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产青年的重塑: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劳动与性别

□林莉莉

【导 读】 本文从性别视角理解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和不稳定性(precarity)。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发现,文创产业中普遍存在不稳定、弹性雇佣、生活与工作边界被打破等问题。文创产业所带来的新工作文化引导新中产青年在有限的社会保障下工作和生活。在此背景下,需要进一步理解全球市场与本土语境如何相互作用的常态化不稳定,以及这种不稳定性如何塑造都市新中产女性的主体和情动。

近年来,青年群体中不断流行着如“丧”“佛系”“韭菜”“躺平”等情感表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1]在社会和文化场域中出现的这些情感表达折射出在当下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中普遍存在但尚无法说清道明的社会意识和情动。情动的形成与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正如理论家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所言,情动并不是简单受经济结构影响,情动也是维系和再生这种结构的方式。[2]从20世纪70年代始,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型使得劳动越发需要情感投入,文创产业中的劳动代表了这样的社会转变。当代关于文创产业的劳动研究多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尤其是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如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弗朗科·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他们批判创意经济,尤其是后福特主义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等话语。在中国,随着平台经济兴起,许多学者用“情感劳动”“数字劳动”等概念理解文创产业中的劳动。[3]文创产业因其灵活性和自主性吸引着新中产女性,但也为维护和再生产性别不平等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从性别视角理解梳理文创产业中的情感劳动,并试图勾勒出当下都市青年情动形成的物质主义语境。

20世纪70年代后福特主义兴起,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迈入后工业的信息化的知识经济。这一转变使得劳动范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知识、信息、社会关系以及情感等非物质性产品的“非物质劳动”开始取代工业劳动,获得霸权地位。拉扎拉托最早系统地研究“非物质劳动”概念,将其界定为“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4]奈格里和哈特借鉴“非物质劳动”概念,进一步区分出“情感劳动”,将之定义为生产或操纵情感的劳动,强调沟通与情感在劳动过程中的重要性。奈格里和哈特认为,情感劳动变得越发重要的一个迹象是,雇主优先考虑雇员的教育、态度、性格和社交技能。[5]他们提出,在后工业时代,资本的价值主要通过情感和主体生产。当一切生命政治都被纳入资本价值生产时,生活与工作、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也随之变得模糊。

奈格里与哈特所提出的“情感劳动”因缺乏性别视角遭到不少女性主义学者的批评。虽然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要理解情感劳动首先要从“女性的工作”(women’s work入手,并以女性空乘员和食品服务业从业员为例,但学者佛图纳蒂(Fortunati认为情感劳动的定义过于宽泛,不清楚“情感”如何被概念化。[6]作为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家务劳动有酬化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学者费德里奇则提出,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容易把再生产劳动视为仅仅是情感和情动投入,忽视了劳动的性别分工和等级化的性别关系,贬低从事家务、照料再生产劳动的女性。[7]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也认为,奈格里和哈特把阶级视为理解当代工作和想象未来政治的核心概念,没有将性别/性(gender and sexuality在后福特时期的重要性纳入其理论视野,从而忽视了“劳动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labour这一概念的意义。[8]60-76

“劳动女性化”指的是劳动在质和量上出现女性化趋势:在数量上,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底层女性进入低端服务业;在性质上,由于非物质劳动成为主要趋势,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在再生产领域所擅长的、无交换价值的技能,如照料及语言能力,都被纳入资本价值生产和积累中。[9]历史上,社会关系、语言能力和照料往往被视为“女性化经验”的一部分;意大利学者莫里尼认为,这些被视为女性化经验的情感和认知元素成为资本价值生产的核心,意味着“女性代表了一个有战略性的、特别有吸引力的劳动力群体”。简而言之,不同于福特时期,以灵活性、照看性、情感性和沟通为主要特征的女性化劳动不再是资本价值生产的补充和边缘,而是其主流和核心。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阿德金斯也指出,后福特主义重构了一种特殊的性别秩序,其特点是包容、扩张和无限制,而不是排斥、约束和限制。[10]后福特和新自由主义结构下的价值生产推动了社会经济化,吸纳大量女性成为雇佣劳动,使得女性劳动力不再仅仅是劳动后备军,而是资本增长的潜在场所。[11]当经济活动进入整个社会,家或任何与社会再生产有关的空间也将被改造为生产的空间,从而终结了生产/再生产、工作/生活的二元划分。

