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党历史上鲜为人知的“红军青年冲锋季”

　　1980年底，党中央作出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决策。于是，中华大地出现了深入人心的精神文明建设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在这统一口号感召下，人民解放军结合自身特点，也提出了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口号：“四有三讲两不怕”。与此同时，全国许多地区及多条战线都根据自身特点，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类似口号。
　　这类带有数字的浓缩性口号源自何处？许多老将军说，源自彪炳史册的“红军青年冲锋季”中的“四不五要三努力”。
　　
　　一、肖华、刘志坚、王宗槐三位开国老将军，哼着《苏武牧羊》的曲调，从记忆深处打捞“四不五要三努力”的具体内容
　　
　　1934年春季，中央苏区红军创造性地开展了“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青年活动，本该载入史册，光照后人，但因战斗频繁，加上紧随其后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开创性的青年活动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文字记载。
　　1984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首任部长王宗槐中将想写篇回忆录，以纪念“红军青年冲锋季”诞辰50周年。他清楚地记得，当年整个活动的简缩口号是“四不五要三努力”，但具体内容苦于没资料可查，便将曾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的肖华、刘志坚将军召集在一起，共同回忆那段逝去的岁月。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他们认为，“红军青年冲锋季”是我军青年运动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应该加以褒扬。所幸那次青年竞赛活动的口号和内容被谱写成了一支歌，用的是《苏武牧羊》的曲调，故简明易记，经久难忘。虽经半个世纪岁月风霜的磨蚀，但这些古稀之年的当事人一忆起往事，那些细节便逐渐清晰。当王宗槐将军唱出头一句后，其他人便跟着唱起来。就这样，肖华、刘志坚、王宗槐三位开国老将军，哼着《苏武牧羊》的曲调，你一句我一句，从记忆深处打捞出“四不五要三努力”的具体内容。
　　四不：不生病、不掉队、不怕苦、不犯纪律；
　　五要：每人要识三百字、要团结友爱、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要搞好军民关系、要讲究卫生；
　　三努力：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
　　
　　二、罗荣桓要求活跃部队情绪，肖华不负重望，提出了“红军青年冲锋季”的设想
　　
　　开展“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背景。
　　1932年1月，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瑞金召开了首届团代会。会议确定了青年团的工作任务。嗣后，团中央又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红军青年工作的条例》以及《关于团与青年工作的训令》等，把青年工作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部队建立和完善了青年工作机构：军以上单位有青年部，师有青年科，团有青年干事，连队有战士兼任的青年委员。这就为“红军青年冲锋季”提供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保证。
　　“红军青年冲锋季”的诞生，还有一个直接原因：严酷的战争环境所逼。敌人连续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我军伤亡很重，加之物质待遇菲薄，生活艰苦，文化生活枯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措施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第四次反“围剿”后，红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宜黄县固岗村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师的青年科长、团的青年干事都参加了会议。朱德、王稼祥、博古等领导同志到会讲话。有一天，会议刚开了一会儿，敌人的飞机就来轰炸了，肖华等忙劝首长们隐蔽。突然，几颗炸弹就落到门口炸响了。刚走出门口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右腰部中了弹片。会场炸毁了，他们只得将会议转移到村子后面的山坎坎里进行。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如何把青年工作搞得更为活跃。
