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钢:和伯父彭德怀在一起的日子_电影:少年彭德怀

　　 彭德怀一生无嗣。 　　 彭钢的父亲彭荣华是彭德怀的小弟，彭荣华和二哥彭金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做地下工作。1940年9月，兄弟二人先后被敌人杀害。 　　 彭荣华的牺牲和彭德怀是有关联的。
　　 “一方面父亲是做地下工作的，另一方面，因为他是彭德怀的弟弟。那时候，我们都不敢说姓彭，因为经常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跑到我们家问这问那。那时我们都说姓胡，或者说其他的姓。从我记事起，我们就不停地躲藏，不停地更换姓氏。”彭钢说。
　　 彭钢从大人们那里听说，大伯搞了平江起义，是“共匪头子”，国民党扬言要斩草除根，把彭家所有的孩子全杀光。
　　 “国民党派军队驻扎在离我家一里地远的地方监视我们。为了不连累乡邻，我们最后躲到了山上。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天上下着小雨，阴冷恐怖，我紧紧贴着二姐的怀抱，不停地哭喊：‘天怎么还不亮！’”
　　 1949年，彭德怀的老战友、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派人将彭家的这些孩子接到武汉汉口上学。
　　 新中国成立后，彭钢兄妹作为烈士遗孤被接到北京。
　　 1950年4月，十一岁的彭钢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彭德怀，彭德怀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当时，伯伯到北京来开会，我们相见了。”
　　 此后，彭钢陪伴彭德怀大约生活了十五年。在彭德怀最为惨淡的岁月里，彭钢成为其相伴膝下的“女儿”，也成为他困窘中的重要精神支撑。
　　 对于彭钢来说，在中南海与伯伯在一起，结束了她以前东躲西藏的生活。
　　 “那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日子。”她说。彭德怀奔赴朝鲜，临行前向彭钢
　　简单说了句：那你回学校吧，我有事走了
　　
　　 彭钢和彭德怀相见不久，彭德怀就受命率军赴朝参战了。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第七舰队很快侵入台湾海峡，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丹东也被炸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必须进行抗美援朝。当然，朝鲜是我们的邻国，邻居有困难，我们也应该伸出手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伯伯当然同意出兵抗美援朝，保护我们国家的建设，使人民能够安定地生活。”
　　 彭德怀要奔赴朝鲜，彭钢当时并不知情，因为他走得很匆忙。当时的情境，彭钢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是1950年10月7日的晚上。
　　 “伯伯说要暂时离开一段，不能很快回北京，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们说不需要什么东西。但他还是叫人买了些本子、铅笔等学习用品，还给了我们一些钱备用。”
　　 第二天，彭德怀乘车上西苑机场坐飞机，顺路送彭钢去西直门和新街口之间的华北小学上学。彭钢在学校门口下了车。彭德怀向她挥了挥手，简单说了句：“那你回学校吧，我有事走了。”
　　 后来，彭钢从资料中看到，伯伯这天到沈阳去了。
　　 10月19日傍晚，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带着一名参谋和两名警卫员上了一辆汽车，冲过鸭绿江大桥，开始指挥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伯伯到了朝鲜以后没有跟我们联系,我们是在报上看到的消息，这才知道他是去抗美援朝前线了。当时，我们很为伯伯的安全担心。”
　　 在彭钢的记忆中，其间，彭德怀回来过一次。
　　 “在他暂住的北京饭店，伯伯塞给我一点儿钱，虽然不多，但我也没地方放，最后交给老师保管。”
　　 几天后，学校校长在路上碰到彭钢问：“你伯伯回来了？”
　　 彭钢说：“没有。”
　　 校长又问：“那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彭钢说：“我原来就有。”
　　 彭德怀没有嘱咐彭钢什么，只是说他有事回来一趟，让她不要跟同学讲。彭钢心想这件事是要保密的。
　　 这场战争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多年以后，彭德怀回忆这次战争，他说：我不知道敌人的情况，怎么知道能不能打赢呢？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把握打赢这场战争。要是打败了，就相当于我们国家打烂了重新建。
