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坐牢,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

时间：2019-05-01 03:20:32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郁平(化名)在西部某城市G监狱服刑，是一名因职务犯罪落马的官员，这天比往日早起了一个多小时，“天气热，睡不着”。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很红。　　“他进来时间不长，可能还不太习惯。”郁平的管教民警说，“刚来的人一般都是这样，我们这里规定夏天6点起床。”
　　G监狱是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外界传说这里只关押“副处级以上的落马官员”。但监察科的王科长介绍，“外面的说法并不准确，到这里来服刑的职务犯，多是被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正科级以上干部，同时，我们这里还关押着一些社会犯”。
　　贪官入狱后，心理往往都很微妙。很多人初入狱，仍然带有强烈的官员身份意识，“要求区别对待”。而有的贪官因承受不了巨大落差的打击，精神趋于崩溃。
　　只要过了这道心理关，落马贪官对在狱中改造的态度，一般说来还是比较配合和积极的。监狱系统的人普遍认为，犯罪官员比一般犯人好管，G监狱一监区的李监区长说：“不少职务犯当过领导，文化素质较高，愿意加入积极改造委员会。所以拉帮结派、争吵、打架的少，更别说越狱等暴力反抗了。”
　　“狱警很关心我们，这里不亚于一个老年公寓。”李大伦，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因收受巨额贿赂，2008年11月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1年10月，有记者在监狱见到他时，他正在画一幅漫画，称自己“过得很平和”。
　　常有公众质疑贪官坐牢也有特权。那么职务犯在监狱中到底有无特殊待遇？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和副院长梁福全，当年刚被判刑尚被羁押在看守所时，就与前来会见的亲友大吃大喝了15天，日均消费千余元；安徽省潜山县综合经济开发区原副主任曹晓明获刑入狱，职务被罢免了半年，竟然每月按时“拿”工资；成都市金牛区原副区长马建国在服刑期间，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随时回家过夜，甚至叫过去的“兄弟”给狱警发“工资”。
　　但监狱工作人员表示，坐牢的官员并没有特权。
　　据介绍，初入狱的官员经常“索要特权”。在湖南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长沙监狱麓峰监区，一名曾经的副厅级干部要求享受与级别相应的营养餐—两根黄瓜、一个鸡蛋。
　　长沙监狱教育科科长马力说，一些服刑人员曾经是上下属关系，到监狱后，“领导”还在支使“下属”干这干那，如要求交换床位等。
　　强烈的官员身份也导致了消极改造。例如，有事找监狱民警要在离民警3米外喊“报告”，遇到外来参观人员要主动背身回避。职务犯对此抵触情绪很大。不过，一旦他们接受了监狱的政策，执行会比其他服刑人员要好。
　　G监狱教育科张科长表示，随着监狱管理的规范化，过去一些地方对职务犯“开小灶、住单间”的现象已几乎绝迹。以G监狱为例，职务犯的关押监室和社会犯的一模一样，都是8人间。为利于管理，同案犯一般都要隔离关押在不同监区。那些加入了积极改造委员会的职务犯，则相对有更多一些的活动空间。
　　华东某省监狱管理局一名干部表示，不少监狱对职务犯们的确有个“小灶”，就是在每天晚上进行国学、绘画和经济等课程学习，这和他们本身的专业、兴趣爱好有关，监狱这样做也是最大可能的人性化管理。河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原处长靳建禄因贪污罪进监狱后，因为给其他犯人讲《道德经》，身份变成了众犯人的“道德老师”，报道中说，他的课讲得很吸引人，监狱其他犯人成了这个贪官的“粉丝”。
　　由于职务犯的年龄结构、文化水平，他们一般从事“轻度劳动”。“我们采用‘1+5+1’，学习一天，劳动五天，休息一天。”G监狱的李监区长表示，“工种调整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虽说这里最‘累’的就是做做园艺，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有的人还要喊累，也许以前他们干的活确实太少了。”
　　不少贪官缺乏身体锻炼，过去长期饮酒、抽烟、熬夜赌博，大多患有“三高”，监狱的规律生活在无形中起到了一种治疗的作用。
　　广州某国有公司原副总经理白某因受贿入监，60多岁的他没待多久，“三高”都消失了，体能也比以前好了，连上几层楼都不会喘气。他自认为是“监狱里生活有规律，加上地方偏僻，空气较好”。
　　“我来了/趔趔趄趄/终于站在你的铁门前/一纸执行通知薄薄的/将沉重压迫我16年/是的/这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坐牢/坐很久的牢……”
　　这是四川省资阳市原政府副秘书长李和平在狱中写的诗，他因贪污和受贿被判了16年。在“出事”前两个月，他还在监狱给当地干部讲道德和法律，“故地重游”时，已成阶下囚。他曾经是一个诗人，在狱中写的《清江诗稿》被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身兼编导和主演的情景剧《炼狱》在四川各地巡演20多场。如今，李和平的良好表现已获得两次记功，6次行政表扬，也减了两次刑。
　　G监狱对职务犯都采取“一犯一策”。在他们进入监狱时，会进行摸底考察，根据个人不同情况，选择独特的教育改造方式，让其把特长用到对社会有用的事上面。G监狱刑罚执行科陈科长说：“他们的特长，通常表现在文艺、基建、医疗等方面。”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在狱中写了《中国经济新思考》一书，在国内经济学界影响很大，一度成为畅销书；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在监狱服刑期间，先后撰写《孙子兵法译注》等4本书，被军事科学院评价“对准确理解孙子兵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曾经被称作“中国报业第一人”的广州日报社原社长黎元江甚至在狱中获得了人民大学的博士结业证书。
　　G监狱政治部一名干部表示，这些人在狱中著书立说,虽与减刑并无直接挂钩，但有的是写专业技术指导书，可符合“重大发明创造”的要求，有的则通过现身说法得到加分，最终目的还是指向假释或减刑。
　　以G监狱为例，自2008年以来，服刑人员就有17项科技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一些过去的“基建专家”更是帮着把关监狱的一些工程项目，节约了2300万元资金，通过这些立功，他们自然能在减刑考量中加分不少。
　　贪官刑期，静悄悄地减
　　据统计，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
　　减刑的裁定权在法院手中。法官根据监狱的建议书与报送的罪犯表现材料，决定是否减刑，而现实中很少有监狱送过去的提请不被通过的。某些省的部分监狱曾将减刑办成“轮流坐庄”—因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减刑条件的罪犯较多，但地方上却人为限制了减刑比例，不少罪犯只好排队减刑，“这样既违背了减刑本质，又严重降低了减刑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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