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气韵] 气韵
时间：2019-03-11 03:21:4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导语： 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气韵风骨。 北宋，气象万千的朝代。文学史上有才华横溢的“三苏”，政治方面有大刀阔斧地变法改革的王安石，苏轼的精神则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向往的榜样……
南宋，多难而耀眼的朝代。“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战乱不止，却促成了爱国诗词的诞生，一个又一个旷世奇才出现了：吟诵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李清照从北宋一路走来，高唱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走来了，低吟着“把栏杆拍遍”的辛弃疾走来了……是他们擎起了耀眼的火把，照亮了那个时代的天空，感召着时人，温暖着后人……
选文1
诗人的执著和超脱
□周国平
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淳朴的童心。他用孩子般天真的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却又不免显得不通世故，不合时宜。
苏东坡曾把写作喻作“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完全处于自然。这正是他的人格的写照。个性的这种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奔泻，在旁人看来，是一种执著。
真的，诗人的性格各异，可都是一些非常执著的人。他们的心灵好像固结在童稚时代那种色彩丰富的印象上了，但这种固结不是停滞和封闭，反而是发展和开放。在印象的更迭和跳跃这一点上，谁能比得上孩子呢？那么，终生保持孩子般速率的人，他所获得的新鲜印象不就是丰富得惊人了吗？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似乎在孩子时期一旦尝到了快乐，就终生不能放弃了。他一生所执著的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的新鲜的感受――美感。对于他来说，这种美感是生命的基本需要。富比王公，没有这种美感，生活就索然乏味；贫如乞儿，不断有新鲜的美感，照样可以过得快乐充实。
美感在本质上的确是一种孩子的感觉。孩子的感觉，其特点一是淳朴而不雕琢，二是新鲜而不因袭。这两个特点不正是美感的基本要素吗？然而，除了孩子的感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感觉。雕琢是感觉的伪造，因袭是感觉的麻痹，所以，美感的丧失就是感觉技能的丧失。
可是，这个世界毕竟是成人统治的世界啊，他们心满意足，自以为是，像惩戒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惩戒童心不灭的诗人。不必说残酷的政治，就是世俗的爱情，也常常无情地挫伤诗人的美感。多少诗人以身殉他们的美感，就这样地毁灭了。一个执著于美感的人，必须有超脱之道，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平衡。愈是执著，就必须愈是超脱。这就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凡是得以安享天年的诗人，哪一个不是兼有一种哲学式的人生态度呢？歌德，托尔斯泰，苏东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哲学家。
诗人的执著，在于始终保持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诗人的超脱，在于没有狭隘的占有欲望。
所以，苏东坡能够“谈笑生死之际”，尽管感觉敏锐，依然胸襟旷达。
苏东坡在惠州谪居时，有一天，在山间行走，已经十分疲劳，而离家还很远。他突然悟到：人生本是大自然之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何处不能歇息？于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人的灵魂就像飞鸿，它不会眷恋自己留在泥上的指爪，它的唯一使命就是飞，自由自在地飞翔在美的国度里。
我相信，哲学是诗的守护神。只有在哲学的广阔天空里，诗的精灵才能自由地、耐久地飞翔。
（选自《周国平自选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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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评价苏东坡诗人气质中执著和超脱特点的哲理美文。在作者看来，一个执著于美感的人，必须有超脱之道，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平衡。愈是执著，就必须愈是超脱。文章发人深省之处在于：我们要如何保持本真状态，应如何看待困厄。本文在写法上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一是另辟蹊径，选择哲学审美的角度去审视苏东坡的执著和超脱。二是说理具体。比如后半部分，作者援引苏东坡的事例和词句，具体表现了苏东坡的豁达和超脱之处，避免了简单空洞的说教。
选文2
王安石之死（节选）
□冯伟林
王安石出现在艰难跋涉的人群里，怀着深深的忧患。
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作为对命运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是超越，是突破，是变革，是前进的动力。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直熏陶着我们民族的性格，使中国人民能够正视人生和社会的负面，认识生活的严峻，以有备之心接受命运中的灾难和不幸，使民族性格变得完整而深刻。
王安石为生活的时代忧患，为自己的家国忧患。他在十多年仕宦为吏的政治实践历程中，体察到从北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所积累和形成的一些现实问题。慢慢地，他脑子里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要把这套改革方案送呈皇帝，他以为这是济世救民的灵丹妙药，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仁宗皇帝没有表示太大的兴趣。读书人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总有一种表现的欲望，那好，就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给朝中大臣阅览，让他们去评判评判吧！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后来改变了王安石命运的宋神宗。宋神宗此时还是太子，他的老师韩维给他讲《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给他讲王安石的忧国忧民，讲王安石的才华横溢。于是，这位王储开始留意王安石。一登上帝位，他就求才若渴，一天连发几道急令，从开封到江宁，催王安石去与他见面，与他去谋划改革，去实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设计的所有变法图强的理想。
