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减值准则在上市公司应用的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
时间：2018-12-23 12:39:4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以沪A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年至200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新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在新准则实施后没有集中转回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好坏显著相关；会减少长期资产减值计提；并增加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
关键词：资产减值准则 资产减值准备 盈余管理
2006年发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上市公司自2007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当企业的资产存在减值迹象，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时应提取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而且还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新准则的规定主要是为了抑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价值。那么上市公司在新准则实施前夕是否集中转回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损毁和企业自身经营状况的变化?新准则执行前后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的行为是否以及有何不同?新准则的实施是否有效抑制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操纵的行为?本文将以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相关的经济模型来研究上述的问题。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如果说旧准则制度下上市公司管理层将资产减值作为一种盈余操纵工具来操纵企业的利润和财务状况，而新准则的制定则旨在抑制滥用资产减值准则这种行为。那么是不是在新准则的影响下企业会从资产自身的经济因素出发规范地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呢?这是一场关于资产价值损毁观和盈余工具论的博弈。张然、陆正飞、叶康涛(2007)在《会计准则变迁与长期资产减值》一文中研究认为上市公司在新准则颁布后实施以前并没有由于会计准则变迁而集中转回大量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2006年上市公司不会集中转回资产减值准备
新准则的规定充分地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使上市公司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价值，为潜在投资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提供更为有用的财务信息。通常企业会在在出现资产减值迹象的时候(如主营业务收入的下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由此认为在不考虑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操纵的前提下，企业计提或转回资产减值的行为反映了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的变动及自身经营状况的好坏。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的好坏显著相关
关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确认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的新规定使得企业不可能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操纵，企业一旦计提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就将是永久性计提，相应产生的资产减值损失也被费用化。这样以来，上市公司必然会大幅降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额度，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会减少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新准则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硬性规定使得具有盈余操纵动机的企业会寻求其他的途径进行利润操纵，这样以来短期资产的减值准备可能会成为这类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新突破口，因为新准则规定坏账准备、短期投资、存货等短期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在一定条件下仍可以转回。从这个角度出发，由此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设：
假设4：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会增大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
(二)模型建立舜口变量定义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文献通过以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
TimpAit=β0+β1STDit+β2ROEit+β3NPit+β4LEVit+β5SIZEit+εit
TImpRit=β0+β1STDit+β2ROEit+β3NPit+β4LEVit+β5SIZEit+εit
(1)被解释变量。TImpA表示公司i在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可以分为两部分，流动资产准备计提额(SImpA)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LImpA)。同理TImpR表示公司i在t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额，由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额(LImpR)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额(LImpR)组成。(2)解释变量。此模型的解释变量分为两组，第一组用来检验新准则执行前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行为是否有显著不同，用STDit表示，如果公司处于新准则执行前年度则用0表示，若公司处于新准则执行后年度用1表示。在本文中2005和2006年STDit取值为0，2007年和2008年STDit取值为1。第二组解释变量用来考察公司自身经营状况的好坏与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行为的相关陛，本文选取了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的自然对数(NP)、资产负债率(LEV)三个指标。(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选取了公司规模这个指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表示。这个指标可以反映企业规模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5年前上市的沪A制造业公司，所选用的数据为2005年至2008年的数据。由于本文所需要的数据无法直接从数据库中获得，均需手工收集，所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所有沪A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抽取11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未披露资产减值准备表、管理层变更及非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后获得有效样本60个。本文所用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数据来源于巨潮咨询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实证分析采用SPSS13，0及Excel 2007完成。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至(表3)。(1)2006年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情况的分析。(表1)详细地比较了2006年和2005年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情况，从资本结构来看，2006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相比于2005增加了150％，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则降低了11.46％，这表明2006年上市公司并没有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大额地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长期减值准备。从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数量及其占样本总量的比率也可以很好地支持该结论，2006年只有13家(占样本总量的21.7％)上市公司转回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这与2005年的进行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22家公司(占样本总量的36.7％)相差较大。由此可以认为新准则执行前夕沪A制造业上市公司并没有大幅度地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分析可知假设1成立。(2)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 转回变动的描述性统计。通过(表2)可以看出，以平均数作为对比标准，新准则执行后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动额较准则执行前降低了31.44％，除了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之外还有因其他原因导致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出，本文未涉及对因其他原因转出的资产减值准备的研究，因此对执行准则前后资产减值准备变动额的变化也不予详细地阐述。从资产结构来看，新准则执行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数有一定的减少(1.28％)，这一点支持了假设3。可是这个减少的幅度相对较小，通过对2007年及2008年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均值比较(分别是4651631和23991272)发现2008年计提的数额几乎是2007年的5倍，这表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上市公司资产价值波动影响很大。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则大幅降低(98.07％)，这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严格地执行了上市公司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新规定。但是，仍然还有一小部分的公司没能严格遵循新准则的规定继续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新准则执行后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相比于新准则执行前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分别是1091.42％和205.22％，这有效地支持了假设4。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更进一步考察资产减值准则的计提和转回同上市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好坏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对分别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和转回额同反映上市公司自身经营状况的四个财务指标进行了皮尔逊(Person)和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性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NP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与ROE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一个公司的自身经营状况越差对资产自身价值造成的损毁越多，导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增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资产负债率(LEV)及公司规模(SIZE)在0.0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和公司规模较大的公司倾向于在本期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未来的收益提前。斯皮尔曼相关检验的结果和皮尔逊检验(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只是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同ROE的负相关系数增加了，而和LEV的正相关系数降低了。同时，皮尔逊和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也说明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会导致多重共线的误偏。
(三)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研究影响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转回行为的主要因素。检验结果见(表5)至(表9)。(表5)的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假设2。影响因素新准则的颁布(STD)在0.0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新准则执行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数。反映企业自身经营状况的指标――ROE在0.0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两个指标NP和LEV均在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公司规模也在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充分地证明企业自身经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企业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表6)的回归结果从侧面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说明新准则执行与否以及净资产收益率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影响不大，NP、LEV及SIZE与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显著正相关。(表7)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3。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对数(NP)、公司规模(SIZE)均在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新准则执行与否(STD)及净资产收益率(ROE)在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资产负债率(LEV)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自身经营状况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密切相关，自身经营状况越差，长期资产的有效利用率降低，加大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表8)的检验结果验证了假设4。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其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STD、LEV、SLZE在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NP在0.05的水平上通过了闲置下那个检验，只有ROE一个指标与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显著不相关。这说明新准则执行前后上市公司计提短期减值准备的行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准则规定可以转回以前期间计提的短期资产减值准备，某些上市公司可能会在新准则执行后转而加大计提短期资产从而实现盈余操纵的目的。从(表9)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与STD、ROE、NP、LEV之间的相关性不大，只有SIZE在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2007年是新准则执行的第一年，企业在大额增加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同时提高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而2008年则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对资产的价值变动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也不可能大额地转回短期资产减值准备。
三、结论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四项假设全部成立，在新准则实施后，沪A制造业上市公司并没有集中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影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经济因素造成的价值损毁；新准则执行后上市公司减少了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同时，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加大了对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很明显，新准则的颁布使上市公司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间接表明新准则的颁布有效抑制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