　　 “伯伯说，这是最坏的情况，但我们也有可能取得胜利。当时对这个胜利有没有把握呢？他说没有把握，他说知己知彼才能够取得胜利。后来我军和美军打了场遭遇战，他说心里有了底，说起码能打个平局。这场遭遇战取得了胜利，他觉得美军并不可怕。
　　 “但打平手也不容易，人家是现代化装备，我们却连飞机都没有，只能依靠战士的英勇和指挥员的指挥与敌人周旋。听伯伯说，当时我们部队白天根本不敢出来，几乎都是晚上打仗。”
　　 事实上，彭德怀去朝鲜前为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从红军时期开始，他就把一些文件随身带着。这次去朝鲜，他觉得自己有可能牺牲，而这些文件绝对不能落在敌人手里。所以他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毛泽东，让毛泽东保存。
　　 “到朝鲜战争后期，有人提出要解放整个朝鲜。但是伯伯不同意，他认为我们没有实力去解放整个朝鲜，就算解放了也守不住。后来毛主席也同意了他的建议。”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来。
　　 “我母亲从湖南老家来看他，向他叙述了我父亲和二伯父牺牲的情况。母亲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我们这些孩子也哭了。这时，眼泪从伯伯眼角大滴大滴滚落下来。他沙哑着嗓音说：‘孩子们，不要哭，你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好爸爸而自豪，我为有这样的好兄弟而骄傲。’”
　　 “就是从这时起，我和伯伯住在了一起。除了我不在北京和他被囚禁的日子，我们始终生活在一起，直到他生命的最后。”
　　
　　彭德怀说：只要自己不垮，
　　别人是整不垮你的
　　
　　 1958年大刮浮夸风，彭德怀对此十分清醒。这不光是因为他出身农民，对收成上的事一清二楚，更在于他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掌握了真实的情况。
　　 有一天，彭钢陪伯伯在中南海散步，碰到一位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彭钢看到他们没说几句便争执起来，彭德怀严厉地对那位负责人说：“你是分管农业的，亩产上万斤，甚至几万斤，这可能吗？你也得讲点儿科学吧！”
　　 事后，彭钢劝彭德怀说：“你生那个气干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讲吗？”
　　 彭德怀说：“你是中学生了，一亩地是六十平方丈吧？你想想看，就这么点儿大地方能产几万斤粮食吗？就是堆也要堆多厚！”
　　 1959年8月19日，是彭钢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
　　 “那天下午，司机老赵兴冲冲地告诉我，说要到南苑机场去接伯伯，伯伯回来了。
　　 “那天天气晴朗，飞机很快就飞来了，在我们面前徐徐降落。人们一个一个地从机舱里走出来。奇怪的是，走下飞机的人互不吭声，气氛非常奇怪。我们往常接机看见他们都是有说有笑的，而这次，所有人都低着头，各走各的路，不打任何招呼。我看见伯伯穿一身退色的旧军衣，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也低着头沉默地走出机舱，没有丝毫表情。我赶紧招呼着跑去，上前接过伯伯手中的文件包。伯伯没有吭声，拉着我缓缓走向汽车。”
　　 坐在车里的彭德怀紧紧握着彭钢的手，一言不发。空气仿佛在车中冻结了，彭钢看看伯伯又看看伯母浦安修，不知怎么才好，也不敢吱声。半天，彭德怀开口了，问彭钢：“你考上大学了吗？”
　　 “我高兴地说我考上了第一志愿——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伯伯这才露出一丝笑容。他问我家里情况怎样，我都一一作答。然后他就又不再说话了。”
　　 一到家，浦安修就把彭钢叫到卫生间，还没说话，已满脸眼泪。她哭着说：“你伯伯在庐山犯错误了……说他反党，他被说成了‘反党集团’的首领……”
　　 浦安修建议彭钢去改换志愿，不要参军上军队的学校。然而这一建议很快就被彭德怀否决了。他说：“一个孩子家，改什么志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能把她一个小孩子怎么样！”
　　 彭钢现在想起这句话，觉得彭德怀低估了当时的形势。
　　 从那天起，彭家被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氛笼罩了。
　　 “没什么人到家里来了，连我这个一向开朗、爱说爱笑的人，走起路来也变得小心翼翼。我每天看着伯伯坐在书桌前写，写了撕，撕了写。他还常常背对着门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彭德怀有时也出去开会。有一回开会，他震怒了，吼了起来：“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谁是‘军事俱乐部’成员，自己来报名。”
