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思独伤心——阮籍政治思想解析_阮籍为什么忧思
时间：2019-05-15 03:26:0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阮籍身处中国历史上特殊的魏晋时期，朝代更替使得他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阮籍的政治思想历来被人们分割成亲魏和亲晋，但从当时看来，阮籍具有一种独立不倚的人格，对许多政治是非问题，并不作简单的情感化判断。
关键词：魏晋 阮籍 政治思想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正始、嘉平间先后任太尉掾、尚书郎、参军、太傅等职。正元初，受关内侯散骑常侍。后又任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他处于魏晋之交，世道衰乱，许多文士对现实失望却在社会的种种逼迫中无法逃避，只好选择放浪、纵酒的生活。其中以“竹林七贤”最为出名，阮籍是为其首。阮籍曾自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1]表面上他狂放不羁，蔑视一切礼教，不受约束，骨子里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积极用世、兼济天下，《晋书·阮籍传》称“籍本有济世志”。他向往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流露。如《咏怀》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这首诗里阮籍描述了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士形象，将自己的济世之情注入其中。即便后来处易代之乱，其政治热情依旧高涨。《晋书·阮籍传》记载：
尝登广武，观楚、仪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苏轼曾道“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为酒，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2]明人杨维祯认为阮籍“广武之叹，盖以英雄自命，不在刘、项之下，慨然有济世之志者也”。[3]为何这样一个俊才最终选择纵酒一生，为何作为曹及司马两方青睐的“红人”却无法兼济天下，最后抱恨而终。以下将通过阮籍所处的社会背景，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抱负几方面的影响来阐述阮籍的政治思想。
一、魏晋交替，名士多难
《晋书·阮籍传》记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阮籍志气非常奔放，却将喜怒之情克制隐匿在内心。而与其同时代的嵇康，则表现的龙性难驯。嵇康文辞激烈，态度强硬。批判、讽刺之意表露无遗，最后都集中表现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由于嵇康既借‘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揭露了司马氏的无耻之行，又公开宣称‘不堪流俗’，表明了自己绝不用世的不妥协态度，在两方面招致司马氏的深深记恨，最后终于被杀。”[4]相之于嵇康，阮籍的政治态度则要隐晦含蓄的多。《晋书·阮籍传》说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阮籍口中不轻易品评人的善恶，当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想让阮籍评论时事，从中得到阮籍的把柄并加害于他，但阮籍“皆以酣醉获免”。这些都表现了阮籍自我节制的一份苦心。为什么一个本有着济世之才，经世之愿的阮籍却要委曲求全，“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呢？
阮籍身处魏晋之交，这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冲突最为尖锐集中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在这个险恶环生的环境下，刚刚开始自我觉醒的士大夫，为自身生命或思想信仰的存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晋书·阮籍传》中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正是这一时期最真实的写照。“仅根据对魏晋时（包括建安时期）比较著名且史书中记载生平较为详备的五十多位诗人的遭遇统计，他们中被杀死的有19人，占全部统计人数的1/3以上；直接因为战乱、时疫、饥馑、忧病而丧生的有15人。这两大项原因加起来，此时期诗人死于非命的人数，约占统计人数的60﹪左右，而在史书中不见记载的死于某些间接、隐蔽的加害因素的诗人，尚不知有多少。就已知的诗人死亡年岁来看，绝大部分人卒年不满60岁。尤其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几乎全非善终。”[5]这一系列数字说明了当时士大夫所遭受的苦难。阮籍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在坚持儒家道义和保全自身中焦虑困苦。
