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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绿色低碳意识培育的马克思人学理论研究

    时间:2022-12-03 10:2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郭芙蕊 唐远来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1731)

    2020年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会上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在2021年4月召开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我国又提出“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自2021年2月起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极端气候频发现象,更彰显出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紧迫性。从现实角度看,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符合公众的生存需求,尤其符合我国公众美好生活愿望向生态领域拓展的现实趋势。同时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也需要以公众绿色低碳意识的提升为支撑。本文以马克思人学理论为基础,分析新时代我国公众需要的变化,以及提升绿色低碳意识的途径是有现实价值的。

    从人存在时刻起,人的需要就与人的存在一体化,并随着人存在和发展状态的变化而变化。不过,不是所有人的需要都属于“真正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真正的需要是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1]514人的真正的需要是使人成其为人,让人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提升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包括肉体存在的需要和社会存在的需要两部分。从变化的动因上讲,人的需要的变化一是来自于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
    二是来自个体内在发展阶段的提升。意识到真正的需要,并不能仅仅依靠个体自身,其主要力量来自于社会推动和引导。不过,不同社会制度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对人的需要进行了不同的引导,有的创造了“粗陋的需要”,有的让人意识到“真正的需要”,并在激发需要的策略、满足需要的手段及需要满足的后果三个层面有具体的体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者通过利用人们的弱点激发需要,“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2]224,这样的需求激发策略会导致“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2]224,这种通过利用人的弱点,尤其是穷人的弱点激发出来的需要,被马克思称之为“粗陋的需要”。之所以要激发穷人的“粗陋的需要”,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要。

    当“粗陋的需要”被激发出来后,在满足这种需要的过程中出现了满足的异化,也就是“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对于工人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2]225。在“粗陋的需要”被激发出来之后,工人们忘记了“真正的需要”,这种对“真正的需要”的忘记,不仅体现为忽视肉体存在的真正需要的忘记,更体现为对社会存在需要的漠视。

    除了马克思在19世纪就深刻揭示这一问题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揭示20世纪这种“粗陋的需要”被满足的手段和引发的后果。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曾尖锐地指出,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充斥着严重的技术理性,而此时的技术理性的统治采用较少运用暴力和强权手段,而更多地求助于消遣、娱乐等现代消费手段的统治,这种统治使人心甘情愿而不是被迫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的体系之中,因此失去了对社会的否定的维度,只剩下肯定的维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了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
    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而又免除其谬误的意识。……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的变化。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它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化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3]11-12。

    其实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工资的显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
    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2]729。在20世纪出现的“粗陋的需要”的激发和满足,虽然可以变换表现方式,但是并没有改变其本质。

    相比较而言,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的激发、满足手段和后果都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通过对照社会主义前提下人的需求的丰富性,马克思认为,“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而在私有制范围内,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2]223。

    依靠激发“粗陋的需要”推进生产的社会中,虽然能够实现资本增值的逻辑,能够构建表面上工人生活水平提升、物质产品富足的假象,但是私有制的存在会让这种丰富演变为加剧社会秩序混乱的手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部分指出,“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过剩将成为新的进步的条件和起因,它将实现这种进步,而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因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2]688。

    简单概括,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需要的引导是从资本逐利维度展开的,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虚假的需要,目的是通过激发和满足需要,使被满足者处于一种被支配地位,目的是控制人。可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激发的需求不是人的真正需求,而只是一种虚假的需求,并且这种虚假需求的激发也让人背离了真正的需求。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变异性的延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是,这种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持续增长和物质财富的过度积累。所有的一切,包括人与自然,都沦为资本的奴隶。马克思指出,这种状况下的人“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2]312-313,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然界也下降为有用物。“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
    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390。

    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仅面向本国公众激发“虚假的需要”,也通过推行消费主义把这种需要扩充到其他国家,试图引导公众产生“过度的物欲需要”,从而力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逐利的一贯目标。而且为了本国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不惜推行生态帝国主义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有害废弃物贸易、转嫁污染产业等,加之发展中国家因发展压力和历史欠账巨大而被迫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产生了严重的叠加效应,最终造成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聚集了前工业时代、工业化时代甚至后工业时代的各种环境问题,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公众“良好生态环境需要”的满足。

