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 红歌大联唱60首

　　摘 要：近年来我国社会音乐生活中出现了“红歌热”现象。通过，对红歌概念的归纳梳理与理论界定，剖析了红歌具有的仪式音乐功能，并阐释了“红歌热”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对红歌的社会文化历史价值，进行了再认识：应当珍视“红歌”这样一笔音乐文化遗产。
　　关键词：红歌；界定；音乐生活；仪式音乐；历史记忆；价值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2-0026-07
　　伴随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典活动的前后，全国各地唱红歌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笔者仅在2011年春夏之交的日子，就曾以红歌演唱会的歌者、红歌歌唱比赛的评委、红歌电视专题节目的嘉宾、红歌专著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①的特邀出席者等多种身份亲临其境，数次与红歌热现象零距离。透过热烈表象，笔者生出一些联想。什么是红歌？理论上如何界定红歌？红歌为什么这样红？红歌的价值所在？…… 本文正是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红歌的界定
　　而今大家都在唱红歌，但到底什么是红歌，什么样的歌可以称为红歌，理论界此前并无定论。这使得人们在红歌演唱会上能听到时间跨度很大、内容十分丰富的歌曲作品。一些歌手在选择演唱曲目时也常常拿不准自己想唱的作品究竟是否属红歌。
　　如果红歌只是日常口头语，其概念界定不是那么清晰明确也就罢了。但随着全国规模的红歌热现象，并且这种红歌热通过电视专题节目、研讨会等形式已从单纯的唱红歌而带有了学术性，那么，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梳理，或者说作一经得起学术推敲的红歌概念界定就显得必要。
　　毫无疑问，红歌是特定时代的音乐产物，红歌内容是特定时代的音乐记忆。所以，定义红歌，应从此类作品产生的时代与作品的内容两个方面来考量。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这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于时代与内容的双重视角，审视当今社会音乐生活中的红歌，笔者认为，红歌实应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1．狭义的红歌
　　狭义的红歌，或可称严格意义上的红歌，指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文革结束之时段的歌曲作品，而文革前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歌曲作品是其核心。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领袖毛泽东、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和建设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其主体内容。红色是这个时代的主色和经典颜色，有时几乎是社会生活呈现的唯一颜色。曾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某特殊时段，大报小刊上甚至有过“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记录。产生于这个红得单纯、红得耀眼、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的红色时代的歌曲被称为红歌，可谓实至名归。
　　将产生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红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原由。今天所称之红歌，产生的当时并没有被称为红歌。红歌的叫法实际上是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逐渐流传开来的。当时，人们对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大陆的港台和西方流行歌曲的新鲜乃至新奇乐感已经过去，一些歌手在寻找新的演唱曲目时，把眼光投向了一度销声匿迹了的文革时期的歌曲。稍稍投石问路，反响却十分强烈。这些红色年代的歌曲曾经传遍千家万户，人们耳熟能详。沉寂数年后再度唱响，与当时的流行曲风相恰成鲜明对照，使广大歌迷与听众产生久违了的耳目一新之感。对市场敏感的各家唱片社各路音像公司赶紧抓住机会组织歌手录制了一批这类文革期间的怀旧歌曲，音响制品常冠以“红太阳”、“红色经典”的标题，红歌一词不胫而走，成为今天声势浩大的唱红歌活动的发端。所以，音乐生活中的红歌一开始就是特指的此类歌曲。