　　1934年2月初，红军总政治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强调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加强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肖华当年才17岁，本身就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当青年部部长期间，正是红军供给最困难的时候，根据地缺衣、缺粮、缺盐、缺医药，指战员体质普遍下降，尤其是疥疮、疟疾等常见病频频发生。这一系列的困难严重影响着部队的士气和情绪。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打着火把找到肖华，说：“你这个青年部长，要赶紧想些办法，多采取有效方式，活跃一下部队的情绪。”分手时他又追加了一句：“我知道，你能拿出办法来的！”
　　罗荣桓这番话绝非无根无据，而是出于对肖华深刻的了解和信任。
　　肖华12岁就加入共青团，站岗放哨，当交通员，参加武装暴动，出色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13岁担任团县委书记时，动员了一万多名青年参加红军，仅一个星期就组成了闻名整个苏区的“兴国模范师”，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14岁时，毛泽东将这位“苏区红崽”引进部队，交给了红四军政委罗荣桓，交待说：“这孩子日后会有大出息。”从此，肖华成了红四军政治部的青年委员。
　　他在部队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初来乍到，他跑上跑下，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组成了红四军的青年工作体系。战时，他和这批新上任的青年工作者们在枪林弹雨中搞战场宣传，鼓舞士气，有时还挑选最优秀的青年团员组成青年突击队，带头冲锋、勇敢攻坚，有力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平时，他们成立了列宁室（俱乐部），组成思想工作小组，还根据青年特点开展学习和娱乐活动，为巩固部队思想和活跃部队情绪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良好形象和突出成绩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好评。就连很少表扬部属的军长林彪也心有感触地对军参谋长陈奇涵说：“看来你的这个兴国小老表我们选对了。”
　　后来，肖华成了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罗荣桓政委则在部队改编中成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这次深夜造访，对肖华起了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作用。
　　由于对部队的实际情况十分熟悉，加上责任心的驱使以及个人才华的发挥，一两天以后，肖华就拿出了贯彻周恩来和红军总政治部关于青年工作指示的具体条文。经过青年部的同志讨论之后，肖华以青年部的名义，提出了开展以“四不五要三努力”为内容的“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的建议。总政治部采纳了他的建议。
　　
　　三、仅从“不吃辣椒”的故事，便可看出整个比赛活动的针对性、细致性和深入性
　　
　　在布置竞赛活动的青年工作会上，肖华担心大伙记不住具体内容，特地让人将“四不五要三努力”谱成了歌曲，并指名要用《苏武牧羊》这支古曲调。
　　肖华首次听到这支曲子是在十一师的联欢会上。老战士徐保财的笛子独奏，吹得很好听，肖华便问他哪儿学来的。徐保财说是当吹鼓手的父亲教给的。肖华想请他把歌谱抄下来。刘亚楼师长饶有兴致地说：“我批准，给徐保财半个月假，把歌谱抄回来！”
　　徐保财出色地完成了搜集歌谱的任务，除了《苏武牧羊》，还有《小放牛》以及许多当地民歌。当时红军中缺少作曲人才，这些曲子经过一番筛选，配上革命内容，大都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红军歌曲。
　　多亏了这些古曲调和民歌，否则，“四不五要三努力”的具体内容，恐怕很难在亲历者的记忆中经受住半个多世纪的磨蚀。
　　“红军青年冲锋季”活动的内容看似一般，但都是针对部队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的。比如“四不”中的“不生病”、“不掉队”，就是保障部队战斗力的条件和要求。
　　为了做到这“二不”，他们在执行中又补充规定了“不喝生水、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辣椒”这四项可操作的具体要求。
　　为什么要求“不吃辣椒”？人们分析过行军掉队的原因，除了生病、气候和人的思想、身体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吃辣椒太多。多吃辣椒，易患肠炎和肛门炎。长途行军，肚子痛，肛门也痛，一步一擦，实为苦痛。所以，大家规定，不吃它。
　　做到这一条可不容易，因为中央苏区红军部队绝大多数是湖南、江西等地人，酷爱吃辣椒，有的甚至不吃辣椒吃不下饭。于是，就有人悄悄地在饭里佐以辣椒水。后来，青年干事和连队的青年委员们都有个小饭勺，常到嫌疑者的碗里挖勺子尝尝。尝出辣味则戏称“打埋伏”，当众给以批评教育。
