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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佛语点透人生【“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时间:2019-06-02 03:27: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收稿日期:2011-10-26      作者简介:李璐(1984-),女,陕西西安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3。   摘要:南宋孝宗赵眘,以皇帝之尊著《原道论》,可谓宋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突出代表。孝宗以“道”统摄三教,肯定三教分工不同,各有优势,是对历代帝王政教思想的总结,也是对宋代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总结。以儒学为治世之本,佛、道为辅政之翼,佛、道归儒局面的形成是宋代以后三教关系的典型特点。宋孝宗“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明确提出,成为此后中国文化公认的一种理念,也成为三教各自文化特点的经典表述。
      关键词:《原道论》;政教思想;三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B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115-04
      
      
      
      
      宋孝宗赵眘(1162-1189年在位),宋朝南渡后的第二个皇帝,史称“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1],是南宋少有的励精图治的皇帝。宋孝宗的《原道论》可谓宋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突出代表,尤其是在理学隆盛之时,以皇帝之尊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三教分工不同,各有优势,为三教融合的思想推波助澜。“三教合一”是宋代思想界的主流,但理学对此讳莫如深,佛、道二教则试图以自家学说统合三教。宋孝宗在学理上均齐三教,正是对这种时代思潮的一种回应。
      
      (一)
      
      《原道论》不长,现将全文摘录如下:
      “朕观韩愈《原道论》, 谓佛法相混, 三道相绌, 未有能辩之者, 徒文烦而理迂耳。若揆之以圣人之用心, 则无不昭然矣。何则?释氏穷性命,外形骸,于世事了不相关,又何与礼乐仁义者哉?然犹立戒曰:不杀、不淫、不盗、不妄语、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远乎?从容中道圣人也, 圣人之所为, 孰非礼乐?孰非仁义?又恶得而名焉?譬如天地运行,阴阳若循环之无端,岂有春夏秋冬之别哉?此世人强名之耳,亦犹仁义礼乐之别,圣人所以设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强名,揆而求之, 则道也者,仁义礼乐之宗也;仁义礼乐,固道之用也。杨雄谓老氏弃仁义,绝礼乐,今迹老氏之书,其所宝者三: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曰节用而爱人,老氏之所谓俭,岂非爱人之大者耶?孔子曰温良恭俭让,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岂非让之大者耶?孔子曰唯仁为大,老氏之所谓慈,岂非仁之大者耶?至其会道,则互见偏举,所贵者清静宁一,而与孔圣果相背驰乎?盖三教末流,昧者执之,自为异耳。夫佛老绝念,无为修身而已。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犹耒耜而耕,机杼而织,后世纷纷而惑,固失其理。或曰当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惟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2]
      韩愈非佛、老,杨雄非老,都是宋孝宗批判的对象。宋孝宗指出佛教“五戒”类似于儒家“五常”。老子“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与孔子“节用而爱人、温良恭俭让、仁”的思想没有不同,甚至更超其上。“三教末流,昧者执之,自为异耳”,在圣人却只有一个“道”。这个“道”与韩愈主要以仁义道德为内容的先王之“道”不同,它融摄儒、释、道三教,在治世、修心、养生等不同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论一出,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恐慌。如史文惠就指出:
      “臣惟韩愈作是一篇,唐人无不敬服,本朝言道者亦莫之贬,盖其所主在帝王传道之宗,乃万世不易之论。元其意在于扶世立教,所以人不敢议。陛下圣学高明,融会释、老,使之归于儒宗,末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是本欲融会而自生分别也。大学之道,自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邪?陛下此文一出,须占十分道理,不可使后世之士议陛下,如陛下之议韩愈也。望陛下稍竄定末章,则善无以加矣。”[3]
      韩愈《原道》一篇开启宋明理学“道统论”的先河,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扶世立教”,因而是“帝王传道之宗”、“万世不易之论”。宋代理学已经是融合佛、老,包含万象的一个以儒家之“道”(理)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宋儒自信在这个体系里,从“格物致知”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可以纳入其中,不必再假借佛、老。史文惠对孝宗的规劝,代表了宋代一般儒士的看法。韩愈著《原道》是以维护儒家正统,排斥佛、老为目的。宋孝宗以皇帝身份著《原道论》,批评韩愈强分三教的偏狭,则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所谓“佛法相混,三道相绌”,与其说是韩愈的立场,不如说是宋代理学家的立场。韩愈代表的是儒家“道统”,宋代理学家无有不尊韩愈的,而理学的重要意义也正是绌佛、老。宋孝宗批评韩愈割裂三教,正是批评理学家非毁佛老。这种批评,有更深层的原因。
      
