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透视资本的三重论域：财富、权力、环境

许欣驰，薛忠义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从多种角度来考察、论述资本，既着眼于资本的文明作用，又洞察到资本的异化作用。论文从马克思代表性的著作中探寻其资本思想，并从财富、权力、环境三个内在的递进视域简明扼要地梳理和阐释，力求实事求是地呈现马克思的资本思想。

马克思认为，财富是与劳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众人对财富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主要是具体劳动创造的若干与人的生存关系重大的使用价值，譬如土地、牛羊、粮食等，甚至某些使用价值还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和教化功能，特别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1](P40)法律、道德、宗教全部是资产阶级的偏见，而这些偏见隐藏的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是伴随着封建社会内部的异质因素，即商业、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封建社会一步步走向衰败、湮灭，而现代社会就依靠着这些东西逐步发展起来。对于现代社会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与分析，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有着自己的界定，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2](P27)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什么是财富，还是不是具体劳动所造就出来的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抽象劳动创造的以货币来表达和计算的价值的增值，即资本，使用价值成为了价值和资本的物质载体。对于这个观点，马克思有着透彻的理解，他特别强调“资本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3](P176)这里的劳动指的是异化的抽象劳动，在现代社会的积累就是资本，因而这种劳动异化为了资本、货币，异化为了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资本不仅要求自己存在，而且还要求自己支配一切，已变异为癌症病毒，疯狂地增值自身。

固然，马克思也同样论述过，商品和货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马克思主义学者王少光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人不断异化，使人从属于商品，使人从属于商品”，[4]在资本市场经济下的商品供求平衡将被打破，唯有一方面抑制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不断地向外进行资本扩张，来减缓私有制的压力。但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财富是在价值的意义被规定的，特别是在价值增值的意义上被规定的。商品、货币、资本的实体都是一定量的对象化的劳动或劳动时间，这一点是无疑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抽象劳动称之为劳动一般，并且深刻地指出“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5](P45～46)并且指出这种情况在美国最为发达。财富一般就是指价值或价值的表现形式交换价值，他们的物化表现就是可计量的货币，因此，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成为财富一般，成为财富的代表。但单纯的价值量或货币量还不是真正的财富代表，如果他们不在运动中增值就不能保存自己，就会在经济危机或特定情况下贬值，甚至一文不值。因此，抽象劳动的积累、价值的增值、自我生产的货币(三者的实质是一样的)即资本才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最高代表，针对这个观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进行了透彻的阐述，点明：“资本家关心货币，这无非就是说他只关心交换价值，只关心交换价值的增加，抽象的发财致富。而这种抽象的发财致富只能通过货币表现出来。”[6](P111～112)

但是，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财富是具有对抗性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形态不过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在其中，财富常只取得对立的存在，到处都同时表现为它的反对物。财富常常要以贫困为前提；
并且，财富只在它发展贫困的时候，发展它自己。”[7](P43)或许会有疑问，马克思那个时代工人的确是贫困的，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在历次科技革命推动下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工人已经不像原来那样贫困。他们享用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都获得了极大提高，也有了自己的货币存款，因而贫困在逐渐消除，甚至消失，阶级对立的基础被瓦解了。对这种疑问，马克思早就给予回应，指出：“衣食及待遇的改善及家财的增加，不足以废绝奴隶的隶从关系与榨取；
同样，工资劳动者的隶从关系与榨取，也自无从由此得到消除。劳动价格随资本蓄积而增腾的现象，实际不过表示劳动者为自己冶造的锁链，已经有这样长这样重，就略微放松一点也无妨而已。”[8](P452)并且“劳动价格的昂腾，将被限制在这限度内，在这限度内，它不但不会抵触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底，而且会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规模的扩大”。[8](P454)

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财富意味着对多样性的具体劳动采用了同样的衡量标准，意味着抽象劳动、价值的积累不会考虑到个体的个性、兴趣、爱好，甚至这一切感性的特征都要统统被抹杀。因为抽象劳动、价值本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这样一来人也被抽象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被抽象地理解为交换价值的平等交换(这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表层，平等交换的深层是不通过交换而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的劳动)，感性的社会财富也被抽象成了抽象的财富一般。因此，资本主义内在的秘密就是劳动的抽象化、主体化，即资本的主体化，具体劳动创造的感性的劳动成果甚至人只能被作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即资本来理解。因此，马克思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5](P114)而探索资本的运动规律则是在寻找财富的增长规律，这种学问是经济学思索的对象。亚当·斯密经过研究之后写出了《国富论》，认为作为国家财富的资本必须在市场上，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增值。为了保证资本在市场上的增值及其增值的效率、速度就必须使政府的政治权力逐渐退出市场，创造资本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但资本从来就不单纯是物质财富，它同时还是现代的社会权力，这是资本更为深刻的本质性规定。

