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政治蠢货、日本之耻和情色臭水沟:蠢货

　　若松孝二的电影只有两个主题，政治和性爱。如若松自己所言，“性爱是政治，政治也是性爱，它们合起来是我的电影”。 　　76岁的若松孝二，至今已经拍摄了50部电影。这50部电影几乎全部都充斥着粉色情欲和青年革命的元素，它们成为了若松孝二电影的标志代名词。若松用激烈极端的影像记录着日本人对于政治理想幻灭的痛苦，并把这种痛苦通过无休止的性爱欲望表达出来，让人在若松的电影中感受到强烈的感官冲击。这种感官冲击最终随着电影情绪和角色的歇斯底里爆发而走向高潮，“就像越吹越 大的肥皂泡会突然‘啪’的一声炸掉”。
　　如此激进的若松在日本并不受欢迎，他用电影的方式“揭露了日本的丑陋一面”。在若松最有名的电影《日本赤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世界战争宣言》上映后，电影中有关日本青年革命团体“赤军”的写实描绘，让日本政府甚至准备监禁若松孝二——在若松76年的人生中，他进入监狱和被日本当局警告的次数已达12次之多。这12次的罪名均和性爱或政治有关，日本当局认为若松拍摄的某些情色电影“过于暴露”，而他拍摄的政治电影更是“歪曲了日本现代史”。即便是2010年，若松依旧因在曾关押日本赤军成员的黎巴嫩鲁米耶监狱周围进行拍摄素材，而被当地警察拘留。拘留的理由是“因为我（若松孝二）穿着印有‘RED ARMY’的T恤衫”，若松在74岁高龄室在黎巴嫩监狱中被关押了8小时。
　　但这一切对于若松孝二本人来说都“不是大不了的问题”，他明白自己拍摄的作品“让我成为了日本导演史上名声最差的导演，基本上拍摄一部电影便会被打0分或当成是垃圾”。但若松更清楚“这样强烈的对抗和反应正表明我的作品力量”，“我这一生所拍摄的电影，让我成为了媒体眼中的激进分子，我是政治蠢货、日本之耻和情色臭水沟，这些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因为这三种称谓全日本只有我一个人全部囊括，我为此感到欣喜”。
　　2012年，若松孝二新作《11·25自决之日：三岛由纪夫与年轻人们》开拍。该片秉承了若松对革命和性爱关系的持续关注，将“展现三岛由纪夫和‘盾会’（三岛开创的革命组织）军事政变失败后的痛苦和希望”。若松孝二想凭借这部电影，继续强调“试图改变政治以及社会的人以及事件正在被逐渐忘却，而把它们拍下来、记录下来是电影导演的责任。”他希望通过年轻人们豁出性命搞运动的身影，“促使年轻人们去关心政治，并在挣扎中振奋起来”。
　　少年时期
　　“因为我是黑帮，作为强权机器的警察在监狱里对我进行了百般凌辱”
　　你在做导演前，曾加入过黑帮？
　　我在做导演之前，从来没想过要做电影导演。我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我只不过才读了1年农业高中就退学了。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家去了东京，在山谷（一块类似于贫民区的区域）做过很多事情。为了买饭团或纺锤面包，我得尽力地去打工糊口。我那时住在最低级的旅店街里，那里的生活持续了很久，直到我阴错阳差地加入了新宿的黑帮。
　　我加入黑帮时只有19岁。在黑帮里只是个地位最低下的小喽啰，什么事都决定不了，天天被这个或那个大哥召唤来召唤去。后来我因为帮个大哥出头去打架，被警察抓到监狱关了半年。这半年的时间很可怕，比我之前住在山谷、加入黑帮的生活还可怕，在那里我遇到了强权政治。
　　是被警察殴打了吗？
