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世代 同一块基石上的求新和保守
时间：2019-03-30 03:20:5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我国封建王朝的领导人中，慈禧一直被视为顽固保守派的代表。获得这一恶名，大抵与两种情势脱不开干系，一是自身的做派，另一个恐怕就是此人领导的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命运和地位。慈禧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国运每况愈下，列强环伺，领土被瓜分豆剖，大清一步步踏进衰落之路。后世严厉指责她，也算是理所当然吧。
慈禧给人留下顽固保守的印象，与她镇压维新运动追杀维新党人有关。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总括而言，仅凭这个历史事件，就足以使慈禧牢固地戴一顶“顽固保守”的“桂冠”。然而铁性的定论，并不排斥历史细节，慈禧在新政初期似乎并不怎么恶劣。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在像中日甲午战争和争夺租借地等危机事件期间，当他入宫接受指示时，经常不是皇帝一人而是皇帝和皇太后一起接见，皇太后对外交和国内的事务往往说得很多很多。《四朝佚闻》记载，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光绪帝事事请示懿旨，“太后方居园，厌其烦，遂谕帝，但无违祖制，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志，左右伺隙即上诉而变法矣。”光绪帝对慈禧太后不可违背祖制的告诫，用“促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的话来劝导慈禧太后，太后表态说：“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事前都是经过慈禧太后同意的。
倘若说慈禧压根儿就反对变法，改革局面皆由光绪一人促成，未免太不了解中国当时的国情，太生疏于清宫的权力设置。后人多把光绪帝视为傀儡，这虽属激越之语，但也有几分真实。一个人手中究竟握有多少权力，只需看人事任免一项即可。光绪皇帝亲政之后，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重现帝国昔日雄风，但人事变动触及了朝中旧臣的既得利益，招来了无数反对的声音。《铁腕政治家西太后》一书认为，光绪帝大刀阔斧的改革，超越了慈禧太后允许的范围，最后变成了权力之争，于是掌有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最终剿灭了变法。
慈禧握有实权，原因不在于光绪懦弱。《剑桥中国晚清史》有一段合乎情理的分析：其一，作为皇太后，她是皇帝的正式的母亲。在以孝治天下的王朝传统中，她以尊亲的地位行使权力，皇帝是很难加以抵制的。其二，光绪帝与同治帝不同，同治是从父亲那里合法继承皇位的，光绪并不是同治的法定继承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慈禧的意愿和权术才取得的。在她的保护下长大成人的光绪，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惧的心理，即皇太后可能作成他于先，也可能废黜他于后。更重要的其三是，朝廷中大多数高级官员的位置都出自她的恩赐并效忠于她。《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在研究这个时期的宫廷政治时，必须防止只用这种对峙来解释派系斗争。也必须反对简单地把两宫之间的派系斗争同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思想冲突等同起来。慈禧太后的派系中也有各种政治观点和信仰的人物，包括保守派和温和派都在内，站在皇帝一边的大多数官员确实是倾向维新的，但是诸如翁同龢和汪鸣銮等帝党人士，并不一定比通常认为是太后一派的重要成员李鸿章和荣禄更具有维新的思想。
戊戌政变发生之前，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夜回到宫中，光绪帝慌忙迎接。慈禧太后一见光绪帝便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你是旁支，是我特让你继承帝位。你从4岁入宫，我调护教诲你，耗尽心力，你才得以成婚亲政，试问我哪里对不起你？而你竟想把我囚禁在颐和园里，你真是禽兽不如啊！
这个事例，极好说明了光绪帝获得皇位依赖的是慈禧，同时也是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分析的一个注脚。
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后，开始大力变法，诏令一个接着一个。慈禧太后预料早晚会有权力之争，于是她便先期作好了准备。在《明定国是诏》颁下后的第五天，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发下了三道谕旨和一个任命令。第一道谕旨是罢免翁同龢，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清除了光绪帝在枢臣中最亲密的助手。第二道谕旨是慈禧太后收回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免权。慈禧太后通过这道谕旨昭示臣工，权力依然掌握在她的手中。第三道谕旨是宣布慈禧太后与光绪准备在今年秋天到天津“阅兵”。最后一道任命令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人事任免呈现的态势，说明慈禧操弄政治的腕力比光绪要强大同时也更老到，对国情的认识也更深刻。光绪帝最后被软禁于瀛台，那简直是必然的事。
