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百年名校形成之因及作用探析(清末民初)】清末民初长沙

　　摘要：湖南素被冠以教育大省之称，孕育了代代勤勉不倦的湖湘学子，而省会长沙中学教育在全国享有盛誉。长沙中学教育的独特现象是百年老校居多，而明德、长郡、广益(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周南、雅礼、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堂(今长沙市第一中学)又是百年老校中的名校。百年名校出现于长沙既有时代的机遇，也有各种内在因素的综合作用。他们对湖南教育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极大。
　　关键词：清末民初；长沙百年名校；形成原因；作用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3-0074-07
　　长沙，这座古老名城是点缀湘江的一颗璀璨明珠。“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之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就坐落于城西的岳麓山下。湖南素被冠以教育大省之称，孕育了代代勤勉不倦的湖湘学子，而省会长沙中学教育在全国享有盛誉。翻开中国历史的画卷，会发现一种独特现象：近现代中学教育中，百年老校并不多，而长沙就有明德、长郡、广益(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周南、雅礼、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堂(今长沙市第一中学)、妙高峰(市十一中)、福湘(长沙市十中，今电子职专)、艺芳(长沙市田家炳实验学校)、行紊(市七中)、兑泽(长沙市六中)等10多所。更为罕见的是：前6所是百年老校中的名校。如今，这些名校均办学特色鲜明、教学质量一流。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在培养人才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在全国有口皆碑。百年名校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长河中曾饮誉全国。为什么这么多的百年名校能够出现于长沙?百年名校对湖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又有何推动作用呢?
　　一、抓住有利于建校兴学的历史机遇
　　湖南的中学教育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南州中学(湖南最早的现代中学堂)成立到建国前夕，湖南普通中学特别是私立中学发展迅速，全省有321所中学，其中高中97所，初中224所，学生共11.5万余人。本文所重点探讨的6所百年名校都诞生于20世纪初，可谓湖南中学教育界的元老。这些名校的产生在于紧紧抓住了有利于建校兴学的两次历史机遇。
　　一是，湖南在维新变法开展时就引进了新式教育，虽然变法失败使教育成果受到损害，但因其所形成的教育近代化思想的暗流不可逆转。中学教育抓住了第一次建校兴学的历史机遇。
　　所谓教育近代化是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历史过程。甲午战败后，湖南世风由夜郎自大到笃实求变，谭嗣同深有体会：“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绥矣。”湖南在维新时期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兴学热潮：建立新式学堂、变通全省书院章程、增设新式学科。使湖南教育由传统的八股举业的课士教育模式向近代学校教育模式转型，由以培养人仕为目标的空疏之才到培养有宏大志向、有实学的真才转变。此时新式教育的推广者和热心倡导者呈现多层次化：在职官员、本地士绅及维新人士。且各主流阶层的关系较为融洽，这是当时湖南推广新式教育的特色，也是有利条件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年)，湖南学政江标提倡新学，他与当时长沙颇有势力的主流士绅有师生情谊。王先谦虽然思想保守，但也主张学习西艺。江标与当时维新人士谭嗣同、樊锥、唐才常等的关系也很好。康有为在1898年上光绪《请开学校折》，特别提到中小学的教化之用，他认为“小学中学者，教所以为国民，以为己国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学也”。新旧两派在是否推广新式教育的大方向上暂时能达成了一致。然而，围绕“中学”、“西学”和“体”、“用”，新旧两派已争论不休，在如何推广等具体操作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此时传统教育似乎又死灰复燃，有独占鳌头之势。但教育近代化历程一旦开启，就如洪水猛兽般不可遏制。台湾著名学者张朋园也说：“变法失败，新政虽告消减，惟西式教育得以继续。”新式教育已是一股伏流在暗自涌动，就等着有朝一日教育闸门的开启。
　　二是，清末“新政”为新式教育盖上了合法印章，为湖南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外在有利时机。中学教育抓住了建校兴学发展的第二次历史机遇。