    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的真正需要”引导层面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目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公众需要的引导以资本逐利的实现为最终目标,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人的需要的引导是从符合人的本性的维度展开的,是符合人的本性的真实的需要,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相较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逐利为最终目的的现代化,我国正在努力推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引导公众规避“过度物欲需要”,并形成“良好生态环境需要”。在碳中和目标成为全球共识的时代,维护各国良好的生态环境满足公众真正的需要是全球共识,也是我国致力实现的目标。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人民美好生活愿望开始向生态领域拓展,并形成“良好生态环境需要”,这是一种符合人的本性的真正的需要。但是,一方面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主义的影响;
    一方面受本国现有生态环境治理难度的影响,我国满足公众良好生态环境需要的路径比较特殊,除了国家层面对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创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其成为公共物品,惠及所有公众外,也需要公众能够识别和摆脱“过度物欲需要”,进而形成绿色低碳意识,形成“良好生态环境需要”满足的内在动力。

    首先,公众识别和摆脱“过度物欲需要”是建立绿色低碳意识的重要前提。

    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推行消费主义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消费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统治,实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逐利的最终目标。消费主义的推行会形成一种物欲化的大众生存状态,不仅造成精神满足的物质化,也会形成借助网络的生存状态的娱乐化。

    精神满足的物质化是指借助过度的物质消费实现精神满足。个体生存过程中需要进行必要的物质消费,这是个体生存的基础。但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部分公众会继续借用物质消费实现精神满足,尤其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部分公众会通过消费活动或向其他人展示物品,进行自我身份构建和生存意义的寻求。正如鲍德里亚曾经尖锐地指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这样一种境地,”[5]5“所有社会都是在极为必需的范围内浪费、侵吞、花费与消费。简单至极的道理是,个人与社会一样,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情况时,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这种消费可以发展为‘消耗’,是地地道道的破坏,而且具有特别的社会功能。”[5]22被消费主义所捆绑的公众,已经将过度的物质消费变成一种本能,且在物质消费过程中寻求自身生存的意义及获取生活乐趣,同时也借用向其他人展示物品的方式进行自我身份的构建。毫无疑问,处于这种状态的公众已然歪曲了个体价值的评价标准,将参照客观标准的价值评价降低为依赖他者的主观评价,必然造成恶性循环,并使得身份界定失去该有的意义。

    生存状态的娱乐化是指借助网络构建新的娱乐至死的生存状态。日常生活中,公众会主动或被动地浏览大量消息,当人们能够借用网络不受时空限制地传播和共享信息,或进行交往时,人们将被淹没在信息洪流之中。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私人信息越来越多地入侵公共信息领域,降低了信息的品质,并挤占可以提升民众素质的社会公共信息空间。公众被淹没在垃圾信息或影视明星的私人消息之中,用垃圾消息填充大脑,忽视社会发展中的科技、社会、生态等信息,这将会阻塞人的智慧能力提升的主要渠道,并从而将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娱乐化。在消息借助各种新媒体模式,如声音、图片或影像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时,为了充分吸引公众和刺激公众感官,这些消息的变换速度加快,并借助大数据等手段,推送公众喜欢关注的消息类型。感官上快速强烈的刺激以及推送消息的针对性增强,不仅破坏了感性认知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公众关注的信息范围。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非工作时间,目前已经悄然浸入到工作时间之中,在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我们应该警惕部分公众会将这种状态从休闲生活领域扩展到工作领域的趋势。

    借助网络或者消费实现精神满足,会导致生活不断重复并以无进步的方式存在,个人能力也在不断重复中消减,从而丧失自我提升的机会。并且看似实现了精神满足的完全自由,而恰恰在这种自由的追求中,人们失去了真正的自由,被电子产品或其他物品牢固捆绑。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我国社会发展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追求,必然会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只有朝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才能真正识别何为美好生活,并通过反思人的发展现状,在对现存问题进行有效解决的过程中实践美好生活。

    其次,公众绿色低碳意识培育是满足“良好生态环境需要”的内生动力。

    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我国提出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代表的现代化实现道路,我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实现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这种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同时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解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后果,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反驳与超越。“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2]10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否定,需要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表现从生态良好的外在表象,深入到内在和谐的真正实现。

