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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与蒙田教育思想之比较

    时间:2023-03-27 15:1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赵超君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一生致力于教化育人。他广收弟子,讲学不辍,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把这些经验与其“致良知”的哲学观点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是文艺复兴后期法国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虽然其本人并未参加过任何教育实践活动,也没有撰写专门论述教育思想的著作,但他在自己的传世名作——《蒙田随笔》中的多个章节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思考,影响了洛克、卢梭等众多西方教育家。

    王阳明和蒙田虽然分属东西方,但他们的教育思想涵盖范围广泛,观点内容丰富,对当时及后世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许多远见卓识历经五百余年时光的淘洗,仍然可以作为当代教育关注和研究的范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阳明和蒙田都身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动荡不安的时代,二人对当时社会腐朽的教育体制都进行了深刻反思和猛烈抨击,积极探索和倡导打破桎梏、整治弊病的教育观点与主张,两者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基础、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

    (一)教育基础——德育为先

    在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期,用来选拔人才的封建科举制度弊端日益突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桎梏人性,禁锢思维。正如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中所说:“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1]282传统教育实际已偏离培养治世贤能,教人明白人伦道德的目的,陷入片面求取功名的怪相。他严厉抨击当时士子治学的功利性,哀叹圣贤之学长时间像糟粕一样被抛弃,所谓的贤士大夫也只以追求功名利禄为要务。

    王阳明一直将“明人伦”“成圣贤”视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力求改变唯功名取向的应试教育,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1]61明确指出德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学校需以培养人的品德为第一要务,同时应该通过把德育与智育相结合来实现教学目的。王阳明在《教约》中明示:“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1]101强调每日教学必先考察品德,德育的首要地位可见一斑。

    同样,蒙田严厉批评了其所处时代的旧经院教育模式,以及人们落后的教育观念,即信奉权威、只关心知识的“继承”,教师只会照本宣科,教学方式按部就班、刻板无趣等,这样的社会教育背景使得当时的教育充满了功利性:“当今的父辈花费心血与金钱,其实只是在让我们的头脑灌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2]144就此,蒙田旗帜鲜明地指出道德教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明确道德教育为教育基础,强调“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2]150。在他看来,道德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学习一般知识必须以学习道德知识为基础和前提,想要达到理想的教育目标,道德教育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必不可少[3]。

    (二)教育原则——以人为本

    纵观王阳明和蒙田的教育思想,两者都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注重独立思考,主张教学需顺性导性、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他们实践和推崇的这些教学原则,无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

    1.尊重个体,独立思考

    王阳明认为,教育必须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性价值。他反对迷信典籍和权威,认为即使对于圣人的话,也不可轻信盲从;
    他提倡“学贵自得”,教导学生要“自得于心”,注重培养独立思考与坚持主见的治学精神。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1]85在他看来,每个个体都要自觉学习,主动反省改正,最终完善自身的认识;
    同时人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学会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只有这种出自内心的学习和通过自己思考获得的知识,才是真学真知。

    蒙田同样认为,教育应重视学生个人主体性的发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发表个人见解,不能生搬照抄、鹦鹉学舌。他不满欧洲旧经院教育只会培养过分埋头书本、死记硬背、盲目贪求知识的“学究”,批判当时的人们“学习只是让记忆装满,却让理解与意识空白”[2]144。蒙田认为,知识不能只是作为装饰用来填满脑袋,或是作为谈资来炫耀,而是应该通过思考,内化为自己所用,产生实用价值。他强调,只有培养出能够通过学习形成自身看法,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够具备独立思考力和判断力的学生,才算真正实现了教育的目的。

    2.顺应天性,因势利导

    王阳明主张在教育中顺应受教育者的天性,潜移默化,因势利导。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他反对当时对儿童教育采用机械教条的教学方法和生硬粗暴的教育手段,批评学校教育只会一味监督斥责,缺乏合理的引导,甚至采取鞭笞、捆缚等粗暴体罚手段,完全忽视了儿童的天性,严重压抑和束缚了他们的身心发展。针对以上弊端,王阳明提出学校教育需顺应儿童的天性,从他们的身心特性出发加以诱导教化。他认为,儿童的天性就是喜欢嬉戏游乐而不愿受管束,他们就像刚萌芽的草木,只有顺其自然才能健康成长——如果人为地加以干预和摧残,反而不利于其成长。因而,教育儿童就必须采用符合他们个性特点的教学方法,通过启发诱导来培养他们的兴趣,调动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感到开心快乐,这样才能使他们自发努力,积极向上,乐学不倦。

