采用2007年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376家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长期负债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偏好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本文将376家上市公司按照长期负债率的高低分为了4组，并计算了，每一组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平均比例。随着长期负债率的上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平均比例升高。因此，长期债务契约可能影响公司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企业管理人员可能通过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的管理和其它盈余管理手段来影响债务契约中的会计信息。
　　
　　四、结论
　　
　　从2007年新准则实施开始，公允价值已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实施了三年时间，我国的制度环境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实施有着怎样的影响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问题。“与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期，还可能有一系列的特殊交易存在。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是没有多少先例可以参照的。各种类型的契约有其独特的存在形式，会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会计上公允价值的计量(孙铮、刘浩，2006)。”“那些有关产权和契约理论的文献认为，会计数据经常被用于各种契约，这些契约常常包括对各方行为采取的各种限制，由于这些限制是以某些会计数据为依据的，因此产生了计算和报告这些数据的需要(Watts＆Zimmerman，1986)。”会计契约的存在带来了会计处理规则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以及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关注，同时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与管理当局间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隐性契约关系同样带来了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关注。在我国特定的契约环境下，利益相关者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实施是否存在选择性，会计处理规则和其它制度环境的相互作用对利益相关者行为决策是否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采用2007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作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管理当局可能更偏好于通过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负债等的管理增加净利润。而民营企业的管理当局绩效考核方面，可能更多的是注重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而非名�盈余，从而减弱了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净利润的动机。长期债务契约可能影响公司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企业管理人员可能通过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的管理和其它盈余管理手段来影响债务契约中的会计信息。因此，随着新准则在我国的推行，相关的制度需要进行调整，以得到稳定，一致的整体性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