司马氏之篡魏与曹氏之篡汉，两者并无不同。但司马氏在“礼法”和“名教”的名义下，为实现其野心而实施的各种阴狠毒辣的手段，比之曹氏有过之而无不及。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认为“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二十馀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氏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曹，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6]表面上司马氏信奉儒家经典，打着礼教的旗帜，实际上则篡位弑君，违背儒家忠君原则。司马氏借儒家之“道”来达到自己篡位之“盗”的目的，对一直遵循道义的士大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无法用道义来批判司马氏，也没有勇气去反抗司马氏。处在政治漩涡中心的何晏曾作一首五言诗，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心态：
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天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7]
何晏身为魏戚，与曹氏有着很深的渊源，即便他已感受到危机，但已无法抽身。一般士大夫以他为鉴，开始谨慎地思考处世之道。而这时的阮籍，先是拒绝了曹爽集团的邀请，后虽接受了司马氏授予的官职，但多以醉酒佯狂推脱。阮籍的政治思想历来被人们分为亲魏或亲晋，一是阮氏为陈留大族，不能说与曹氏集团毫无渊源。《咏怀》第十一首则可认为为高平陵事件而作：“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前人尝云，“此诗全用《招魂》意”。[8]二是阮籍乃建安名士阮瑀之子，声名显赫，司马氏当然不会放走这样一个可以标榜其礼教的名士，而阮籍也并未像嵇康那样断然拒绝并用激烈言辞痛斥司马氏。于是就造成了阮籍身为曹臣却侍司马，身在晋营心在魏的形象。其实则不然，阮籍心怀天下，可曹氏昏聩，无以治天下；司马氏暴戾无道，但为保性命只得委曲求全。他痛曹氏的智庸，作《咏怀》来聊以慰心；他恨司马氏的篡上，借《通易论》来暗含批判。无论曹氏亦或司马氏，两者都与阮籍的政治抱负相去千里，他在对现实的失望中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最后在孤独中终其一生。
二、阮旨遥深、寄蕴幽远
阮籍的咏怀诗共八十二首，其“咏怀”之诗题就是抒写怀抱的意思，内心所感动的，内心之所想的，都可以抒发出来。这八十多首咏怀诗并非作于同人时间，而是“因物因事，情动于衷而见于吟咏。内多忧时激愤之言，而出于隐喻象征，迂回吞吐，耐人寻味。”。沈德潜曾说阮籍的这八十二首诗是“反复零乱”的，这正反应了阮籍内心反复零乱的感情。阮籍在咏怀诗中大多表现的是对当时时代的忧思愤激之言，然而，他并没有把愤激之言明白的写出来，而是用非常幽隐的比喻，模糊地象征笔法写出来的，写得迂回曲折，吞吞吐吐，非常耐人寻味。钟嵘的《诗品》中就曾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又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晋宋之交的诗人颜延年在他的《咏怀诗注》中也说：“嗣宗身事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阮籍当时所事奉的是如此危乱的朝廷，常常忧虑招致罪名而遇到杀身之祸，内心的忧思在徘徊与矛盾之中，一方面耿介放纵的个性，不甘心如此事奉权奸，而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苦心。相之于嵇康的言辞激烈，阮籍的迂回和幽隐使他得以在司马氏的淫威中保全自身，换来的则是一生的郁郁不得志和苦闷。
《晋书·阮籍传》记载：“当其得意，忽忘形骸。”。阮籍平素所快心的，也是“得意忘形骸”，而“得意忘言”乃至忘形，不仅为玄学清淡的基本要旨，更是老庄哲学的最高境界。从阮籍《乐论》中的析论礼乐刑名的关系，也可以看出阮籍不仅能研治礼法之学，尤其还善于综核名实。由此入手，阮籍进一步精研三玄，著《通易论》、《达庄论》和《通老论》。《通老论》中，阮籍对道家天道无为之说作了诠释阐发，颇能通融：
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为之“元”，《老子》谓之“道”。[9]
在《达庄》中，阮籍表现出对庄子齐万物、一死生哲学的透彻理解：
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10]