社会权力不等同于政治权力(即国家权力)、文化权力或其他的什么权力，后者都是前者的派生物。社会权力本质上表达的是社会生存条件的人格化。马克思经过深入的分析，认为社会的生存条件本质上就是作为积累的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并且在人类的史前社会结束之前，积累的劳动占据优势地位，统治活劳动，因为工具、机器等积累的劳动代表着人在自然界所获得的感性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得非常透彻——资本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最大利益,“资本作为权力和关系，它具有可感觉的具体物质形态，通过这种具体物质形态以及获取这种具体物质形态的过程资本开始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点”，[9]尤其是在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中，设定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积累的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土地私有权，土地是自然界本有的，但人类在土地里加入了自己的劳动，使其具有必要的肥力。这里的土地是广义的，可以包含山林、森林、矿产以及河流等这些自然资源。因此，谁占有土地谁就具有统治的力量。土地的人格化表现就是地主，而活劳动的人格化就是农民，地主统治农民实质上就是社会生存条件的人格化表现。

积累的劳动在现代社会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现已经不再是土地私有权，而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抽象劳动。所以，抽象劳动统治着具体的活劳动，那么活劳动即是为抽象劳动的积累而效力的。抽象劳动的积累就是资本，抽象劳动统治具体的活劳动就是资本统治具体的活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生存和统治的条件。然而资本的人格化显示的就是资本家，活劳动的人格化显示的就是雇佣工人，所以，资本对具体的活劳动统治的人格化显示的就是资本家、资产阶级对雇佣工人以及无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深入分析了这一点，指出：“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正像工人只是作为人格化的劳动，……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10](P48)而资本这种感性权力又是人的劳动、属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即对象性活动异化的现代形式。因此，代表谋取抽象劳动财富和价值增值冲动的资本本质上是与劳动者相对立的独立化的社会权力。而指引资本主义统治阶层活动的就是透过无言的社会权力不付任何代价地获取剩余价值的盲目式的生命冲动。这种冲动对工人具有严重的影响，因为“劳动力的生命长短，是资本所不过问的”。[8](P177)

因此，从积累的劳动中产生了阶级对财产的占有，而从阶级对财产的占有中又产生了社会权力，即从生产中产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部分人统治、支配另一部分人的感性力量关系，这才是生产关系的实质内容。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地指出：“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3](P542)需要注意的“实践的观念”是属于康德的思想，就是用理性的观念、范畴建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感性关系等于观念、范畴，这样一来社会权力就被遮蔽掉了。对此，马克思批判道：“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观念。”[3](P585)马克思认为，建构人与人关系的不是理性，而是感性，感性的实践，感性实践的自我分裂产生了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因此，社会权力才说出了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同阶段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不同的社会权力。

由此可见，马克思绝不是站在道德、伦理的立场上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同情工人的，用伦理道德的善恶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揭示其真相的。资本家完全可以是一个慈善家或佛教徒，这是没什么矛盾的，但是只要他在市场上经营就必须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奋斗，否则他的企业就会垮掉。资本家统治工人的力量和他们的个性、善恶无关，而这一点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条件之中才能揭示出来，因此，马克思讲我的学说不需要任何人为他负责。把资本当作现代社会的社会权力，即是对工人的劳动以及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10](P217)随后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又把资本这种现代社会权力直接称之为资本的权力，并深刻地指出工人的生产本质上是“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5](P735)而生产根本不是工人致富的手段，倒是随着这个过程的无限循环工人的贫困在积累。后来列宁在《论国家》中又直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社会”。[12](P293)因此，资本本质上不是物，而是具有权力性质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正是这种生产关系赋予了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成为了物的隐蔽的内容。不了解这一点的人自然会把资本看作是物的天然的不受时间影响的社会属性，这样一来物带有了拜物教(资本物神)的光环，资本主义社会永存了。