      (二)
      
      南宋偏安一隅,宋孝宗从继位之初就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清肃秦桧集团,为岳飞平反,积极支持北伐。历史上大多数皇帝对宗教的宽容政策,宋代诸帝佑文轻武、三教皆弘的一贯策略,都决定了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偏重。宋代理学独盛,文臣地位较高,与唐代儒学零落的景象不可同日而语。宋孝宗《原道论》虽以“道”统摄儒、佛、道,提出三教分工不同,但并没有偏离基本的“治世为先”的立场。
      以帝王之尊统合三教为执政之策,在历史上并不始于宋孝宗,而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南朝梁武帝以崇佛著称,三次舍身同泰寺,为佛教立戒律,提出“神明成佛说”,但他仍以儒学统治国家,与道徒陶弘景等人交往密切,可说是帝王崇佛又三教兼弘的典型。北周武帝以废佛著称,但在其《立通道观诏》中又称“至道宏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歧路既分,流源愈远,淳离朴散,形气斯垂。遂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 异说相胜。”[4],天下的学问都可统一于“道”,佛、老也不例外。至于废佛,则因“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无用。非无端而弃废,何爱憎于儒释。”[5]与“治世”之学偏远,无关个人好恶与信仰。隋唐诸帝除武宗排佛外,都在不同程度上三教兼弘。佛教的各个重要宗派基本都在唐代建立,一般思想史上也称这一时期为“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时期。道教皇室宗教地位的确立,“重玄学”理论的发展,著名高道的出现,也使本土道教日渐成熟。宋代开国之初就制定了佑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欲“以文化成天下”。宋太宗对黄老之道情有独钟,公开宣称“清静致治, 黄老之深旨出。夫万务(物) 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6]宋真宗有意混合儒释,他的《崇释氏论》,宣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大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杂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疏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7]可见孝宗的三教思想,是有佛、道以来,大多数帝王的政教思想,也是宋代诸帝的普遍认识。
      作为一代帝王,最首要的任务是治理国家,而“儒家思想具有一套适应于小农经济宗法社会结构的伦理道德学说和适应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学说,在满足封建统治要求方面见长于佛、道两家。”[8] 历代帝王,无论崇佛还是尊道,都以儒学为治国方略,宋孝宗的“治世”说正是这一传统的承继。“儒家也有自己的弱点, 它缺乏佛、道二教所具备的那一套追求彼岸世界的系统宗教理论和修养方法,有必要吸收它们的神学内容以弥补本身世俗说教的不足。”[9] 帝王的宗教信仰不止是个人行为,通常都有很强的政治性。宋孝宗对佛、道二教各有推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喜好。孝宗与高僧(如径山宗杲、上天竺若讷等)、高道(如莎衣道人、颠仙傅得一等)均有交往,对佛、道二教的推崇都与期盼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相关。《原道论》更多的是阐述三教融通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而不能简单归之为信仰。这一点,帝王和一般士大夫的差别是显著的。韩愈和宋代理学家举起儒学独尊的大旗,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韩愈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10];理学家也为挽救衰颓的社会风气,巩固封建集权下的社会秩序尽心尽力。帝王的三教政策却是在佛、道二教已成为社会既定组成部分时,尊重信仰,维护和谐的重要手段。此其一。
      第二,孝宗批评韩愈绌佛、老,因为宋代,至少在学理上,已没有了排斥佛、老的理由。佛教、道教已经自觉把儒家伦理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三教合一的积极倡导者。宋初佛教首领赞宁认为“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 [11] 教和,法才能久住。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朝廷和帝王,也需要会通本土文化的精华——儒学和道教。北宋僧人契嵩更是作《原教》、《孝论》等文章“明儒释道一贯”。他用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认为性理之说“皆造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 [12],明确主张儒佛互补共成治道。孝宗时期的径山宗杲,以“忠义心”兼容儒佛,不仅把儒家的伦理纳入佛法,更以世出世间的佛法成就世俗的伦常,在理论上力挺孝宗朝的主战思想。道教徒一向都是三教合一积极的倡导者。宋初高道陈抟首开道士融合儒、释二教之先河。他将黄老清净无为的观念、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理融为一体,对之后宋代理学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北宋内丹派的代表人物张伯端是在“幼亲善道,涉猎三教经书”的基础上,先悟佛理而后修金丹,并将佛教禅宗的“真如觉性”视为修炼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13]“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不仅是宋孝宗个人的看法,也是宋代思想界最基本的看法,差别只在对“道”解释的不同。“道”作为宋代思想界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从本体上已归于“一”,从功用上被各家赋予了不同的内容。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要归功于儒家学者长期以来肩负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努力,也是佛、道二教在各自的曲折发展中所做的让步。三教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激烈斗争,隋唐时期的相互鼎力,在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在文化的冲突与磨合中,“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最终走向和平共处与互相认同的“和而不同”之路。
      
