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 [互联网使用与业主抗争: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案例]

　　摘 要：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业主抗争已经成为社区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在一些业主抗争案例中，互联网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研究案例，探讨互联网使用在业主集体抗争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为业主提供信息传递、共识塑造等公共平台，并建构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社区的资源动员，从而有助于业主抗争。但互联网业主抗争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宏观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影响，宏观权力会渗透到互联网空间中，并塑造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和抗争效果。因此，对于互联网政治效应的研究不能走向技术的乌托邦，而需要将其置入现实的权力场域，采用一种动态的视角，由此才能够建构一种“现实的乌托邦”。
　　关键词：互联网；业主抗争；社会抗争；网络公共领域；现实的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05907
　　一、引 言
　　自198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开始实现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出现了一些变革，但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1\]。与此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观念的启蒙、市场经济对于私人利益的倡导等都扩张了公众的利益需求以及对于利益表达的渴望，形成了多元的利益主体\[2\](P72)。但是，相对于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没有为公众的利益表达提供足够的制度性渠道，当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以社会抗争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各种社会抗争中，业主的集体抗争是比较重要的类型之一。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加快，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住宅商品化、产权个人化，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发展，使得社区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社区居民之间的动员能力和抗争能力迅速提升，利益的表达意识也日益强烈。业主抗争已经成为社区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在一些业主抗争案例中，互联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等领域。近年来一些社会抗争事件中，我们能够在经验层面观察到互联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写抗争中的权力结构，为普通公众的抗争提供了资源动员、集体认同建构等渠道。对于业主抗争而言，互联网的具体作用主要是通过“业主论坛”表现出来。在一些社区利益被侵蚀的事件中，业主论坛担当起社区动员的角色，促进业主抗争的进行。频繁发生的业主抗争事件以及业主论坛的发展是本文研究的经验基础。本文将从互联网与社会抗争的理论框架出发，基于个案研究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讨互联网使用与业主抗争的关系，以及各种权力对业主互联网抗争的塑造。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袁光锋：互联网使用与业主抗争：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案例 二、互联网与社会抗争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运动洪流，使社区动员、社会运动以及抗争政治很早就进入西方学术研究的中心地带，但由于历史原因，相关理论在2005年之后才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3\]。西方关于抗争政治的研究主要是遵循三条脉络，即阶级论——强调抗争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以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情感论——强调诸如相对剥夺感、心理预期值的错位等心理挫折所带来的攻击性行为；理性论——认为抗争政治是底层反抗社会强权压制、不甘利益被剥夺的正常反应，行动具有合法性，而且更依赖理性的组织和专业的动员\[2\](P11-12)。理性论是1970年代之后主流的研究路径。
　　在理性论的研究路径中，资源动员范式和政治过程范式是最重要的两种，它们都强调抗争政治兴起的关键在于专业组织所能动员的关系网络、资源总量以及所利用的政治机会\[2\](P13)。资源动员范式的代表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他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把关系网络看做是促成动员的资源，并提醒国家的作用。与蒂利一样，麦克亚当（Doug McAdam）也同样强调文化因素，认为文化在动员结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麦克亚当与蒂利一起发展了政治过程模型，包含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等因素\[4\]。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番禺反垃圾焚烧案例而言，资源动员范式和政治过程范式是我们分析的主要框架。在中国的语境下，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渠道，社会抗争的资源动员主要依赖于大众传媒的资源调动，以及个体的人际关系。互联网的诞生为资源动员提供了另一种重要方式，它能够改写传统的交往结构，建构新的关系网络，凝聚互联网内部的抗争资源，同时也能够与外部建立关系，调动外部的社会资源，比如在一些案例中它也成为了媒体获取信息的渠道，即传统媒体的信息来源。在本文对番禺案例的分析中，我们主要分析的是互联网在社区关系网络建构、资源动员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国家、社会等权力如何影响其角色的扮演。
