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农业企业供需动荡性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蒋 辉, 苟凯歌, 王杉杉

(吉首大学 商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自然界与人类历史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危害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全世界多个国家蔓延，直接影响了全球的经贸环境，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农业是敏感型产业，产业链条先天脆弱，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粮食种植业、畜牧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农业领域成为最先受到影响的“重灾区”。由于农时延误、复工延期、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运输受阻、农产品市场关闭等原因，导致原材料供应紧张、产业链受阻、资金回笼压力增大、市场需求水平锐减，进而使得企业供需两端的市场发生持续的激烈动荡，并加剧企业现金流的紧张状况，使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陷入困顿，最终甚至负向影响传导路径末端的企业绩效。由此，笔者认为，有关环境因素尤其是激烈的非常规环境变动与农业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与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1]。

有研究表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农业企业供需两端的静态均衡状态呈现出高度动荡的不规则变化状态，诸多学者将其定义为超竞争环境或高动荡环境[2]。面对突然暴发的疫情，多数农业企业反应僵硬、动作变形，难以获得支撑其生存与成长的企业绩效甚至面临倒闭危机。然而，也有一些农业企业迎难而上，应对从容甚至实力劲增。实践表明，一些能在疫情中保持自身良性发展的农业企业通过推出线上平台服务，如在抖音、天猫等平台直播卖货，凭借自身全产业链等优势抓住商机，巩固了自身的行业优势，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业绩。在这种不利情境下，一些农业企业能够作出有效的预见和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寻找到使自身生存和成长的有效途径，从而快速复原、继续前行；
而大部分农业企业则摇摆不定、随波逐流，难以有效应对变幻莫测的内外部环境，甚至陷入生存困境。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二者命途之迥异？鉴于此，面对突发性逆境事件，企业的有效应对能力备受专家和学者关注，已经成为疫情背景下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

目前，高度不确定状态下农业企业生存和成长绩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3]。需要指出的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供需高度动荡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研究机制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仍有待深入探究。基于此，笔者拟结合疫情这一背景，综合运用危机管理、韧性能力等经典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深入探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供需高度动荡性，供给端与需求端高度动荡性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组织韧性的中介作用，以期丰富拓展相关领域研究，为农业企业提高自身的管理“免疫力”开拓新视野。

(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指发生突然，可能造成或者已经造成财产损失、重大人员伤亡和严重社会危害，为减少危机情境带来的损害需采取应急处理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根据事件性质、涉及范围、发生过程和机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可划分为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要义是指突然暴发的大型传染病疫情、大型食物中毒、群体性疾病等严重威胁社会公众健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关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不同国家和组织间的界定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发生突然、破坏力强、传播速度快、特殊又明确的指向性这4个基本特征。

在相关研究初期，学术界多集中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机制和传播渠道的研究。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服务生态系统[4]、双循环[5]、外防和内控[6]、股价同步性[7]等不同视角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二)供需高度动荡性及相关研究

传统的供需动荡的研究起源于供应链管理的经典理论模型。在管理学中，供需高度动荡性是指因突发外部冲击而导致的季节性的缺乏因果关系、难以计量、无法预测起源和后果的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8]。疫情期间，实体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体现为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变动，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威胁性、差异性等特征。学者们对供需动荡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风险特征的描述、影响因素以及动荡趋势等方面。其中，供需高度动荡性的影响因素包含消费者、上下游供应商、竞争者、社会文化等。在供需高度动荡性的影响机制研究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剧烈的突发性环境变动导致的供需高度动荡性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例如，张志华与陈向东的研究表明，市场环境动荡性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9]；
冯军政认为，市场动态性对中国企业资源分配与战略制定具有理论指导意义[10]。

对于供需高度动荡性的维度划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结合疫情影响下农业企业供需两侧的变动趋势和特征，并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11-13]，笔者将供需高度动荡性划分为供给端高度动荡性和需求端高度动荡性2个维度。