      (三)
      
      宋孝宗曾与近臣讨论“仁德功利事”,而太子詹事陈良翰的回答是:“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效也,大有为之君务其本而效自治,未有无其本而有其效者也。” [14]对孝宗朝来说,最要紧的“功利之事”莫过于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而“为治之本”却在“仁德”二字。这种基本认识不仅是政治上的策略,更是文化上的共识。三教均以“仁德”为前提,“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劝善戒恶,正人心术” [15] 。善恶的标准,正是儒家的伦理。宋代三教合一的特点,就是佛、道归儒局面的形成。理学的形成就是从理论上为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政治格局作文化层面的论证。
      理学开山周敦颐所作《太极图说》,以“太极”为“理”,以“阴阳五行”为“气”,借用道家的宇宙生成模式和《周易》的阴阳变化之理以及佛教“非有非无”的思维方式,从天地生成的哲学高度溯源社会道德的产生,为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寻找依据,开创了以“理”释“道”的新境界。二程提出“性即理”,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回归天赋的道德义务。这就需要通过内心的修养来窒欲,与禅宗的修行方法极为近似。朱熹认为儒佛的差别在源头,“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 [16] 。儒家的“理”是客观存在,是“实”。佛教的“理”则是由“心”建构,因而是“空”。陆九渊也认为“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17] 三家之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心性”可谓儒、佛、道三教沟通的一个桥梁。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偏重“理”的客观存在性,精神实体性,它在人心中显为“性”;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则认为“心即理”。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向“心”的偏重有异,但无疑借助于个人修养。心学易于导向类似禅宗“明心见性”的“发明本心”,理学则难免流于繁琐的“格物致知”,最终仍然要归于存理灭欲的“克己复礼”。可见,理学在融摄佛、道二教思想的同时,确实坚持了儒学的“实学”倾向,但又在修养论上难逃佛、老窠臼。原因就在宋代理学在本体论上与佛教思维方式相似,而本体不能证明,只能体认,导致在方法论、修养论上近禅。
      宋孝宗《原道论》的写作,表面上看是对韩愈乃至宋代理学家“道统论”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宋代已经形成的“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格局的总结。理学家的治心、治身、治人,都是“治世”的一部分,因为“性即理”、“心即理”,而“理”是绝对的、实存的天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的一部分。在理学家编织的密实的罗网里,没有超越的人类精神和自由。宋孝宗《原道论》虽没有脱离儒家治世的前提,但至少以帝王之尊给了佛、道生存的空间。不仅承认了佛、道在世俗之内有有益教化的作用,也认可了佛、道在世俗之外有超越生命的情怀。“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由宋孝宗明确提出,此后成为中国文化公认的一种理念,也成为三教各自文化特点的经典表述。
      参考文献:
      
      [1]脱脱等:《宋史·孝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92、686页。
      [2]《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第57卷二氏部,巴蜀书社影印本,第60439页。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原道辨易名三教论》,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4页。
      [4]《周祖废二教立通道观诏》,《广弘明集》卷十,《大正藏》第52册。
      [5]《周高祖巡邺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请开法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大正藏》第52册。
      [6]李焘:《太宗淳化四年闰十月丙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
      [7]李焘:《真宗咸平二年八月丙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
      [8][9]潘桂明:《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孔子研究》1986年第4期。
      [10]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本。
      [11]释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大正藏》第54册。
      [12]契嵩:《辅教编》,《大正藏》第52册。
      [13]张伯端:《悟真篇序》,《道藏》第2册,第914页。
      [1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孝宗与近臣论德仁功利》,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39-540页。
      [15]《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四,《大正藏》第47册,第912页。
      [1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陆九渊:《与王顺伯书》,《象山先生全集》,四部丛刊本。
      (编校: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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