有些人觉得慈禧对变法从支持到绞杀，与光绪帝改革的步子太快甚至不理智有关，也与皇帝本人无实权有关，其实说到底，世界上任何改革的阻力只有一个，即改革本身深刻触及当权者的利益时，改革就会走入狭窄的天地，最后停滞不前或是变得徒有虚名。慈禧太后曾对光绪帝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可见慈禧太后支持改革的前提，是不违背“祖宗之法”，不损“满洲权势”，如果破坏了这一大前提，改革只有失败一条路了。
那么，慈禧太后责骂光绪时所说“竟想把我囚禁在颐和园里”指的是什么？英国人濮兰德、白克浩司的《慈禧外纪》云：康有为“在帝前尽力诋毁太后，言太后于新政非真心主持，不过外面佯许耳。又言太后之滥费，只知娱乐，不顾国家。南方民心之所以渐变，皆由太后致之。又攻及太后阴私。比于唐之武则天。劝帝贬太后于冷宫。言太后若在，实为新政之第一阻碍。帝闻之为其所动。”这个细节不论真实与否，都说明维新变法不仅已经危及了整个统治集团，同时矛头所向已是慈禧太后个人。
1926年《申报》发表了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详细讲到“围颐和园”一事。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去见袁世凯，说其勤王，要其带本部兵赴天津杀荣禄，然后派兵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袁世凯当时问：“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并且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也记述了此事，据专家比较分析，袁氏之说比较可信。 9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下了太后“训政”的诏书：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从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奉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随后，慈禧太后搜走光绪帝寝宫中的全部奏章，并开始严厉地审讯光绪帝。9月21日这一天，慈禧太后御便殿召见庆王奕劻、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御前大臣，这些王公大臣跪于案右，光绪帝跪于案左。同时设竹杖于座前。慈禧疾声厉色地讯问光绪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用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光绪帝战栗不已，不知所对。
政变后，慈禧于9月29日，以光绪帝名义发下“罪案诏”，其中有云：
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第次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
慈禧太后绞杀了新政，维新变法的举措也大多被废弃了，但慈禧并没有对过去的举措全盘否定。像戊戌变法中有关海、陆军场改革建设，就保留了下来，她也没有停止支持“洋务”运动。她召见盛宣怀时，就各方面的情况询问了这位中国近代的大实业家，并一再表明外囯人“欺我太甚”，中国要做到自强。她曾对她的侍从女官说过，她一直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富强起来”。
我们往往把求新和保守对立起来，将二者视为不能同器的冰炭，实际上它们的关系并不如此。求新或保守，可以和谐地存在于一个团体中，体现在一个人的思想内，出发点只有一个——权力。权位，势力，可以控制物质世界，也可以塑造精神世界，因此权力几乎是一种永恒的追逐对象，求新或保守也就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的是，有些人视个人权力微小，国家和民族利益巨大；有些人惧怕个人失去权力，总是把自己的权势看得高于一切，以个人权力得失确定求新和保守的走向。慈禧是把权欲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的人，她过惯了专制独裁的日子，但世界大势对清王朝极其不利，于是她支持维新变法；然而一旦变法撼动她的利益基石，她就脸色一变，转为保守了，不失时机地发动政变。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逃到了日本，并不断发表言论，痛斥慈禧仇视新政迫害异己。这是封建专制王朝不能容忍的。于是，清政府派出两名刺客，以考察商务为名，要将这些在海外的政敌处死。为了这次行动，清廷还送给日本天皇共有大小十二件古董作为礼物。当然，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慈禧等人所设计的中日结盟计划，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否则这一幕历史剧就不会如今日这般了。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即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