(三)组织韧性及相关研究

组织韧性是一种吸收环境变化，采取主动或被动策略又不严重丧失组织效力的能力，表现为组织监控和捕捉潜在威胁，启动预警或行动方案在逆境中快速修复甚至实现逆势增长。对实体企业而言，无法准确预测具体的危机或灾难，但企业自身的警觉和适应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应对非常规情境的机敏度与从容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组织韧性强的企业通过柔性工作流灵活切换各种运营模式，为企业继续生存和发展谋求到更多的机遇。研究表明，组织韧性可以有效减缓或吸收供需高度动荡性对企业绩效的冲击。例如，诸彦含等的研究表明，组织韧性可以有效帮助组织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甚至冲击，实现组织动态有序发展[14]；
张秀娥和滕欣宇发现，组织韧性是促进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15]。

现阶段，学术界对组织韧性维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划分，但仍未作出统一的明确界定。有学者从系统学的角度出发，将稳健性、冗余性、充足性和快速性作为组织韧性的4个维度[16]；
也有学者采用动态能力的观点，将韧性划分为创新力、感知力、适应力3个要素[17]；
新西兰“韧性组织”通过进行多案例研究，找到了帮助组织摆脱停滞状态、度过危机的关键特质，并将组织韧性划分为领导力与文化、网络、变化准备力3个维度[18]，该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四)企业绩效及相关研究

企业绩效是组织在一定经营期内通过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获得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的总称，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永恒议题。绩效常被分为行为观、结果观和综合观3个层面来理解。其中，行为观强调，绩效体现了企业的态度、行为、方式等；
结果观认为，绩效是企业经营与发展的最终结果；
综合观认为，绩效是效率和效能的综合，是企业内在品质、方式等的外在表现。现有关于绩效界定方法的研究主要有：目标法，即采用企业实现目标完成度来衡量[19]；
资源法，经验、人际关系、技术、设备等资源是企业获取利润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组织行为法，主要是用组织与组织成员的互动行为来定义。

在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的初期研究中，文献大多采用一维或二维的绩效维度来进行分析，但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低维度绩效并不能准确反映商业实际。实践与理论研究皆表明，只有多维度绩效才能有效反映企业在复杂境况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20]，客观描述突发逆境事件下的农业企业绩效。Gilbert和Antonicic则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将企业绩效分解为生存性绩效和成长性绩效[21-22]。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以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为基础，对特定现象进行归纳，从而引导出概念和理论的研究方法。针对目前非常规情境下供需高度动荡及其传导机制理论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笔者将采用扎根理论来对此展开研究。

案例研究可以捕捉翔实资料，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从而发现新理论、新过程以及变量间独特的因果关系。而相较于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构建的理论更为精准、简约，更具有普适性。笔者主要阐释的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供需高度动荡性，农业企业在生存逆境下供需端高度动荡性对企业的影响机制问题，符合案例研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研究范畴，所以，笔者将选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二)案例选取

根据案例筛选的典型性、可获得性原则和理论抽样准则，笔者最终选取伊利集团、新希望集团、温氏集团、双汇发展、光明乳业作为案例研究的样本。原因如下：

首先，笔者通过分析各大农业企业官网信息，初步确定10家农业企业。搜集备选案例在疫情期间的相关数据并进行整理，按照案例选择标准与关键词匹配度，最终选定5家案例企业。

其次，这5家企业主要经营领域、总部地点不同，且团队内部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同时，这5家 企业管理层皆勇于创新，并且企业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强，在抗疫过程中能够迎难而上，且越挫越勇。

最后，这5家企业可获取资料丰富，相较于非上市企业，这5家上市企业数据信息、资料获取手段更为丰富，且在行业内口碑较好，这有助于笔者研究信度和效度的大大提高。案例企业情况简介，如表1所示。