因而不能把具有社会权力性质的生产关系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阐述的对生产关系进行理论抽象、范畴加工而获得的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推演关系，即经济关系。如果这样就会进入由范畴、概念建构起来的无冲突的事实世界，消解生活世界的感性冲突，而资本的生产关系即社会权力的不断出现的新形式新类型也就会不断地被表达为经济范畴、经济理性的进步。据说资本发展的最新形式就是金融资本，金融学是当代的显学。就如同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所提出的，伴同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并不是全球经济秩序的日趋和谐与稳定，而始终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争、货币战争乃至军事对抗。”[13]金融学范畴、理性并不能消除感性冲突的生活世界的物质利益对抗，也不能预测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到来，只是对危机过后再做一次理性的解释而已，把未来的收益当作可能会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的利润拿到当下市场上来买卖，只这一点就显示出了金融学的虚假性。因为我们不是携带着知识推断未来，而是携带着希望和恐惧迎接未来。事实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即清晰地阐明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差异，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3](P602)并且批判蒲鲁东把货币、资本、分工等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看成是永恒的预先存在的不依赖于现实关系而自生的范畴和观念。

资本作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同时又被理解为社会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科技领域、知识领域等，因此，科技、知识同样具有了社会权力的性质，成为敌视人的力量。资本这种社会权力如何生产自己，如何构成自我矛盾，以及如何从这种自我矛盾中生长出否定自己的感性力量，这就是马克思阐述的剩余价值规律。因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揭示的就是资本作为社会权力如何展开自己又如何否定自己的自我消亡的规律，不能仅仅看成是财富增长的规律，否则就是失去了他本有的革命性，不可能发现经济危机的根源。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社会权力的剩余价值规律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力量。

因此，把马克思和其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区分开来以及把《资本论》学说和其他的经济学说区分开来的关键就是资本这种现代社会权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看作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致力于研究资本运动的规律，而这同时就是在研究财富增长的规律。马克思当然也可以研究作为财富的资本的运动规律，但马克思绝不止步于此，因为马克思在看到资本作为财富增长的同时又深刻地洞察到了资本又是作为社会权力在同比例地增长。“劳动者要不绝生产客观的财富，这财富要当作资本，当作站在他外部，支配他，榨取他的权力”。[8](P413)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侧重研究的是作为财富的资本，从而形成种种经济学说。而马克思侧重研究的是作为社会权力的资本，从而形成了《资本论》学说，即关于资本、价值等经济范畴批判的学说，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精神危机的本质性根源和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消亡的不可避免性。由于马克思哲学对社会权力，特别是对资本权力的发现和阐释使其成为如萨特所讲的资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必然命运。

抽象劳动统治着具体的活劳动，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条件。因而，活劳动、环境等皆是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就是为资本的增值而效劳的。作为主体化的资本在增值的过程中不会顾及环境的承载力、净化力、再生力，一定会把环境资源要素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商品，从而赚取更多的货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完成了劳动的抽象化，而劳动的抽象化一定导致对自然界的抽象化。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这一点被抽象掉了，自然界变成了无生命的纯粹客观的质料世界，等待人类用理性建构起来的范畴、概念、理论、原理或者科学定律去研究他、分析他、处理他。作为劳动抽象的人变成了自然的主宰者与征服者，这样导致的对自然的态度必然是技术性的，即把自然作为量化地描述和控制的对象，用数学理性研究自然。因此，资本“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3](P52)造成了环境、资源的“贫困积累”，实现着自己的谋算。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具有的失控性正将自然界推向毁灭的境地”。[14]生态破坏压倒所有问题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年代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正威胁着我们的生活以及生存能力。

故而资本概念内在就包含着对环境的破坏性力量，资本的现实发展必然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这已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所证实。破坏和浪费始终是与资本如影随形的伴侣。譬如马克思对英国的土地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资本造成的盲目的掠夺欲导致了英国的地力衰竭，为了修复土壤英国不得不从秘鲁进口海鸟粪和从欧洲进口骨质来施肥本国的田地。马克思特别认真地反驳了那种将自己视为土地所有者的荒谬诞妄主张，觉得社会、民族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仅仅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受益者，理应把改良好的土地延续给子孙后代。此外，马克思还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基于资本增值的耕作和毁林开荒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生态后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地指出：作为资本的土地及其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11](P875)

