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与牡丹:中国文化的身份表达_国画富贵牡丹图片大全
时间：2019-05-31 03:18:3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之说，可见，重视文化的力量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早已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林语堂强调文化在中华民族中的整体性作用，“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人均国民收入2011年已突破5000美元。经济的发展常常会伴随着文化的发展。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中写到，“汤米·高大使1993年注意到，‘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做必然是最好的’。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这种文化复兴的意义体现在东亚两个主要国家与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变化上”。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富有远见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中国文化的“阐释焦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在《中国文化的战略远景展望》一文中说，“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 (gaze) 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同时，中国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只有破除这种“阐释性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每个人在文化层面上都面临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人文拷问和纠结。如果不能清楚地理解并阐述我们自身深厚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互动中就会始终停留于话语权孱弱的状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需要简洁而有渗透力的代表。在解决“阐释的焦虑”时，应避免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解释，需要对文化身份的聚焦性精准定义，从而有个“一言以蔽之”的简单且准确的轮廓。同时，还要考虑一个国际表达问题，即国际性的文化身份认同。
一百多年前，英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的《导言》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困惑，直至今天，依然有一定的代表性。“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被看做是压服不了的、具有神秘的韧性。的确，除了在中国，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
因此可以说，对中国文化“阐释性焦虑”的解答，是关乎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历史性回答。但这个回答并不容易。在“中国立场”上，应简单准确，而且适应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在“国际表达”上，中国文化身份要有跨文化的国际眼光，在中国和平发展中塑造中国文化形象，让中国文化在全球互动与合作中赢得主动性。同时，中国文化身份还要注意保持低调平和，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服务。
中国文化的双重性
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双重性，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指出，“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林语堂揭示了这种表面矛盾性的深层原因，“中国精神的最敏锐最精细的感性，是隐藏于那些不甚引人爱悦的表面后面。中国人的呆板无情的容貌底下，隐蓄着一种热烈的深情；沉郁规矩的仪态背后，含存有活泼豪爽的内心”。在国外读者看来，中华民族的这些思想、情感与行动似乎充满着不可理喻的矛盾。我把它编入到一个前后逻辑一贯的行为方式中，这种行为方式的基础就是“文化的模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中国历史上一些伟大的诗人、文学家，他们身上也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双重性。我们以屈原为例。千百年来，屈原的人格始终散发着强烈而恒久的魅力。一方面，他充满想象力和浪漫主义精神。屈原创作的抒情长诗《离骚》以神话的方式描述了一系列幻境。“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全诗将神话、想象、历史和自然进行大胆糅合，构成了一幅奇伟绚丽的浪漫画卷。另一方面，屈原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表现了诗人坚如磐石的价值取向。
梅花与牡丹：
中国文化的身份表达
从花的角度，可以解读一部中国文化史。中国“花”文化情结浓厚，我们欣赏花，不仅欣赏花的姿容，更欣赏花中所蕴含的精神寓意和境界，同时，“花”文化具有平民化特点，更贴近百姓生活，与大众文化消费相适应。因此，“花”文化既平和低调，又不失魅力，可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便于跨文化的沟通和接受。
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痴迷的经济学工作者，我赞同用“花”文化来表达中国文化身份，并概括为“梅花与牡丹”。
中国“花”文化在选择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有评选国花的工作。在对中国国花的讨论中，兰花、菊花、荷花等都曾被广泛讨论，但最后集中在梅花和牡丹上。1982年，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花卉专家陈俊愉院士，首次发表文章倡议以梅花为中国的国花。1988年，他又主动提出以梅花、牡丹作为中国的双国花。2005年7月22日，当时62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联合倡议，呼吁尽快确定中国的国花，并提出将梅花、牡丹确定为双国花。这个消息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在随后SOHU网发起的网上调查中，有7084人发表了意见，牡丹和梅花的支持率分别高达41.4％和36.4％。
“梅花与牡丹”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自我的切入点。“梅花与牡丹”与其说是花的名称，不如说是中国文化的符号。牡丹千姿百态，是个体化、多样化的代表。相比而言，观赏梅花更多是一致性的审美体验。梅花自强不息、坚毅勇敢，牡丹则意味着大气庄严、雍容富贵。梅花与牡丹，既是中国文化抽象性的代表，也是形象化的代表。可以说，“梅花精神”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牡丹精神”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考古学证据表明，新石器革命于距今一万至七千年间在世界上六个地区独立发生。中国文化应该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一万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五千年历史，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在世界最初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国在历史的消长起伏中，以其薪火相传的绵长文化传统，成为整个世界文明史中仅存的硕果。鲁迅曾精辟地用梅花作过一个比喻：“中国真同梅树一样，看它衰老腐朽到不成一个样子，一忽儿挺生一两条新梢，又回复到繁花密缀、绿叶葱茏的景象了。”
牡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开始栽培。在唐代，素有国色天香之称的牡丹契合了盛唐的社会心理，被誉为“万花之王”。“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这些诗句反映了唐人对牡丹的热爱。
中国文化的创新求变，是从远古时期开始，有商代文字的发明，有周礼的繁盛，穿越悠悠霸秦和强汉盛唐，到宋明儒家的出现，再到近代“中华民族”概念在应对民族生存危机中的横空出世，进而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演绎了一个文化不断创新的过程。
中国经济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梅花与牡丹”精神强大的文化资本。一方面，中华民族吃苦耐劳，长期保持高储蓄率，这是支撑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这个特征来说，中国经济具有梅花精神。但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多样化的需求和消费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由过去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追求创新和以需求为导向的增长新路径，这就要求中国经济更加彰显牡丹精神。牡丹精神是创新求变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中国经济在“梅花与牡丹”文化资本的交相辉映下，定能保持持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