    蒙田也反对忽略个人自然天性,诉诸暴力和强制手段的教育方式,倡导教育应该尊重个体发展,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望。他将教育类比为种田,认为人就像种子一样,各有适合自己的培育方法和成长过程,在教育过程中不应强行施压,违背其本性[4]。他强烈反对体罚,称“反对在教育中有任何粗暴对待”[5]64;
    他主张为了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和谐健康的发展,“教育要宽严结合进行”[2]176,“教室里放满鲜花,要比悬挂鲜血淋漓的柳条合适得多!”[2]177在《论儿童教育》中,蒙田以自己学习希腊文的经历说明这一点:“父亲计划让我通过一种游戏结合练习的新方法强化学习。我们两人对垒,交替背诵变格;
    就像有的人玩下棋来学习数学与几何。”[2]187他提倡教学应寓教于乐,在游戏和练习中激发学习欲望,而不能强加意志,强行灌输。

    3.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王阳明明确指出“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1]24,每个人的自然禀赋各不相同,要根据自己的天赋特长去努力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和作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1]117正因为每个人素质各异,所以,因人施教是基本的教学原则。考虑到教育对象群体的个人差异,教学方法就必须因人而异,有的放矢,而不能千篇一律,一概而论。王阳明将教学比作用药来说明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医生治病讲究对症下药,一人一方,教师教学也是这个道理。要把学生培养为有用的人才,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学生的个性特长和能力资质施行不同的教育,让每个学生都得到最优化的发展。

    王阳明认为,在教学中还应贯彻循序渐进的方法,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量力而行。他强调人的认识在不同阶段能达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教育要符合人的认知特点和认识发展水平。做学问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施教就如植树,必须先打好坚实的基础,渐渐盈科而进,才能取得成效结出硕果。他指出:“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才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1]109“分限所及”就是量力而行,人的接受能力达到何种程度,便按这个程度进行教学,不能拔苗助长。如果只是一味灌输高深的知识,就会像用大量的水浇灌幼苗把它浸坏一样,对教学有害无益。

    无独有偶,蒙田也同样提倡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他认为,在教学中应注意到教学对象资质和天性的差异[6]。他批评说:“不论学生的资质与表现如何不同,都是用同一的教材与规则来教导,于是在一大群儿童中只能培养出两三个学有所成者,也就不足为奇了。”[2]159蒙田赞同柏拉图式的教导,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应先对学生的智力和能力进行考察与判断,再选择学生能适应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进度加以引导[7],这样循序渐进,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他还用指导学生跑步来举例说:“老师让学生在前面小跑,判断他的速度,然后决定自己该怎样调节来适应学生的力量,这是个好方法。”[2]159

    (三)教育方法——实践为重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基于其心学理论形成的,是其哲学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实际运用,其中“知行合一”这一核心观点更是贯穿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始终。王阳明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1]4,行是知的落实,是知的结果。知只能通过行才能完善并内化,最终成为真知。因此,知识的学习必须应用于人的行为,做到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求得真知,体现知识的真正价值[8]。他对门生弟子说:“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一何用。”[1]139王阳明强调,知识如果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那就是一无是处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学习是徒劳无功的。王阳明还主张“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1]104,他教导学生需亲身参与到具体的事务中去实践磨炼,身体力行来精进学业、完善品德,切不可离开亲躬实践而空谈学问。王阳明反对知行脱离,倡导注重实践的教育方法,实际上点明了教育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通过实践实现知识的真正价值,最终达成内化于心,实现教育目标。

    注重实践也是蒙田倡导的重要教育方法之一。他强调学生学习知识,重要的不是口头上说,而是行动上做,把知识付诸实践的人将远比只知不做的人获益更多[3]。在教学中,必须引导学生真正地将学到的知识占为己有,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身体力行,达到知行合一。蒙田以学跳舞为例强调多练习、多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学习跳舞,不能只看别人跳,而自己不跳。学习知识也是一样,不能只记忆背诵,而不操练运用。他高度重视实践环节,建议学生多与人交往,到国外旅行,积极参加身体训练和劳动。他认为,这些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既可以锻炼和提高理解力与判断力,又可以增进见闻、开阔眼界,还能磨炼心志、培养美德。