表1 案例企业情况简介

(三)数据收集

笔者通过多渠道、多角度获取原始数据，以保证案例的信度和效度。具体数据来源如下：一是案例企业官网、国泰安数据库、万德数据库等中的企业发展历程、新闻报道、年报等资料；

二是主流媒体报道以及优酷、抖音等平台上有关案例企业管理者的公开讲话等视频资料；
三是微信、微博、中国知网、百度等可信度相对较高的平台上公开的行业分析报告、研究文献等。案例企业资料来源，如表 2所示。

表2 案例企业资料来源

(四)数据分析

笔者所搜集的数据以疫情期间案例企业内外环境改变、抗疫举措、受疫情影响情况为主，同时也包括疫情期间《焦点访谈》等新闻节目对疫情的相关报道。通过对搜集的资料数据进行整合，转化成约30万字的文字型编码材料。基于扎根理论，使用Nvivo软件，对数据文本进行三级编码。第一阶段，首先，随机选取29份资料进行编码，剩余5份备份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然后，请2名研究辅助人员同时编码，编码过程中忠于数据，编码结果定期与笔者讨论，检验编码差异性，对前期编码进行新一轮修正，同时对范畴、范畴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现有理论之间进行螺旋式比较与分析，最终得到统一的编码结果。第二阶段，将其余5份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并未发现新的理论规律，故认定模型在理论上已经饱和。

(一)案例简介

1. 伊利集团

伊利集团于1993年成立，199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截至2016年，伊利集团已成为世界乳业8强，目前位于全球乳业第一阵营。选择伊利集团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疫情下伊利集团业绩呈现逆势大涨之势，2020年上半年集团营收、净利润强劲复苏，增幅超过行业平均水平，抗风险实力强劲；
二是疫情期间，伊利集团多举措“内稳生产，外保民生”，勇担龙头企业责任；
三是疫情中，伊利集团自身也面临很多困难，但却能为员工“逆势”涨薪，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四是疫情影响下，伊利集团灵活创新，创建“伊利到家”微信群、发展“O2O到家”等零售新模式。

2. 新希望集团

新希望集团成立于1982年，在企业的多元化战略下，把握时机，涉足广泛，该集团下属农牧与食品、化工与资源、地产与基础设施、金融与投资四大产业集群。新希望集团内部设有6个职能部门和4大产业部，子公司达400多家，并连续20年位列中国500强前茅。选择新希望集团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疫情肆虐之下，新希望集团抓住“网红”带货机遇，培育了新的销售模式并研发了新产品；
二是新希望集团旗下有40余家控股子公司，华西、双峰等乳品品牌共13个，乳制品加工厂多达15座；
三是疫情期间，新希望集团销售额同比大增66%；
四是新希望集团高层具有较强的战略研究和执行能力，具备应对复杂社会情况的能力与经验。

3. 温氏集团

温氏集团成立于1983年，2015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由最初的养殖场，发展成为一家以种猪育种和肉猪生产为主业的跨地区现代农业企业。温氏集团在全国拥有百余家控股公司，合作的家庭农场达 5万 余户，是中国农业龙头企业之一。选择温氏集团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疫情发生后，温氏集团建立温氏商城、阳光采购、农管宝，实现了消费者、客户、供应商三方面连接，实现了最大的效率协同；
二是疫情下，养殖业供需高度动荡，但2019年全年与2020年第一季度集团业绩均实现了较好增长；
三是在疫情与非洲猪瘟双重影响下，温氏集团调整规划，围绕鸡、猪两大业务开展工作；
四是集团管理队伍实力强劲，并采用全员股份制，员工与集团利益一致，上下一心。

4. 双汇发展

双汇发展注册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厂。目前，该企业产品研发中心多达8个，有30多个肉类加工基地，近百万个销售终端。选择双汇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2020上半年，双汇发展营收较2019年上半年同比增长43.01%，其中屠宰业、鲜冻肉、肉制品营业收入分别增长58.96%，-3.79%，18.02%；
二是双汇发展肉制品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具有品牌优势和一定的提价能力；
三是双汇发展管理层具有较强的业务规划和战略执行能力，疫情肆虐下，双汇发展能够迅速调整产品结构，促进企业转型。

