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盈余管理研究文献演变特征综述] 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以我国近年(1999～2007)会计类理论刊物上所发表的有关盈余管理的文献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并归纳了近年来关于盈余管理定义的研究以及盈余管理研究的结构特征，指出了我国盈余管理研究的总体演变路径，总结了国内目前盈余管理研究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和设想。
　　关键词：盈余管理　结构特征　演变路径　未来研究方向
　　
　　一、引言
　　
　　(一)盈余管理研究起源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学术界开始致力于盈余管理的研究。由于西方国家证券市场发展较早且相对成熟和完善，使得数据取得更为容易，为其开展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再加之盈余管理是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盈余管理成为西方会计理论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我国会计学术界对盈余管理进行理论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而兴起的，众多学者采用实证或规范的研究方法对盈余管理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那么这些年来，我国学者对盈余管理究竟研究了哪些问题；这些研究成果有什么结构特征；我国盈余管理研究变迁路线如何。为探讨这些问题，本文选择具有理论性和权威性的《会计研究》、《审计研究》、《财会通讯》、《财会月刊》四种会计类学术期刊从1999年至2007年所发表的相关论文作为样本，之所以选择1999年这个时间起点，主要是因为我国对于盈余管理的学术研究大体上起始于20世纪90t#代末，而之前的研究文献很少见。
　　(二)盈余管理的定义
　　盈余管理最早被解释为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企业对外报告过程的管理。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综观近9年来我国学者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成果，其中对盈余管理定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从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目的或动机出发，将盈余管理看作是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自己谋取私利而实施的一种误导行为，该观点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做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主动行为(魏明海，2000；邓风姣、邓凤兰，2003；吴江涛，2003)。二是从管理层是否用个人的判断和观点介入财务报表的编制出发，将盈余管理看成是管理层有限度或无约束地使用"i"的一些判断和观点对会计数据进行策略性的调整，该观点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在财务报表中存在的大量未来事项情况下必须做出判断，管理层运用判断的目的在于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更有用的决策信息(陈宇学，2001；陈韶君，2003)。三是从是否遵守会计准则出发，将盈余管理定义为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的会计政策，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或)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做出的会计选择(陆建桥，2000；顾兆峰,2000；陈建歧，2001；周长青、章永奎，2001)。以上三种定义分别代表了盈余管理的目的、方式和方法的合法性，当然学术界对盈余管理还有一些其它定义，但以上述三种定义最具代表性。
　　
　　
　　二、我国盈余管理研究的结构特征
　　
　　(一)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方法应用于会计领域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8年BaIl和Brown发表的开创性研究成果，率先在会计领域中使用社会科学的经验性研究方法。然而在财务会计实证研究中，类似于一般经济学，困难在于很难或根本不可能控制其他变量(陈小悦，1997)。实证会计研究在我国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5年以前为理论介绍阶段；1995年至今为初步发展阶段，对盈余管理应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时期处于第二个阶段。1997年至2007年我国会计界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方法的分类情况如(表1)所示。通过对表中的数据分析可知，我国会计理论界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盈余管理问题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并且对盈余管理问题开展实证研究的文献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原因在于开展实证研究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如证券市场专业数据库的不断完善，为数据的收集提供了方便。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还存在众多问题和不足，如会计信息透明度低、信息成本高、市场效率低等，从而使得数据收集较为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信息透明度、市场效率等日趋提高，数据较为容易取得，再加上研究者们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掌握日益熟练，因此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探讨盈余管理问题的文献也越来越多，数量上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与规范研究相比，实证研究文献数目所占比重仍然较小，只占样本总数的34.6％。
　　(二)研究趋势我国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大体上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对盈余管理内涵还不熟悉，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掌握还较为欠缺。从(表1)可以看出，2003年至2007年实证研究的文章共为32篇，占9年中所有关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章总数(36篇)的88.9％，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政策有关系，如我国配股政策经历了三次重要变更：第一次是1996年1月，证监会将以前申请配股的必备条件“ROE三年平均10％以上”修改为“最近三年内净资产税后利润率每年都在10％以上”；第二次是1999年，证监会要求将1996年的“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改为“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每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第三次是2001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最近3个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而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集中趋势正好与此相吻合，有相当数量的文章都在研究保配股的内容：阎达五等(2001)研究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为取得配股资格，有操纵会计盈余的行为；杨旭东、莫小鹏(2006)选择了1999年至2001年、2000年至2002年、2001年至2003年三个年度区间分别在市的所有上市公司，研究表明配股政策对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不论配股政策如何变化，上市公司始终存在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的动机；陆正飞、魏涛(2006)研究了我国1998年至2001年间上市公司首次配股后会计业绩下降的现象，实证结果表明：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无后续融资行为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且操控性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发生反转。