　　不仅如此，因为我是黑帮，作为强权机器的警察在监狱里对我进行了百般凌辱，至于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甚至难于启齿。每当晚上警察欺负完我，我一个人躺在监狱的床上，就会愤愤不平地想我出去以后一定要杀了这些家伙。我每晚都睡不好，都在寻思着用什么方法来干掉他们。我最开始想到了最直接的暗杀或殴打，但后来觉得这对于这事件本身来说太没有力度。于是我想到写小说，写了小说发表在有威力的媒体上，让那些警察看看我不是好惹的。但是我又没怎么上过学，写小说才写了10张稿纸就已经什么也憋不出了，像个傻子一样干瞪着眼喘气。那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怪想法，我觉得写作可能对我来说有些困难，但用拍摄影像的方法来表达观点对我来说可能更简单。于是我又想试试看拍电影吧。所以我拍电影的初衷源于痛恨，在监狱被警察百般凌辱，让我想拍电影。
　　接触电影
　　“抄起椅子在整个电视台里追着台长跑”
　　出狱后就立刻去拍电影了？
　　我有拍摄电影的想法时，已经快出狱了。我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以前黑帮里的朋友让我去一个电影的拍摄现场做保镖。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制片人，这个制片人我第一眼就能看出他是能带我走入电影的人。我在剧组里一直和他在一起，对他毕恭毕敬。戏拍完后，我去他家拜访他，拿着礼物并且正式请求他收我做徒弟。在这个制片人对我点头后，我才算开始踏入了电影的世界。
　　那时还是秉承着“想报复警察”而拍电影吗？
　　那时我已经23岁了，已经改邪归正地成为了一个剧组的学徒，并且也完全退出黑帮了。自那以后我就拼死拼活地疯狂工作，那时已经不仅仅为了拍摄强权警察的罪恶，而是真的沉浸在拍摄电影的快乐中。但在人际关系方面，我却一点都不快乐。在剧组里，和我一样做活的很多都是东大、京大、早稻田的精英，副导演更是学历高得吓人。我只是个最下层的剧组小职员，老是被他们当成傻瓜。他们那副精英的嘴脸让我真是很想揍他们，但那时自己还在缓刑期，只好忍耐再忍耐。
　　但人总有个忍耐限度，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他们的冷嘲热讽，于是托人去了电视台，我想电视台也会拍电影，可能环境要比剧组好一些。可电视台比电影剧组好不到哪里去，我依旧被当成傻瓜。有一次电视台的台长也过来教训我，我实在没办法，便抄起张椅子在整个台里追着他跑。当然这份工作我很快就丢掉了，我回到家乡去，结果有个有钱的朋友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大家都在谈论你在城里拍摄电影的事情呢”。我至今都还记得很清
　　楚，他把我带到了涩谷的台湾餐馆“丽乡”，边吃着猪耳猪蹄，边问我想不想当导演。当时我拒绝了，我对他说，“我做不了导演”。我那时的确做不了，我还差很大的火候。但他又劝我说：“我一直都在看着你呢，你行的。你随便想拍什么都可以，把剧本拿过来吧。”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己写了剧本。我写的故事结尾是一群年轻人把警察给干掉了，片名是《甜蜜的圈套》。我糊里糊涂的按照学来的东西拍了这部电影，片子竟然毫无阻力的在影院里放映了，而且是大卖，全共斗（即“全学共斗会议”，60年代末深受中国“文革”影响而在日本各大学结成的学生自治团体，类似于日本的“红卫兵”）、团块世代（在日本人口处于历史最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的年轻人们都很追捧这部片子，因为大家都痛恨权力啊。
　　
　　国家不是在妄图隐瞒历史吗那我就把它拍成电影
　　
　　
　　参与运动
　　“国家不是在妄图隐瞒历史吗，那我就把它拍成电影”
　　你提到了学生运动“全共斗”，那时你参与其中了吗？
　　没有，我那时只是个旁观者。最初我其实还有些讨厌学生运动。1960年安保运动（即“安保斗争”，因反对当时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而由工人、学生、市民发起的反政府、反美运动）时，我在拍电影时遇到了游行的队伍。他们打扰了我拍电影，让我很生气。