　　 彭德怀多次对彭钢说：“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可不能承认，如果承认有‘军事俱乐部’，那么你的成员是谁呀！多少同志将蒙受不白之冤，党会受到多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毁灭自己。”
　　 彭钢对彭德怀说过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整不垮你的。”
　　
　　彭德怀对彭钢说：历史将会为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1960年以后，彭钢一次次听伯伯讲起庐山会议。他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做到多快好省当然好，但事实上是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最后饿死了那么多人……有些地方盖别墅，说是给毛主席盖的，实际上毛主席根本没有去过，是地方上的干部自己享乐，劳民伤财，败坏风气……还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应当改为“他是人民好领袖、好领导”，因为《国际歌》里说“从来没有救世主”。
　　 有一次，彭钢问彭德怀：“你写那封信干吗？”
　　 彭德怀说：“我能看着人民挨饿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党员，我不能不考虑人民的死活，但有些话得请主席来说，主席威望高，让他去纠正比我去纠正好，所以我就写了。”
　　 在彭钢看来，彭德怀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大局。
　　 “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这么做。上庐山开会前，伯伯先去了武汉，然后坐船到九江。在路经河南时，护士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说，看到这些饥民，我能吃下饭吗？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怎么能这样？到了庐山以后，他看了另外一些材料，看到有些地区已经断粮了，他觉得自己不能不说。但他又觉得有些话不能在会上说，所以他就写信了。”
　　 1961年年底，彭德怀回湖南老家调研。
　　 “一天晚上，伯伯让我妈妈到门口放哨，他要亲自给我家重新砌灶台。他要把在庐山会议时写的信的底稿和一部分材料，放到坛子里，再埋到灶底下，说这样就丢不了，也不会受潮……他还特意给我妈妈一千元人民币，说：‘万一有事要到北京来，没有路费怎么行。’”
　　 “庐山会议后，伯伯认为自己经受的不仅是个人的痛苦，还是一个民族在发展中经历的挫折，他发自内心地希望，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只留一身清白。他和我谈起自己蒙受的冤屈时说：‘历史将会为我做出公正的评价。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但你是能看到的。’”
　　 彭钢进入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读书后，在北京的彭德怀更为孤单和落寞。
　　
　　彭德怀向彭钢讲述了自己给毛泽东写信的全过程
　　
　　 彭德怀被罢官后举家从中南海迁出，搬往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居住。
　　 彭钢上了大学后，“反右倾”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得如火如荼。
　　 “我陷于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和伯伯一起度过的岁月使我疑惑，伯伯怎么会反党呢！大学的寒假只有一星期时间，我不能回家，只能盼望着暑假早日到来。细心的伯伯随信画了一个示意图，叮嘱我回来前发个电报，好去接我。”
　　 第二年暑假一到，彭钢急忙赶回北京。
　　 “我按照伯伯画给我的地图摸索着找到了吴家花园。我想给伯伯一个惊喜，没想到在门口遭到了哨兵的阻拦。我大声说：‘我找彭德怀，我是他侄女。’”
　　 夏天，窗户都开着，彭德怀一听到彭钢的声音，赶忙跑了出来，他只穿了一件汗衫，下摆扎在退了色的旧军裤里。瞧见是彭钢，他高兴极了，大声地说着什么。
　　 彭钢却一下子呆了，分别不到一年，伯伯原先一头黑发，只有稀疏的几缕白发，现在却几乎满头霜雪，仿佛一下子老了十来岁。
　　 “伯伯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
　　 彭钢看着伯伯，眼泪下来了。
　　 彭德怀告诉彭钢，这里原来杂草丛生，蛇特别多，现在挖了池塘，栽了果树，种了茄子，他还拜了一位农艺师傅当老师。