    尽管王阳明和蒙田的教育思想存在共性,许多教育观点极其相似,但由于二者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经历,使得他们的教育思想同中有异。

    (一)教育目标

    王阳明身处封建社会日趋没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彼时明王朝内外危机四伏,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混乱动荡。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使得当时的教育沦为士人获取功名的工具,教育变得越来越功利化。王阳明承袭儒家培养君子人格的教育目的,反对教育功名化,认为对学生来说“第一要事”并非“读书登第”而是“学圣贤”。他认同“圣人必可学而至”,阐明“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1]31,认为教育是能够教人做“圣人”的,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圣人”人格。王阳明一生致力于讲学,大力传播他的“致良知”学说,提出良知是人心固有的,只要人们能够消除物欲的蒙蔽,通过“致良知”形成道德和行为上的自觉,就能养成具备“良知良能”的“圣人”人格。

    而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蒙田,他的教育思想更注重人们身与心的统一,具体体现在教育目标上就是要塑造健全的人格。他认同波斯人的教育理念,提出要塑造健全的人格,既要有健康的心灵、良好的道德品质,还要有强健的体魄,讲求身心合一。他以柏拉图提到的波斯人培养王位继承者的教育方式来举例论述:太监们负责锻炼太子的体魄,再找来国内最贤达、最公正、最节俭、最勇敢的人来培养他的品德,教育他的心灵。在蒙田看来,塑造健全的人格就必须实现精神与身体的合二为一,不能相悖相斥,也不能顾此失彼,有所偏颇,只有用强壮的身体来分担心灵的重担,用良好的品德来指导言行举止,才能达到身体力行的和谐统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3]。

    (二)教育内容

    明代中期社会矛盾突出,民不聊生,王朝内部皇室与藩王、宦臣与一般官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封建体制不仅面临统治危机,还面临道德伦理纲常丧失的风险。王阳明以天下兴邦为己任,力图改变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现状,他致力于传播心学,希望通过教化人们“致良知”“明人伦”,从而恢复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他认为“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1]282,因此,主张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封建伦理道德,“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1]61就是圣人教化的具体内容。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明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1]99,强调人伦教化是教育目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教育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王阳明主张的教育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旨在教化民众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最终达到救治社会弊病的目的。

    与王阳明相比,蒙田的教育思想没有明确的政治色彩,更多地是受到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4],更关注受教育者个体的培育和其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因而,他主张教育内容以必要性和实用性为先。在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晚期,欧洲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修辞、逻辑、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自由七艺”,主要课程是文科、法律、医学和神学这“四分科”。在长期的文化专制下,这些空洞和陈旧的课程丝毫无助于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培养出的都是被蒙田猛烈抨击的“学究”式人物。蒙田反思教育内容的选择不应受到传统学科界限的限制,而应该摒弃缺乏实用性的学科和教学内容,选择“直接和实际用得上的那种”[2]169。按照蒙田的观点,哲学应该是教育最基础的课程,因为哲学是寻找真理,教人聪明和自由的学问,因此,是最必要和有用的学科[9]。学生们在接受哲学的教育之后,建立起自己的判断力,从而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教育要选择那些最必不可少的和最有用的内容来传递,才能实现培养具备行动力、判断力和个人经验的“绅士”的教育目标。

    王阳明和蒙田的教育思想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开创性和改革性意义,虽然两者在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上各有侧重,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以德为先、以人为本、实践为重的教育观,以及独立思考、顺应天性、因势利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他们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阐释有着异乎寻常的同步性,不但对指导育人实践具有普遍的共同价值,而且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现立德树人、促进全面发展、拓展实践教学等改革目标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尽管王阳明和蒙田的教育思想仍然带有时代与各自阶级的烙印,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这些饱含鲜活生命力的理念和观点,在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洗涤后,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解决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具有潜在的参考价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以批判的精神汲取这两位东西方伟大教育家的思想精华,应用于教育实践中,在扬弃中加以借鉴,在创新中加以发展,从而实现前人优秀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上,应该时常回顾和审视前人的教育理念与思想,正确把握其核心,深入挖掘其精华,同时结合我国教育现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学思践悟中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出能够担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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