　　(三)研究的学科属性　将我国1999年到2007年之间在上述四种刊物中所发表的104篇与盈余管理相关的文章进行学科归类可以得出，其学科归属情况分别为财务与会计72篇，审计学15篇，管理学(公司治理)13篇，经济学(博弈论)5篇，伦理学1篇(其中有两篇文献跨两个学科)。可以看出，我国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呈现学科的多样化，财务与会计方面的研究占绝大部分，其后依次是审计学和管理学，经济学(博弈论)和伦理学。此外，有以下现象值得关注：其一，《会计研究》上的文章大多从新准则的实施、关联方的交易、保配股政策的变化等角度来研究盈余管理的问题，较少地涉及审计方面的问题，而《审计研究》上的文章是从审计费用、审计质量、审计 意见等方面研究盈余管理的问题，较少地从配股政策的变化、公司治理等方面来研究，很少涉及财务与会计方面的内容。这一现象表明，在我国学术界中存在着一定的程度职业偏好，学者们更愿意从自身的学科归属关系上来研究盈余管理的问题。其二，从时间上来看，2005年以后，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合研究的文章较多，与国企改革结合的更紧密。同时对盈余管理研究的视角也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有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有的从博弈论角度开始研究，有的文献结合多个学科研究，可见我国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正趋于成熟。
　　(四)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判断一项国内研究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要看该研究与国外成熟理论相比，在主流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是否相对独立。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来讲，特别是实证研究，主要看盈余管理实证中模型(盈余管理计量方法)的选择与国外相比有多少程度的独立性。迄今为止我国国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采用的是国外学者的模型，运用Jones模型和经修正的Jone模型来甄别盈余管理的文章较多。有些学者直接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如周铁、罗燕雯、荆娴(2006)，李仙、聂丽洁(2006)；有些学者如陆建桥(1999)对修正的Jones~型进行再修正，加入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摊销得到了扩展的Jones模型，研究表明亏损上市公司为避免连续三年亏损以逃避有关管制而在亏损及其前后年度采取盈余管理行为；何问陶、倪全宏(2006)在自变量中加入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实证研究表明未能发现证据支持管理层在MBO前一年采用了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统计证据；陈武朝、张泓(2004)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得出了盈余管理与审计师变更有一定的相关陛的结论；徐浩萍(2004)沿用了修正的Jones模型的思想，认为现金销售收入的变动、长期资产水平及其增量是影响非操纵应计和经营性直计利润的重要因素；陆正飞、魏涛(2006)借鉴Jone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实证结果表明：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无后续融资行为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且操控性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发生反转。借鉴西方国家相对成熟的分析模型并结合我国实际来进行国内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的研究是值得提倡的，同时从国内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当数量的研究是针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际和管理需要展开的，并没有简单照搬西方模型，而是对模型进行调整来研究国内证券市场的实际问题，如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国企产权改革与盈余管理等。
　　
　　
　　三、我国盈余管理研究思想的演变路径
　　
　　　(一)1999年至2001年盈余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第一条思想主线主要存在于1999年至2001年，这一阶段我国刚开始研究盈余管理，对盈余管理还缺少清晰的认识，对盈余管理概念也不是十分了解，因此认识上还存在很多分歧。因此这一阶段的文献大都以盈余管理基本理论为研究重点，如魏明海(2000)、陈建歧(2001)、陈宇学(2001)等从不同角度对盈余管理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二)2001年至2006年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第二条思想主线主要存在于2001年至2006年。现对这一阶段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大概可以分为以下的四种类型：(1)关于IPO盈余管理的研究。验证了国内上市公司在IPO前为了迎合各项财务指标的要求，有操纵会计盈余行为。林舒、魏明海(2000)对1992年至1995年108家A股公司IPO前后业绩波动进行了研究，发现IPO前2年和前1年业绩处于最高水平，IPO当年显著下降而非继续上升或轻微下降，并认为公司在IPO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王志强、刘星(2003)以1999年深市和沪市IPO的公司为样本，检验了IPO时的盈余管理与其后期长期平均回报率的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上市公司在IPO时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李仙、聂丽沽(2006)通过非预期应计利润指标直接检验审计质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我国IPO市场上经“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所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低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O中盈余管理动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2)关于保配股盈余管理的研究。保配股是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配股政策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更，关于保配股盈余管理研究这些方面的文献也较多，孙铮、王跃堂(1999)对微利现象、配股现象、重亏现象进行研究，由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分布的总体检验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就总体而言确实存在操纵盈余的倾向；陈小悦、肖星、过晓艳(2000)对1994年至1997年沪市和深市A股公司进行研究，发现拥有配股权的临界公司(净资产收益率10％～12％)应计利润总额比非临界公司显著要高，证明了临界公司存在调高利润的盈余操纵行为；蒋义宏(2002)，刘星、徐腾(2003)，陆正飞、魏涛(2006)，杨旭东、莫小鹏(2006)也做过相关研究。(3)关于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研究。每年注册会计师都对上市公司的年报发表审计意见，审计意见、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李东平、黄德华、王振林(2001)研究发现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指标(应收账款变化率、存货变化率和非核心收益率)之间并无显著关系；李爽、吴溪(2003)研究的经验证据并未发现监事会在公司治理、尤其是在对外审计的支持方面发挥预期作用；夏立军、杨海斌(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受监管政策的很大影响，但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伍利娜(2003)，蔡春、黄益建、赵莎(2005)，刘运国、麦剑青、魏哲妍(2006)，李仙、聂丽洁(2006)等也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4)关于ST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陆建桥(1999)以沪市1992年至1997年的22家亏损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采用四种模型分别对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亏损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前一年度有明显调增收益的行为，在亏损的第一年度有调减收益行为，在扭亏为盈年度有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蒋义宏(1999)就上市公司是否采取盈余管理来避免摘牌做了实证研究，任凌玉(2006)也做过相关研究。