　　1970年的时候，反对安保条约续期的学生运动“第二次安保斗争”开始了，那时我还是在街上拍电影。我没去砸椅子，也没拿着棍子跟防暴警察冲突。但学生们跟警察的冲突，我亲身经历着。那时我接触到了左翼运动组织“赤军”，我和赤军里的足立正生（赤军领袖之一，也是日本知名的革命题材电影导演、编剧）以及最高首领重房信子开始接触，我们在一起经常聊中国的毛主义和西方霸权，最后我和足立、重房信子一起去了中东拍摄纪录片《日本赤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世界战争宣言》。在那部纪录片之
　　后，你便和赤军组织构成了联系。
　　更确切的说，是我开始关注到赤军运动。我后来（2007年）还想让足立正生给我写《联合赤军实录：通向浅间山庄之路》的剧本。我之前看过他拍摄的《幽闭者·恐怖分子》，但那是一部观念性很强的电影，我不希望有关赤军的电影拍摄成那样。我希望拍得让年轻人们也能了解到6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了解一直到1972年为止的那段学校里绝不会教的一部分日本史。
　　《联合赤军实录：通向浅间山庄之路》这样的电影上映以来，其实一直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只是媒体和电影节不太喜欢。
　　因为媒体和电影节里都是些真正陈腐的家伙。现在是个满街监控摄像头、大学校园里也无法张贴宣传海报的时代。我要通过电影质问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你们一直沉默？以前的那股激情究竟到哪儿去了？”这部电影上映以后，以前曾参与过赤军运动的一些家伙出来了，他们一脸“此事与我无关”的样子，并且根本不承认曾经发生过那样的赤军被警察围堵最后自相残杀被全歼的事实。赤军当时由于浅间山庄的事件，而停止了运动，这件事让我非常生气。我虽然不是赤军的一员，但我是支持青年们在感受到不公时能站出来战斗的。为什么那些昔日的敢死队现在不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引以为傲，堂堂正正地说这就是我们做的呢？他们现在很多已经成了懦夫。我在拍摄青年革命的电影时就在想，国家不是在妄图隐瞒历史吗，连浅间山庄都曾想要抹消掉。那我就把它拍成电影，电影是没有时效的，只要胶片不被偷走烧掉，50年、100年以后还是能看。所以我希望能够好好地把它保留下来。现在大家都在拍猫死啊，女朋友癌症死啊之类的夸张的电影，真是没办法啊。你说余生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要死的人就是会死的，这就是命运。你想想在伊拉克、在加沙有多少人正在死去，大家都是被杀的。
　　
　　拍摄赤军
　　“演员们自发的每天围在火炉周围,像赤军一样开检讨会”
　　按照你的这种想法，《日本赤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世界战争宣言》的确在上映后又制作了DVD，这让它会流传的更广。
　　如果你仔细观察DVD上的制作表，你会看到制作表上写着“若松工作室制作，联合剪辑——赤军”。我对于这个片子只是出钱拍了胶片，剪辑几乎全部都是足立正生做的。最初时我还有种被足立骗了的感觉，他这是严重干涉我作为导演的权力。但是和他一起去了巴勒斯坦拍摄后，我一跟那边的人接触，才发现我自己对事物的想法是多么的贫乏啊。世界上还有像他们那样遭国家驱赶而在斗争着的人们存在。他们的生存现状和行为完全是理想主义化的，而且他们一心贯彻觉得正确的平等观念。我一开始还设想把这部纪录片卖给电视台什么的赚钱，后来在巴勒斯塔在赤军兄弟间我感到了羞愧，觉得自己有这种想法真是丢脸。
　　36年后，你拍摄了《联合赤军实录：通向浅间山庄之路》，你变得对革命不那么坚定了。