5. 光明乳业

光明乳业成立于1996年，2000年完成改制，目前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之一。近年来，由于产品创新相对滞后，光明乳业被蒙牛集团和伊利集团赶超，逐渐失去了行业龙头地位。选择光明乳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疫情影响下，乳品企业压力颇大，而光明乳业2020上半年实现了营收逆势增长9.52%；
二是光明乳业拥有四大国家级科研平台，在研发上独具优势；
三是疫情期间，光明乳业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实现线上线下数字化融合，挖掘新的市场机会点；
四是近年来，光明乳业研发新品150余种，并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

(二)开放式编码

笔者将2名研究辅助人员整理成文字的资料进行标签化、概念化、范畴化，简化、提炼核心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通过对原始资料字斟句酌、拈精撮要，将无结构的语句概念化，找出相应的主题并指派标签，共得到507个“本土概念”。对相同或相似的初始概念继续归类组合，抽选出提纲挈领的语句，反复咀嚼，直至提炼出资源价格波动、供应商规模、奖惩激励机制、战略规划等67个初始范畴。

(三)主轴式编码

基于开放式编码，笔者对初始范畴不断向上挖掘，探索和建立概念类属和初始范畴之间的强弱关联，在初始范畴中发展主范畴和核心范畴。综合考虑研究目的与被研究案例企业所处背景，进行初步维度归纳，形成资源获取、顾客需求变化、打破竖井心理、企业财务状况等29个次范畴。厘清次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联系，对初步维度作进一步聚敛分析，最终得到供给端高度动荡性、需求端高度动荡性、领导力与文化、网络、变化准备力、生存性绩效、成长性绩效7个主范畴。主轴式编码过程，如表3所示。

(四)选择式编码

笔者通过梳理主范畴及其逻辑关系，剖析各主范畴的内涵和性质，厘清了研究核心范畴的故事主线，并围绕该主线，最终得到供给端高度动荡性、需求端高度动荡性、组织韧性、企业绩效4大核心范畴及其维度划分内容。

表3 主轴式编码过程

1. 供给端高度动荡性与需求端高度动荡性共同反映供需高度动荡性

供需动荡性是一个可分解的多元复合变量，笔者从供给端高度动荡性和需求端高度动荡性2个 维度来构建其理论框架。笔者所采用的供给端高度动荡性的概念与指标划分方法与郭晓丹、Jansen 和Zaltin的研究[23-24]一致。供给端高度动荡性是指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企业的生产资料、技术、供应商等供给侧发生的与以往状态具有显著差异的动荡性变化，包含资源获取、供应商议价能力、供应链受阻、供应商供货能力4个指标；
笔者所采用的需求端高度动荡性概念以及维度划分结果与Klein等和Ramamurthy 等的观点[25-26]相同。需求端高度动荡性主要表现为顾客需求变化、经营收入变动、市场竞争、消费者规模变动等，反映的是企业市场产品质量、数量、规模等方面发生的高度不规则变动。

2. 领导力与文化、网络、变化准备力共同反映组织韧性

笔者所采用的组织韧性的维度划分结果与白雪音等[27]的理论观点一致。组织韧性包含领导力与文化、网络、变化准备力3个维度，这一划分能够基于突发环境动荡性来全面衡量组织韧性。在组织韧性的核心范畴中，领导力与文化强调企业的适应能力；
网络是组织从其他组织获取资源或信息，确保危机时期业务持续的能力；
变化准备力是组织为应对危机制定的战略规划或建立的方向。