　　这类红歌的主要作品，大多收集在名为《战地新歌》的歌集中。所谓《战地新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2年至1976年连续五年间出版的五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之第一、二集的编纂者署名“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第三集的编纂者署名稍有调整，改为“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到第四、五集时，编纂者改署“《战地新歌》编选小组”。由于文革期间大量中外歌曲作品多属禁止传唱之列，占据音乐生活主流的《战地新歌》中的许多作品一度广泛传唱，几近家喻户晓。1976年的第五集，成为《战地新歌》的绝唱，随着文革的结束，《战地新歌》也终止了刊印。
　　比较五册《战地新歌》，可知第一集②中脍炙人口的作品更多。如《井冈山上太阳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歌曲，出版当时已为大众喜爱，更是日后翻唱之红歌的主打作品。其余四集中也收有不少流传甚广的作品。如第二集中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第三集中的《天上太阳红彤彤》，第四集中的《红星照我去战斗》③，第五集中的《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等等。
　　不管是作为特定时代的歌曲作品，还是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狭义的红歌都还应包括毛主席诗词歌、语录歌，以及样板戏中的一些红极一时的唱段。其中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作品艺术成就较高，事实上，《战地新歌》第五集中就收入了两首毛主席诗词歌曲《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毛主席语录歌虽受文辞口语话所限，艺术性较低。不过其中也不乏成功之作。样板戏则为专家倾力打造，创作理念虽多受诟病，音乐上还是很有成就的。
　　2．广义的红歌
　　红歌的概念在使用过程中，或者说在实际的社会音乐生活中，外延内涵渐渐扩展。现在人们所说的红歌，除了产生于文革前后时段的革命歌曲作品，还包括革命历史歌曲与革命历史民歌。当下，红歌概念进一步扩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歌颂伟大祖国、中华民族欣欣向荣迅速发展的歌曲作品，也统称为红歌。笔者将其界定为广义的红歌。
　　近现代音乐史上一般将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产生的大量讴歌人民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或歌颂党、歌颂领袖的歌曲称为革命历史歌曲。这些作品多由音乐家创作。如聂耳、冼星海抗战争时期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作品。而近现代音乐史上一般将由劳动人民利用传统民歌的曲调、采用“旧品装新酒”的方式编创并广泛传唱的此类题材内容的作品，称为革命历史民歌。如《东方红》、《盼红军》、《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实际上，《战地新歌》第一集中就收入了革命历史歌曲与革命历史民歌两类作品。该集的前言这样写道：“（《战地新歌》）选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创作的革命歌曲和重新填词、改词的十首革命历史歌曲、五首革命历史民歌。”这清楚地表明，歌集的主体内容是“新创作的革命歌曲”，同时明确提出了“革命历史歌曲”、“革命历史民歌”的概念。而《战地新歌》第三集也选入湖南革命历史民歌和江西革命历史民歌各五首。凡此种种，成为今天准确定义红歌的重要依据。 　　对于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些歌曲作品也称为红歌，使红歌概念继续拓展的情形，笔者以为值得商榷。因为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音乐记忆，红歌原本具有特定时代的鲜明特征，正是这一点使其在近现代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位置。红歌外延的无限扩展却会减弱这种记忆，从而淡化红歌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价值。所以，为避免红歌概念的宽泛化，突显红歌特殊的革命历史文化价值，应当对红歌做时代的限定。基于此考量，近年创作的一些歌曲似可从红歌范畴中抽出。
　　二、红歌的历史记忆
　　作为产生于过去时代的、有着较为浓郁政治色彩的歌曲，红歌在一度沉寂后近年再度走红。尤其是2011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掀起阵阵红歌热潮。红歌热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表面上看，今年的唱红歌热潮当与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关系密切；深层分析，当下的唱红歌热潮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要因。否则就难以合理解释前些年就已经出现过的红歌热。当时，许多一线流行歌手都争相翻唱红歌，音响商店里也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红歌光碟。许多歌迷追捧歌手刀郎并不是因他的流行曲，倒是他翻唱的《翻身农奴把歌唱》、《萨拉姆毛主席》、《十送红军》等经典红歌。通过对红歌的仔细分析，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红歌热潮或曰红歌为什么这样红的答案，实际上隐含在红歌附载之两个方面的文化记忆中，即：理想岁月的美好记忆与青春岁月的浪漫记忆。
