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农牧林业生态系统性治理探究＊——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中心考察
时间：2023-06-20 19:25:3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付东东 徐 田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中国式现代化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目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系人民群众根本福祉。1955年下半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并写下两篇序言及百余篇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乡村建设调查研究的“里程碑作品”，蕴含着具有科学性与前瞻性的农牧林业生态系统性治理举措，对新发展阶段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共同体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水利被称为保障农牧林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命脉”，治理水旱灾患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主张。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阐释中央苏区经济政策时就明确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1］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水旱灾害频发而影响农牧业生产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人力财力及技术等条件，分清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并发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疏浚河流、兴修运河等水利事业”［2］的建设方针与实施原则。
随着我国农业合作化不断向前推进，为保障农牧林业生产水平稳步提升，乡村水利设施的兴建、修整显得尤为必要。中共中央要求国家水利部门“必须善于把农民的人力、财力组织起来发展小型水利，并有效地从技术上帮助他们”［3］。毛泽东主张通过实施全面适当的水利规划，发动人民群众兴修水利，进而实现水旱从人的目标。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山西省汾阳县委撰）一文的按语中明确提出，水利规划对全县农业生产的保障作用不容忽视，将水利的兴修与建设作为农牧林业增产的“大事”“要事”。与此同时，他要求汾阳县委制定分期实施的水利方案，在县域范围内“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4］。毛泽东肯定了汾阳县“（一）及早动手，变冬闲为冬忙，大力推进打井准备工作和组织打井力量。（二）全体动员，大力领导，发动全县农民开展小型水利建设运动。（三）大力指导，互助合作，开展群众性的兴修小型水利运动。（四）整顿、健全水利组织，改进灌溉制度。（五）大力训练和培养技术人员，加强技术指导。（六）各经济部门应当协同作战，作好物资支援工作”［5］等保障县域范围兴修水利工作顺利进行的六个方面的措施。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将“兴修水利”作为推动农牧林业生产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提出：“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6］。此外，中共中央提出注重合作化过程中群众力量的发动，依靠群众力量有效解决农牧林业生产中的水灾与旱灾问题。正是因为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在农牧林业生产过程中掀起了一场广泛性、群众性、联动性的兴修水利高潮，才有效解决了农牧林业生产过程中的水旱灾害问题。根据相关资料，“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共扩大灌溉面积约21808万亩，平均每年增加约4360万亩，而在1956年一年，就新增灌溉面积11870万亩”［7］。这一时期水利事业发展迅速，得益于“因地制宜地普遍开展民办公助的群众性农田水利、使农田水利兴修工作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贯彻合理负担政策”［8］等积极性措施的实施。
毛泽东心系农牧林业的生产状况，主张一定要掌握好发展农牧林业生产与注意水土保持工作的辩证性、统一性、融合性关系。毛泽东在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针对部分地区农牧林业生产过程中的水土保持工作写了一系列按语。他称赞山西省离山县委通过合作化方式、依靠群众性力量有序开展县域内的水土保持工作，逐步形成了科学化、条理化、系统化的“四条经验”［9］（即：第一，关于拦泥治沟的经验；
第二，关于植树治坡的经验；
第三，关于沟坡全面治理的经验；