资本已经成为类似海德格尔讲的技术座架一样的座架，它把环境、资源、人都摄入其中，使其简化为单向度的存在。因而资本与环境、自然处于整体性的、全方位的而不是细小的、局部性的对抗之中。资本与环境的致命冲突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无论是市场延伸、技术进步还是政策改革都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因为环境系统是受社会关系制约的自然体系。马克思深入地明确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在本质上，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来进行各种合理的改良。”[9](P341)环境改革一旦触动资本体制的利益及本质就会被各种利益集团联合阻碍，甚至扼杀，除非这种改革与资本的利益一致或在资本容忍的限度之内，美国对待国际环境改革的态度说明了这一点。而我国一直坚持“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15](P392)始终贯彻并执行“两山理论”，正在引领我国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即便是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只能达到局部的暂时缓解，并且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被纳入资本的逻辑之中，具有社会权力的性质，与资本携起手来成为破坏环境的力量。因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无视科学技术所具有的环境破坏性的社会嵌入性，期望用受资本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影响和控制的科学技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既能保持资本恒久增值又能防止社会与地球物质变换断裂的绿色发展的生态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想与绿色骗局。犹如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所阐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得自然发生退化。”[16](P875)而环境商品化、资本化的策略更是一种市场的乌托邦，强要给环境定价，逐一把环境要素从人本身的生存条件中分割出去，纳入商品经济循环，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是资本绝不会停留在它的发源地——欧洲地区，一定会越过欧洲，征服世界，把全世界人的需求和整个地球的环境资源看作自己增值的市场、工具、空间，这是由资本的内在本性决定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 “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17](P269)因此，资本的灵魂和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突破各种精神和物质的界限而实现自己的持续增值，一旦这一增值特性消失，以资本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社会和文明就会瓦解。资本的这种增值特性被海德格尔称之为进步强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定会创造、形成世界市场，因为欧洲的资源环境不能满足资本持续扩大的增值需要。而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由资本所导致的环境破坏、环境问题也会越过欧洲地区向全球输送，由此导致局部的环境危机发展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

马克思正是通过“异化劳动”“新陈代谢断裂”“物质变换裂缝”等核心元素来透析资本造成的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并深刻地洞察到了资本再生产全球化的时空布局所引致的环境问题全球化的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土地所有制进行了周密的阐述，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土地的所有者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无知地消耗地力”，[18](P233)因此在人与土地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11](P919)因此，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衰竭了土地和工人这个生产一切财富的源泉及其活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环境洁净、安全甚至把污染的企业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把垃圾、废料输入发展中国家，进而形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于经济殖民的环境殖民，而这种环境殖民的升级版就是生态帝国主义，因而，他们实现了生态环境和资本循环暂时的双重修复。然而，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驳的：“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9](P37)此外，他们以此手段所获得的暂时的环境洁净为借口反过来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进而干涉别国内政。因此，他们的环境外交越来越具有政治性，成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的强有力的工具。

总之，资本文明是一个对抗的文明，不仅人与人对抗，人与自然也处于对抗，前者导致人的非人化，后者导致环境被强制地从人本身的生存中分离出去，从而造成了环境与人全面的紧张关系。而环境问题只不过是以异化劳动为本质的资本的生态表象和生态贻害，不揭示、消除资本逻辑这一深层渊薮，任何措施对于解消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风险都是隔靴搔痒。资本扭曲了人与自然本真的对象性关系，感性的自然界也就被简化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无内在价值的纯粹的有用性，从而丧失了其作为感性地对象性的存在着的人这一属性的存在。并导致了逆生态增长的资本扩张不断地消耗、榨取乃至吞噬容纳他的资源环境空间和赖以再生产的自然条件，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环境危机，破坏了社会生产再循环的自然条件。因此，环境异化是马克思著作中的典型要素与基础本质。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奥康纳认为，由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理论研究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它对于我们认识环境问题的全面爆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高度同步性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即资本及其积累与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乃至道德危机具有一体性。

马克思也揭示了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是资本包含着绝对生产力的趋势，还包含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是多维度的。资本一身兼二任，它不仅是现代社会的财富代表，而且还是现代形式的社会权力。资本这种感性的权力决定了它与环境在根本上是冲突的，资本的发展必然建立在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的基础上。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仍然是现代社会主导性的生存条件，全球化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展开的。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融入资本世界，鲁品越教授通过研究《资本论》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的长期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在社会主义力量为主导下引入资本才能进行”。[20](P13)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科技进步，甚至科技应成为第一生产力。因而，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利用资本和科技，利用公有制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思想文化力量把它们导向到为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轨道，同时又要用严格的法治和严密的法制为资本划定运行的红线和高压线，最大程度地制约了资本的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的负值反应。只有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走出一条利用资本限制资本同时超越资本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之路，才能从根本上扬弃资本文明，创造吸纳资本文明成果的更高层面的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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