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两晋清谈之风嬗变略论】

时间：2019-05-15 03:26:03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清谈是晋代颇为重要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它经历了从西晋“约言析理”到东晋“名理奇藻”的风格变化，这种变化深受玄学言意之辨思想方法的影响，推动了哲学与语言艺术的渗透，为六朝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西晋东晋清谈
　　
　　一、两晋清谈概论
　　如果说玄学理论是“体”的话，那么玄谈之风则是“用”，玄理通过玄谈渗透到士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玄谈背后则以玄理为支撑。魏晋时期更多地称玄谈为“清谈”，它是士林群体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学术交流方式。据台湾学者唐翼明先生的定义，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1]它源于汉末“清议”，盛行于正始年间，以“言意、形神、色空”等为主要内容。
　　西晋时期更是一个玄风大炽的时代。《文选·晋纪总论》注引《晋阳秋》言：“太康以来，天下共尚无为，贵谈老庄，少有说事。”《晋书·应詹传》“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文心雕龙·时序》亦指出“中朝贵玄”。这些都无不说明，西晋时期的贵玄尚谈风气，绝不是个别人在个别时期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弥漫全国的、名士清流广泛参与的及其普遍的社会思潮，由此也成就了一批有名的清谈名士，如王衍、卫玠、郭象等人。这种口中雌黄、宅心玄远的谈玄方式，造成了西晋一代上下空虚浮诞的风气，也酿就了后世的“清谈误国”说，实见清谈影响之深广。
　　清谈发展至东晋时期，出现了以王导为核心的一批清谈名士，包括谢安、王濛等人。《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这是一次盛大的清谈聚会，与会者包括王导、王濛、谢尚诸人，清谈主角是王导与殷浩，他们清谈至“三更”，足见谈情之盛。谢尚“亦不寂寞”，偶有插言；桓温“时复造心”，常被打动。而王濛与王述，则于静听中露出拘谨、可爱之气，故桓温言其“辄翣如生母狗馨”
　　二、从“约言析理”到“名理奇藻”
　　总体而言，清谈家们在谈玄析理时大都崇尚“简约”的风格，这与当时玄学“崇本息末”、“执一统众”、“以简御繁”等哲学思想方法可谓是息息相关的。但仔细探究不难发现，自西晋至东晋，清谈风格其实是有所变化的。西晋注重“辞约旨远”，东晋则更加注重“辞条丰蔚”。
　　西晋清谈以语言简洁为基本风格，如“清辞简旨”、“清蔚简令”、“简约玄淡”等。当时以简约著称的，有乐广、王衍、王承等人。在他们的倡导下，这种语言风格逐渐成了当时清谈家向往的理想语言境界。如《晋书·乐广传》“王衍自言：‘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王衍是清谈大师，与乐广相比，王衍觉得自己清谈时“言为烦”，这实际上是对乐广清谈言语简约的推崇。刘孝标注引《江左名士传》中提到王承辨名析理时也极为简要，王衍十分器重他，把他与南阳乐广相提并论。王衍在赞赏王承的同时又再次凸显了乐广的地位。那么，乐广何以备受推崇、其简约风格何以见得呢？且看《世说新语·文学》“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玄学家对于“旨不至”的辨析，其实质讨论的就是玄学的言意关系问题。乐广用麈尾柄敲击几案，表示具体事物可以用语言描述，能够达到；随后又拿走麈尾，表明语言描述不等于与事物融为一体，实质还是不能真正达到。乐广用寥寥数语与实际行动解释玄学理论，道出了其言不尽意的观点，大有禅宗机锋的意味。
　　《世说新语》所载有关东晋人的清谈，无不都反映了东晋人对辞藻和文采的追求。如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孙绰便将“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的支道林介绍给他。王羲之“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王羲之将欲乘车出门，却被支道林拦住，并与他论《庄子·逍遥游》。这则故事颇具戏剧性，王羲之恃才傲物，瞧不起支道林，而支道林最终以才思辞藻新奇可喜——就像繁花竞放、交相辉映的洋洋数千言折服了王羲之。由此可见，无论是“才藻奇拔”的“七百许语”，还是“才峰秀逸”的“万馀语”，东晋时期的这一批清谈家都是崇尚韶音令辞的，讲究构思要新奇，辞藻要丰蔚。他们不像西晋一样，惟以简约之理服人，而是更重视技巧、辞藻甚至姿态等审美愉悦，从而凸显出“清谈”这一审美语境的真正魅力。
　　从西晋到东晋清谈风格的变化中，我们认为其时玄学“言意之辨”的思想方法对其影响是很大的。西晋人追求“立片言以居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王弼“得意忘言”思想的影响。所谓“得意忘言”，妙在意寓言外。因此清谈家在言辞用语方面都崇尚简约。而东晋玄学家在清谈时颇为推崇声色辞藻，繁词剖析，以求“言尽意”，这很明显又受到王导“言尽意”观念的影响。因此称晋人的“艺术观”大体“富于简淡、玄远的意味”[2]，这种说法似乎稍显以偏概全。不管是“言尽意”观还是“言不尽意”观，实际上都体现出晋人对“言”的执着，在理性思辨中传达出对“言”的审美追求和审美愉悦，从而推动了哲学与语言艺术的相互渗透。东晋时期这种充满诗性的清谈，将正始玄学“究天人之际”的形而上的追问与西晋剖微析理的清谈方式转化为畅神娱心的审美生活，为六朝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唐翼明.魏晋清谈[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
　　[2]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张丽娜（1987—），女，福建漳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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