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于命运_我思我行,安于命运

时间：2019-05-20 03:23:17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王开林简介　　长沙市人。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无党无派。迄今已出版散文集（含随笔集）《站在山谷与你对话》、《落花人独立》、《灵魂在远方》、《火焰与花朵》、《穿越诗经的画廊》、《天地雄心》、《敢为天下先》、《大变局与狂书生》、《新文化与真文人》、《国士无双——北京大学的龙虎象》、《国士无双——清华大学的龙虎象》等二十三部、长篇小说《桃木匕首》一部、长篇传记《奇官罗崇敏》一部。此外，发表长篇小说《文人秀》一部。作品被收入三百余种海内外散文随笔选本。现为《文学界》执行主编。系《读者》首批签约作家。
　　
　　记者：您自大学期间便钟情于创作，迄今已出版作品集二十五部，请问您保持创作活力的源泉是什么？
　　王开林：我是上了北大中文系之后，才猛可间爱上文学的。我主修的专业是汉语，却选修了许多文学专业的课程，加入了五四文学社，还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校际文学活动。受当时的文学潮流影响，我先是写诗，然后才找准自己的步点，改写散文和小说，这一写就是若干年。我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对现实的深入和淡出、对历史的质疑和寻解。我曾因作品介入现实太深，鞭笞假恶丑太狠，而吃过官司，对此我从不后悔。我有时也会淡出现实，回归书斋，醉心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在这座富矿中翻找疑案，寻求解答，这样的工作更适合于我，也更能驰骋笔墨。毕竟我的性格太刚烈了，在一个并不宽松的环境里，长期与现实正面交锋，毫无乐趣可言，而徜徉在历史的多维时空中，面前有一大片缓冲地带，能够从容地思考，自由地想象，下笔也不会动辄触犯时忌。因此从主流来看，我的创作源于历史的皑皑雪峰，现实只是沿途奔赴的支流。
　　记者：杂文原本从散文中脱胎而生，近年，许多作者以散文随笔的笔法、杂文的思想来谋篇布局，散文随笔式杂文渐为读者接受和喜爱，本刊亦将杂文种类辟作三类，非常规杂文应运而生。您的很多作品便是有着杂文风骨而辅以随笔血肉的，这种创作缘起为何？有哪些经验之谈与我们分享呢？
　　王开林：杂文随笔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与现实舆情的自由度有关，与作者的表达策略有关。众所周知，我们的话语环境并不允许作者畅所欲言，那么像“鲁记杂文铺”出品的匕首投枪，就很难派上用场，即使鲁迅复活，实际情形也仍是这样。那么当作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想对现实采取强势的干预和批判时，他往往只能忍一时之气，选择相对含蓄的表达，意在言外，点到为止，绵里藏针。这样一来，就无烦杂文露面，随笔足以胜任。国人历来强调“人贵直，文贵曲”，这话就是针对特殊的国情而讲的。杂文恰恰贵的是直和正，“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不为尊者避，不为贤者避，不为亲者避，难免触忌讳，撞罗网。随笔贵的是曲，曲笔当作如是观：随笔在表达观点时由远及近，思想便能游刃有余。我想，杂文的随笔化只是某些作者暂时的策略，在一个开放度、自由度更大的语境里，杂文终将王者归来，不再打七折，打五折，甚至打三折。我写“另类随笔”，也就是贵刊所说的“非常规杂文”，意在向杂文致敬，向勇于凭仗血性和理性讲真话讲实话的杂文作家致敬。
　　记者：好的选题和选材，好的切入角度，是一篇杂文成功的关键。您的作品题材新颖，常具先声夺人之效，如《“十万个不为什么”》、《不及汪伦送我钱》、《做“鸡蛋”也不坏》、《英雄不是杀人狂》、《怪圈和名局》等。在文章的选题和选材上，您有哪些心得？
　　王开林：读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通常都是顺向的，作家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则贵在逆向深入，想人之所未及想的主题，这不太可能；想人之所未及深想的主题，这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去想，怎么提炼自己的想法。顺着常规的思路走，你可能会走到两眼晕黑；逆着常规的思路走，却有可能走到柳暗花明。循常蹈故是杂文作者最应避开的天然陷阱。不知变通，不肯逆向思考，比什么都糟。我写《“十万个不为什么”》，思量的就是社会现实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温柔敦厚，回答“十万个为什么” 的问题时，答案总是冷冰冰的“十万个不为什么”。