    从创建生态良好的外在环境看,解决了现有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不等同于同步遏制了新环境问题的出现。因此,基于环境问题出现的滞后性特点,我们除了需要对已有生态环境污染进行治理,还需要关注正在产生但并未完全表现出的潜在环境污染。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中,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解决当下的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寻求更高效的治理环境的技术手段。在现有生产体系中,技术在“生产-消费”循环中创造经济效益,在“垃圾处理”环节创造生态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的链接,但远未实现两种系统循环链接的最佳效果。生态问题的产生贯穿于“生产-消费-分解”的整体循环之中,因而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也不能仅局限在最后的垃圾处理阶段。简单地讲,现有生产体系中技术生态效益的产生,是面向结果的,而非面向过程。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从物质的整体循环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不能仅局限于已经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

    我们无法奢望未来技术生产不带来任何环境污染,也不能奢求未来的技术能够解决现有的和潜在的环境问题,将人类的命运寄托于不确定性的未来技术上,是不够理性的。无论在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还是在减少和控制未来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时,我们都不能仅仅依靠技术,更需要转变对自然界的态度、从人自身角度反思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寻求解决办法。只有公众形成了绿色低碳意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现才具有内生动力。

    最后,公众绿色低碳意识培育需要实现人与自我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应从相互支撑的三维和谐视角展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而人与自身的和谐状态直接影响了前两个维度和谐的实现可能性。

    从“人与自我和谐”与“人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上看,如果人不能够实现与自我的和谐,无法确切知道或者错误地认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以个体或者家庭为中心进行价值和利益划分,将缩小社会整体利益范围,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忽略或者漠视社会整体利益的生产实践活动。尤其是,当这种违背道德规则的观念被多数人认同和遵循时,会导致“互害模式”的出现,从而威胁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导致个体与社会的不和谐,并将会导致代际之间的不和谐。所以,当人与自我不能实现和谐时,会阻碍人与社会和谐的实现,进而必然会导致在发展方式、手段以及目标设定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从生态层面讲,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某些生产企业或者个人,仅将外界生态环境当做公共资源,而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或按照规则规定进行生产过程管理的状况,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失衡。

    从“人与自我和谐”与“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上看,人与自我和谐可以保证人有个性地生存和发展,避免个体社会存在的过度趋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实现途径和可能性。社会的趋同性表现为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趋同,且观念的趋同导致了行为方式的趋同。社会中公众对世界看法的过度趋同,导致人们之间无法分享更多的不同的经验,从而将习惯性的生活或者实践模式视为有价值的模式,而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和反思的能力。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当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而观念的趋同最终导致辨识能力不足、精神满足的歪曲化、劳动价值的不完全发挥的后果。只有当人与自我和谐时,人才能够有机会理性地反思和调整自己的生活,理性地看待自然界,从而摆正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推进人与自我和谐。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中,外在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人与自我和谐的推进需要同步进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其影响覆盖各行各业,不只是简单的能源变革。农业领域属于排放源最为分散,因而也是最难减排的领域。农业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动物肠道发酵、动物粪便管理、水稻种植、农业土壤的排放等。农业领域减排目标的实现,已然不仅仅是农业技术经济功能与生态功能之争,更需要从农业活动展开的全过程、全要素寻求解决办法。农业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为主体的农民及其绿色低碳意识成为推动农业绿色减碳的关键推动力。

    首先,农民绿色低碳意识培育有利于跨越“过度物欲需求”误区。

    在消费主义社会中,公众将消费当成是习惯和本能,追求大量、快速的消费。这种消费模式虽然能促进经济效益的增加,但与此同时造成了资源能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是一种过度物欲需求导致的不正常现象。西方国家推行的消费主义有其适用范围,一般来讲,主要在城市空间起作用,其影响还未渗透到乡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具有更好地跨越“过度物欲需求”误区的机会和可能。绿色低碳意识培育有助于农民直接建立绿色消费意识,跨越追求商品数量的过度消费阶段,直接转向对商品品质和绿色环保价值的追求。在我国拉动消费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进程中,农民对“过度物欲需求”误区的跨越,将形成一种从消费端直接影响生产端的力量,推进生产端的绿色低碳转变。

    其次,农民绿色低碳意识培育有利于推进农民实现自我和谐。

    消费主义倡导消费者购买具备可被他人识别的符号价值的商品,并将其看做区分消费者及其社会身份地位的关键因素和指标。城市居民更容易受消费主义影响和掌控,陷于物质满足,并容易形成借用消费品进行身份地位标识的意识。城乡工作和生活模式不同,身份地位标识的重要性及手段与城市居民不同,培育农民绿色低碳意识,追求产品的绿色、高品质价值,就可以直接跨越商品的符号价值束缚,进而摆脱城市居民因陷入物质满足导致的自我不和谐状态,推进农民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谐。