已有文献对文创产业中劳动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认为文创产业带来了更自主、平等、有趣的工作。比如,何威等研究者就指出,短视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能给劳动者带来切实收入,令他们获得更多福祉感,感觉更自由和满足。[12]另一方向则批判这类工作所推崇的自主性的幻觉,这也是当代许多研究的重点。国内外学者对文创产业中的劳动研究都发现,文创产业中的劳工普遍面临着工作不稳定、社会福利保障不够、劳动力商品化、生活与工作边界模糊等问题。[13][14]学者曹晋和姚建华指出,出版业编辑人员的劳动力贬值迅速、不受保护、弹性雇佣制度普遍以及生活与工作边界模糊。[15][16]胡慧、张铮等学者对网络文学作者的研究发现,从业者普遍工作弹性、收入低且不稳定、工作时间长,闲暇与工作的界限被打破,个体被过度商品化。[17][18][19]夏冰青的研究指出媒介产业中大学实习生无酬劳动的困境。[20]袁潇对游戏产业的研究同样发现,青少年玩家在游戏中投入的智识性、交往性与情感性成为数字资本剥削生命政治劳动的核心要素,资本通过造梦机制将规训内化为劳工们的自我激励。[21]刘战伟等研究者针对短视频创意劳动的研究,认为平台化通过兴趣、自主、情感等意识形态理念,引导创意劳动者接受不稳定、无保障与缺乏安全的工作境况,从而带来更严密和隐蔽的劳动控制。[22]高寒凝和童祁对粉丝的研究发现,互联网资本对粉丝的情感劳动与创造力进行剥削。[23][24]贾文娟和钟恺鸥的研究指出综艺娱乐节目制作中劳动者自我剥削的问题。[25]不同学者针对主播行业的研究认为,女主播以符号化的身体和情感作为资本生产工具,通过调动消费者的情感获取收入,也使得女主播的自我身份被全面商品化,建构符合市场规则的自我。[26][27][28][29]已有的这些研究都说明,弹性雇佣制、不稳定与非正式的劳动境况在文创产业中十分普遍。

那么,这种新工作图景对性别政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在欧美国家的文创产业中,女性从业者主要有以下特征:(1受教育程度高,大多有本科学历;(2受益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风靡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大量女性得以进入职场,实现经济独立,并接受高等教育;(3因工作高度不稳定和不确定,大部分要么选择不生育,要么推迟生育;(4变化快,短时间内不断变换工作和项目;(5多为年轻白人中产女性;(6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使得年轻女性群体内阶层分化。[8]60-76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的创意劳动被看作推动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根本,但已有的实证研究发现,文创产业中普遍的不稳定、非正式和弹性雇佣制加剧了已有的不平等制度,对女性来说尤为如此。与性别有关的歧视持续存在(体现为性别薪酬差异,女性相较男性更不容易获得稳定合同和晋升机会,更容易受经济危机影响),生活与工作边界的消失也加剧了女性的工作与照料家庭的双重负担,同时女性也面临创造自我身份和自我展示的新压力。[30][31]沙尔夫(Christina Scharff对古典乐手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女性乐手都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了能获得更多机会,她们在自我推销时,强调女性气质,把自我变成生意经营,吸纳了新自由主义的竞争逻辑及企业家精神。[32]笔者对上海文创产业年轻中产女性的研究也发现,女性不断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投资、提高技能、拥抱企业家精神。由于女性常被认为天然的是母亲和妻子,她们常常选择不结婚或推迟生育,以期能增加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33]

由此,默克罗比在《创意生活》中提出“创意部署”(creativity dispositif概念。她认为治理者通过推动文创产业实现劳动改革,常态化以不稳定、灵活和非正式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作图景。创意部署引导新中产青年在有限的社会保障下工作和生活,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正是试验这类新工作图景的理想对象。[34]默克罗比指出,在英国和欧洲后福利社会下,新中产女性常常将热情投入工作而非家庭和婚姻中,将工作视为生命追求。这种对工作的浪漫化既是中产青年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也符合政府官方话语所推广的企业家精神。在“做你所爱”(do what you love的新工作意识形态下,治理者将所有社会风险个人化,令接受不稳定(precarity被视作自我实现的必需。