　　正好相反。一件事你越是频繁思考，越会发现它的可悲。但我不太想讲它如何可悲，我想先说说我为这部电影做了什么。
　　拍《联合赤军实录》时，我把宫城县5、6年前建的别墅拿出来拍戏。为了拍戏，把它直接给拆了也无所谓。别墅没了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把个人资产也全部抵押了出去，我位于千驮谷的事务所兼住所抵押了出去，名古屋那边自己的一家影院也都抵押给银行了，换来的钱全拍《联合赤军实录》。钱如果没了大不了再白手起家，所以就放手干啦。
　　你对这部电影很认真，拍摄时还让所有演员封闭了3个月。
　　严肃的题材必须要严肃对待。要回到那个时代的风雪中去。拍摄时我定了些规矩，演员必须独自来参加拍摄，还有要完全闭关3个月。如果你想参与这部电影，那就不能带经纪人或者助理之类的人一起来。要是带过来的话，肯定会说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做什么的。而且他们肯定整天摆弄头发啊、化妆啊，这不是赤军的状态。我不想拍人偶和明星。所有服装都是演员自己掏钱，也不化妆，助导我只找了三个基本上是外行的女士，她们主要负责给穿着高跟鞋来演戏的女演员换鞋。拍摄时，我让他们像集训一样，集体住在鬼首的我的别墅里，不让他们洗澡也不让他们洗脸。别墅里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演员们渐渐融入进角色中，他们后来自己就每天围在火炉周围像昔日赤军一样开检讨会，大家都是自发的，自觉的。早上是7点半出发去拍戏，7点他们就已经全部吃好早饭等在门口了，跟军队似的。
　　但这片子只拍了一个月就拍完了？
　　你忘记算集训的3个月了（笑）。我所有镜头都是一镜到底。别墅那边其实只拍了两天。画面什么的，我这样的老手，现场一下子就能决定了。我找来的摄影师从来没有拍过电影，他就拿着一个拍电视节目用的摄像机拍。我找了两个摄影师和两个助手。拍固定场景时，机器就放在旁边开着，要推移的时候就把摄影师叫来拍。就这样拍，这部电影最后成片还有5个小时呢。后来我拿去给非专业的人看，他问我：“这部片子你最想给人看的是什么？”我说是最后的攻防战，然后他就说那就该把前面的部分全剪掉，所以我就剪掉了。
　　粉红电影
　　“情色不是国耻，在布什面前跳猫王舞的前首相才是国耻”
　　能够拍摄和主导革命电影，和你拥有个人的电影工作室不无关系吧？
　　当然。我在年轻的时候，曾自己花钱周游了欧洲。欧洲电影的创作尺度是日本电影无法比拟的，从欧洲回来以后，我就想，以后的人生里，我只要拍自己喜欢的东西，所有的权利都要攥在自己手里。我才不去管什么审查或者社会反应，就算我没有运营一家制片公司的钱，也要想方设法先成立一家制片公司，就是若松工作室。我从黑帮的朋友那边以10天算一成的利息借钱拍电影，不断重复着借高利贷。我也不管发行公司，我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拍完之后再去想发行的事，我可以自己扛着电影胶片跑到大阪去找能发行我电影的人。
　　但那时预算相对来说还是很低吧？
　　对，所以要拍摄一大堆的所谓粉红电影出来。粉红电影成本很低，只要里面有裸体就行了。但裸体本身也需要花钱，我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我拍《永远的处女》时，整部电影都只是在屋顶上拍。这虽然便宜，但也并没有影响最后的艺术效果。你见过全部在屋顶上拍摄的电影吗？而且还是粉红电影。《花俏处女》更粗糙，这片子是我拿足立正生拍《女学生游击队》的原班人马，花了3天就拍完的。但这3天我所做的事情绝不比那些拍了3个月的少，我先是和足立正生为了《女学生游击队》而去日本到处取景，到了一处山上，我突然就觉得这里应该发生一起轮奸案。于是我就拿着摄影机和《女学生游击队》一起套拍《花俏处女》。虽然没钱，我还是找来了大和屋竺（日本著名编剧，代表作《脑髓地狱》等）来撰写剧本。他迫于社会对于粉红电影的批判，化名写了剧本。“花俏处女”的名字也颇有来头，是大岛渚给我题的片名。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粉红电影虽然说的是性，但都和青年革命密切相关。它们两者在我的电影里总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所以你其实不赞同把自己的电影归结为纯粹的“粉红电影”？
