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世界美丽的孤儿【不美丽的世界的孤儿】
时间：2019-01-23 03:25:5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电影《阿黛尔・雨果的故事》的一幕,是阿佳尼・贝阿那张美得沧桑的脸在远眺大海,旁白说:“一个年轻女子,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只为寻找她的爱人。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但是,我做到了!”
在一个实用加自恋的年代,这段看得多少有点惊心动魄。我们恐怕不吝想象自己、想象爱人如何承受为爱不远万里,但是,当这个有关不远万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7岁的小姑娘身上时,突然发现,那些关于“放逐”的想象力曾经多么贫乏。
《银娜》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37年,日军逼近上海,7岁女孩陈银娜的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把她送到了德国。银娜在小城勃兰登堡用刚学会的简单德语介绍自己的旅途道:“我们坐了三星期的船。先是渡海,后来穿过沙漠。我们走的苏伊士运河,在船上能看到骆驼。然后我们坐火车爬很高很高的山,山上有常年积雪。”刚适应当地生活不久,德国也爆发了战争,她又被送到瑞士。25岁时,她终于辗转来到讲中国话的台湾。对于故土,她是陌生人;对于异乡,她是过客。但不论在哪里,她都没能再见到亲爱的父亲。
这么摘要,其实消解了生活的丰富性。关于二战,远的电影有《辛德勒的名单》,近的连续剧有《太平洋战争》;关于战争中人性的丰富,男孩故事我们有《朗读者》,女孩故事我们有《安妮日记》。为什么还要读《银娜》?
《银娜》的作者是一位德国人,小说素材来自亲耳听到的故事。感同身受和同情理解表现在叙述中,是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的并行不悖,亲近和间离的混杂。也因为这种游离,煽情和催泪的功能在这本小说里不断让位于比感情残酷的理性世界。160页的书读下来,最残忍的不是被逼着分离,也不是难于身份认同,而是无法用文字和父亲交流――“银娜站在走廊里,敬畏地看着信封:眼熟的花花绿绿的邮票上盖着好几个邮戳、长方形的粗纸信封、寄信人的名字。这封信和自己一样走过了千山万水。她激动得鼻头发痒,战战兢兢地抽出信纸,信纸先是竖着,再在中间偏上一点横着折了一道。纸上铺满了竖排的、工整的毛笔小字……银娜愣住了。她突然明白了,隔开她和父亲的不仅是大海,而且是文字。她看不懂他写的字也不知道该怎么念,而他呢,也看不懂她写的德文。眼泪框满了眼眶,滴到了纸上。”“银娜突然觉得远在天边的父亲也很讨厌,辛辛苦苦等他来信,最后等来的东西连看都看不懂。”
维特根斯坦说,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对一个在战火中漂泊的孩子,父亲就是世界的全部,是希望的全部,可这扇门却因为文字这么脆弱的东西对她无情关闭。让人始料未及,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换了你我,又该如何另寻支点?
银娜不怕。爸爸的信看不懂、妈妈的形象空缺,还有与吃有关的故事。孤单的时候,想想“用红枣、花生、莲子、豆子和红糖熬成的甜甜的八宝粥,黏稠、养人又宽心,对饶舌的灶神和伤心的小姑娘最合适不过了”;流离的路途中,表姐从油纸里掏出两只圆圆的月饼,“银娜馋痨地咬了一口,两边嘴角冒出了黑黑的、又松又软的水果仁馅”;对新环境怯生生的日子,从不多的选择中,“她还是找到了几样爱吃的菜:土豆煎饼、苹果泥煎饼、糊小麦粥和煎肉饼”。最后,反而是最简单最朴素的食物温暖了小姑娘的心,或者说,是小姑娘像抓救命稻草般抓住了这些食物。待到成年,再度登上故土,她已经不大会说中国话了,但汤团的味道一下子随儿时的记忆蹦了出来,“她的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一条花园小径,两旁种着矮树,小小的白花散发出醉人的香气”。
关于吃的记忆,自娱自乐地写到这里引到这里,我才发现,似乎征用的是小说里最美好的片段。这也让小说显得美好和快乐起来。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在一个和平年代,作为“美丽世界的孤儿”,我想,我们更需要从银娜的故事中学习“别哭”,汲取面对这个世界的能量。
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所有友好接纳外来人士者”。附录的年表,则略述1900到1949年欧洲、亚洲的大事件。一前一后,赋予了这个大时代中的小故事更多厚重、更多历史感。我没有能力以宏大叙事进行丰厚解读,合上书,更愿意将这本书理解为“献给所有友好接纳别人的人”。不管外来人士还是本土人士,关于接纳关于宽容,其实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附:《银娜》(节选)
房间里回荡着七声钝响。低沉的声音振动了空气,连厚厚的羽绒被下都感觉到了。是什么声音?又开船了吗?伊娜一翻身坐了起来。
她迷茫地打量着一个陌生的房间:房间很高,有一扇窗子,晨光透过拉着的白窗帘射进来。窗前摆着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五斗橱、一个搪瓷脸盆、一把水壶。靠长的一面墙摆着一张床,她正坐在床上。我这是在哪儿?
她的眼光落在行李箱上,箱子打开着放在床边,东西还没拿出来。这时她才想起昨晚的事来。她累得要命,冯・施泰尼茨太太才刚来得及找出睡衣给她,送她上床,伊娜就在又厚又暖的羽绒被下睡着了。
“冯・施泰尼茨太太,”她试着让这个难念的名字在舌头上跑过,“冯・施泰尼茨太太。”一个发髻灰白的女人的形象浮现出来,俯身给她盖上被子,跟她道晚安。她的发髻里也跟刘妈一样掺了假发吗?
那么在房间里回响的、船哨似的怪声又是什么呢?伊娜滑下床,赤脚踩着吱嘎作响的木地板走到窗边。她小心翼翼地拉开窗帘。窗下是条马路,路边种着树。远洋轮船连个影子也没有。她向左稍一转头,看到一个很大的红砖砌的教堂,旁边有个四边形塔楼,顶上那段边更多,有口钟,最上头是个安着金球的尖顶,像帽子一样戴在塔楼上。钟正好走到七点。
一个教堂塔楼,跟青岛那个一样。那儿的修女们说,当初德国人还在的时候,每逢正点敲钟,做礼拜时也敲,后来给拆了。是的,肯定是!刚才敲了七下的就是教堂钟:七点。旁边有这么个教堂塔楼其实挺实用的,伊娜想,以后就等它叫我了。
她飞快地把壶里的水倒在盆里,洗了把脸,用白色粗布毛巾擦干,穿上衣服,衣服有人――肯定不是她自己――给整整齐齐地搭在椅背上。这时她听到门口有声音,她把门打开一条缝往外看:一条黑乎乎的走廊,连着好几道门。她小心翼翼地在每道门口听听,有扇门后噼啪作响、有流水的声音,她猜准是厨房。她轻轻地敲了敲门,门被打开了。冯・施泰尼茨太太站在她面前,衬衫长裙外系着围裙,她微笑着说:“伊娜,早上好!你睡醒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