3. 生存性绩效与成长性绩效共同反映企业绩效

笔者所采用的企业绩效的维度划分与朱秀梅和费宇鹏[28]125-135、向塞辉和孙永河[29]143-150以及沈超红[30]的理论观点一致。在企业绩效的核心范畴中，向塞辉和孙永河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将企业生存性绩效界定为企业组织能力、经营能力等方面指标的体现，具体包括企业财务状况、企业经营 8年以上的可能性、企业整体运营状况3个指标[29]143-150；
朱秀梅和费宇鹏指出，企业的成长是指企业面临生存危机，还能够保持企业绩效均衡发展，实现企业发展水平阶段性提升的过程，企业成长性绩效包含净收益增长速度、市场份额增长率、销售额增长速度、新产品或服务发展速度、员工增长率5个指标[28]125-135。

(一)供需高度动荡性与企业绩效

1. 供给端高度动荡性与企业绩效

疫情的暴发引起农业企业供给端市场发生剧烈动荡，具体表现为由于农时延误、交通管制等引起的生产物资短缺、运输受阻、库存积压严重、大量供应商停业以及物流链条断裂等，直接影响到农业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部分农业企业甚至面临生存困境。供给端高度动荡性各维度对企业绩效影响实例，如表4所示。

表4 供给端高度动荡性各维度对企业绩效影响实例

由表4可知，新希望集团供给端的生产资料供给是保障企业持续运营的关键，任一环节受阻都将最终影响供应链安全。实例1中，由于封村断路、延迟复工、隔离等防疫措施，新希望集团上游企业出现养殖活动交易暂停、饲料价格持续上涨、原料靠外调和禽畜养殖场普遍停工等现象。首先，疫情突发，劳动力流动受阻，管理人员、技术员和车间工人等无法按期返工，企业准时交付生产订单受影响。其次，交通管制，原材料和生产产品流通效率减慢，新希望集团的正常生产如活禽交易、饲料运输、出栏禽畜无法屠宰等难以有序进行。最后，疫情影响下，新希望集团的养猪场、养殖户和屠宰场等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之间的生产恢复能力差异较大，协同发展受到影响。疫情期间，养殖场和养殖户等普遍处于停工状态，甚至倒闭，生产经营者的信心大幅受挫，新希望集团供给端市场发生激烈动荡。

实例1中，疫情下，由于新希望集团生产所需原材料如饲料、畜禽等价格猛增，导致该集团的营收和利润下降，生存绩效也受到影响。除此之外，玉米、大豆、鱼粉等企业所需原材料受汇率波动影响，采购难度增大，对新希望集团维持市场竞争地位，保持稳步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综上得出：
供给端高度动荡性负向影响企业绩效。

2. 需求端高度动荡性与企业绩效

疫情导致产销两地运输受阻，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明显上扬，给生产者与消费者均造成显著影响。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大量囤货，但由于供需渠道不畅，涉农业务开始转为线上，促使消费端的需求直接传递至生产端。随着农产品线上销售加速崛起，营销转型暂时缓解了企业经营压力，却依然无法回避激烈的市场竞争[31]。需求端的高度动荡性，仍然是阻碍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需求端高度动荡性各维度对企业绩效影响实例，如表5所示。

表5 需求端高度动荡性各维度对企业绩效影响实例

由表5可知，疫情期间，学校、小区以及线下购物场所等封闭，消费者收入、消费者规模降低，疫情对企业需求端有明显负向影响。实例2中，由于疫情原因导致新乳业线下活动受限，销售渠道、产品销售量均受影响，尽管新希望集团开始营销转型做起了直播，但是2020年第一季度集团绩效依旧出现了下滑。实例3中，疫情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消费者规模下降，而农业企业由于先天性产业链脆弱，遭受的冲击比其他企业更加严重。综上得出：需求端高度动荡性负向影响企业绩效。