　　我一直不认为我拍摄的那些是粉红电影。我是在拍摄很严肃的东西，只是因为表达需要，我拍摄了女人的裸体。但我想要说的可不单是裸体，那样去理解电影的话，实在肤浅。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批评我的人没有看懂作品，他们的批评本身让他们成为了那些因为下流而默默窃喜的家伙们。我还记得1965年，当我拍摄完《墙中秘事》后，那部片子被德国柏林电影节邀请去参赛的事情呢。日本映画联盟不同意这部电影代表日本去参赛，他们觉得这是“国辱电影”。后来日本映画联盟在预选时就把这部作品刷下了，但德国人还是自己拿《墙中秘事》来当了日本代表作品参赛，人家看明白了我拍的是什么。这样一来映画联盟就坐不住了，说粉红电影居然成了日本代表，那是国耻。结果成了国际问题。他们觉得这部电影开场就是一个带着瘢瘤的男人跟女人在斯大林肖像前做爱，说这是国耻。但德国人很憎恨斯大林，他们明白一点我的意思，他们觉得很有趣。其实说是国耻的话，情色才不是，我倒是觉得在布什面前跳猫王舞的前首相，还有被美国官员酒后接见的国会议员才是国耻。我觉得真可笑。
　　
　　新片《三岛由纪夫》
　　“在肚子上切出十字让内脏涌出的景象，这让三岛迷恋”
　　说道美国就让人想到右翼，你今年（2012年）开拍了有关三岛由纪夫的电影，为何要拍三岛？
　　三岛的确是典型的右翼。其实我早在20年前就对三岛动心了，只是因为囿于想把它拍得足够好，所以一直没有动手。日本关于三岛有着大量的资料，但没有一个人说到点子上，大家都把自己的想法填充到三岛这个壳子里。我忍着对这些学者的厌恶，尽可能地去做细致的调查。我为此去见过上百个和三岛有关的人员，盾会的人我也见了。盾会的人依旧抱有三岛是组织领导的决心，并且依旧决心拥护天皇的权力。
　　我想很多人其实不关心三岛在想什么，他们只是奇怪三岛为何会切腹自杀。他们对切腹自杀本身更感兴趣。大家都在胡乱猜测三岛的自杀原因，我拍这部电影的目的之一就是终结猜测。
　　你觉得三岛为何自杀？
　　他只是想死。
　　很多人都在说在“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三岛由纪夫领导盾会中的青年官兵发起军事政变）的失败，是导致三岛羞愤自杀的源头。还有人说三岛是不管成败之后都决定自杀了的，甚至有人扯到了三岛精神幻灭，说当时介错（日本武士切腹展示勇气后，身后还会有人举刀斩下武士头颅，以解除其切腹的痛苦）的日本名刀“关孙六”上的死神在召唤三岛……还有更奇怪的解释，有人说三岛死时是45岁，而三岛自杀是因为他知道人类的肉体在40多岁后半就开始渐渐衰弱，所以他才选择在那时候死。但按我的想法，这些猜测都是表面的东西。三岛动用自己的力量，想要让自卫队起来发动政变，修改美国所作的宪法。行动失败后，看起来他似乎除了一死之以外没别的选择了。但三岛由纪夫不是个笨人，像他那样的人肯定也知道，以死来控诉是毫无意义的，什么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很多东西都是出版社为了推介三岛的书编造出的噱头。切腹的人在肚子上切出十字、介错砍了三次砍坏了名刀还是没砍下头、内脏涌出来满地的景象，我想其实这让三岛迷恋。他只是找个借口去死，反正是要死，那还是想死得惨一点，有这种想法的日本人可不止三岛一个吧？野村秋介（日本右翼活动家，于93年自杀）在和《朝日新闻》谈判完以后到高级饭庄用手枪自杀，也是一样的。他们只是想死，死亡的欲望一直充盈着他们的头脑。注：本文选编自日本电影网站《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