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诗人吴芳吉阅读题 飘零爱国诗人吴芳吉述评
时间：2019-04-03 03:11:3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吴芳吉先生是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位现代著名飘零爱国诗人。他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成功开拓者。1920年，毛泽东同志对吴芳吉先生及其诗作，作了“才思奇捷，落笔非凡，芳吉知春，芝兰其香”的极高评价。（参见《柳城诗萃》第1页）；周恩来总理曾对吴芳吉的长子吴汉骧说：“你父亲的诗很好，我喜欢。”（见《重庆晚报》2006年4月23日庞国翔：《飘零诗人吴芳吉》）吴芳吉先生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其辉煌成就及坎坷的一生，很值得我们怀念与同情。
一、《婉容词》是新诗的典范
吴芳吉先生36岁时，不幸英年早逝，葬在重庆市江津白沙镇黑石山上。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为此留下的《谒墓诗》及吴芳吉的清华挚友吴宓先生《怀碧柳》诗，分别刻在黑石山的巨石上，保存至今。当时名流于右任、黄炎培、郭沫若等都为他留下了挽诗。梁启超曾赞颂他：“将来必为诗坛辟世界”。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在“成都文艺界吴芳吉先生追悼会”上说：“今天，我们追悼的人，并不是有权有势的达官，也不是退居林泉的遗老，而是穷困孤愤、抑郁牢骚的一位诗人”（转引自《白屋诗风》第6集第40页）。
吴芳吉先生的作品当时虽有争议，但却传遍全国，甚至选入中小学《国文》，被视为新诗的典范。以其传世之作《婉容词》为例。该诗发表于1919年《新群》杂志第1期。当时吴芳吉先生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授国文课，其《日记》1919年11月14日记载：“今日授吾所作《婉容词》……听者盈坐，甚至壁窗门隙都为学生塞满，讲至十五段后，诸生多半泪下。有沈生海鸣者，平时号称‘顽皮’，至是乃潸然悲咽，不复仰视。……甚矣，文学之感人也，婉容得不死矣！”（转引自《白屋诗风》第7集第46页）于此可见该诗感人之深，无怪乎能迅速传遍全国，且数十年而不衰，堪称白屋诗中之经典。不少年满80岁的那代知识分子，至今尚能背诵《婉容词》。
文艺界对这位杰出的诗人评价很多，例如：“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建树的六位诗词名家中，他排名第一；他是第一位创作现代格律新体诗的人；他又是享誉华夏的爱国诗人。”（庞国翔：《泪溅诗笺哭苍生——追忆飘零诗人吴芳吉》）。冯泽饶先生还详细考证，并介绍了吴芳吉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四个第一”：1.1919年发表在上海《新群》上的第一首叙事诗是其《婉容词》；2.1920年2月发表在上海《新群》第一卷第四号的第一长诗，是其《笼山曲》，全诗6000言；3.中国最早的格律新体诗，是其于1912年11月写的《忧患词》，比新文化运动早三年问世；4.其“政治诗”在其诗作中颇引人瞩目。（参见《白屋诗风》第7集第47页~50页）
1949年以后，叶圣陶、姚雪垠等曾上书中国文联要求重新评价吴芳吉。姚雪垠先生又向茅盾先生建议：“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应该写进吴芳吉一事，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张放先生也在其《飘零的身世，奇崛的才情——吴芳吉先生的文学价值》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史不见载吴先生是明显的失误。……无庸争议，吴先生是应在二十世纪新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引自《白屋诗风》第6集第37页、38页）
二、吴芳吉被埋没的原因
第一，时代背景——当时派系林立，以北京大学胡适之为代表的新派，提倡白话文学，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学术上还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四川大学向楚为代表的尊经书院派，则坚决反对白话，反对改革，主张全面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此外，还有学者强调“实业救国”，提倡“民主与科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吴芳吉不承认新文化运动。他在《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中说：“要是新文化的内容，只限于几句白话诗，如此也叫文化，又未免太不值钱。……今之文化运动，由全体来说，只可算有运动而无文化。由部分来说，只可算一回‘白话运动’罢了。且今日白话文学之发生，只算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而白话文学之战胜，只算由旧派文学之衰落，并不是谁人兴的，也不是他有什么本领。”他反对全盘西化，认为“非一源而异流。”（转引自《白屋诗风》第7集第51页）他与新派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一论再论。特别是他提出写作四大原则：“不中不西，不雅不俗，不今不古，不激不随”，在文艺界激起了轩然大波，“新派责其旧，旧派责其新”，正所谓“文人相轻，自古已然”（《典论》）。
第二，吴芳吉本人的个性——他是一位特立独行，桀骜而不合群的人。（参见《白屋诗风》第7集第51页）这也体现出中国文人特有的骨气，像晋代陶渊明一样。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他经历坎坷，四处飘零，到处碰壁，吃尽苦头。所以他死后，被埋没了64年，直至1996年12月28日成都吴芳吉研究会成立，才逐步被人们所了解并有所认识。
三、为吴芳吉辩诬
须要指出的是：在吴芳吉不幸被埋没期间，还引发出许多猜测和谣言。这里我们用事实说话，对其做些分析。