(二)组织韧性的中介作用

1. 供给端高度动荡性与组织韧性

疫情的迅速蔓延，中国农业企业的供给端面临着一次综合性的压力测试。初级农产品、生产资料、技术等资源的供给能力是确保农业企业供应链持久稳定运行的关键，受交通物流管制、隔离、延期复工等防疫措施影响，企业上游供应商无法动工，资源流动受限，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难以有序展开。为了取得抗疫胜利，一些农业企业动用内外部资源，设立优势互补的事业共同体，再加上企业管理者本身所具备的较强应对复杂社会情况的能力，使得企业在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的同时，甚至发现了良好的商机[32]。供给端高度动荡性各维度对组织韧性影响实例，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实例4中，疫情直接影响了养殖户的生存和发展，温氏集团的供给端发生高度动荡，集团运用“平台+生态”连接三方引领养殖户和供应商有序经营运转。综上得出：供给端高度动荡性负向影响组织韧性。

2. 需求端高度动荡与组织韧性

受疫情影响，购物场所关闭和物流通道受阻导致终端消费萎缩，社会经济活动受限，有效需求被抑制。少数敏锐的农业企业线上线下兼顾，制定符合实际的新战略，调动多方资源，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抱团发力，使得各个环节相互耦合，在疫情中实现逆势发展[33]。需求端高度动荡性各维度对组织韧性影响实例，如表7所示。

表6 供给端高度动荡性各维度对组织韧性影响实例

表7 需求端高度动荡性各维度对组织韧性影响实例

由表7可知，实例5中，受疫情影响，公众健康意识明显提高，光明乳业抓准消费者需求，将创新与经典相融合，助力光明寻求产品价值最大化。实例6中，疫情背景下，居民和家庭消费欲望被抑制，乳制品消费升级，行业竞争依旧激烈，光明乳业通过制定针对性的战略规划，使得企业顺利应对并适应逆境。综上得出：需求端高度动荡性负向影响组织韧性。

3. 组织韧性与企业绩效

足够的资源储备、充足的技术资金投入以及同其他企业友好的合作与共生关系等是一个组织长期运营的关键，也是企业化解和吸收逆境的实力。组织韧性强大的企业对外在威胁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一旦发生突发逆境事件，企业可以启动应对预案来抗拒和抵御风险。组织韧性各维度对企业绩效影响实例，如表8所示。

由表8可知，实例7中，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双汇发展顾全大局，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施以援手并不断完善防控措施，不仅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通顺运转，更彰显了大企业的担当。实例8中，基于企业自身的运营实力，提前谋划和准备帮助企业适应变化进而在逆境中迅速恢复常态。综合实例7和实例8可知，疫情蔓延导致供需两端的高度动荡性，无论是双汇发展还是新希望集团都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领导力与文化、网络以及变化准备力三个方面积极防控，展现出了龙头企业的担当。例如，疫情期间，

表8 组织韧性各维度对企业绩效影响实例

在领导力与文化方面，双汇发展并没有摇摆不定，而是清晰意识到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的重要性，在全集团的支持和张太喜董事长的带动下积极调整和改进，顾全了大局。除了对物流合作商、标签供应商等进行防疫物资和资金支持外，更是原价收购上游小微企业原材料，带动产业链持续稳定运行。双汇发展不仅在正常时期保持行业佼佼者的位置，更是在坎坷时刻凭借自身强大的企业领导力和企业文化成功应对了挑战。在网络方面，双汇发展及时向上下游企业更新防疫知识，确保产业链正常运作，同时在企业内部升级人本管理，整合企业国内外资源，从而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威胁。面对疫情，双汇发展除依靠自身实力外，更是积极与行业中其他优秀企业达成协议，协同发展，共同抵御风险。又如，疫情给新希望集团带来了下行压力，但在身处逆境之时，新希望集团提前做好了准备。在变化准备力方面，新希望集团几年前就做好的“料你富”App和“好养宝”App，有效解决了疫情期间所面临的交通管制问题。新希望集团精准预判行业未来走势，意识到了数字技术的重要性。在董事刘畅等的带领下研发了云课堂、云娱乐、云金融和云问诊等新技术，以适应市场变化，抓住潜在的机遇。董事长席刚和总裁朱川亲自上阵，在抖音、天猫、快手等平台上直播卖货。生存逆境下，提前谋划增加了新希望集团检测和预判危机的能力，精准的预警预判对该集团顺利应对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得出：组织韧性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4. 供需高度动荡性、组织韧性与企业绩效