　　1．红歌是理想岁月的记忆
　　回眸红歌产生的历史背景，无一不是充满革命理想与信念的波澜壮阔的年代。由此着眼，看湖北学者唐永荣先生将其收集整理并悉心研究的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的近著定名“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实在是画龙点睛令人寻味。因为红色历程正是与革命理想和信念相伴的历程；而音乐是美好的，音乐的记忆恰是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行文至此，近事一桩浮上心头。去岁初夏，笔者因肘关节运动损伤邂逅一位老奶奶。老奶奶年逾古稀，身康体健精神矍铄，在某社区自宅内，用推拿疗法整日热心为人疗伤防病，大家亲切地叫她刘婆婆。某日，刘婆婆为我疗伤与我闲谈，遂知晓她原籍山东临沂，丈夫是一位解放军海军退役军官，年逾八十。她早年追随丈夫，投身革命。二老现定居江城，安享晚年。听说刘婆婆出身沂蒙山区，我特意唱了一首《沂蒙山小调》。未料小曲一支，勾起老人许多的回忆，引得她一气唱了多首沂蒙山区民歌风格的歌谣，歌词则全是当年山东解放区的民众如何支援子弟兵的内容。刘婆婆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每次为我推拿都会唱几首家乡的红色歌谣。老人沉浸于革命岁月的美好回忆，每每声情并茂，眼泛激动的泪花。
　　事实上，像刘婆婆这样经历过追寻革命理想之岁月的人们，每一首革命歌谣都能唤起一段美好的记忆。《到敌人后方去》、《南泥湾》、《盼红军》，莫不如是。前述《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一书中就收有多首这样的作品。
　　“一更里月亮照西山，小女在房中打算盘，真的是为了难。二更里月牙正在东，千万姐妹在军中，革命好光荣。不怕子弹打，不怕炮火轰，为革命不怕死，都是女英雄。四更里月亮偏了西，劝得爹妈明了理，小女心欢喜。”
　　这首流传在洪湖苏区的革命历史民歌唱出的情景，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当年一位满怀革命理想的苏区姑娘，在说动了父母亲同意其参加红军后无比激动无比喜悦的心情。她憧憬着早日走上前线，成为一名革命的女英雄。试想，这样的一首歌，对于千千万万当年有着共同理想、相同或相似经历的女孩，是何等美好的记忆啊！
　　狭义的红歌也是这样。毋庸讳言，产生狭义的红歌的核心年代是文革时期。文革的极左与疯狂在政治上早有定论。但笔者要强调的是，上世纪60年代后半70年代前半的红色岁月，留给人们太多也许青酸苦涩但绝对不缺美好的记忆。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而言，那的确是个无与伦比的洋溢着革命理想的时代。他们将青春和汗水，乃至于鲜血与生命都融入了那个时代崇高而神圣的理想。而今，唱起当年的红色歌谣，已不再年轻的他或她自然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2．红歌是青春岁月的记忆
　　认为红歌除了高亢嘹亮铿锵悦耳的音调就是激情火热的歌词内容，也许有点误会，或至少以偏概全了。就革命历史歌谣而言，诚然有“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类豪情万丈的作品，却也有“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正月里采花无花采，采花人盼着红军来”这类深情无限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地收集的革命历史民歌中，有许多作品的歌词内容都属情歌。这些情歌都充满革命浪漫主义与乐观主义的情调，健康向上又缠绵感人。如鄂西南的一首革命历史民歌《盼红军》这样唱道：
　　“记得那年菜花黄，我送红军上山梁，叫声红军早回转，小妹的情意记心上。太阳落坡四山黄，犀牛望月姐望郎。”
　　优美的山歌音调，情深深，意切切，十分感人。
　　笔者曾对陕北信天游的题材内容进行统计，发现情歌内容的作品在整个信天游中的比例高达87％。④劳动人民是极善于用歌谣来表达健康美好的感情的。而笔者不期发现革命历史民歌中也有许多优美的情歌。一首洪湖苏区的民歌《送郎当红军》这样唱道：
　　“一送我的情郎哥去当红军，我的情郎哥要出远门。二送我的情郎哥到池塘边，送他一双新布鞋表表我的心。三送我的情郎哥到大树下，记得仇恨英勇把敌杀。四送我的情郎哥到太平桥，见到贺老总替我问问好。”
　　语言质朴，情感真挚，表现当年苏区的一位年轻姑娘与心上人依依惜别，毅然送他参加红军出征远行的情景，生动感人。该地区《送郎当红军》的变体有很多。或曲名与歌词未变，曲调些许不同；或曲名与歌词稍有调整，而内容都是深情相送情郎哥哥去参加红军。这说明《送郎当红军》的恋歌在当时的湘鄂西洪湖苏区曾广为传唱。
　　红歌中的有些情歌，内容极富时代特色。如流传在洪湖苏区监利的革命历史民歌《贺龙同志把他夸》这样唱道：
　　“杨柳青青杨柳花，郎当红军我在家。我郎当兵多英勇，冲锋陷阵把敌杀。昨日杀敌七个半，今天俘虏一十八，战士个个都称赞，贺龙同志把他夸。”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年代，一位红军战士大概没有什么比得到红军统帅的直接夸奖更幸福更美好更了得的事情了。这样的情歌，是真正的红色恋歌；这样的浪漫，堪称红色的浪漫。该地区另一首民歌《六杯酒》则这样唱道：