　　湖南新式教育从开启到受挫，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时局的牵连。没有高层领导层的支持，湖南官绅兴新学之路将举步维艰。1 896年，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的李端菜上呈《请推广学校折》，要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堂第一管学大臣孙家鼐也于1898年上奏《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重议开办京师大学堂。部分朝廷命官要求推广新学，为变法时湖南教育近代化营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变法的失败，教育举措遭到官方扼杀。清廷并非痛恨推广新学，只是新学受到了变法的牵连。然而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朝统治可谓摇摇欲坠，当局被迫调整施政方针，废科举、兴新学的潮流再也不能遏止了1 1901年9月4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兴学诏书，“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省及之隶州则均改设中学堂……”1902年在长沙人张百熙主持下，清廷颁布了第一个系统的学制文件《钦定学堂章程》，制定“壬寅学制”；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推行“癸卯学制”；1905年政务部奏请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学部。清末“新政”规定了教育宗旨、制度和行政机构等，新式教育在名义上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与推行，这是中国正式开始近代教育的标志。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大气候下，湖南掀起中小学兴学热潮。长沙百年名校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除长沙市第一中学在1912年创建外)：明德中学、长郡中学、惟一学堂(现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周南中学、雅礼中学分别创办于1903年、1904年、1905年、1905年、1906年。到1909年，全省中学接近50所，居于全国第二位。虽然湖南新式教育相对于京津和沿海地区“起步晚，但速度快”。“新政”使得湖南教育以新的面貌重新起步，“进入第一轮加速期”。
　　二、汇合各种内在因素形成合力效应
　　纵观当时背景，可以说中国的很多地区拥有相类似的办学条件。而长沙在当时只是一个省会城市，政府的政策支持远不及中国政治核心地带的京津地区；在经济上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也望尘莫及。可为什么长沙能够出现这么多所百年名校?显然，长沙中学教育由于汇合了各种内在因素，形成了合力效应，从而使名校脱颖而出。 　　首先，长沙聚集着一批致力于振兴本土教育的有识之士，在湖南教育转型过程之中，出现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教育家群体。他们亲历中国内则民生涂炭，外则烽火连绵种种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多倡教育救国之说。办学育才，一时可谓蔚然成风。
　　周南中学的创办者乃清甘肃提督周达武之子朱剑凡。虽出生地主官僚家庭，但思想先进：感叹中国女子教育偏废，曾说“女子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要自立于社会，有学识材能，才能拔于黑暗”。朱剑凡以“毁家兴学”堪称一绝!学校初创，全靠典当房地田产和变卖家财维持，夫人魏湘若也捐献出了陪嫁的金银珠宝。前后共捐出园林宅地80余亩、银洋11.7万元。但其晚年生活却十分贫困：女儿上大学交不起学费，甚至身患胃癌都无钱动手术。毛泽东曾称誉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徐特立也说过：“朱剑凡在清朝时代，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叛变了清朝皇宫的家庭，拒绝了国民党的官爵，毁家兴学，创办周南女校，是一个有志气的人。”
　　长沙教育史上另一名流，非明德中学“磨血人”胡元恢莫属。他于1903年租赁左文襄祠为校舍，创办明德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推荐其任教育总长，坚持不就，说：“流血革命险而易，磨学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乃磨学之人。”提出“不作官、不入党派、不怕困难”的“三不”原则。为筹办经费，北出榆关，南下金陵，或往旧都，或赴浔汉，甚至远涉南洋。时任内阁总理熊希龄说：“胡九(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九)真难对付，常来捐款，不给，则坐卧不去，而请其做官，则坚决不就。”几乎毕生“磨血”于明德中学。
　　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借湘乡试馆作校舍，创惟一学堂。他拥有着湖南人特有的坚毅性，一生以爱国救民为己任。可以从其早年自题的五律诗中窥探一二。
　　《题长剑》
　　匣中三尺水，跃起作龙鸣。
　　有鬼哀风雨，何人托死生?