上述国内外研究都表明,以不稳定、弹性和缺乏保障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境况不再局限于家务照料和低端服务业,在文创产业新中产青年中也已成为常态。[35]斯坦丁(Guy Standing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结构,一方面使得大量年轻劳动力在弹性、缺乏保障和社会福利的环境下工作,成为“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另一方面,弹性雇佣制度使得传统和新兴产业中的劳动分工更灵活,改变着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36]学者洛瑞(Isabell Lorey多年来一直研究“不稳定”这一概念。她将不稳定状态分为三个维度:(1不稳定感(precariousness),指的是与生命及身体的社会—本体论有关的维度;(2不稳定性(precarity),是一种秩序范畴,指有关普遍不稳定感所造成的各种政治、社会及法律影响;(3治理的不稳定化(governmental precarity),指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条件形成以来所出现的治理模式,在现代西方社会,这与中产阶级主权这一意识形态存在密切的历史关联。[37]洛瑞认为,因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私有化和社会安全网络的瓦解,导致结构性的不稳定性不再只存在于社会的边缘,而成为系统化的普遍现象,是政府治理的常态机制。因此,洛瑞指出,治理的不稳定化不仅意味着对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去稳定化,也意味着对主体化模式的去稳定化。她以文创产业为例,认为不稳定的常态化使得每个人都必须变得有“创意”,在情感劳动市场上出售整个自我。

常态化的不稳定既是物质性的(在阶层和政治意义上),也是一种情动表象。学者贝兰特所关注的正是不稳定的物质性与情动的关系。她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标志着经济—情动的转向,即新自由主义对美好生活(good life的承诺无法再掩盖当下的历史的不稳定性。当不稳定成为日常,贝兰特认为当下的历史进入她称为“僵局”(impasse)的情动状态中:一方面,人们乐观地将情动附着于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美好生活”的幻想中,以期能实现不断向上的社会流动、社会和政治平等、维护中产阶级式的核心家庭关系和获得稳定的工作保障;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不稳定、偶发性(contingency和危机,使得对美好生活的承诺不断被推迟且始终指向未知的未来,继而令人周而复始地经历残酷的期盼和等待。[2]

尽管默克罗比、洛瑞和贝兰特所讨论的多是基于欧美新自由主义语境,但她们的论述对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仍有启发。中国在2000年年初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几乎同步出现了中层话语和文创产业话语。政府主导的中产话语将新中产置于令人向往的社会位置,并规范了彼时尚未形成的中产阶层特点,包括高教育水平、充足的消费能力和高素质。[38]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社会位置也被重新确立,造成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化。一部分女性受益于独生子女政策和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成为年轻时尚的都市职业女性。新中产女性群体既成为文创产业的主要劳动力,也是流行文化表征的主体。然而,近几年大学生失业率上升,工作条件恶化,社会流动空间变得狭窄;与此同时,面对生育率和结婚率下降,年轻女性必将承受更多生育压力。在这样的双重矛盾下,借用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提出的“接合”(articulation理论,我们仍需进一步理解和研究全球市场与本土社会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新工作文化对新中产女性的影响,以及常态化的不稳定性如何塑造新中产青年的主体和情动。

注释

[1]有关青年的讨论,可参考许纪霖.躺平:代际冲突下的“后浪”文化[J].探索与争鸣,2021(12):8-11;朱国华.从预防性抑制到现代性危机:躺平的前身后世[J].探索与争鸣,2021(12):12-15;陶东风.网络热词研究元批判——以“躺平”相关研讨为例[J].探索与争鸣,2021(12):25-27;Pang,Laikwan.China’s Post-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Garlic Chives Meme:Economic Sovereignty and Biopolitical Subjects.Theory,Culture&Society,2022,39(1):81-100.

[2] Berlant,Lauren.CruelOptim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

[3]相关研究可参考姚建华.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苏熠慧.性别视角下的数字劳动[J].中国图书评论,2022(8):36-46.

[4]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A].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9.

[5]Hardt,Michael.,and Negri Antonio.Multitude:WarandDemocracyintheAgeof Empire.New York:Penguin,2004.

[6] Fortunati,Leopoldina.Immaterial Labor and its Machinization.Ephemera,2007:7(1):139-157.

[7]Federici,Silvia.Precarious Labor:A Feminist Viewpoint.https:/ /inthemiddleofthewhirlwind.wordpress.com/precarious-labora-feminist-viewpoint/,2022-10-29.