我认为，以不问、少问的策略去应对困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就应该诘问，而且反复诘问，直到拿获答案为止。人类的尊严源于奇思异想之后的放量表达，这一点竟被许多人轻易忽略了。《“十万个不为什么”》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有意提醒读者：放弃脱缰的思想，舍却狂野的表达，一味屈从，做冷酷现实方格框框中的妥协派分子，这是一种有失尊严的活法。不轻信，不盲从，逆向思考，纵深开掘，该翻案的要翻案，该质疑的要质疑，该吹毛求疵的要吹毛求疵，该刨根问底的要刨根问底。一篇文章光有好标题是远远不够的，会被人讥为“标题党”，内容的优劣才是成败的关键。好文章的信息量大，语言质朴，见解独到，作者若能写出“众人意中有而笔下无”的杂文、随笔来，读者就有福了。
　　记者：六年前中华书局推出了您的随笔集《大变局与狂书生》、《新文化与真文人》，今年华文出版社又推出了您的随笔集《国士无双——北京大学的龙虎象》、《国士无双——清华大学的龙虎象》，它们之间有没有紧密的关联？结合当下现实，您认为书生的“狂”和文人的“真”是否薪火传承了？
　　王开林：它们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精神的内核是一致的。民国时期，热血书生和真性情的文人很多，他们圭角毕张，锋芒毕露，以良心为王，以良知为帅，忧国忧民，敢爱敢恨，身上有主人性而无奴隶性，崇尚精神之独立，心灵之自由，不曲学阿世，不人云亦云。除了少数几个例外，这四本书中的人物大抵都有这样的共同点，但他们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国士无双——北京大学的龙虎象》和《国士无双——清华大学的龙虎象》将北大、清华这两座学府中的一部分扛鼎人物擢选出来，他们个个都有大师的质地，不少人还具备国士的本色，他们的人生履历和心路历程代表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史。“国士是一国之中最隽异最挺拔的人才，是一国良知的帅纛，是一国精神文化的基石。”这就是我对国士的解读。如今的书生，中庸者多，低调者多，自我去势者也不少，真狂的罕见，佯狂的也要打灯笼去寻，幌子千差万别，实际对功利主义的信奉则如出一辙。如今的文人，骑墙者多，乡愿者多，夤缘攀附者也不少，有些人连句真话实话都不会讲，不敢讲，不愿讲，遑论其他。整体而言，令人失望。薪尽而火传，其难度也许会越来越大。
　　记者：曾有一位作家撰文描写您身上坚硬、强硬与硬拼的精神，您对这样的总结是否认可？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硬派”的性格呢？
　　王开林：我对这位朋友的总结持保留意见，因为我对自己的韧劲比对自己的爆发力更有信心。前不久，我写过一篇随笔，叫《三种活法》，我认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有三种迥然不同的活法：一是混，二是挺，三是拼”。我将自己归在“挺”字群中，这个群体的特点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打脱牙齿和血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处境下，他们都不肯跪下屈服，不肯趴下求饶，不肯倒下认栽……他们能在雪峰上挺成松柏，在海浪中挺成桅樯。”我心直口快，嫉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这样一来，挫折肯定不会少，某些“好果子”也吃不到，但我从未想过要修改自己的性格，去谋求“更符合预期的发展”。性格即命运，没错，我安于自己的命运。
　　记者：您在文学长途上跋涉多年，有苦有乐，执着的追求也许是成功的秘诀。您能否就个人经历给我们的学生读者一些建议？
　　王开林：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路上，朝着远方的目标不断迈进，除了天赋之外，没有信念、信心固然不行，没有勇气、静气、底气也绝对不行。学生贵在早立大志，狠下苦功，学好功课之余，多读经典诗文，扩大自己的兴趣面，始终葆有一颗奔腾的心，不要因为善良会遭遇邪恶的掊击就放弃善良，不要因为真诚会遭遇虚伪的欺诈就放弃真诚，集腋成裘，积土为山，不要虚度年华，不要羡慕富二代和官二代，在通向成功的路上，常常是勤者为先，志者为先，勇者为先。

安于命运_我思我行,安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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