　　西方关于社会抗争的研究往往置入国家与社会的宏观框架中。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的政治与社会传统都会塑造不同的抗争形态。中国的抗争政治受到历时性的文化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的国家权力、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塑造，具有更为复杂的一面，需要基于中国的语境进行研究。在抗争政治的相关理论被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基于本土经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发展，通过对农民、工人、业主等主要抗争主体的案例分析，提出了许多具有解析力和洞察力的抗争手段和策略，如“压迫性反应”、“安全性困境”、“问题化技术”、“草根动员”、“依法抗争”、“气与抗争政治”、“踩线而不逾线”等\[5\]。这些概念的提出丰富了抗争政治的研究。基于本土的经验，也是本文的研究价值取向。
　　互联网塑造了抗争政治的新形态。互联网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现有的研究成果证明，互联网能够增加公民的话语权、增强公众与政府博弈的能力、为公众提供政治参与的途径，进而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当然，互联网所具有的民粹主义特征、话语暴力等因素也有可能阻碍现代性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但在互联网与业主抗争这一议题上，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匮乏，并且主要集中在大规模的抗争，对于互联网和地方性集体抗争之间的关系却了解甚少\[6\]。一项关于上海业主抗争的研究指出，在线业主论坛确实有助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发生，业主能利用互联网作为动员手段发起集体抗争行动\[6\]。 　　关于互联网与业主抗争的研究主要是倾向于微观的视角，而较少考虑到互联网、业主抗争与国家、社会等宏观权力的互动。本文认为，互联网对于社会抗争的作用与宏观层面的权力有关。技术的政治效应受制于国家、社会和市场等权力，并通过与这些权力的互动生成新的权力结构，因此对于网络政治的研究不应该走向“技术的乌托邦”。本文将选取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作为研究案例，探讨的问题为：1互联网与业主抗争的关系；2国家、市场与社会等权力是如何塑造互联网业主抗争的。番禺案例的详细资料来自于媒体的报道文本、笔者对业主论坛的长期观察，以及课题组成员所做的深度访谈。
　　三、社区网络、线上动员与线下
　　行动：番禺案例 番禺华南板块是伴随广州城市南扩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板块，被称为广州人的后花园。它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小区环境，与广州大学城仅一江之隔，栖居于此的大多是广州的知识分子，也居住着一些媒体人员\[7\]。在2006年，广州市规划局批准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的选址为番禺大石会江村。2006年到2009年3年间，关于番禺区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报道也不断见诸报端。广州市国土局、番禺区政府、市规划局、市发改委也分别在自己的官方网站或有关新闻中披露这一工程的进展情况。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2009年9月23日，时任该局局长的吕志毅在接访日对媒体表示，“一旦完成环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动工开建。”在这一消息传达出去之后，社区居民开始进行了反垃圾焚烧的维权活动，以《南方都市报》和《新快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也开始跟进这一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报道和建构。
　　10月底以后，行动者开始不满足于仅仅依靠网络和传统媒体，开始采取现实的行动，比如在11月8日，维权积极分子“樱桃白”身穿环保T恤、头戴防毒面具、手拿环保口号车贴“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在两个小时中，游走于15个地铁站之间，并在广州市中心的大型购物商场天河城内逗留超过半小时，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之后，一些著名的外地媒体参与到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的报道中，政府也开始积极回应行动者的要求。12月10日，番禺区政府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有关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全民讨论①。在2011年4月12日，广州市番禺区政府决定重新选址，并公布5个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备选地址，最终厂址将通过广泛讨论，根据群众意见、环评分析和专家论证来确定②。