1.“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吴芳吉在《谈诗人》一文中，的确主张“文学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文学的根本在个人，而不在团体，团体的弊病足以拘束个人的天才，堕落个人的人格，所以团体的活动对于别种事业为有效，对于文学是用不着的’。因此他是从不加入什么团体和主义，特立独行，桀骜不合群的人”（引自《白屋诗风》第7集第47页~51页）。请注意：他的确承认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主张的是“文学的”，不是“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更不是“军事的”。他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文学本身是个人的活动。这里举两个他身后的例子：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如果是集体创作，她便不可能荣获国际大奖了；当今优秀网球运动员李娜，如果不是她坚持“单飞”，便不可能长期居于女网前十位置，为祖国博得荣誉。世界上有些事必须“单干”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取得成功，不是“凡事都要搞群众运动”的。如果吴芳吉先生不坚持他的四项古怪的创作主张，便不可能有《婉容词》这部传世的经典之作了。所以对上述“文学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要误解，不要断章取义，更不要去上纲上线。至于他从不参加任何团体和主义，这恐怕与他的孤傲古怪的个性有关。 2.“他与青年党的骨干刘泗英关系密切”——这的确“证据确凿”，因为吴芳吉在1922年曾写过一首叫《短歌寄蜀中友人》的诗篇（见李坤栋《吴芳吉诗歌选注》第206页、207页。在该书扉页3，尚有该诗书影）。在《吴白屋先生遗书》一书中，此诗又名叫《短歌寄南川刘泗英》。《白屋吴生诗稿·附注》写道：“寄南川刘泗英也，泗英宿白沙寄诗有‘重过江乡地，诗人去未还’句，因报呈之”。刘泗英何许人也？他号怀圆，四川南川人，生于1896年。他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回国后，历任上海《救国日报》编辑，创办重庆《新蜀报》自任总编辑，并任重庆中学、川东师范学校、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巴县中学教师，创办成都西南公学，自任校长；又任四川安抚委员、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所秘书长；创办东林煤矿公司，被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南川金佛山难民垦区常务事理、四川省银行经理处处长。1940年，他当选四川省参议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国青年党中央常务委员及秘书长，1946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3月聘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5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诉愿会主任，1948年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并任《新中国日报》社董事长、国民政府经济部顾问、代理次长、全国纺织实业调节委员会主委。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去台湾，任“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理事、“交通银行”董事、总统府国策顾问，续任“国大代表”。他著有《怀园诗稿》。（参见《吴芳吉诗歌选注》第207页。此书选注者李坤栋，系渝西学院副教授，吴芳吉研究所所长。）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刘泗英与吴芳吉同庚，都是四川人，且都爱好诗歌，因此有一定交往。刘曾两次去江津白沙登门拜访未遇，才写下“重过江乡地，诗人去未还”的诗句，当时（1922年）吴芳吉远在长沙工作，得到刘的诗篇后，勾起他对家乡白沙的怀念，于是写出诗篇“因报呈之”。诗中提到白屋边、蓑衣滩、黑石山及驴溪湾，对于家乡一往情深。这是诗人之间的一种唱和，完全属于正常的友谊交往。吴的这首和诗，还有另一特色：即反复运用叠句，这是他在自己诗歌体裁上的一种创新。
从刘的简历还可以看出：他从日本毕业回国后，前期主要从事新闻及教育事业，后来又从事经济及社会服务。他实际从政是自1940年当选省参议员起，那时距离吴芳吉1932年去世已经8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担任中国青年党中央常务委员及秘书长，距吴去世已经13年。刘从政后，一直一帆风顺，官运亨通，官越当越大，甚至去台湾后，还当上了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他后期从政是吴芳吉生前未曾料到的。这与吴有什么关系呢？
3.“吴芳吉是否反共”——此疑不难澄清。吴芳吉最有名的两句诗：“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引自《吴芳吉诗歌选注》第70页《戊午元旦试笔》（四首选一）]，可说是他的座右铭，是他一生的行为指南。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人品、诗品及其思想境界。他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诗歌有237题（包括译诗）共812首（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他独创的“文夹白”的“格律新体诗歌”。从内容看，“政治诗”所占比例不小：有揭露军阀残民的，如《儿莫啼行》、《曹锟烧丰都行》等；有反映民生疾苦的，如《两父女》、《赴成都纪行》等；有赞美传统文化、抒发爱国豪情的，如《汨罗访屈原墓作》、《爱晚亭》等；有对妇女怀以深切同情的，如《婉容词》、《卖花女》等；有呼唤抗日救亡的，如《日军占我沈阳》、《巴人歌》等。他从1919年开始写诗起，就可以说是一位人民诗人、爱国诗人。他对弱势群体寄与了深切同情，对敌人充满刻骨仇恨。这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并不矛盾；怀疑他反共，从何说起？（以上所引资料参见《吴芳吉诗歌选注》第3页~7页）
对白屋诗人之所以产生怀疑，除了我们在第二部分所述两点外，还当有以下多种原因：首先，多是对白屋诗人及其历史背景不理解；其次，是道听途说，信以为真的从众心理；再次，是关于白屋诗人的作品，过去印得太少，加上十年动乱，是非不分，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损失殆尽；第四，对其作品尚未读过或者读得不多。另外还有少数别有用心者，或受“左风”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