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四大定律: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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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融合以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性文明，掩藏在以道德体现出来的伦理行为文明之中，走的是家国同构之路,体现出血缘关系定律、专制主义定律、中央集权定律和道德政治定律。
【关键词】 血缘关系定律;专制主义定律;中央集权定律;道德政治定律
【中图分类号】G64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4128（2010）10-0172-02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五千年的政治实践创造了长久、完备、丰富、深远的政治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非凡的政治智慧。在国家的长期统一和经济社会进步，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延续上起了维系稳定的作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核心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融合以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性文明，掩藏在以道德体现出来的伦理行为文明之中，走的是家国同构之路,体现出血缘关系定律、专制主义定律、中央集权定律和道德政治定律。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发展，从神权政治向道德政治发展的趋势。
1 血缘关系定律
从人类诞生起，人类群体就是由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初期的血缘关系只具有“自然属性”－－即父母生育子女的“生育关系”，而不具有“社会属性”－－即社会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等措施等，确立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各种权力和义务。大约五、六千年前血缘关系的“社会属性“逐步产生，并且进一步加强了血缘关系，子女不再只由母亲单方面养育，而是改为由父母共同养育。在其子女成人之后，父母不再是抛弃其子女，而是继续和其子女保持着血缘关系。并且逐渐确立了子女养活父母的义务，及子女继承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的权力等等。政治上血缘定律开始体现，其实不是指别的，就是“指国家或社会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等措施等，以加强血缘关系的方式加强对国家的统治。”突出的表现是禹死后，政治权力传给了启，家天下制度由此开始，血缘宗族制度从此成为基本的政治关系。
血缘政治的主要特点是：一姓家庭统治一个朝代，只要这个朝代不灭亡，这个家庭就一直统治下去，家国同构。从夏到周是血缘政治的突出时期，封邦建国的对象是王族、功臣、先代贵族，《荀子?儒效》中表述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数量上王族占多数的结论突出了分封制的一个基本原则――血缘为主。那些论功行赏的功臣与先代贵族大多与周王室保持着一些甥舅等外戚关系，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很少。血缘关系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等措施等，建立起了非常完善、非常严密的体系。
“家国同构”是血缘政治的另一个特点。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实质上是源于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不完全、不充分而遗留下来的血亲关系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国一体同构为国家。在中国古代，家天下自夏代确立，一直延续到清代，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史。周代统治天下是姬姓家族；秦朝是嬴姓的天下。按照秦始皇的设想，他是始皇帝，以后各朝代应当是嬴姓的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汉代刘邦曾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种家天下的思想不仅统治者有，就是一般的平民，普通的知识分子也受其影响，深入到古代政治的各个角落。
2 专制主义定律
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制度萌芽于战国，确立和巩固于秦汉，后经历代发挥至明清时期专制主义达到顶峰。秦王朝的统一天下以后，推行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实现了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 转变，官僚政治是由专制主义的制度结构决定的，是皇帝个人专制的工具，自秦以来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基本上都是以围绕专制主义发展的，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高度向心凝聚的政府组织。
综观专制主义的发展，秦朝刚刚开创之初，丞相负责几乎所有的国家事务，主要是负责国家行政事务；太尉是皇帝的军事顾问和参谋；御史大夫主管对官吏的监察，是中央和地方监察系统的领袖，负责保障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尤其是保障官僚体系对皇帝的忠诚。三者互不隶属，互相牵制，有效地防止了专擅、独大，从而保障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可以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独特的皇权专制下的行政、军事和监察的三权分立结构。丞相、御史大夫与诸卿以“朝议”等方式讨论国家军政要务，成为皇帝裁决的依据。大臣议政可以集思广益，不失为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减少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
西汉自汉武帝以来，皇帝有意加强自身的权力，逐渐扩大尚书的机构，赋予尚书台更大的权力，除了尚书台开始扩大外，皇帝身边的侍从和顾问也开始增加形成与以与以丞相、御史大夫与诸卿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这是皇权专制主义的表现，抑或说是专制主义皇权限制相权的表现。
隋唐承续了魏晋时期制度演变。隋朝建立后，恢复并健全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确立了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唐代的三省制度更加健全，钱穆先生把汉代的宰相制称为领袖制，唐代的宰相制称为委员会制。换言之，“汉代有一人来掌握全国的行政大权，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是经各部门会议决定”[1]。削减了宰相的权力，从而使得既保证了政治机制的正常运转，又保证了专制主义皇权的权威。
宰相的废除使专制主义政治空前强化，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皇权专制达到顶峰。皇帝有天下独尊的地位，集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指挥权于一身。国家的法律、政策，都决定于皇帝一人的意志。专制主义强化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主线索。后来，历代官僚体制虽有所变化，但是都以维护皇权、服务于皇帝为基本原则。皇帝对于官吏有奖赏和惩办的权力，有提拔和贬斥的权力，也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君臣关系，实质上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3 中央集权定律
专制主义是指中央的决策方式，具体说就是皇帝的个人专断独裁；中央集权制是相对与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控与中央。中央集权作为政权组织方式的一种，在战国时期初步形成，秦朝确立,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呈现了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的趋势。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陆续出现了郡、县等新的地方行政区划形式。
中央集权的建立，使得政令从上而下统一有效，能够使经济在统一的政策下稳定的发展，使人们安定社会稳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统一了货币、度量衡、文字等，使得经济得到流通比较广泛，促进了物品的流通，加快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得到广泛交流，能够互相学习好的生产经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隋唐以来通过在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上的不断改革加强对地方的管理,甚至出现中央集权过度的现象。唐代在地方上设立道、州、县三级；宋代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则为路、州、县。元代确定了以行中书省作为常设地方行政机构的制度，全国分设十个行中书省（行省），在这十大行政区域之外，还有两个单列的行政区划，一是中书省直辖的“腹里”，一是宣政院管辖的西藏和四川、青海部分地区。行省作为最高地方行政区的名称，行使权力时受到中央的节制。各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呈报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没有来自中央的诏旨，行政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征收制度，也不得调动军队。此外，行省官员还要定期觐见皇帝，向皇帝述职。行省的设置，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调整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4 道德政治定律
道德政治是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以一整套道德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社会秩序的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统称。它主要通过舆论褒贬、教育疏导、沟通感化等自律性精神调整，以启迪人的知耻心、道义感和对善恶的判断能力。在古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道德一直是人们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主要工具。”[2]在中国古代政治观念中，社会等级关系往往就是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延伸，以“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由父子推及君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由个人、家庭扩大到国家和社会。道德政治逻辑是孝敬父母就是忠顺皇帝，忠顺皇帝就是孝忠国家，忠孝同义。这种宗法制度下的产物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表现为以忠于皇帝为初衷，以忠孝国家为结果。
道德政治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并被贯彻到政治制度中，因为儒家学说的精髓是尊卑有别，贵贱不可逾越，是宣扬三纲五常，对维护现实统治最为有用。随着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遭到破坏、宗族宗法制度的逐级崩解，旧有的政治等级关系趋于瓦解，依靠天然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个人的价值开始得到显现。旧有的天命鬼神观念和宗族血缘关系已不能很好的起到维系统治的作用了。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政治统治的重点需要建立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建。[3]
总结古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定律，它体现的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融合以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性文明，掩藏在以道德体现出来的伦理行为文明之中，走的是家国同构之路。 “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4]是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秦馨《中国古代德治模式对政治权威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学术论坛》2009年第11期
[3] 梁刚 《试论孔子道德学说的构建》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9-10-20 09:3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