(5)关于管理层收购的盈余管理研究。何问陶、倪全宏(2006)在自变量中加入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实证研究表明未能发现证据支持管理层在MBO前一年采用了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统计证据。客观上讲，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上市公司样本越来越多，监管机构对股市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格，为做这些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客观条件。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系统地掌握了实证研究方法，在加上国内数据库的不断完善，为大量研究提供了条件。
　　(三)2006年至今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合研究第三条思想路线始于2006年，这一阶段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不仅局限于资本市场的会计领域研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由宏观到微观，研究的重点转向公司治理方面等微观方面，而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正处于转型期，为做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孟焰、张秀梅(2006)选取了2001年至2004年147 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模型实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研究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关联方盈余管理程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显著正相关。王建新(2007)以2001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公司越倾向于长期资产减值转会进行盈余管理。张秀梅(2004)，黄虹、洪昱(2005)，李福(2006)，唐敏、徐文聪(2007)也曾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正如魏明海(2000)指出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不仅对会计实务和公认会计准则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丰富了会计与资本市场、审计等领域，这些宏观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将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等微观问题的解决提供依据。
　　综上，盈余管理的研究路径及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四、我国盈余管理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一)盈余管理度量研究　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方法上，国内诸多学者都运用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来度量操控性应计利润，而Jonos模型是否适用、效果如何、如何改进等问题还有待商榷。虽然Jones模型在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方面存在不足，但其适用性和普遍性要强于其它各种方法，同时也是西方研究文献的主流方法。我国国内学者也大都采用这种模型，但在采用这种方法的同时，可以考虑运用其它模型(Healy、DeAngeW)等模型进行敏感性测试，减少应计模型的噪音所导致的推论错误，减少因采用单一模型所带来的错误。国内学者对主流总应计模型进行调整时，应运用创新的研究设计方法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二)盈余管理动机研究盈余管理动因和行为的研究已成为当今盈余管理研究的主流，希利(1985)的分红计划动机，斯威尼(1994)的借款契约动机，琼斯(1991)的政治动因，杜邦和平卡斯(DopuehandPIncus)的税收动因。而我国资本市场研究的盈余管理动机主要有扭亏和避免退市(陆建桥，1999；陈晓、戴翠玉，2004)、保配(陈小悦、肖星、过晓艳，2000)等方面，总体比较集中于保配、扭亏和避免退市、IPO等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学者研究的范围相对比较狭窄。盈余管理的动机除了资本市场动机，还包括契约动机、监管动机和政治动机，还有管理层奖金补偿与盈余管理、管理层变更与盈余管理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国内研究相对较少，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方面数据的收集比较困难或研究方法还不成熟等。因而学者进行盈余管理研究范围应加宽，研究深度也应更加深化，从而丰富我国盈余管理的研究。
　　(三)盈余管理手段研究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如哪些具体项目和会计方法可被用于进行盈余管理，哪些公司在何时偏好采用进行盈余管理，哪些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经济交易或事项被公司用来作为盈余管理手段，这些方面的研究对会计准则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另外，盈余管理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致力于揭示投资者是否能够识别盈余管理行为，特别是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行为是否误导投资者投资决策，不同盈余管理手段和行为动机下的盈余管理行为，投资者做出何种反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四)盈余管理制约因素研究
　　法律体系、公司治理和外部审计制约着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这其中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法律体系、法律风险的哪些因素对盈余管理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我国有诸多学者对审计任期、审计收费、会计事务所变更与盈余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而由于我国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不高，缺乏非审计费用的数据，非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如何；公司治理因素中，股权分置过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且通过何种方式进行，股权分散型与股权集中性公司治理结构在盈余管理方面是否有显著差异。将法律体系、公司治理和外部审计结合起来研究，也是学术界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方向。
　　(五)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研究
　　我国盈余管理的文献，无论从模型的构建还是变量设计上，大多模仿国外的文献，缺乏创新性。国内具体应计研究主要集中于资产减值，对其他方面涉及不多，未来的研究应将具体应计利润法扩大到坏账准备、折旧计提、债务重组等更多领域，从而能够全面地了解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而新会计准则、新审计准则的颁布、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也是当前有价值的研究课题。面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国情，要立足于上市公司转型中的治理结构，加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同时也要对管理实践加以观察和总结。
　　
　　(编辑　刘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