由此出发，阮籍羡慕“至人”的“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11]希望自身亦能于应世之际，保持心神，不惑于物。尤其体现阮籍的内学外迹的，是他所著的《通易论》。《通易论》是阮籍以传统儒学为基础，兼吸收老庄无为之说，以阐明圣人“独善”之义之作。“其宗旨所在，是贤人君子在天道人事盛衰不同时的不同出处大节，而归根到底，仍属儒学之士在非常之时处世的变通之法。”[12]其论中言：“君子者何也？佐圣扶命，翼教名法，观时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义，察危废以守其身”。《易》之所通者，在于“圣人独立无闷，大群不益，释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13]这些论中所言，尽为阮籍哲学思想的深层部分，也是他一生政治进退全部选择的指导。何启民《竹林七贤研究·阮籍研究》对此亦指出：“以君子生于衰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心以为乐己则行之，心以为忧己则违之，逐物推移，而心志不变其操。此潜龙之义，亦嗣宗所以自况也”。[14]
根据《通易论》可看出，阮籍的所信奉的哲学，是内儒外道。正因阮籍哲学上有如此造诣，所以他平日的行为放诞不羁，完全无视流俗，但却并非不是完全没有原则，所谓“外坦荡而内淳至”者。阮籍的处世，固然不拘于礼，又常作青白眼。凡言与行，均极谨慎。对己不喜者，每终日不言，令人以为其“不可测”；不得已而发言，则言及玄远，不涉世事。且又以酣饮不止避事免祸，而事急之时，或不辞妥协之计。阮籍在魏晋之世，能够保全，也得益于他的人生哲学。
同时，我们也该看到，阮籍在当时之世，特别具有一种独立不倚的人格，对很多政治是非问题，并不作简单的情感化判断，陈伯君先生在《阮籍集校注》的序言中，论及《咏怀》诗的政治倾向时说：
《咏怀》诗里如果有所谓“刺”，那是以他自己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来作衡量，决不是站在忠于曹家的立场而痛心于司马氏的篡逆。
确实，作为社会最杰出的士人，阮籍对魏晋时统治层中各势力集团及有关的政治派别，其情感态度相当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阮籍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原则，无论是对曹氏怀有故国的情感还是迫于司马氏的淫威，阮籍都用自己的方式拒绝着统治者，这一切都得益于阮籍的哲学思想。内儒外道的哲学理论，使得他在乱世中的得以保持自己的品格，并游离在政治权势的边缘。
阮籍作为魏晋动乱时代的一位杰出士人，在那个“名士少有全者”年代，他得以保全自己，并在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对立的统治阶层之间维护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一切都说明了他高迈的人格和思想追求。在那个时代，他是个独行侠，他在浑浊的社会现实中独自站立。阮籍从不将自己的心迹表露在他人面前，他也不去解释他和曹氏或司马氏任何一方的关系，他用自己走过的脚步来印证自己。他的政治思想、他的人格追求、他的哲学造诣，无不诠释着他的精神。在他面前，无论曹氏，亦或司马，都显得何其渺小。
但是，这些也充分说明了阮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软弱性，他在现实中从未完成他的超越，由于外界的高压和他自己名高于世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从未逃脱出在黑暗政治中自己所面对的牢笼，达到身心自由。因为，阮籍至死都是惶惑和痛苦的。尤其不幸的是，他本已在自我人格意志上有了很深的觉醒，但却仍然不得不面对人的可悲境遇，忍受非存在力量的摧折，他所承受的痛苦，远胜于其他人。
综上所述，阮籍作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执着于理想，以独立的理性和良知关怀和批判现实政治，一方面为全身自保，不得不在现实政治中痛苦依违。他既不亲魏，也不亲晋。他的政治思想，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的觉醒和软弱，亦反映出知识分子可贵复可悲的性格和命运。
注释：
[1]《曹子建诗注（外三种）；阮步兵咏怀诗注》，黄节撰；中华书局，2008年1月.下引阮籍诗文，均自此书.
[2]《东坡志林》卷一，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3]《竹林七贤画记》，《东维子文集》卷十八.
[4][5][13]《魏晋诗人与政治》，景蜀慧；中华书局，2007年10月.
[6]《廿二史劄记》卷七，《廿二史劄记校证》，第148页.
[7][12]《艺文类聚》卷九○引，第1566页.
[8][9][10][11]《阮籍集校注》，陈伯君；中华书局，1987版.
[14]《竹林七贤研究·阮籍研究》，何启民；学生书局，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