王安石在一个大雪天赴京。白雪覆盖的原野，云雾氤氲，一眼望去，只觉得一片空灵纯净，使人尘虑全消。王安石踩着薄薄的雪，心情无比畅快。他以为遇上了明君，以为可以宏图大展，以为历史的春天就要来了。在驿站昏黄的油灯下，王安石泼墨挥毫：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
几行字，豪气冲天，顶天立地。王安石自比商鞅，当然想到了五马分尸，想到了要为改革付出的所有代价。他决心要与神宗一道摆脱“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衰危困境，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他不在乎个人的命运，战国的吴起、商鞅作为政治家，谁不是把富国强兵作为施政的终极目标？
王安石就这样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选自《冯伟林文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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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王安石是北宋的一面旗帜。他倡导变法，两任宰相，无论是在当时的地位还是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后代文人所无法企及的。本文在写法上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一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解读了王安石的忧患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二是放眼历史，把个人的忧患意识升华到整个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这一高度，文章境界开阔。三是评价人物时注重把人物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审视，从而进一步渲染了王安石这一历史人物的悲剧色彩。
选文3
文天祥的1276年
□北北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文天祥能够从元兵手中逃出来，是不可思议的。
元兵那么五步三岗的森严壁垒，死活打算把他弄到元大都忽必烈那儿邀功，可是走到镇江，月黑风高，连他都万万没有料到，竟然与一个绝好的逃脱机会意外相逢。
机会是2月29日那个晚上到来的。随他一起北去的侍从备来酒菜，以慰劳押送他们的元兵为由，却在酒里下了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比预想的还顺利。他们就这样逃出元营，逃到江边，上了一艘运私盐的船，一路潜行至真州。还留在宋军手中的城池已经很少了，稀稀拉拉的犹如海中的浮岛，而真州是其中一个。文天祥刚喘口气，以为大难已过，不料突然间又急转直下了。
5月26日抵达福州。可是很快他发现不对头，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世上距离最远的是人心，而他心里也已经负荷太多，再无力去修补。
何况，要做点事多难啊，要不要发兵北上收复一些失地？要不要伸援手救那些尚在宋军手中的孤城？总是意见相左，总是争论不休。他在这些争论中那么势单力薄，别人的话锋眼梢不经意间就会闪过寒光，露出怀疑――他从元营出逃的经历像鬼魂一般一直如影相随，怎么也甩不掉，连小皇帝与杨淑妃投来的眼光也是异样的。他们给了他职位，事实上却从未给过他真正的权力。他忙乎了半天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只是拥有一个徒有其表的丞相虚位而已。
太屈辱了，浑身是嘴都没法说得清。他一筹莫展，也厌倦了，他得走。
下一站，他落脚在南剑州，就是后来被称为南平的闽北小城。小城的地理很特别，一边是山一边是江，浩荡的江水与连绵的群山团团拱托出城的狭窄与险隘。他穿起盔甲，翘首北望，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走向。不甘国破家亡的人遍地都是，游兵散勇潜藏在各个角落，那么就将帅旗打起吧，把他们陆续召唤过来，拧成绳，汇成河。一直到这时，他其实都尚存几分信心，好好的江山，哪能说没就没了呢？他也相信自己的能力，状元的脑子哩，多少锦绣文章装于腹中，况且还有从未减色的忠诚与勇气。
他烧了炷香，朝着故乡方向深深躬身下拜。天佑大宋！天佑苍生！天佑新朝廷！1276年这个夏季的清晨，他在尚呈几分荒凉寂寥的南剑州城墙上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保持了很久。待直起身时，眼前一片迷蒙，有金星狂乱舞动，似乎有些不祥。但那时，他还不会预料到第二年三月，年幼的景炎帝赵�已经逃往海上，他却领兵北上，进军江西，将数十州逐一收复，又迅速被数十倍于他的元大军打败。败后他退往广东，却在五坡岭又一次落入元兵之手。这一次，他再也不可能逃了，重兵把守，严加防范。在被押途中，他信手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类表心明志的句子，不料想，竟成为他灵魂的一面旗帜，数百年来一直高扬在这方土地的上空。
（选自《领导文萃》2008年第17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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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法上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清晰地记录了文天祥逃跑和被俘的经过。二是注意把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还原历史，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文天祥，较好地描写了文天祥当时复杂的心理。三是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叙述再现了历史细节和真实的人物特点，议论则深化了内容，如“世上距离最远的是人心”和结尾句，成了文章的点睛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