第四，关于在山上蓄水保土的经验）。位于黄河中游山西省境内的离山县县情是：山地多平川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在县委领导下，以农牧林业生产合作社为有效载体，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制定翔实可行的水土保持规划，为县域内农牧林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毛泽东鼓励黄河流域的县参照这个切实可行的规划，不断推进各个县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毛泽东十分关注各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以典型示范促进流域治理。毛泽东在山西省阳高县委提交的材料上写下了一个活泼、生动、形象的标题——《看，大泉山变了样子！》。他将阳高县作为华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防范水土流失的典型事例，认为其他县域地方通过“全面规划，加强领导”［10］等切实可行的方式，可以实现同阳高县一样流域治理、水土保持工作的成效。阳高县位于永定河上游，270多万亩的县域中有100余万亩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地区，这些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流域治理欠账、人民生活困难，对农牧林业生产水平提高以及群众生活水准改善产生了恶劣影响，甚至威胁了永定河下游安全以及水利设施的使用年限。1955年10月中旬，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了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明确了“充分发动群众，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因地制宜，大力蓄水保土，努力增产粮食，全面地发展农、林、牧业生产”［11］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阳高县委结合本县域实际状况，通过完善农牧林业生产合作社机制、先进典型个人示范带领、科学制定水土保持规划等有效措施，使得大泉山“成为一片绿树成荫、花果满山的优美景地”［12］，进而全面发展了阳高县的农、林、水利等事业，从根本上提高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毛泽东在按语中向全国县委书记发出号召，不断将群众探索总结的先进经验与做法，在县域水土保持工作中推广使用，让县域流域治理见成效，为农牧林业生产提供良好条件。
毛泽东要求各地在推进农牧林业生产过程中，处理好水土保持工作与开荒生产的统一性关系，不能因为片面追求开荒生产而置流域内水土保持工作于不顾。毛泽东在广东省上报的关于台山县的材料中，明确了开荒生产与水土保持工作的关系，并告诫说：“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13］与此同时，毛泽东关注各地区农业林业生产过程中通过积肥改善地力以期达到保持水土、发展生产的目的。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提交的《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中，通过发展养畜业规划，提高养猪、养牛、养鸡、养兔等比重，不断增加农、牧、林业生产肥料积攒量的做法予以肯定，“认为可作各地参考”［14］。
强调林业的重要地位、重视林业的发展成效，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关注点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将“造林问题”作为“八个实业问题”［15］之一。此外，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进一步阐释了林业、牧业、农业之间的关联性，明晰了苏维埃工作的重点。他强调：“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16］此后，毛泽东主张“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17］。1944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全体代表讲话时，将农业、林业及畜牧业作为合作社“十项业务”［18］中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全边区人民要在几年内消灭文盲，在十年之内每家种一百棵树”［19］。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强调林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要绿化荒山，认为“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20］。毛泽东将绿化荒山作为乡村建设的发展方向。他在给北京市农林局规划工作组提交的《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一文的按语中提出：“这种计划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21］黄安坨计划除经营好现有的森林外，还将持续“分期分批植树二千七百亩，插条造林三万八千多株，种植山杏、胡桃等果树，开展抚育间伐和林副特产生产”［22］。毛泽东高度赞赏黄安坨地区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林业、提高山区生产能力、改善山区农民生活的方针。同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明确了全国消灭荒地与荒山的“时间表”，在12年的时间里，在“四旁”［23］（即：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种树、绿化。毛泽东要求各个省区市“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植树造林，以期实现整个国土空间范围内的绿化与美化。
植树造林解决的是国土空间有效利用的问题，而林业的生产经营关乎地区生产经营活力的释放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毛泽东在浙江省上报的材料《有成片林木地区的合作社必须迅速处理山林入社的问题》中，肯定龙泉县凤鸣乡因地制宜有序引导成片林木加入合作社，通过互助合作合理分配提高林区群众生活的“三个步骤”［24］。龙泉县凤鸣乡按照自愿互利、互助示范的原则，妥善解决了山林入社及林业经营问题。当地根据林木的大小尺寸、劳动力付出的多少众寡、土质的好坏肥瘦以及交通的难易便繁等多种情况，在农牧业合作社生产经营过程中合理提高林主的分配与收益所占比例。此外，当地还制定了自用木材办法及零星树木、果树不入社等分类化合理化规定。当地通过简单明晰、务实有效的举措，纠正早期入社普遍压低林主报酬和柴爿无代价入社等偏差，制止怕林木归公而乱砍滥伐的现象。这样一来，大部分有顾虑、待观望、不放心的林主迅速加入农牧林业生产合作社，促进了当地农林牧业生产经营状况的改善以及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毛泽东肯定了龙泉县凤鸣乡的做法，既保护了林木，又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他鼓励各地区（山区、非山区；