    再次,农民绿色低碳意识培育有利于明确农民的主体责任。

    推进农业领域碳中和,是加快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推进农业绿色减碳,在整个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相较于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具有特殊性,既排碳又能固碳,既是生态产品的供应者,又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其天然优势。在以往的生产生活中,农民往往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农业废弃物污染水资源和耕地、自然资源利用率偏低等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所以,只有当农民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作为农业领域减碳的主体责任,并进一步节能减排,才能发挥农业天然优势。农民具备绿色低碳意识后,如果继续推进农牧结合、种养平衡、循环利用等低碳循环农业生产方式,将有助于发挥农业碳汇功能,弥补农业碳排放,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可以说,农民绿色低碳意识培育有利于明确农民的主体责任,是推进农业碳中和的内生力量。

    最后,农民绿色低碳意识培育有利于塑造全面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加速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习近平指出“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揭示出新型职业农民的鲜明特征。相较于“被动式”传统农民,“积极式”新型职业农民对农业饱有更大热爱,能思考会创新,会生产经营、掌握专业技能、积极投身社会服务,是全面综合发展的农业高素质人才。绿色低碳意识是构成新型职业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否具备绿色低碳意识也是衡量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标准。新型职业农民能够兼顾“增收”和“增绿”,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发展带来新动能。

    2022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重点任务是加强绿色低碳教育,“将绿色低碳理念纳入教育教学体系。加强宣传,广泛开展绿色低碳教育和科普活动。充分发挥大学生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的积极作用,开展系列实践活动,增强社会公众绿色低碳意识,积极引导全社会绿色低碳生活方式”[6]。聚焦在农业领域,推动实现农民的绿色低碳意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农民绿色低碳意识的培育具有特殊的模式。

    第一,农民绿色低碳意识培育需根据对象不同逐级推进。现在我们所谈的农民,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也包括职业农民。一方面,从职业意义上讲,培育农民的绿色低碳意识难度较小,职业农民一般具有较强的科学文化素养和能够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的见识和能力。例如,山东淄博花迹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总经理花蕊是一名大学毕业的新型职业农民代表,她看准绿色有机农业的前景,采用先进设施设备和方法,发展新的种植模式,种植绿色农产品。其培育的白星花金龟既能消化大量的玉米秸秆,成虫后又可成为药材,这些绿色农产品既延伸了农业产业链,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农民的主体已从“农一代”转变为“农二代”,他们同土地的联系从依恋走向疏离,价值取向、人生理想、交往模式、生命周期、生活节奏和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农二代对已经边缘化的农一代(父辈)也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由他们主导的文化和消费模式不仅正在对农业的生产和销售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正在重塑农村的精神生产。因此,培育农民的绿色低碳意识首先要从职业农民和“农二代”入手,逐步推进。

    第二,推动构建绿色农业技术创新和普及体系有助于农民绿色低碳意识培育。2021年9月,6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规划》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为重点,对‘十四五’时期农业绿色发展作出了系统安排”[7]。《规划》针对科技制约短板,提出要健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动能。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和普及可以帮助农民转变固有思维,识别部分农业传统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农用薄膜的广泛使用和不当处置对土地、大气等环境的不良影响,焚烧秸秆、农业生产中过度施肥导致的碳排放等。通过绿色农业技术创新,提高测土配方施肥的普及率,促进农民科学利用化肥,提高农民相关知识水平,培育农民绿色低碳意识,强化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科技动能。

    第三,充分利用城乡融合发展契机推进农民绿色低碳意识培育。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尤其是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前后,开始出现革命性跃迁,具体表现为从分离到适度融合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界定为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家庭结构从原有的“乡村家庭”开始逐渐转变为“城乡二元化组合”。可以充分利用目前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尤其发挥“农二代”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绿色低碳意识,在“城乡二元化组合”的家庭模式影响下,加快农民的绿色低碳意识培育进程。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的引导具有社会制度因素,我国人民美好生活愿望向生态领域拓展,不仅生动印证了这一观点,也成为推进碳中和时代到来的有效力量。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多要素。聚焦到农业领域,除了绿色低碳农业技术创新外,培育农民绿色低碳意识是不可忽视的内生动力,在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实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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