　　只今无季子，在昔见荆卿。
　　清夜飞腾志，时时为尔萌。
　　1906年5月他不顾地方封建政府反对，与革命党人陈家鼐、宁调元等力主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于岳麓山。他通过此事教育学生，“要使大家晓得爱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赞叹这是“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
　　长沙市第一中学首任校长符定一善于发现人才，因材施教。1912年，国文招考的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为重”，毛泽东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该校。符定一对毛泽东的作答十分赞赏，但担心其中有伪，便亲自面试。他还特别注意到毛泽东总是心系国家强盛、民族危亡，因而格外器重他、帮助他。
　　长郡中学自长沙知府颜仲骥创办长沙府中学堂始，留下许多佳话：彭国钧寿金兴学，王季范以校为家，鲁立刚芒鞋请款，罗讽清三顾求师。
　　雅礼，虽然是耶鲁大学民间团体雅礼协会远涉重洋来长沙创办的，名家不胜枚举：黄浦、劳启祥、应开识、谭仁义、何钦思(Francis S.Hutchins)等。
　　此外，长沙名师跨校任教者不乏其人：徐特立、杨昌济、李肖聃、田伯刚、沈望三、杨笔钧……曾在长沙各中小学(包括长郡、周南)、师范学校任教的徐特立先生注重言传身教，提出“不动笔墨不看书”。曾在省立第一中学(今长沙市一中)等学校任教杨昌济先生认为教育是“寂寞之事而实为神圣之天职，扶危定倾，端赖于此”。熏陶了代代学子。当时长沙办学兴学者大都有留学经历：例如，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派遣俞诰庆……胡元倓、朱杞、刘佐楫、江都良、陈润霖等11人赴日，为期6个月，习速成师范，并考求学校制度。朱剑凡、陈凤荒、何炳麟等不屑科举，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回国后献身教育。他们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为国内教育事业奔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他们志同道合，砥砺学问；他们不仅长于治学，还投身教育相关事业(1917年，彭国钧、徐特立、朱剑凡等组建“建学会”)。有这样一批披荆斩棘之有识之士为长沙中学事业添金加瓦，实乃长沙之大幸，湖南之大幸。
　　其次，各校传承独特的办校宗旨、校训等校园精神文化，激励了代代师生。
　　校训乃学校之魂。时局变换，斗转星移，各校虽然百经磨练(停办、复办、合并、迁址等)，但总能死而复生。它以寥寥几字，却完整地阐述了学校绵延不息的精神风貌，渗透着办学理念，彰显着校风、学风。表1所列6所学校的校训独具特色，而又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各校在具备湖南秉性之外，又不乏各自特性。周南中学在开女智、树女权方面首屈一指，形成独具特色的“周南精神”：朱剑凡老师的爱国精神，妇女运动领袖的革命精神……不愧为“名校之花”。明德“磨血育人精神”倡导在苦难中磨练意志。雅礼中学沐西方之文明，承华夏之神韵，有着“及时奋发精神，好担当宇宙”的优良传统。长郡中学以“朴实沉毅”为校魂，刻苦攻读，严谨治学。师大附中坚持“以人为本，兼容并蓄”，学生素质全面而又个性彰显。长沙市第一中学师生历来爱国、讲民主。
　　第三，各校随时局变迁、社会需要适时对办学体制、内容做出调整，使创办、教学和管理各具特色，具有灵活的文化适应性。
　　近代以降，中学堂按创办主体可划分为私立(多人联合创办的称公立)、官立两类。而私立又分为国人和教会创办两种。长沙特色在于私立中学较官立要早、要发达。清末“新政”后，朝廷允许私人开办中等以下的各类学校，私人办学权限逐渐宽松。本文所探讨的6所名校中，最初由私人创办的就有周南中学、雅礼中学、师大附中、明德中学4所。时人评之：“讲句过火的话，撇开私立学校，我省毫无教育可言。”其中，周南中学是审时度势的典型：创办之初为避女学之禁，采用“周式女塾”；1907年公布女学堂章程后，借机易名“周南女学堂”；1916年朱剑凡以“省立女学师资培养已有专科，唯女子人材教育，尚付缺如”，呈请改办中学。秉承传教为目的雅礼中学如何在长沙赢得生存空间?传教士找到了一条教会融入教育之路。正如其所声称的：“本会深信将来布道事业之成就，悉视教育事业之良否为转移，盖因教会与教育事业二者实为相辅而行，非一方所能奏效。”当然，官立中学并非一无是处：1902年颁布的《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小学堂原不以府县而分，……但目前官立诸学堂现就府治设一中学堂，……以为绅民设立之模范。”长沙知府适时在1904年创建了当时惟一的府立中学堂一长沙府中学堂(现长郡中学前身)。而省立长沙市一中建立于民国初，当局指定建立一所省立中学以“谋全省教育之统一”“谋学生程度之齐一”“谋中等教育之扩张”“可省教育之经费”“可谋教科之完备”“可扩学生之眼界”。 　　在教学内容上主要以日本为学习模板。因为当时师范类师资极其缺乏，派人去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快速而有效。正如康有为所说：“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励东游，速成尤易……”同年，光绪帝谕立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进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在课程设置上：其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学堂开设中国文学、算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外语等12科。