　　 第二天晚上，彭钢问彭德怀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没说几句，彭德怀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东西，递给她说：“你可以看看我写给毛主席的这封信。”说完，点起一支烟等着彭钢看完。
　　 这是彭钢第一次见到文件中说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它又轻又薄，不过几页纸。
　　 等彭钢读完信，彭德怀就讲了起来：“我这样写，是做了调查研究，有根据的，我特意到农村去看过。农村搞的‘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完全不顾实际情况。还建了许多食堂，和中国农村的燃料条件、风俗习惯都不相适应……还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口号，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不可能的。干事情不能没有条件，不讲条件不是唯物论。”
　　 彭德怀又点了一支香烟。他在庐山会议以前是不怎么抽烟的，拿他的话说：“这是庐山会议给我带来的坏毛病。在庐山开会，我一天抽两包都不够。”彭德怀时而深沉，时而激奋地阐述了他的观点，讲述了他毅然上书的全过程，一直谈到深夜。彭钢终于明白了，这封信，是伯伯深思熟虑的产物，即使他在庐山上不写，下了庐山也是要写的。
　　 谈着谈着，彭德怀的语速慢了下来，两道浓眉痛苦地绞在一起。
　　 “他难道不清楚吗？正是由于这封信，使他壮怀激烈的战士生涯突然中断。也是由于这封信，他来到寂静的吴家花园，虚度着宝贵的光阴。然而他的观点始终没有变。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追求什么？我忍不住对伯伯说：‘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干吗要去管经济问题？’听了这句话，伯伯猛一下抬起头来，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颤动着，他说：‘我怎么不能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不提出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他越说越激动，‘我要对人民负责任，我可没有你们考虑得那么多。我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我都要讲出来，这是主人翁的态度，不能去想什么个人得失。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懂得自己的职责，要不怕罢官，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彭钢对彭德怀讲了自己回家的遭遇：她的两位同学到西安火车站为她送行，她想两位同学从火车站回去可能赶不上吃饭，就买了点心准备三人一起吃，但点心刚买到手，一个衣服肮脏、头发蓬乱的男子突然闯过来，一把抢走了点心，而且边跑边往点心上吐唾沫。目睹此情景的警察问她还要不要点心了，她冲警察摇了摇头。
　　 “我告诉伯伯，我同桌的那位安徽籍的同学张天华家里已经有人饿死了。”
　　 彭德怀听了彭钢的讲述以后，呆呆地坐在座位上很长时间不说话。后来他沉痛地、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老百姓的生活比我想像的要苦多了！我真希望是我错了，如果那样，老百姓就不至于挨饿了！
　　 彭德怀不能离开吴家花园，就在吴家花园里开荒种地。他真诚地希望通过劳动，一来了解农业情况，二来减轻国家的负担。此外，为了与人民共度时艰，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的，就是艰苦朴素，厉行节约。
　　 “特供猪肉他买得很少，供应的好大米、面粉经常给别人吃。自己种的萝卜、白菜和红薯丰收了，他就算给我：一厘地萝卜收多少斤，一分地白菜能收多少，三分地红薯能顶多少粮食，这一切能给国家节省多少开支……他养了一头猪，并且每天到外面去打猪菜来喂。后来他把这头猪送给炊事班的战士吃了。他把自己每天的大小便集中起来，倒到自己准备好的粪桶里沤肥。他种了很多种菜，当时我有些同学来吴家花园，他就让同学带些菜回家，到现在还有同学对我说，当年你伯伯摘苦瓜、丝瓜、茄子给我们吃……”
　　 彭德怀和周围的老百姓做了朋友，有的小孩叫他彭爷爷，有的叫他彭老头。
　　 “他自己拿钱给老百姓供电、供水，为了让群众吃水方便，他把自己住处的机井敞开着，伸出管子，让老百姓自己来接水。
　　 “警卫班、锅炉工等都住在园内，水费电费，伯伯总要出一半。其实他一个人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他自己打水，弄个搓板洗衣服，生活上完全自理。”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专门量出一分地，用于试实验，说这块地能收多少粮食好算账。
