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阿乙] 阿乙
时间：2019-05-13 03:20:4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阿乙 作家，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先后做过警察、体育编辑和文学编辑。作品有《灰故事》、《鸟，看见我了》、《寡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2010年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2011年，入选人民文学杂志社和盛大文学主办的“未来大家TOP20”；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最具潜力新人奖。
阿乙总是不自觉地用作家来称呼自己，然后立刻收回，“不，我不能说自己是作家，我只是个写作者。”
2012年初春，他和罗永浩在北大有过一次对谈。来者众多，一百多人的教室被挤成一个膨胀的罐头，整个房间大汗淋漓。阿乙头发凌乱，穿着衬衫、牛仔裤，坐下后衣服在腹部皱成一团。
现场音响效果很差，好在罗永浩底盘稳健、声如洪钟。阿乙在一旁抓耳挠腮，不时玩一玩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轮到他说话时，显得很紧张，声音频率也低，难以穿越人墙。有人被挤在角落，听不清楚，视线又被挡住，忿忿地说，“都是来看老罗的。”
阿乙的名气不如老罗，这是事实。这位32岁出版处女作的青年作家，出道只有4年，但他的小说已经得到各方认可，北岛的夸奖（“就我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最具潜力新人奖，还有，第二本小说集已卖出近五万册——对一个自诩严肃的文学创作者而言，这已是相当可观的成绩。老罗说，“我们这种扑腾得很厉害的人，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而阿乙这样的人会留下。我很庆幸，在他出道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些帮助，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将来文学史上会顺带记上我的名字。”
作家
1976年，“文革”结束，阿乙呱呱坠地。在父亲的规划中，大儿子当科学家，老二阿乙做文学家，小弟应该文武双全。
小时候，阿乙给《小主人报》投稿，凡是发表文章，都要收集起来给父亲看，以示自己正向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迈进。可当他考上大学，父亲迅速地帮他报了警察学校。阿乙说，父亲赢得了对他生命的统治权。
后来他用“阿乙”换掉了父亲给他取的名字——艾国柱，并把这个本名用在一篇小说（《意外杀人事件》）里，写的是一个小县城的公务员，事业暗淡，感情受伤，在牌桌上看到了人生的尽头：“20岁的科员变成30岁的副主任，30岁的副主任变成40岁的主任，40岁的主任变成50来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皱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猥琐，一根中华烟熄灭了，还会点起烟头来抽。”
这就是阿乙26岁以前的人生。在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当民警，在市公安局当警察，在组织部当公务员，通过写先进事迹、侦破通讯、领导讲话稿，发泄隐秘的文学梦想。
“科学家”哥哥送他一台电脑，让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开博客、写球评，靠着这点本事，在2006年辞职去郑州，开始做体育编辑。工作之余，每天逛街、看书，盼着哪里着火，或是发生世界大战，把他从无聊中拯救出来。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就来自此时：他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某高三学生寄宿在城里亲戚家，衣食无忧，最后杀了一个人，没人知道他的动机。
后来他又写了一个短篇，主人公是一个初中肄业的老人，自杀前给一位博士寄去一封长信，阐述自己空前绝后的哲学发现——杀时间是人类存在的本质。
阿乙继续“和时间互砍”，寄出数百个故事，颗粒无数。2008年，他32岁，在北上广等地流窜，频繁跳槽，发现自己根本没法与人合作。恰逢领导争权，他钻了空子，不去上班，开始专心写小说。
这一年，他在饭局上遇到罗永浩，开始在牛博网写博客，在老罗的帮助下出版第一本小说集《灰故事》。2009年，他被论坛版主推荐给北岛，在《今天》杂志上发表小说专集。2010年，他的第二本书被磨铁图书的编辑王凌米看中，却被领导否决，编辑为此去跟领导拍了桌子。也是这一年，他开始在《人民文学》亮相。
在小说里，阿乙让艾国柱遭了横祸，在现实里，他却走了大运——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阿乙成了作家。
“我哥在做电脑程序员，我在写小说，我弟没考上高中，读了一个少林文武学校，也算完成了父亲的愿望。”
父子
阿乙的父亲也有文学梦，60岁之后开始练书法、写诗词。直到中风，还颤颤巍巍地用左手练字。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他：他的右侧放着一碗脏水，他用左手捉住蜷缩的右手，让右手蘸上水，在面前的青石板上写字。每当写完一个字，它们就会干掉。”阿乙的这篇专栏文章笔调十分难过，但后来又觉得太煽情。