环境与企业的作用关系异常密切，有大量的研究证实，环境不确定性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嵌入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中[34-35]。受疫情影响，技术、竞争、社会、市场、制度发生重大变动，Wiggins和Ruefli以及简兆权等将其定义为超竞争或高动荡环境[36-37]。市场环境高度波动，顾客偏好、产品需求、资源供给与获取、行业中企业数量等频繁变化，直接影响到农业企业生存发展。

疫情下，企业外部供需因素激烈变动，供应链更是面临断裂危机，企业现有资源与能力发挥作用的效果随之降低，负向影响组织韧性延展的能力。由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抗冲击能力存在差异，企业不得不面临收入和支出的双重压力。高度不确定状态下，而部分农业企业却能精准监控、预判突发性逆境事件，凭借自身实力和运作技巧动用各方资源和关系，在其他同行企业面临技术知识不足、创新压力大等困境时，仍能顺利应对、重新振作。综上得出：组织韧性在供给端高度动荡性、需求端高度动荡性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归纳出供需端高度动荡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供需端高度动荡性对企业绩效影响概念模型

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供给端高度动荡性可以划分为资源获取、供应商议价能力、供应链受阻、供应商供货能力4个维度；
需求端高度动荡性可以划分为顾客需求变化、经营收入变动、市场竞争、消费者规模变动4个维度；
组织韧性则可以划分为领导力与文化、网络、变化准备力3个维度。

其次，供需高度动荡负向影响农业企业绩效。

最后，供需高度动荡性负向影响组织韧性；
组织韧性正向促进农业企业绩效；
组织韧性在供需高度动荡对企业绩效作用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2个层面：

理论层面。一是基 于农业经济学、韧性能力等理论对供给端高度动荡性、需求端高度动荡性以及组织韧性进行了维度划分，为测量供需两端的高度动荡性与组织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通过探索性多案例研究得到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供需动荡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理论与概念模型。发生灾难、危机、熔断等重大突发事件时，农业企业掌握的资源和具备的能力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差距较大，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相对脆弱，若将一般共性的企业绩效影响理论套用到农业企业上，对中国农业企业应对频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毫无裨益。三是深化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供需高度动荡性、组织韧性与农业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认识，揭示了疫情下供需高度动荡性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以及组织韧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突破既有研究只从风险防御与发展对策的角度研究疫情的传播渠道和机制这一现状，抓住组织韧性这一重点变量，认识到组织韧性的这一阻隔缓冲机制才是学者们在疫情后更应认真探讨和查究的。现有研究对组织韧性的忽略，是无法准确把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也就难以找出抗疫以及应急管理的关键。

实践层面。一是为农业企业有效应对高度不确定的生存逆境，提升自身管理“免疫力”开拓了新视野。二是进一步推动农业企业未雨绸缪，正确理解和把握逆境事件所带来的冲击，进而构建起“基于韧性的危机管理机制”，帮助农业企业在逆境之后快速复原、继续前行。

首先，笔者研究只调查了伊利集团、新希望集团、温氏集团、双汇发展、光明乳业5家农业龙头企业，尚不够全面，研究结论也仅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未来可以通过大样本来实证检验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其次，尽管笔者研究提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供需高度动荡性对农业企业绩效影响机制，但不排除仍具有其他影响机制的可能性，未来可以增加更多农业企业案例来进行进一步探讨。

最后，在抗疫过程中，政府支持对经济的恢复起到不可或缺的调控作用，未来研究可以将政府支持作为疫情下供需高度动荡性对农业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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