林区、非林区）都可以参考这一做法，实现农林业发展与群众利益维护的相得益彰。1956年3月，毛泽东在听取林业部门工作汇报后不无感慨地说：“林业真是一个大事业，每年为国家创造这么多财富，你们可得好好办哪!”［25］这再次表明了毛泽东对林业的重视程度，凸显了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南涝北旱”的地理特质与水资源“南多北少”的资源特性，致使自然灾害频发。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同心协力抵御各种灾荒，极大地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牧林业生产经营乃至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消极性影响。毛泽东明确提出：“战胜自然灾害，是实现农业增产的关键性的问题。”［26］抵御自然界灾荒、发展农牧林业生产是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最大民生”。
毛泽东在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将“抵御灾荒的斗争”［27］作为一个单元设立，对安徽、湖北、广东以及四川等省份反映组织动员人民群众集中起来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鲜活案例给予肯定和赞扬。“组织起来”是推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牧林业生态系统性治理的有效方式，是战胜严重自然灾荒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编入的反映内蒙古自治区“组织起来”抵御自然灾害、推进牧民生产的先进材料中，对《翁牛特旗建立了十二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使牲畜大为发展起来》一文反映的“牧业社能加强防疫、灭狼、抗灾保收工作，减少疫病蔓延和死亡”［28］等做法给予肯定，认为“这一篇写得很好，可供一切畜牧业合作社参考”［29］。毛泽东在一篇关于安徽省繁昌县以党支部领导、合作化形式抵抗天灾的典型材料中，以按语的形式提出：“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例子……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30］繁昌县峨桥区浮湖乡在遭受大水灾、疫病灾、火灾等之后，通过党支部、合作社组织大家生产自救，努力“从土里想办法，从农业生产中找出路，在积极生产粮食的前提下开展副业生产”［31］。基层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合作社组织起来优势的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团结协作的生产状态，为战胜各类自然灾害提供了重要保障。毛泽东给湖北省应城县盛滩乡星火合作社战胜严重水、旱、虫等灾害，使农林牧副业生产获得丰收，合理分配农民群众收入的代表性材料写下按语，赞扬星火合作社“已经开始成为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上的一面旗帜”［32］。1955年10月，广东省琼山县委总结了有效应对罕见霜冻害及旱灾的经验：面对薯叶干枯、饲料缺乏、牲畜受饿等严重灾情，党支部坚决地领导人民群众发挥“组织起来”的优越性，通过“担水淋苗，培土施肥，灌水保温，培育壮秧，修渠固丘”［33］等方式方法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使大家度过了灾荒并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广东省阳江县边海乡“四个举措”［34］给予充分肯定，在按语中强调指出：“这一篇写得有声有色……这个乡的党支部是一个模范的党支部，它领导群众做了许多英勇的斗争，获得了群众的拥护。”［35］
毛泽东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抵御灾害、提高农牧林业生产能力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基层党支部及农牧林业生产合作社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一支劳动大军”［36］，为战胜各种自然灾害提供了主体性要素，对促进农牧林业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强调要把农牧林业生产过程中的抵御灾害与防灾减灾有机统一起来，既要重视当前自然灾荒的救济，更要打好长远防范灾害的战役，处理好农牧林业生态治理问题，进而保障亿万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农牧林业生态系统性治理思想，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同时表现在人与社会、各行业综合协调的多维视角层面，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提供了鲜活的时代注脚。此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将工业、农业、沿海、内地、集体、个人等诸多关键要素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系统”之中，倡导构建优势互补、要素互动、行业互融的良好国民经济生态治理体系。在新发展阶段，梳理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提出的农牧林业生态系统性治理思想和创新性举措，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共同体，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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