　　 “那年我也在家，他把麦子地翻得很深，弄了很多肥料，量好整整一分地，他就想看看这一分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在粮食快熟的时候麻雀来了，他扎了一个草人，草人手上还拿着大蒲扇，他说这样可以吓跑麻雀。最后，这一分地打了九十二斤粮食。他说比他管理得好的话可以打一百斤。他说，一分地一百斤，一亩地也就是一千斤，过去说上万斤，这不都是胡说吗！”
　　
　　彭钢成了彭德怀倾诉的对象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了六年。
　　 “伯伯的思想没有被禁锢。他逐渐深入考虑了国家的法制和民主建设问题，这是他在庐山上没有更多时间去思考的。”
　　 彭德怀对彭钢说：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敢讲真话？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说人“里通外国”，不调查不取证，一句话就定罪了，党章还要不要？宪法还要不要？
　　 “后来的‘八万言书’就是伯伯带着要讲真话的念头写下的。”
　　 1962年，由于在学校受到各方面压力，加上身体不好，彭钢被迫休学一年。彭钢正好借这段时间陪着伯伯，她成了伯伯的倾诉对象。
　　 彭德怀被说成“里通外国”。他说，岂有此理，我连一个外国字都不识，怎么“里通外国”？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多年以后，我看到吴家花园哨兵写的日记，对伯伯的一举一动均有记录。我们去散步时聊天，他让我不要把俄文丢了，我说没有用，他说学一门外文不容易，还是捡起来好。”
　　 彭钢没想到，这样的对话都在哨兵日记里记着，并附有评语：他还要与苏修勾结，想里通外国。
　　 彭德怀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即后来的“八万言书”。
　　 “他写他几次和外国人接触，哪次翻译是谁，他的记性特别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后来人家把它称为‘翻案书’。”
　　 写完“八万言书”，彭德怀先让彭钢看了一遍。彭钢在卧室看，他把门锁着，自己坐在外边。他提防着，不让人家知道，他怕连累彭钢。
　　 彭钢整整看了一个下午，一直看到晚上六七点钟，把吃饭都耽误了。看完后彭德怀问彭钢：“记住了没有？”
　　 彭钢说：“这些事情我没有经历过，又不像小说那样吸引人，记不住。”
　　 之后，彭德怀便每天讲故事般把他的经历告诉彭钢，使彭钢对“八万言书”有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毛泽东认为这是翻案书，其实他写的都是实情。他在信中有很多地方还做了自我检讨，甚至有些不该检讨的地方他都检讨了。”
　　 “文革”后，彭钢根据伯伯当年的“八万言书”中的内容，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
　　 吴家花园，杨尚昆去的次数最多，因为他可以借助工作关系去探望彭德怀。
　　 “毛泽东说了，吴家花园归办公厅管，所以杨尚昆借着这种机会经常去看伯伯，‘八万言书’就是通过杨伯伯送的。后来我写了一篇纪念杨伯伯的文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杨伯伯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当时没有打字机，伯伯给杨伯伯写了封信，信中说：杨尚昆同志，由于字迹潦草，请你打印多份送给中央。其实请杨尚昆印送‘八万言书’，伯伯本来是可以当面直接给杨尚昆说的，但是他怕连累杨尚昆，所以专门写了封信，也是为了给杨伯伯开脱。现在来看，似乎递封信不算什么，但在那个时候，人家躲都躲不及，你还往上迎，即使递封信也是冒着风险的。所以我觉得杨伯伯是高尚的，不是落井下石的人。”
　　
　　彭钢说：有人说伯伯很粗暴、很简单，我不这么认为
　　
　　 “我终于看到这样的结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不久，彭钢也重返部队。
　　 “有人说伯伯很粗暴、很简单，我不这么认为，也可能我在他身边生活，感受不太一样，我可能感受到的亲情和感情多一些吧!伯伯的悲剧不是因为性格问题，而是因为体制问题，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民主意识的欠缺，是导致伯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彭德怀不止一次对彭钢说：有意见我就是要讲出来，一个人不可能都是对的，一个人能那么全面吗？就算他百分之九十九对，那他也有百分之一的不对。
　　 有一次，彭钢问彭德怀：“你能做到闻过则喜吗？”彭德怀笑道：“我做不到闻过则喜，但可以做到闻过不怒。”
　　 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说：“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选自《名人传记》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