　　“一杯酒儿望郎来，我郎久别家乡外，郎在外面不回来，奴在家中挂心怀。二杯酒儿望郎君，我郎一去不回程，郎在外面当红军，奴在家中常记心。三杯酒儿不由人，我郎做了革命人，可怜小奴受孤单，点点眼泪湿衣巾。四杯酒儿进绣房，不见我郎泪汪汪，我郎吃了红军粮，拖起枪炮打胜仗。五杯酒儿心欢笑，我郎来信说得好，他说只有红军好，不用哭来不用嚎。六杯酒儿喜心怀，我郎革命转回来，全国成立苏维埃，革命成功红万代。”
　　歌中表达的情感真实质朴。当我们习惯了“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 这类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红歌词句时，对于《六杯酒》中一些形容苏区姑娘牵挂在外当红军的郎君时唱出的词句，如“奴在家中挂心怀”、“奴在家中常记心”、“不见我郎泪汪汪”、“点点眼泪湿衣巾”等，还真有点不敢相信。其实，这才是原汁原味的革命历史民歌，这才是原汁原味的红色恋歌。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的凡人。惟其在歌中唱出普通却不平凡的恋情，这红色的恋歌才格外真实浪漫，美好动人。革命历史民歌中的红色恋歌现象有力地证明，红歌是革命者青春美好岁月的浪漫记忆。
　　这里所说的青春岁月的浪漫记忆并非单纯针对红色恋歌而言。如果这样理解则显得过于狭隘。事实上，对于前述那些产生于文革期间的狭义的红歌，虽无任何表现儿女私情的词句，却透露出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的年轻人，对理想信念执著而浪漫的情怀。那一代人正是高唱着《北京的金山上》、《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红歌旋律走过了他们青春烂漫的岁月。可以说，狭义的红歌体现的倒是广义的革命浪漫情怀，留下的是青春岁月宽广的浪漫记忆。
　　三、红歌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
　　而今，当红歌再度唱响辽阔大地的时候，当红歌旋律再次唤起人们对崇高的理想、火红的青春和峥嵘岁月美好记忆的时候，的确有必要重新审视影响了几代人的红歌的价值。笔者以为，红歌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厚重的革命历史文化积淀、崇高的理想信仰薪火相承、独特的红色仪式音乐功能与较高的音乐成就几个方面。
　　1．红歌是革命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岁月。革命、战争、运动、建设，一次次在神州大地上掀起热浪。为了民族独立，为了人民解放，为了江山永固，为了祖国富强，人们引吭高歌，不断前行。红歌成为这个特定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红歌反映这个特定时代人们的理想信念，红歌是这个特定时代的最强音。
　　如果把红歌按照时间的顺序串起来观照，可以勾勒出一幅我国近现代革命斗争历史的红色路线图。《井冈山上太阳红》、《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菩萨蛮?大柏地》、《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怒吼吧，黄河》、《东方红》、《军民大生产》、《山东小调》、《团结就是力量》、《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依次串接这些歌曲，正好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土地革命时期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经艰苦卓绝的反围剿、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浴血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张张生动的革命画页汇成一幅汪洋恣肆撼人心弦的革命历史长卷。
　　红歌的历史文化价值也隐含在单首歌谣细致入微地描述中。一首首红歌常常用优美婉转的旋律娓娓道出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使人们通过红歌还原革命历史时，能够获得更加直观生动的印象，从而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与理解我国的红色革命史。“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连忙坐起来，顺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只听行军的脚板响，不听人做声。伢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人民军队为穷人，纪律又严紧。媳妇快起来，门口点盏灯，红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听了这首《门口在过兵》，对于当年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情深关系便身同实感，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为何能够以弱胜强并最终赢得全国胜利的原因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另外，像《山东小调》这样的革命历史民歌作品，以某次具体事件为背景，真实生动细致入微地语言描述，常常留下珍贵的革命文史资料。而《红军打监利》、《打华容》、《打藕池》、《 打开石首城》的系列红色歌谣，则将土地革命时期洪湖苏区贺龙领导的红军的许多重要战事通过音乐语言栩栩如生地记录了下来，实已具有“口唱革命史”的意义。