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体育课大都流于形式。但6大名校却一改体育之颓风，发展得有声有色。崇尚体育是雅礼的传统，著名科学家李星学曾回忆母校“每天大操场的晨练蔚然成风；下午最后一堂课后，各种球类运动，目不暇接……”雅礼中学的足球称雄于湖南；周南女排，多次代表市、省参加大型运动会，成绩突出；明德的篮球技艺高，享有“泰安球王”之誉；长郡中学的“八大球王”及其后来的“八小球王”，所向披靡。其二，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注重实用性。例如，朱剑凡亲自开设教育学、心理学等新课程，编写了《教育学》、《儿童心理学》讲义；设置了与女学生活密切的相关教学，如烹调、女工、音乐、刺绣、种植、手工劳作等。在教学方法上讲求教学合一。教师积极探究符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法。民国初期，许多学校根据各自办学目的，所开课程不尽相同，所用教材也不一致，自选、自编者不少，各具特色。例如：省立一中大都采用自编的讲义和教材，如彭泽陶编《国文名篇标补注析》、吴晦华和钟月秋编《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明德曾经将高中生按志愿划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所授国文、英文课时较多，乙组数学、物理、化学课时较多，两组所用补充教材，都有主讲教师选编可谓湖南文理分科之滥觞。此外，教学法讲求多元化：启发式教学，“五段式教学法”，单级、多级复式教学……周谷城曾回忆在一中任教的袁仲谦老师“教学方法上，特别严格”，袁先生曾出了一道“本期开学迟之因”的题目，即使是被誉为会写文章的周谷城，也只打了60分。雅礼中学以英语教育见长，其英语教材由盖宝奈自编，采用直接教学法，高中阶段自然学科多采用英文课本，物理化学实验报告也用英文。明德中学卓有成效的是“教育双轨制”：学生均使用两种文字的教材，既有中文版的，又有日文版、英文版的原版教材。虽然新的教学方法受诸种因素的影响，在推广上会出现诸种困难，但在历届师生共同尝试、磨合之下逐渐被接消化、吸收。
　　在管理上讲求效率，力行严格。在学校领导体制上，注重开源节流、精干人员。一中在校长之下，只设一个办公室，学监三人，总监一人，事务部设庶务、会计各一人，图书管理员一人，校医一人；明德只设一个校长，分设教务、训育、体育、事务4处，各处设主任1人，职员1-2人。各校对于学生的成绩考查、升留级、毕业都有明文规定。在执行校规上，有奖有惩，不含糊，不殉情。没有严格而高效率的学校管理制度，学校只能是一盘散沙，不能精诚团结，更谈不上能经历百年锤炼。
　　第四，长沙特有的区位优势，各校可以就近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据统计，晚清、民国时期，长沙先后共创办私立中学有63所，其中32所因财源枯竭，或因官方查禁，或因战乱破坏，或因主办者变迁等多种原因陆续停办。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各地政治经济一直呈现不平衡状态。在当时人力、物力都匮乏的湖南，优势资源首先得满足作为政治经济核心地带的长沙，然后在条件允许情况之下，考虑其他地区。长沙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呈同心圆向周围辐射。各种文化因素同样如此：能够细数出的湖南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教育家几乎都集中于此：徐特立、朱剑凡、杨昌济、陈润霖、王季范、彭国钧、周世钊……考虑在长沙办学：一则，省会的政治敏感度相对要强，相关教育政策从发布到执行的周期要短，政策支持力度强，执行力度大，办学阻力少；二则，省会长沙文化影响力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长沙是湖南接受新思想最早的地区，相对湘潭、邵阳、常德、衡阳等县市，人们思维较为活跃。而且省会示范作用较强，办学经验、理念等辐射到省内其他地区的力度更大。此外，这里不得不特别提到雅礼中学，雅礼协会的德士敦(John L.Thurston)之所以考虑在长沙办学：一方面借助长沙区位优势办学，引进新思想、新方法，为传教找到一件理想的防弹衣。也企图抢占有利先机，保持对长沙中等教育的主导地位，正如1898年美国传教士巴驾(Peter Parker)著文叫嚣的着：美国传教士需要“取得和保持中国人民及政府正在提倡的教育运动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湖南历来排外，省会长沙虽然有许多趋新的因素，但保守势力影响仍烈。如果能在省会办学成功的话，利用省会的影响力，湖南其他地区就势如破竹了。
　　三、百年名校对湖南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
　　首先，长沙百年名校是湖南教育近代化的早期开拓者和典型。在百年发展历程中逐渐成熟的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等代表了湖南中等教育的最高成就，奠定了湖南教育在全国的地位。