　　为消除“打埋伏”现象，各级领导自觉接受“小勺子”的检测，带头割爱，主动告别了辣椒。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本来非常爱吃辣椒，但为支持“红军青年冲锋季”活动，他们都不吃辣椒了。上级首长如此支持，这就点石成金地将这次青年活动变成了整个苏区红军加强战斗力、提高整体素质的政治教育活动。
　　
　　四、最初的300字，奠定了红军战士乃至许多开国将军的文化基础
　　
　　红军战士大都出身穷苦，文化水平很低，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谈不上写家信、看作战图了。所以，“红军青年冲锋季”要求每人识300字。
　　要达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但大家学习劲头很足，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切合实际的识字方法。官兵们上下齐动手，集思广益，将部队生活的特殊环境，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文化课堂。行军中，有的把写着字的小木牌插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认；途中休息，他们以石子、木棍当笔，大地为纸，边写边念，互帮互学。由于条件所限，没有统一的读本，但部队生活本身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日常接触的用具、连队每个同志的名字、行军经过的地名，还有一天一换的夜间口令，都成了攻克的目标。这比世上任何教科书都切合实际。
　　谈起当年的“红军青年冲锋季”，二炮原副司令员盛治华老将军对笔者说：“印象太深了。那时，我家很穷，父亲死得早，母亲养活我们兄弟姐妹五个，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我12岁就跟篾匠师傅做学徒。很苦啊！俗话说，‘夏不喝粥（热），冬不摸竹（冷）’，篾匠哪能不摸竹呢！你看我这手上，刀痕累累，这是劈篾刀留下的纪念。师傅还打人，苦上加苦。眼看就要满师了，我家来了红军，他们不准师傅打人，还装饭给我吃，我很受感动，当了红军。这辈子学文化是从‘红军青年冲锋季’开始的。那时，我在三军七师一团通讯排当通讯员，几乎天天都要写‘密码性标语’。什么叫‘密码性标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传达秘密信息的标语。比如行军，岔路口画路标容易暴露秘密，我们就在纸上写标语，压在石头底下。后续部队或者掉队的同志搬开石头，就会发现‘打到’某地‘去’的标语。人们从这些标语口号中的地点上，就能得到‘向左’、‘向右’或者‘照直前进’等方向性暗示。这样的标语每天要写一大把。用的纸都是用财主家单面印字的线装书裁成的。通过写标语，我圆满完成了识字任务，也为这辈子的文化学习打下了基础。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多得很。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大老粗后来能担负起党交给的领导重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军青年冲锋季’逼出了学文化的兴趣。”
　　五、聂荣臻、刘亚楼、罗瑞卿等高层领导带头演戏，“飞行集会”将竞赛活动推向高潮
　　
　　红军时期环境艰苦，战斗频繁，文化生活贫乏。在这种情景下，要巩固部队战斗力，必须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因此，在“红军青年冲锋季”的“四不五要三努力”中，明确提出一条“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这里的“文”系指文化活动。具体要求是：“大唱革命歌曲”、“冲锋季里一个月晚会最少要两举（两次）”。
　　三军团七师青年干事、后来的将军合唱团政委王宗槐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那时，做青年工作的不会教唱歌曲不行，不会表演文艺节目也不行。不仅青年干事要做到，一些部队的首长也带头唱歌、演戏。在福建建宁县开晚会时，师长陈光、师政委刘亚楼都上台演戏。军团的首长聂荣臻、罗瑞卿等同志也都上台演过戏。在苏区的两次演戏，我都男扮女装登了台。冲锋季期间我演过两次戏，一次是演《小放牛》，作战参谋许旭东扮牧童，我扮姑娘。借助牧童和姑娘的一问一答，宣传革命内容。开头的几句我还记得：‘桃花红，李花白，杏子花儿开。只见那边牧童来。叫声牧童你过来，我来问问你，你呀可知道，《共产党宣言》谁起草？十月革命谁领导？我国工人领袖叫什名？什么人做农运最早？’后边的内容还不少，不说了。还有一次是演《送郎当红军》我演大嫂，参军的小伙子由盛治华扮演。”
　　盛治华将军回忆说：“有这事。王宗槐同志当时任七师政治部青年干事，找我演戏。他为什么找我呢？一是我们两人关系特别好；二是我上台演戏是出了名的。我原是团政委的勤务员。他生病住医院，我陪着。没事干，护士说我身体灵活，教我跳舞。我学会了一个独舞《菩陀仙子》，民间传说的故事。她们还给制作了道具：一件花衣服，一双花鞋子。后来，部队打了大胜仗，庆祝会上，我化装成仙女登台表演。刚唱了句‘高高的云儿唷’，敌机就来轰炸了。大伙连忙疏散开。我从演出台上下来，不知往哪里躲，就朝人多的地方跑。因为我穿着花衣裳，目标很明显。我跑到哪，敌机朝哪扫射。那是丘陵地，高坎下有个深坑，大伙提示我：跳下去！跳下去！我不顾一切地滚进了深坑，总算避过了一难。敌机飞走之后，我在深坎下爬不上来，参谋处长曹里怀（后任空军副司令员）趴下身子，将我拽了上来。从那以后，我那《菩陀仙子》出名了，经常让我表演。那件花衣服和花鞋子，大伙不让扔，我只好打进背包里随身携带，既是累赘，也成乐趣。冲锋季期间，王宗槐找我演个新节目，我见聂荣臻、刘亚楼这些高级将领都上台了，不好推辞，但表示说再也不演女的了。他说，好，你演男的，我演女的。这就出现了我们合演的《送郎当红军》。”