“我和父亲之间建立了一种类似皇帝和臣民的关系。”从小到大，阿乙在父亲的审视之下成长，被修改、被规定，被要求平安地活一生。
尽管他已“出走”10年，却依然感到父亲的控制——买房、结婚、繁衍后代。阿乙会妥协，也会据理力争，如同外交谈判——他结了婚，但保留辞职权利。“我号称是为了理想，其实是为了躲避他。”
时间压境，他和父亲的关系在缓慢和解，对家乡却心怀敌意。他觉得县城是世界的尽头，小而封闭，人们互为谈资，亲戚、邻居一见他，就围着问有没有房有没有车。他因此经常在微博里驱赶故乡的幽灵——“上次听到一个老乡说，故乡的人都说你蠢。听得我七窍生烟，决定连这个故乡也不要了。各自嫌弃吧。宁可死无葬身之地。”有时他做噩梦，梦见自己仍然生活在那里，被人情看管，被老同学没落的眼神刺伤，“我像是抢劫了他的理想。”
“我很早就想离开它。”
“我没有乡愁。”
他的小说里充满了像他一样的人物，惨白的生活，模糊的梦想，得不到的爱情，他的老乡还能在书中认出故事的原型。这些不堪重负的人时常出现在社会新闻的情节里，通过杀人或自杀走向毁灭。用加缪的话说：“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所超越或者他并不理解生活。”
这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常常有人在微博上抄送新闻给他，比如，《南昌惊现“电锯狂人” 杀人碎尸连伤两命》，二是很多人骂他没有责任感，批评他是加缪的模仿者。
有人在网上评价他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存在主义仿作，“指出人生没有意义本身并不危险，但是如果停留在这里就非常危险。”阿乙转帖，承认自己受到加缪、卡夫卡、昆德拉等作家的影响。正是看到了加缪，阿乙才卸下包袱，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坦诚、不回避。“卡夫卡很不喜欢他的父亲，他也不回避。”
“我在生活中是不是个烂人，跟我写得好不好没关系。你不能以我的冷漠来治罪。”早上坐地铁，看到人们像动物一样争抢座位，他就觉得脏。“我不会很难过，我充满怜悯。”
他觉得温暖是不可写的。“早上出门，爸爸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我信心百倍……写这些东西怎么是作品？没有任何感觉。”以后要有了儿子，阿乙也会让他18岁后就自己去过，“他不差我的指点。”
“写作不是为谁服务，也不是反对他们，”阿乙为自己、为文学划下了一条很低的底线，“不要求别人，也希望别人少要求自己，这是我们惟一的相处方式。”
寡人
今年，阿乙要出6本书，像个暴发户。他也承认自己虚荣，“如果首都迁到南京，我还呆在北京，就会觉得我被抛弃了。”有人在微博上问他，你觉得作家的头衔重要吗？他回答：没有的时候，心里酸得要死；有了以后，就觉得自己真浅薄。
成为作家，把他的人生劈成两段，前一半留在县城，后一半留在北京，筋骨相连，血色却完全不同。2012年初夏，台湾作家骆以军来京宣传新书，阿乙作陪。他一身鲜红T恤，一头飘逸长发，从阳光下走来，朝气和帅气都完胜旁边那个惯于痴笑的台湾胖子。
这次他很放松，话筒收音正常，显出他声音的温柔。他开场说“我可能讲一分钟就够了”，结果一口气讲了6分47秒，引发观众笑场两次。
骆以军比阿乙大9岁，俩人相识不过一年，在出版社的聚会上一起喝过黄酒。当时骆以军被大陆作家们灌醉，裤子褪到脚跟，跟阿乙打了赌——用一年时间各自完成一个长篇，阿乙写“我从前的35个女孩的故事”，骆以军续写20年后，他再遇到这些女孩，赌金3000人民币。回到台湾，骆以军开始看阿乙的小说，“才觉得被雷打到”。他称赞阿乙是动词占有者，语言简洁，描述准确，这一评价正中阿乙下怀。
“语言上惟一的追求就是精准”，阿乙用新闻报道的原则来训练自己，用最少的字把事情讲清楚，当自恋或者取悦读者的冲动冒出来，他就喊停。
骆以军在台上发言的时候，阿乙藏了一本自己想看的书，忍不住翻了起来。这是他的恶习。出版界的人一谈起阿乙，第一反应也是他的此类举动。一群人喝酒吃饭吹牛皮，就他沉默寡言，在一边翻书，有时喝醉了，趴着睡一会儿，起来又接着看，还在书上划线，“你说这孙子极端到什么程度。”
阿乙不是文学天才，而是苦修者，磨刀似地打磨句子。在阅读外国小说的时候，疯狂练笔，锤炼细节，被某个部分打动，就停下来研究，为什么被打动。因此他的写作进度缓慢，情绪焦躁，常常疯狂玩耍，直到心生悔意才动笔；之后不断重复，来回删改。他对自己实施“有罪推定”，先怀疑自己没写好，犯错了就改，一定要让它合理。
“我写长篇很难，因为写长篇要原谅自己犯错，我基本上不太原谅，导致越写越短。我没办法让二三十万字每一句话都合理。”他第一部长篇的结尾就写得仓促，因为写完时正好是一年的结束，他不想拖到明年，“就像生孩子，别人10个月都生完了，你到12个月还没生。到后来，你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厌恶。”
要说天赋，他只承认自己敏感。那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她对人有猜疑，会在桌上放零钱考验保姆。阿乙后来审讯犯人、打牌赌博，也都玩心理战，专攻人的破绽。
“天赋是可以解释的，人不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出来的吗？每个人都一样，肯定是后天的影响。比如我的恋爱比较失败，就会增加我的忧郁。我不太相信这个世界。”