　　教育近代化不可逆转。6所名校在借鉴日本和西方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长郡中学在民国时，以富国强民为办学宗旨，强调学以致用，求实创新；建国后，该校的“精讲多练”“狠抓中下，全面提高”的实验在全市、全省大力推广；如今，学校按照“改革、实验、示范、高质量、现代化、有特色”的办学思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和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师大附中在素质教育实践上首屈一指。改革开放后采用“全面打基础，发展个性特长”的实验班办教育方法，成效显著，并沿用至今。周南中学，以女校为特色，在1968年男女兼招之前，一直引领湖南女学，校风文明、学风朴实、校容雅洁是该校的优良传统；如今，学校采用全封闭寄宿管理，优化学习环境资源。长沙市第一中学树立省立中学之标杆：学校以“选择一中，就是选择严格的教育”为口号，从严治校；学校以学术研究风气浓，学生以综合素质好，发展后劲足的整体形象而名扬国内外。明德秉承革命传统，以德育为首、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特长为办学特色。建国前已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美誉。雅礼中学是近代外人在湘办学的典型，为国内办学提供了直接的借鉴。它直接将美国教育模式引进湖南。例如，学校管理重制度、讲民主；师生关系讲平等；课程设置以英、体见长。此外，雅礼一直就有国际交流之传统。建立之初，学校招募不同学历的教师来华，实行梯次轮换制度。除了某些特殊时段外，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如今，雅礼已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10个国家的大中学校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搭建了师生互访交流的国际平台，有力地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 　　6所名校，在建立之初，就已经在湖南中学教育史上崭露头角；百年沧桑，命途虽舛，仍弦歌不断，其办学实践，已成为湖南人才培养的一种范式，他们是湖南中等教育的顶梁柱。
　　其次，发展了湖南的中等群体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化；造就了在湖南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精英群体，他们深入到政界、学界、商界等各个领域，贡献卓著，充分推动了湖南整体发展。
　　中学教育担当着人才上承下传的角色。此阶段学生的学习习惯、思想品性已经开始成熟与定型。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小学与大学教育，中学教育任重道远。受当时湖南资源的局限，各级教育的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而湖南中等教育办得最有活力，最大限度地吸收适龄学子入学，满足了社会日益增长的接受教育需求。受其影响，社会上的实业教育、平民教育等如火如荼的兴办起来，从而，湖南整体接受新教育的群体日益扩大，影响着湖南人思想的变迁，促进了湖南整体文化层次的提升。
　　中等教育的教育环境和知识结构对人格、信念影响深远。百年以来，6所老校培养的影响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精英人才不计其数。表2部分罗列了这些精英人物(有些重复，因一人分初、高中阶段就读不同学校)。
　　其实，出自6大名校的三湘学子不计其数，鉴于篇幅，不可能一一罗列。通过表2，我们仍可以窥探出：6所名校培养了一大批经邦济世之人才。从“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豪迈气概中。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一批批湖南伢子浴血奋战，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毅然前赴后继!他们的名字耳熟能详：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向警予、杨开慧、柳直荀……在近现代的主要领导人中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些老校学子的身影：毛泽东、李立三、任弼时、周谷城、朱镕基……而建国之后，学子们在各种建设性领域勇于创新、不畏艰辛，几乎遍布于所有领域：军政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商界等。他们为湖南社会进步、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经济腾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明德中学共培养的8万余名学生中就有院士17名，被称为“院士摇篮”，是目前湖南省中学培养院士最多的学校。此外，雅礼院士14名，一中和长郡各12名。曾被认为是荒蛮之地的湖南，经过近百年的洗礼，正经历着蜕变，呈现出勃勃生机。正因为这些奋斗者薪火传递，湖南正以昂首挺立的姿态，从中国中部开始崛起!
　　第三，老校的“人才效应”催生了湖南的“名校效应”，从而带动了湖南教育的腾飞。
　　百年来，6大老校培养的诸多人才为社会所公认。在这些名人效应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了长沙的“名校效应”。各百年老校秉承素质教育办学思路，力求高质量的办学与人才保养效果，从而带动了湖南教育的腾飞。湖南人不再封闭保守，而是以崭新的姿态引领中国教育的前沿!
　　注释：
　　①禹宣三.怀念先父禹之谟烈士，《禹之谟史料》，第94页。
　　②《本会总记》.《湘江评论》第4期。
　　③格勒格(A.H.Gregg)：中国与教育自主，1946：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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