　　2．红歌是崇高信仰的薪火相承
　　毋庸讳言，红歌产生的年代多为物质贫乏的年代。但高唱红歌的人们却有着远大而崇高的理想，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亲爱的祖国一定能够摆脱贫穷落后变得富庶强大，勤劳的人民一定能够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古老的中华文化一定能够再展辉煌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改革开放给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举世瞩目，但伴随着30余年现代化、全球化过程我国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也日益引起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与深深忧虑。笔者认为，红歌颂扬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仰，红歌赞美的无私奉献与牺牲精神，正是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唱响红歌，应当有助于将先辈们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发扬光大，使先辈们无私无畏的坚定信念薪火相承。红歌的这一给力重塑价值观的价值，当是其极大的精神价值所在。
　　3．红歌是红色年代的独特仪式音乐
　　所谓仪式，一般指在社会公众事务、宗教事务和各种典礼之时，人们依照一定规则实施的有秩序的行为方式。在重视社会等级的传统的中国社会，仪式与礼制紧密结合在一起，故又常常称为礼仪或仪礼。由于孔孟之道、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中国传统社会催生出极其丰富多样的仪式音乐文化。然而，在产生红歌之特殊的红色岁月里，尤其是前文定义之产生狭义红歌的文革前后的特殊年代，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可谓传统的礼乐被彻底扬弃的“新礼崩乐坏时代”。然而，也许是道家“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⑤思想的影响，即便在红色的年代，中国社会也并未完全抛弃仪礼，人们似乎意识到如若完全地离仪去礼，社会将陷入彻底的乱。于是，为调和从前的仪式音乐大都不能适用的状况，红歌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实际上担负起仪式音乐的重要功能。让我们把视线回转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用仪式音乐功能的视角重新审视一些红歌演唱的真实情状。 　　实相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仪式音乐功能。
　　1940年代根据陕北民歌音调编创、堪称红歌“第一曲”的《东方红》，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已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仅成为几乎人人会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庄严颂歌”，并且由于词作者田汉被指控为叛徒身陷囹圄，原来作为国歌使用的《义勇军进行曲》只在迎接外宾时偶有演奏，不得演唱歌词，《东方红》实际上代替了国歌的功能，在所有重要典礼、大小集会上，都要奏唱，担负起从国家到地方各种正式集会典礼场合的仪式音乐功能。与此相应，在所有以《东方红》开始的集会、典礼场合，结束时都要奏唱另一首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两首红歌一头一尾，在仪式程序中形成固定的搭配。
　　实相二，《语录歌》的仪式音乐功能。
　　文革时期根据毛主席语录谱曲的《语录歌》，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生活中，亦担负有某种仪式音乐的功能。当某一群体甚或某一个人遇到工作、生活乃至于突发事件的危险境地时，会高唱《语录歌?下定决心》，然后勇敢地面对直至解决危难，突破困境。曾有相声描述，某人路遇少年跌入水中，遂高唱一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毅然跳进湍急河流，实施营救。不要以为那是相声演员讽刺极左思潮的夸张表现，在那个“红色年代”里。这样的事例时有所闻。其实，许多《语录歌》根据其内容都被赋予了某种仪式音乐功能。例如，当一群新同学走进校园第一次集会时，一定会唱《语录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当志同道合的群体在事业上工作中遇到打击遭受挫折时，一定会唱《语录歌?我们的同志》；……《语录歌》在这里被赋予了浓重的仪式音乐的功能作用，而“早请示、晚汇报”的极端行为，则将以语录歌为代表的红歌的仪式音乐功能发挥到极致。
　　实相三，《国际歌》的仪式音乐功能。