　　番禺小区拥有自己的业主论坛“江外江——丽江花园业主论坛”③（http://wwwrggdnet/indexphp）。这一论坛诞生于2002年，被视为业主独立发声的尝试。在整个业主集体抗争过程中，“江外江”论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论坛的主要成员对此有明确的意识，“我们只是以论坛做平台来抗争，慢慢论坛就发展起来，我们不是从一个很好的管理者的角度来做专门的论坛”④。 2009年10月16日，“江外江”在首页辟出“垃圾焚烧专版”。从这一天开始，这里正式成为了反垃圾焚烧事件中居民表达意见的大平台。在反垃圾焚烧事件中，该业主论坛在“围绕垃圾焚烧问题而发生的官民互动中，起了积极作用”⑤。该论坛专门设立了“垃圾焚烧与环保”版块，业主可以在这一论坛中交流信息、公共协商等。这一专版内设“现状报告”、“事件过程”、“媒体声音”、“分类回收”、“无害处理”和“评论杂文”等6个栏目，整个论坛无论是内容组织还是版面设计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性\[8\]。根据学者的研究，江外江论坛的发帖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论坛参与者特别是论坛意见领袖撰写发布的，另一部分是由转贴传统媒体对垃圾焚烧事件的报道，通过对网帖的阅读与回复，论坛舆论与传统媒体舆论在这里交集，网络空间舆论与现实空间舆论产生传播合力并形成漩涡效应，进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域。”\[8\]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反垃圾焚烧的讨论中，江外江业主论坛总体的基调是克制和理性的，这是它成为反对垃圾焚烧项目主阵地的原因。在多数人认同“垃圾不能一烧了事”时，“江外江”上依然有赞同垃圾焚烧的帖子出现⑥。据访谈对象F介绍，这是由于番禺区居住着很多有名望的人、文化人，所以业主论坛就要有一定的规则：
　　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删除帖子，如果没有按照规则来的话，很多版主是要被撤掉的，所以在江外江，很多老版主说经常会在版上发生内部战争，大家就一个问题吵个不停，有些版主最后自己也陷进去了，最后就被罢免。曾经有这样的案例，我们必须有个规则，如果别人没有超越你的规则范围，你都不能删帖，哪怕它是反对你的。后来就形成很多人说话很艺术，言语上没有暴力，但是你看得出来他是反对你的，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在上面发言，只要没有语言上的人身攻击等。（访谈资料）
　　在制定和遵守发言规则的同时，论坛版主都具有很高的政治理性，他们维护着论坛发言的秩序和边界。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在国家权力作用下所形成的“自我审查”机制。通过主动的“自我审查”，江外江论坛才能够在国家的网络监管下持续下去。
　　作为公共讨论的平台是江外江业主论坛在维权抗争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之一。在最初，它普及了关于反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从而建构了业主的抗争共识；之后，通过论坛中的理性协商，它成为业主之间，以及业主与传统媒体、政府进行互动的渠道。在此次维权事件之前，曾发生过南澳、广碧、海龙湾等小区的反垃圾焚烧抗争行动，但都没有形成轰动的效果，F认为主要的原因便在于番禺丽江小区有“江外江”这一平台：
　　（问：江外江在反垃圾焚烧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平台的作用。因为反垃圾焚烧第一波反抗不是丽江，第一波最厉害的好像是南澳、广碧、海龙湾，丽江是后来热起来，他们之前之所以没有那么轰动，是因为那几个小区没有一个很好的交流的平台，江外江历经五六年，很多人一直上，对江外江都有情怀了。这就造成了很多人爆料都在江外江上，很多人查的资料也会贴到江外江上面，最后所有事情一集中，关注的人就更多。（访谈资料）
　　除了作为公共讨论平台之外，“江外江”论坛还具有建构关系网络、进行资源动员等作用。业主的集体抗争发生在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场景中。由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等各种因素，中国城市社区的建设缺乏成熟的公共空间，社区居民往往处于“原子化”的状态，难以形成集体抗争的关系网络，难以进行抗争资源的动员。但互联网作为跨越空间的“自媒体”能够担当起公共空间的作用，为居民提供建立关系网络的平台，进行资源的有效动员。现有的研究也证明了互联网能够增加个体的社会资本，培育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番禺案例中，“江外江”论坛担负着建构关系网络和资源动员的功能。 　　2002年，丽江“桃花暗轩”和“九如通津”的业主为维护自己的“景观权”，展开了一场反对修建新浦南路的维权运动。在开发商建的业主BBS上，业主们发的相关帖子总是被删除，他们便筹钱租用了一个服务器，另开一处业主BBS，名为“江外江”。遗憾的是，丽江当时的宽带用户只有1000多户，网络的社区动员力远远没有展开，并没有建构起规模化关系网络。在2003年之后，江外江论坛的用户开始迅速增加，并为小区居民提供了一种存在感，这种存在感就是在论坛上能够找到一批热心人，汇聚一些力量去帮助别人。至2010年，江外江论坛已经有5万注册用户⑥。可见，在这次反垃圾焚烧维权之前，江外江论坛就已经建立了社区居民间的关系网络，并积累了社区资源动员的经验。这也为番禺事件中“江外江”所起到的作用提供了历史资本。在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中，“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消息首先被番禺区“Kingbird”等居民发现，很快在丽江花园社区论坛“江外江”上联系到了彼此，建立了初步的关系网络。
　　这种关系网络的建构有助于进行线上和线下的社区动员。传统的关于互联网政治效应的研究往往关注于线上层面，即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话语参与。但无数匿名的网民难以形成有效的线下行动，线上与线下处于断裂状态。社区论坛虽然也是使用网民注册的方式，但论坛中的“网民”是现实的社区居民，基于同一社区的归属感、长期的互动等因素，论坛也就具有了熟人社会的特征，不仅能够进行线上的动员，而且能够形成线下的集体行动。在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中，“江外江”论坛不仅为居民建构了关系网络，在论坛上进行舆论抗争，而且往往能够成功地动员起现实中的抗争行动。当番禺居民在江外江论坛上联系到彼此之后，便开始以此为纽带进行线下活动的动员。在2009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相聚于丽江花园一座楼盘的206号房间，召开了第一次反垃圾焚烧的会议。10月28日，网友“epccben”在“江外江”发表帖子，号召“11月1日召开晒车大会”。但“晒车会”因为警察的传唤，以及丽江花园小区业委会与保卫处表示当天不会予以配合，“害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作罢。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江外江论坛在社区动员中所起到的作用。