　　“红军青年冲锋季”里，各部队对竞赛活动都做到有布置、有检查。布置和检查工作大都采用“飞行集会”的方式进行。具体做法是：首长下令，紧急集合，用简短明快的语言，布置一两项工作，限期一到，再度集合起来，当众检查评比，谓之“飞行集会”。
　　七师在建宁县时就搞过一次这样的“飞行集会”，目的是检查上一次“飞行集会”布置的卫生和伪装工作，开展刺杀比赛。师长陈光一声令下，各团团长、政委都带着部队到了指定的场地。
　　队伍集合完毕，陈光师长下令脱帽，顿时，每个指战员都露出了剃得光光的头。接着，他又下令检查其他卫生项目。检查组同志从不同的角度扫视那洗得一干二净的手和脸，记下了成绩。
　　接着，陈光又命令：“戴上伪装！”刹那间，一片葱绿的草丛、树枝淹没了人和装备。师政委刘亚楼横看看、竖瞧瞧，逐团检查伪装质量，皆无懈可击。最后评选结果：各团并列第一。
　　像这样的以师为单位的大型“飞行集会”，在整个“红军青年冲锋季”里是不常有的。大量的活动都是以团、营、连为单位，开展竞赛活动。军事体育、花枪表演、劈刺动作、投手榴弹等，内容丰富多彩。
　　通过这种有布置、有检查且带有评比性的“飞行集会”，将一项项比赛活动推向了高潮。
　　
　　六、苏军官兵称赞中国红军“哈达绍”，许多幸存者说，这次竞赛活动是我军青年工作的一颗灿烂明珠
　　
　　当年5月底，“红军青年冲锋季”以巨大的成绩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次活动，不仅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而且还为提高红军官兵的军政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春，应苏联列宁共青团的邀请，以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为团长、青年团华东工委书记李昌以及总政青年部部长王宗槐将军为副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进行了为时两个半月的友好访问。王宗槐将军率领的7名军队代表，除了参加全团统一的参观访问活动外，还结合军队的特点，参观了苏军的航空俱乐部、列宁格勒政治学校等。在兄弟般的友好气氛中，苏军提出，希望中方代表多介绍些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传统。因此，王宗槐将军在讲话中重点介绍了“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翻译不知以什么样的简要语言解释“冲锋季”一词，就用俄文说：“红军在春季里的活动像冲锋枪那样迅猛。”中方代表得知这一解释后，乐得哈哈大笑。虽然语言不通，苏军官兵还是基本听懂了大致的意思，一些士兵竖起大拇指，夸奖中国红军“哈达绍”（很好）！
　　1950年10月，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在全军首届青年工作会议上指出：“‘红军青年冲锋季’虽然在执行中有些偏激现象，但她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她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1953年6月底至7月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向青年提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这就是我国青少年中至今仍然奉行和推崇的“三好学生”、“三好青年”、“三好少年”的最早由来。在这次会议上新当选为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王宗槐，都是当年“红军青年冲锋季”的亲历者。两位老战友在谈及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时，胡耀邦说，“‘红军青年冲锋季’所提出的‘四不五要三努力’，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这么说，它在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红军青年冲锋季”的评价越来越高。幸存者都说，它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
　　时代发展到今天，“红军青年冲锋季”的许多具体要求已经过时了，但它的革命精神却是永存的，它的遗传基因几乎无处不在。我们既可以从蔚然成风的“拥军爱民月”、“文明礼貌月”、“质量检查月”、“打假周”、“宣传周”等浩如繁星的名目中看到其始祖“红军青年冲锋季”的影子，又可以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三讲两不怕”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口号中，追溯出它们与“四不五要三努力”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