　　《国际歌》是一首特殊的红歌作品。这首产生于19世纪法国“巴黎公社”时期的歌曲，其后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歌曲。颇有意味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决定以《国际歌》作为国歌。于是，这首出自法国工人作曲家的《国际歌》，在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红色年代里，以国歌之尊承担起最重要的仪式音乐功能作用。到了上世纪70年代，国际歌在电影戏剧作品中，在表现革命者为了崇高理想、正义事业而牺牲的场面时，照例会出现《国际歌》的音声背景，使《国际歌》逐渐成为悲壮与崇高的音声仪式符号。
　　以上事例足以证明，红歌在红色年代担负了特殊的仪式音乐功能。而这种仪式音乐功能的产生，显然与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信仰，即是人们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杰出人物产生的笃信乃至于尊敬崇拜的情感及其伴随行为。所以，红歌得以派生出仪式音乐功能，既是红歌的红色内容使然，更是红色年代人们的精神信仰展现。
　　红歌的仪式音乐功能以往似乎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或者说被相当程度地忽视甚至妖魔化。但以笔者之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说仪式音乐功是红歌最有价值之处亦不为过。
　　4．红歌是大众趣味与雅俗共赏的审美体现
　　红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理想信念承继的价值比较容易为人们所认识。而红歌在音乐上取得的很高成就亦即红歌的艺术价值可能常常被忽视，或至少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与此相对，由于孕育红歌的特殊年代和演唱红歌的特殊目的，很容易产生红歌在音乐上成就不高、艺术技巧上较为粗糙的感觉。这实在有些误会，红歌如果没有音乐上的成就，很难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这与仅仅只有上好的原料、上佳的营养绝难成为一品美食道理相通。
　　红歌在音乐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旋律的丰富多彩与精致优美、审美的大众趣味与雅俗共赏两个方面。
　　红歌的旋律极其丰富多样。如果将产生于20世纪不同时期的红歌作品集中起来进行旋律考源，其素材涉及到古今中外音乐的事实可能会令音乐学家惊叹。仅以狭义的红歌——文革前后的创作歌曲为例，如《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的壮族民歌风格的旋律、《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朝鲜族民歌风格的旋律、《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藏族民歌风格的旋律、《阿瓦人民唱新歌》的佤族民歌风格的旋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蒙古族民歌风格的旋律、《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的锡伯族民歌风格的旋律、《万岁！毛主席》的维吾尔族民歌风格的旋律、《苍山歌声永不落》的白族民歌风格的旋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陕北信天游风格的旋律、……我国各民族优美动听的旋律形态在红歌中多能听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多彩而动人的旋律并非直接取自民歌，而是音乐家以民族的传统音调为素材，赋予时代的审美特质，精雕细刻创作出来的。精致优美的红歌旋律在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的结合上堪称典范。一般而言，东方人欣赏音乐时更为注重旋律的审美，对旋律美有特别的敏感和很高的要求，单旋律的高度发达因而成为中国音乐的一大特色。红歌的成功从音乐本体上看，精致优美的旋律起到重要作用。
　　既充分考量大众审美趣味，又极力追求并实现雅俗共赏，是红歌音乐上取得成功的另一要因。《战地新歌》第一集便以毛主席语录开篇阐明宗旨：“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旗帜鲜明地将适合千千万万民众歌唱作为红歌的基本定位。不难看出，红歌在音乐语言的选择、音乐技巧的使用上确实极力坚守着基本定位，保持了大众审美趣味，使得红歌真正成为普通民众的歌、市井百姓的歌、时代青年的歌。鉴于红歌的受众面与影响力，从传播的角度审视，红歌也是革命时代、理想岁月、红色历程的流行歌曲。当然，这是就狭义的红歌而言，而革命历史民歌大多采用所谓“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式，即将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歌曲调配上新词传唱。“旧瓶装新酒”虽然基于大众审美趣味，却大体无需考虑音乐语言的选择与音乐技巧的使用问题，因为传统曲调本身就是大众审美趣味的积淀。