　　业主论坛还是传统媒体的重要新闻来源，“很多关注的人都把它作为平台，我们媒体就作为一个重要的来源。”\[9\]“业主论坛作为传统媒体常规化信源的结果实际上相当于以传统媒体为桥梁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建构了一个开放空间”⑦。易言之，江外江论坛也能够调动传统媒体的资源，而传统媒体能够调动普通业主所不具备的精英资源（比如专家、政府人员），并赋予行动以合法性，从而扩展抗争的政治机会，形成“业主——论坛——传统媒体——政治与社会精英”的资源动员链条。
　　自2009年至今，“江外江”论坛一直扮演着消息传播、观点表达、社区动员、建立与外界的链接等角色。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走向“技术的乌托邦”，互联网虽然能够推动业主的集体抗争，但其作用的产生受制于更为宏观的权力结构，技术本身也是诞生于这一权力结构中。在我们对番禺维权事件的描述中，能够看到江外江业主论坛所产生的作用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塑造。如果没有国家的回应和控制、市场的推动、传统媒体的响应，那么这一社区论坛最多不过是让居民“释放怨气”的空间，这也证明了“技术的政治效应”是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而不是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事实上，许多社区都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论坛，也有不少地区通过网络进行社会抗争，但很少取得像番禺区“江外江论坛”这样的成功，广州市所具有的比较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江外江”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独特的资源。在这一社区论坛的公共性建构中，国家、市场和社会都参与进来，并表现了自身的实践形态。
　　四、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实践
　　在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中，江外江业主论坛作为业主抗争的工具受到各种权力的影响，这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权力格局有关。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已经从之前单一的权力主体演变为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权力主体，并且三者之间处于相互博弈的状态。其中，国家依然具有主导性的地位，对市场和社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国家权力也不是之前的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内部的分裂性，整个行政系统中存在很多相互冲突和“裂痕”，包括上下级矛盾、条条矛盾、块块矛盾以及条块矛盾等。这种分裂性为社会和市场权力提供了博弈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权力与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权力主体也可能会与国家权力结盟，公众权力则被压缩。由此可见，转型时期的政治、商业、非政府组织、公众等各方都遵循着自己的权力逻辑，互相博弈。这种关系模式并没有固定化，而是处于一种激烈的动态建构中\[10\]。这种复杂关系塑造了互联网的特征。在我们所分析的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中，这三种权力主体都以不同方式渗入到该社区的业主抗争中，塑造了业主论坛的特征。
　　首先，江外江论坛的政治效应受到国家权力的强烈影响。政体内部的分裂性和国家对于互联网的监管政策为互联网政治的建构提供了基本的场域。“江外江”论坛的管理员也在努力维持着网民发言的内容和秩序，尽力将网民的发言限制在国家权力许可的范围内，管制一些非理性的言论。如F所言，“整件事情，我们都充分利用了规则允许下的空间来进行维权。”国家与网民之间构成了灵活的博弈，而我们前文所论述的政体内部分裂以及制度的“变通”运作方式都为这种灵活的博弈提供了可能性。在关系网络和资源动员的层面上，国家的权力塑造着业主论坛所建构的关系网络以及所动员的抗争资源，比如2009年江外江论坛所号召的“11月1日召开晒车大会”，就因为警察的传唤以及业委会、保卫处的不配合而没有动员成功。对于社区抗争行动而言，不仅需要能够进行社区内部的资源动员，还需要建构有效的外部关系，调动社区之外的精英和政治资源，而这正处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内。由此而观之，网络的政治效应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国家权力之外。
　　其次，在这一案例中，传统媒体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媒体能够通过报道框架建构公众的认知，并促使政府对此进行回应，“在番禺垃圾焚烧厂案例中，媒介的主动介入和持续关注实际上扮演了资源的社会动员者角色，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学者专家等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媒体直接调动的资源”\[9\]。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那么“江外江”论坛会削弱其公共协商平台的角色。媒体从业者L也认为，“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关注，仅凭江外江论坛，引起的轰动效果就不一样，人们的关注度也不一样。如果媒体报道过之后，这就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番禺区的抗争者以及“江外江”论坛都与传统媒体之间有着频繁的互动，比如传统媒体通过江外江论坛获得最新的消息，而江外江论坛也不断将传统媒体的报道发在论坛中，引起社区居民的讨论。但媒体对于番禺案例的积极关注，除了广州比较开放的媒体管理之外，有研究者指出，还与市场因素的推动以及与媒体从业者利益的直接相关。《新快报》是最早进行番禺反垃圾焚烧的报道媒体之一，但据《新快报》的一位报道记者讲，有一位居住在番禺华南板块的同事从邻居口中得知了此事，将线索告知了报社，报社认为项目关乎番禺30万高端读者利益应该予以关注\[9\]。30万的高端读者成为传统媒体积极介入的关键因素，而这背后则是媒体对于市场的追逐。除此之外，一些媒体从业者也居住在番禺区，在利用媒体上具有天然的接近性\[9\]。