[8] McRobbie,Angela.Reflections on Feminism,Immaterial Labour and the Post-Fordist Regime.NewFormations,2011,70(1):60-76.

[9]Morini,Cristina.The Feminization of Labour in Cognitive Capitalism.Feminist Review,2007(87):40-59.

[10]Adkins,Lisa.(2018).Neoliberalism’s Gender Order.In D.Cahill,M.Cooper,M.Konings and D.Primrose(eds.),The SAGEHandbookofNeoliberalism.London:Sage,469-482.

[11]Adkins,Lisa.Out of Work or Out of Time?Rethinking Labo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TheSouthAtlanticQuarterly,2012,111(4):621-641.

[12]何威,曹书乐,丁妮,等.工作、福祉与获得感:短视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者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6):39-57.

[13] Banks,Mark,Rosalind Gill,and Stephanie Taylor(eds).TheorizingCultural Work:Labour,ContinuityandChangeinthe 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ies.London:Routledge,2013.

[14]姚建华.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15]曹晋.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集团的弹性雇佣制度改革[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20):11-40.

[16]Yao,Jianhua.KnowledgeWorkers inContemporaryChina:ReformandResistanceinthePublishingIndustry.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4.

[17]胡慧.生存之道:网络文学作者的劳动分化与主体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20(12):14-22.

[18]张铮,吴福仲.数字文化生产者的劳动境遇考察——以网络文学签约写手为例[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0(3):35-44.

[19]胡慧,任焰.制造梦想:平台经济下众包生产体制与大众知识劳工的弹性化劳动实践——以网络作家为例[J].开放时代,2018(6):178-195.

[20]夏冰青.中国媒介产业中实习生的困境研究:以S 和X 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例[J].全球传媒学刊,2018(4):116-126.

[21]袁潇.数字劳工:移动游戏中青少年玩家的非物质劳动研究[J].当代传播,2020(5):105-107.

[22]刘战伟,李媛媛,刘蒙之.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一项劳动控制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7):42-58.

[23]高寒凝.“数字劳工”们的战争:“饭圈”乱象与互联网时代的偶像工业生产机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4):163-174.

[24]童祁.饭圈女孩的流量战争:数据劳动、情感消费与新自由主义[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9):72-79.

[25]贾文娟,钟恺鸥.另一种娱乐至死?——体验、幻象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劳动控制[J].社会学研究,2018,33(6):159-185.

[26]涂永前,熊赟.情感制造:泛娱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J].青年研究,2019(4):1-12.

[27]王斌.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20(5):61-68.

[28]张一旋.劳动空间在延伸——女性网络主播的身份、情感与劳动过程[J].社会学评论,2021(5):236-256.

[29]郑广怀.情商与常态规范:网络主播的劳动过程[J].清华社会学评论,2020(1):85-106.

[30]Gill,Rosalind.Cool,Creative and Egalitarian?Exploring Gender in Project-Based New Media Work in Europe.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2002,5(1):70-89.

[31]Conor,Bridget,Gill Rosalind,and Stephanie Taylor.GenderandCreativeLabour.London:Wiley-Blackwell,2015.

[32]Scharff,Christina.Gender,Subjectivity,andCulturalWork:TheClassicalMusic Profession.London:Routledge,2018.

[33]Lin,Lili.Blurring Life and Work:The Predicament of Young Middle-Class Women in China.CulturalStudies,2022,36(2):302-319.

[34][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5]有关家政工的研究,参见苏熠慧,倪安妮.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分析——以上海CX 家政公司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6(5):17-24;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7(5):47-59.有关女性骑手的研究,参见孙萍,赵宇超,张仟煜.平台、性别与劳动:“女骑手”的性别展演[J].妇女研究论丛,2021(6):5-16.

[36]Standing,Guy.ThePrecariat:The NewDangerousClass.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11;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是“新危险阶级”吗?[J].中国图书评论,2020(8):45-52.

[37]Lorey,Isabell.StateofInsecurity:GovernmentofthePrecarious.London:Verso,2015.

[38]有关中国中层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可参考Anagnost,Ann.From“Class”to“Social Strata”:Grasping the Social Totality in Reform-Era China.ThirdWorldQuarterly,2008,29(3):497-519;马丹丹,陈晓濛.近二十年中产阶层研究的历程:兴起、发展和转向[J].社会发展研究,2018(3):20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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