　　红歌在创作上也强调提高，注重普及与提高的统一，具体表现为追求艺术上的雅俗共赏。雅俗共赏首先体现在把大众歌曲打造得不仅朗朗上口，而且精致优美，如《北京的金山上》、《盼红军》等作品，十分难能可贵。而毛主席语录歌因歌词为日常口语，音乐上本来很难有所突破，但作曲家却匠心独运，创作出如《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这类旋律独具特色的大众歌曲。红歌的雅俗共赏其次体现在创作出一批水准很高的艺术歌曲⑥，如《黄河怨》、《怒吼吧，黄河》、《松花江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这些由歌唱家传唱的作品，普通民众也十分喜爱。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虽然颇为注重艺术性，但如《七律?长征》、《蝶恋花?答李淑一》等作品，也受到普通民众喜爱。 　　红歌的一个附属功能，即在音乐教育上所起的作用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实际上，我国在近现代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在连绵的政治运动期间，几乎没有正常的音乐教育可言。为此，红歌兼而担负起音乐启蒙的功能，起到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当今活跃在国内乃至国际乐坛的中国音乐家，许多人是听着红歌、唱着红歌长大的，前述那些多彩的红歌旋律，成为他们早年音乐启蒙的优秀教材。不管是享誉国际的谭盾、周龙、陈其钢，还是活跃国内的三宝、印青、叶小刚，概莫例外。
　　结 语
　　毋庸讳言，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红歌尤其是狭义的红歌曾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庸俗地利用。对此，我们一方面大可不必将红歌等同于文革妖魔化视之，从而忽视红歌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独特艺术魅力；另一方面，红歌恰似一面历史的镜子，可以照见历史的丑陋，反射历史的尘埃。我们应当以史为览，在弘扬红歌革命精神崇高理想的时候，切忌不可重蹈文革覆辙，应当时刻警惕封建愚忠借尸还魂，极左思潮卷土重来。
　　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典活动帷幕的落下，红歌热也许降温，而红歌的艺术魅力、红歌的崇高精神、红歌的文化价值一定会在今后的岁月中不断闪现光彩。相比对古典音乐、传统音乐，乃至现代流行音乐的重视与研究，学术界对红歌的重视与研究尚显薄弱。我们应当珍视红歌这样一笔音乐文化遗产，并将其发扬光大。笔者深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红歌旋律长响，红歌精神永存。
　　注释：
　　①2011年7月20日，地处湘鄂西洪湖苏区的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政府举办了唐永荣编著的《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与研究》一书的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
　　②《战地新歌》的第一册一开始并未署上第一集，大概编纂者初始并无进行系列刊印出版的计划。后来连续刊印了第二集（时称续集）、第三集后，才将第一册定名《战地新歌》第一集。
　　③拍摄于1974年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二首插曲，另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映山红》当时未收入战地新歌。
　　④此次统计的对象是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一本《陕北信天游》（刘海泉、张延春主编）。
　　⑤《道德经》第三十八章。
　　⑥当时并无艺术歌曲之称，这类作品在演唱形式上多为独唱与合唱。
　　［参 考 文 献］
　　［1］唐永荣. 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与研究［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2］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战地新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
　　［3］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战地新歌（续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4］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编.战地新歌（第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
　　［5］《战地新歌》编选小组编.战地新歌（第四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5年.
　　［6］《战地新歌》编选小组编.战地新歌（第五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6年.
　　［7］刘海泉、张延春.陕北信天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责任编辑、校对：田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