　　最后，网民的结构也是分析互联网在业主抗争中的作用所不可忽略的因素。番禺小区是比较成熟的社区，其中居住着不少的知识阶层，根据一项统计数字，在2003年丽江有70%以上的业主拥有本科学历。相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这一阶层在话语权上有着丰富的资源，他们了解社会抗争的经验、熟知国家政策的边界、并具有灵活的博弈策略和丰富的关于垃圾焚烧的科学知识储备，此外还拥有较大的话语影响力。有学者的研究也认为，以江外江论坛“巴索风云”为代表的舆论领袖对于公众的参与有重要影响\[8\]。
　　这些都是普通的社区抗争所不能具备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江外江”论坛的抗争性特征，以及影响了媒体的报道和国家的回应，具有很强的不可复制性。目前关于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一因素。网民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发言网民的结构等都对网络的政治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而追根溯源，这些结构性特征是由国家和市场权力所决定的，国家的政策、市场的力量决定了不同阶层在接触和使用互联网上具有不平等性，在网络社会中，弱势群体依然处于弱者的地位，甚至由于“数字沟效应”，这种差距不断被拉大，影响了网络公共性的实现。因此，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谈论“互联网的政治效应”，而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力关系中，分析它实现了什么，遮蔽了什么。
　　从我们对番禺反垃圾焚烧案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家、市场和社会都在互联网社会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综合其他经验性的材料，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三者的实践方式。（一）国家的控制、国家关于传统媒体、互联网以及舆论的管理政策主导着社会抗争中互联网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而言，互联网不能突破国家权力的边界，但由于政体内部的分裂、制度的非正式运作又为行动者提供了“边缘突破”\[10\]的建构策略和空间机会。并且，中央与地方的分裂导致在一些地方性议题上中央权威可以为互联网的抗争提供合法性支持。（二）在西方的语境中，市场力量一般被认为阻碍了公共领域的建构，比如哈贝马斯在论述公共领域衰落的过程中就把市场视为一股重要的权力。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市场”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从而阻碍互联网政治效应的建构，比如媒体对于市场利益的追逐可能压制一些报道，但也可能为了“受众”的目的而积极建构公共领域。（三）社会空间中的公众是互联网抗争中的主要角色。“网民群体”往往被贴上“自由”和“反抗”的标签，但从经验性的分析来看，网民的特征受到现实权力的塑造，比如网民的观点、注意力都受到国家和传统媒体议程的强烈影响，在一些民族主义议题上，国家也在积极借助于网络而扩展自己的权力；网民的集体抗争策略也受到国家的塑造，比如在我们所研究的番禺案例中业主的自我审查。另外，网民结构本身更是国家和互联网产业所生产的。
　　五、进一步的讨论
　　对于社会抗争的推动是互联网的政治效应之一。互联网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公共领域的政治，即一种公共性的实现，在互联网所形成的公共领域中，网民能够进行观点的表达、民主的商议、资源的动员、线上与线下的互动等，从而推动政治的变革。互联网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写国家与社会的权力格局，为公众的利益表达和社会抗争提供了一些非制度性的渠道。因此，它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和浪漫想象，甚至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互联网与公共领域、网络与舆论监督都成为了“不证自明”的对等关系。但通过对现有成果的回顾与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关于互联网政治、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
　　这一倾向过于相信技术本身的作用，将技术从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抽离出来，视互联网为一个封闭的“实体空间”，认为互联网技术本身会产生政治效应。比如，在一些公共事件中，互联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数匿名的网民在网络空间中表达言论，最终推动事件的解决，一些研究认为这表现了互联网政治所发挥的作用。但这其实缺乏对事件解决背后的国家、市场力量的深入分析。因为明显的经验性事实是，更多的公共议题虽然有网民的参与但却没有得到解决，无数的社会抗争无果而终。这就需要我们在网民之外寻找原因。在得到解决的公共事件中，我们至少能够发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裂、中央权威对于议题解决的重要作用、知识精英的介入以及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潜在的权力影响，比如国家的网络监管、网民的结构、网民内部的权力分配等。这些宏观权力才是塑造技术政治、网络公共领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与这一对于互联网技术的乐观态度相对应的是简单地否定互联网对于政治的推动作用，以及网络公共领域的可能性。相关的研究主要关注网民的非理性、话语的暴力、网络暴民等议题。这一研究路径虽然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色彩，但却没有看到所谓的网民的素养本身也是“构成的事实”，受到制度、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网民的结构等因素的塑造，并且也在网民的参与实践中动态的变化。由于缺乏动态的审视视角，简单地批判网民的话语暴力、网络暴民，也就陷入了去历史化、去关系化的窠臼。因此，对于网络的乐观与悲观态度，都没有将“互联网政治”的研究置入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没有在经验的审慎理解基础上阐释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建构。