“文革”、改革开放、奥运，阿乙被父亲驱赶着，跟在时代的后头，但这些大事像风一样掠过他，没有悲痛，也没有喜悦。“我不想改变现实，不考虑小说对别人是有好处还是坏处，我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来完成，而不是道德说教或者某某主义的证据。”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总是用同样的腔调说话：“我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又觉得和它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
从小镇警察到小说家，阿乙从世界的边缘奋力游到中央。他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不奢谈责任，不介入公共生活，拒绝承认文学有任何文学以外的功能。他相信，找到自己，比指摘他人更为艰难。在一个没有理想却爱轻言理想的社会，阿乙的存在是一个提醒——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对自我充满警惕。
阿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阿乙：不太满意。我参加了一些活动，包括这个，但我期待的新作品和好作品还没有出来。就像用黄金发行钞票，我的黄金数量有限，但是发行了过多的钞票。如果不能写出新的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每出席一次活动，就是贬值一次，通货膨胀一次，糟践别人和自己一次。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阿乙：专注做自己的事情，别人会帮助你处理外围的事情。比如写作，你专注于写作，发表、出版、推荐、获奖这些事情就会到来（至少在我身上如此）。如果你专注于发表、出版、推荐、获奖，你随时都有滥竽充数的危险。写作者最后拼的是作品，不是你在演讲台上的台风。就像很多物理学家比霍金要高大帅气，同时生活能自理，但那没有任何意义。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阿乙：他们被时代吞噬了。我父亲的理想不会比我低，但他最终被迫走回现实。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根本不能流动，流动起来可能是盲流。不像我，可以不要一份公务员工作，跑到外边媒体打工，做自己相对喜欢的事情。他试图阻止我离开县城，说我放弃警察的工作很不好，可能他觉得我会吃不饱饭。上一代对粮食的忧虑远甚我们这一代。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阿乙：你就像走在大雨中。所有的东西都在试图绑架你，让你成为它的囚徒，听它的话。自立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有时候反抗绑架本身也是被绑架。我建议采取漠然的态度。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阿乙：不看好。点击率会改变出版。很多有门槛的事业，会因为点击率而萧条、没落。一部长篇可能不如一个段子。但是创造者有自己的尊严，不需要别人理解。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阿乙：缺乏自己，很多人还没找到自己，但年纪已经很大。如果没有自己，即使你年年都是公司优秀员工，那也不算什么。我一直很害怕看见在公司年会上流泪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太依赖于集体对自己的保护。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阿乙：至少我没有领袖气质。我挺自私的，很自我，很多时候只关注于自己的发展。而且我对与人合作持悲观态度。我宁肯奴役自己，也不想奴役别人，或者被别人奴役。我钦佩那些有行动力的人。就是一件事你不能光说，光心痒痒，光指挥别人，光指责别人，你得去做。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切实际，你都得去做。这方面罗永浩值得钦佩，他想做的事情，比如做英语老师、开英语培训学校、建牛博网都完成了，他想拍电影，也上路了，最近他要做手机，又风风火火地去干了。冷眼旁观者容易蹉跎。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阿乙：我主动去承担责任的意识很少，很多时候依靠一条很粗的线索活着，即我不会伤害别人的肉身，别人也不能伤害我的肉身。我不负有指导别人的义务，当然更没有那个权力。我觉得责任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少干涉别人。有种你做好自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阿乙：《茶花女》、《慢》（米兰·昆德拉）、《局外人》。三本。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有没有什么不安? 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阿乙：我觉得自己挺充实的，幸福即来自充实。有时即使很孤独，也会感到充实，因为想到这样也是一笔可以体验的财富。我的不安来自于健康。我最大的担忧是我的身体垮掉。我想那样会让我很羞耻，羞耻于别人来料理我。我不喜欢麻烦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