　　互联网政治与公共领域研究中的“去关系化”倾向忽略了技术与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事实上，在网络技术的发展历史上，不仅网络的产生与发展都受到制度的影响，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是与制度不断博弈的结果，两者之间是互相建构的关系。对于技术作用的理解不能单从技术本身出发，不能“片面夸大技术的解放效能”\[12\]，而需要考察技术与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 　　就网络技术与政治、技术与公共领域的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置入一种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在经验的基础上，观察国家、市场与社会等权力关系是如何作用于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如何塑造互联网的政治效应，亦即引入“权力”的变量，将“公共领域”视为是权力建构的事实，而非自然而然的技术事实。潘忠党曾指出，学界对于传媒实践、体制对实践的规训及构成如何生成公共领域这样的历史现实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多仍停留在或批判“公共领域”的理念如何“不合中国国情”、或批判“公共领域”在市场经济下如何遭受侵蚀。无论采取两者中那种立足点，“公共领域”都被当作了既定的“对象”，而非构成中的历史现象；“公共领域”都被视为现成的理论教条，而非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视角和资源\[13\]。
　　将网络政治、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置于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中，置入中国的语境中，在经验性的基础上重构“公共领域”的理论资源和批判性特征，这样才能够避免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走向“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现实主义”是指将“公共领域”视为技术所带来的“既存事实”，而忽视了国家、市场等权力对于“网络公共领域”的塑造；“乌托邦主义”是指将“公共领域”视为理论的教条和不可企及的乌托邦，但忽视了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公共领域的现实化过程及背后的权力关系。由于缺乏具体场景的权力关系之分析，“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都导致互联网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和解放性功能的衰落。在中国的语境中，对于互联网政治的研究，只有基于对各种权力的关系进行分析，才能够建构一种罗尔斯所言的“现实的乌托邦”，即考察在现存的条件下，互联网政治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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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潘忠党.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6)
　　注释：
　　① 上述关于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的过程，根据《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马李灵珊的报道《盘点2009人物：番禺反建垃圾焚烧厂业主获尊敬》改写而成，参阅，http://xw2500szcom/news/gn/sdbd/2010/1/4/77418_2shtml。
　　② 案例的描述参阅陈冀、陈先锋的《广州番禺公布垃圾焚烧新选址 项目曾遭居民反对》一文， 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10413/16481332html。
　　③ “江外江论坛”创建于2002年，为丽江花园业主论坛，在2010年一月份该论坛就拥有会员55064人，被称为番禺居民反对垃圾焚烧的“阵地”。
　　④ 来自访谈资料。访谈对象F为番禺反垃圾维权事件关键人员，并在江外江论坛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访谈时间为2012年3月27日。
　　⑤ 参见《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2日《小区业主论坛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的作用》一文。
　　⑥ 参见金雯的《公民社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一个业主论坛和它的5万网友》一文，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01206703html。
　　⑦ 来自访谈资料。访谈对象为广州媒体从业者L。访谈时间为2012年3月27日。
　　（责任编辑 刘传红）第12卷第3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2 No3
　　2012年5月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May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